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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文论的“失语症”由来已久，目前学界缺乏有效应对，而面对西方学术擅长逻辑思维、体系林立和中国传统文论缺乏系统的逻辑思维表现形态的现实，绝大多数人抱有建构理论体系没有必要的虚无态度或深知理论体系建构非常复杂、困难因而畏惧逃避的态度。实际上只要方法对路，找对解决现实学术问题的切入点，理论体系的建构还是可期的。在原创性理论体系价值极大的基本认知和当代文论的话语体系建构成为国家层面的紧迫任务情势下，学界应该迎头而上，积极探索。“神味”说新审美理想理论体系的建构，或许可以为学界带来某种启示作用。 关键词：理论体系建构；问题意识；“神味”说；逻辑理路；启示作用 作者简介：于永森（1977— ），山东平度人。现为宁夏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中国韵文学会、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论话语体系建构与古代文论与文学、传统文化思想研究，著有《诗词曲学谈艺录》、《聂绀弩旧体诗研究》、《论意境》、《论豪放》、《“神味”说新审美理想理论体系要义萃论——当代中国“本土化”文论话语体系之建构》、《元曲正义》等，发表论文多篇。 一、当代中国文论的“失语症”现状与话语体系建构的困难 毋庸讳言，理论话语体系的建构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对于二十世纪以后尤其是当代中国而言，它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理论任务。中国现当代文论是如此缺乏理论的原创性，缺乏理论体系的建构，从而丧失了自己的话语权，缺少与西方世界交流的“尖端武器”。所幸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美学、文论界已经逐渐开始认识到了自己的缺陷，提出了“失语症”[1]问题，表明在思想意识方面已经有所觉醒。但20多年过去，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多少实质性的进展，对于中国美学、文论的理论话语丧失问题，国人正变得越来越焦虑。如孙绍振指出：“中国近百年的文论史，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文论的独白史。全盘接受西方文论，导致了对民族独创性这一目标的遗忘。”[1]黄应全先生也认为：“‘原创性’的确是一个令当今中国学术界最为头疼的事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学术界（甚至包括自然科学界）普遍存在一种‘原创性焦虑’，即对不依傍于人、自出胸臆创造能力缺乏的深深不安。……这种对原创性的殷切渴望与它在当代学术界实际的缺乏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反过来又加剧了中国学术界对原创性的需要。不与外部交流的时候感觉似乎还好，一与外部交流立即发现属于自己的东西几乎没有。贩卖中国古代的东西也可视为这种现象的间接反映。当今中国学术已经不可避免地需要与外部尤其是西方交流，于是原创性，中国学者自己独自创造的能力，就变成了衡量一个学者最重要的尺度。”[2]可以说，缺乏思想意识的更新，缺乏为人类文明高端增砖添瓦的理论创造，并且不知如何改变这一态势，中国百年之痛，莫过于此！[2]这其中，学术体制的诸多弊端（既得利益者刻意回避、阻断真正的创新；功利化、庸俗化；学术成果发表、出版平台及学者的生存平台等级化等）和学术风气（抄袭、变相抄袭成风；学术研究低水平重复等）等一系列现实问题，又为理论创新与传布增添了很大障碍。 对于当代中国理论话语体系建构的“原创性”、“本土化”焦虑，已经上升到了国家层面，比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文艺评论工作。……文艺批评要的就是批评，不能都是表扬甚至庸俗吹捧、阿谀奉承，不能套用西方理论来剪裁中国人的审美”[3]，随后学界迅即做出了反应，比如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第十二届年会“百年文学理论研究中的中国话语”学术研讨会2014年10月底在北京召开，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第十二届年会暨“当代中国文论的话语体系建构”学术研讨会2015年10月23日在湖北大学召开。这些情况说明，理论话语体系创造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一个无法回避的“国家任务”，是理论界的最高任务，所有理论工作者必须对此有所动作。 综观二十世纪以来并不算缺乏学术大师的中国，在理论话语体系创造的领域却束手无策，一些学术大师、大家在专门的治学领域成就斐然，或在理论问题的某些方面的研究、阐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他们无一例外均没有真正的原创性的理论体系创造。[3]从理论话语体系可能产生的几个领域来说，中国学界的表现可以分为这样几种情况：（1）在美学层面，二十世纪以后的中国美学，基本上是一个介绍、阐释、运用西方美学的态势，且美学研究偏于西方理论，偏于西方近现当代美学理论，对于中国古代美学的研究仍然比较薄弱；（2）在文学理论层面，许多人并没有明确的意识来建构一个理论话语体系，尤其是古代文论研究领域：“自从二十世纪初叶王国维发表意境、境界说以后，二十世纪初叶至二十世纪末八十年间出版的多种文学批评史著作大都写到‘五?四’以前，以王国维为殿军。撰著者们一般只对古代文学理论资料进行收集、诠释和评价，即在书中说明古代文学理论的内容，判断它们的价值，确定它们的历史地位，不再继续古人进行理论创造。大概撰著者约定俗成地认为，古代已成为过去，自己的工作只是类似博物馆解说员的历史旁观者的角色，他们的批评史著作也就不约而同地形成了固定的模式。”[4]在现当代文艺理论研究与批评层面，绝大多数人也都喜欢采用前人既有的理论（无论中西）来进行相关的理论活动，并没有明确的意识来建构一个理论话语体系，现当代文艺理论研究与批评领域存在着与上述美学层面同样的问题。（3）文艺创作层面。由于二十世纪以来文艺理论研究的亦步亦趋西方而形成了以学院派学术为代表的枯燥而不实用的理论研究、阐释态势，从而导致创作者对理论抱有一种相当的反感和拒斥情绪，又由于文艺创作者不一定是理论家的传统态势，导致了在文艺创作界根据创作实践总结、升华出理论话语体系的可能性减少到了最低限度。面对西方学术擅长逻辑思维、体系林立和中国传统文论缺乏系统的逻辑思维表现形态的现实，绝大多数人抱有建构理论体系没有必要的虚无态度或深知理论体系建构非常复杂、困难因而畏惧逃避的态度。但实际上，只要方法得当，理论话语体系的创造并没有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难，何况，理论体系有大小[4]，并不是一谈到理论体系，它就一定是庞然大物。如何成功建构其当代中国的理论话语体系，以更好地融入整个世界的话语体系之中，并引领中国文艺创作的未来，从方法论的层面来说，这是一个需要在具体操作层次上必须解决的问题。 从具体操作的层面来说，建构一个理论体系的最好方法，乃是以“问题”为切入点考虑问题和进行操作，对此，有的学者也是有明确的认知的，比如黄应全先生认为：“以我的浅见，达成学术原创的要害乃是围绕问题展开。具体地说，就在于提出别人没有提出过的问题进而得出别人没有得出过的结论，或就别人已经提出的问题给出别人未曾想到的答案。但是，有一个前提：必须是合乎学术理路的。”[2]以问题为切入点，可以如同一粒种子一样，以逻辑为支撑，逐渐向外多层次多角度发展，即由小到大、由少到多，逐渐生发出一个理论体系。在美学或文论（尤其是古代文论）领域，也有一些学者建构了理论体系，但它们或者仍然套用西方文论，按照某个角度或核心线索来做一个翻版，或者依据西方学术的逻辑思维，按照某个角度或核心线索将中国古代文论的一些内容重新“串”了起来，其结果是缺乏理论体系内在的生成性，缺乏理论话语体系应有的思想性创新，均停留于泛泛而论的一般性意蕴层次，从而造成了理论的“空对空”现象，缺乏现实针对性，也在根本上缺乏“原创性”、“本土化”和“民族性”的理论品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