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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中国文学穿越国界——访苏珊·桑塔格国际翻译奖得主莫楷

http://www.newdu.com 2017-12-01 文汇报 花萌 参加讨论
莫楷(Canaan Morse)是美国东北缅因州的一位80后。他不仅是《人民文学》英文版《Pathlight(路灯)》的创始人之一、唯一的诗歌编辑,同时也是中国文学海外推介网站“纸托邦(Paper R

 

    

    莫楷(Canaan Morse)是美国东北缅因州的一位80后。他不仅是《人民文学》英文版《Pathlight(路灯)》的创始人之一、唯一的诗歌编辑,同时也是中国文学海外推介网站“纸托邦(Paper Republic)”的最早成员之一。
    苏珊·桑塔格国际翻译奖(Susan Sontag International Prize for Translation)是奖励世界范围内三十岁以下从事文学英译者的重要奖项之一。作为该奖的2014年得主,莫楷多年来一直秉承着对中国文化和文学的挚爱,从事着中国文学的英译和研究工作,从而使他对中国文学的海外译介问题有着深刻、直接的体验和了解。
    少年时代的中国缘
    早在十岁那年第一次接触到中国语言之前,莫楷就迷上了中国的神话和历史。那时候他最爱看神话,感觉文本内容起源越早就越神秘。此外,父母的影响,对莫楷的中国语言文化学习具有极大的引导与帮助。他的父母曾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在哈佛夜校修学中文,父亲还在康奈尔大学主修中国哲学、中国美学和科举制度史。
    莫楷父亲最初送儿子学汉语,可能有点儿“父梦子承(vicarious living)”的意思。可后来他发现,小莫楷不但极具汉语天赋,而且达到了酷爱的程度。闲暇时,小莫楷会将父亲书架上的古代和现代汉语字典取下来,边翻阅边抄写其中的汉字。见儿子与中文如此“有缘”,在莫楷十岁那年,父母特地为他到科尔比学院(Colby College)聘请一位副教授专门进行中文辅导。八年后,莫楷考进该校,孩提时代的中文辅导成了他毕生事业的导师。
    莫楷最初几次来中国,都是为了专门进修中文,参加的是诸如美国各大学联合汉语中心ACC(Associated Colleges in China)、国际联合汉语培训项目IUP(Inter-University Program for Chinese Studies)等机构专为美国学生设计的语言学习班。
    2009年,莫楷毅然决然从麻省大学波士顿分校辞职去北京发展的行为,着实让他的亲友大跌眼镜。后来他如此解释道:“做出这一举动的行为动机比较复杂:其一,为了发展自己的文学翻译事业。在北京能有更多的机会结识优秀的中国作家,顺便把当时接手的一个作品翻译完成。其次,为了学相声。我在2007年有幸结识著名相声演员丁广泉老师,从而对相声产生了浓厚兴趣。2011年秋,我正式拜在丁老师门下学习相声。其三,出于对现实中国的兴趣。我认为,要对中国语言文化有深入了解,非得在当地体验生活不可。其四,为了继续学业。2011年,我成功考取了北京大学的中国语言文学系,辞职深造就是为了深究中国文学。”
    师从中国艺术家丁广泉从事相声表演的经历,使莫楷悟出了文学翻译的真谛——语境。这恰恰是困扰许多文学翻译家的难题。为此,他有意识地进行了大量在中文语境中的语言训练,在与听众听觉审美的互动中提升对语感的高层级认知。学相声就是学“对话”,来言和去语的巧妙搭配形成了强有力的逻辑关系。
    对相声语言的高敏感度使莫楷在文学翻译上如鱼得水。他的研究兴趣广泛,对古典文学和当代文学均有涉猎。莫楷认为,在汉语这种“字本位”的特殊语言情境中,对古典文学与当代文学的研究和翻译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的关系。因此,不管是古典文学还是现当代文学作品,只要能够提高自身的翻译和创作能力,他都愿意尝试。他翻译的处女作便是王朔的中篇小说《空中小姐》。
    中国文学的译者现状
    莫楷介绍,当下的中国文学翻译队伍主要来自美国、英国、德国和中国香港,人员储备稍显匮乏。就莫楷身边的英译者而言,有的是通过他的博客召集而来,有的则是有过合作的老朋友。在全世界范围内,学习中文和东方学的学生比例虽不大,但总量并不少,为何罕有人从事文学翻译呢?莫楷认为,从技术和精力上来说,文学翻译完全称得上专业工作,但无法获取专业人士应有的报酬,这一现状与异域学生学中文的目的显然背道而驰。他们要么为了有朝一日在中国能获取丰厚的报酬,要么希望能够在中外关系发展中谋求到理想职位。一心关注中国文学海外译介且立志做文学翻译的人数,毕竟非常有限。
    目前,在美国支持文学翻译的主要机构,有独立联邦机构NEA(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NEA)和民间非营利组织美国笔会中心PEN(American Center,PEN)。两个机构每年会提供数额不等的奖金给申请的译者。PEN提供的奖金数额在三千到六千美金不等;NEA资助的金额则大很多,少则1.25万美元,多则达2.5万美元。这两项奖金对翻译的选材与题材不限,但以单本翻译为主,每年竞争都非常激烈。
    中国也有几项资助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翻译基金,如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主管的“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项目和作家协会的翻译基金等。但国内的翻译基金数量有限,资助款项大多也不大。忽视对译者的社会认可和经济支持,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文学的海外译介。
    中国文学翻译主要有三种模式:中国译者独译、海外译者独译与中外译者合译。在中国译者翻译效果不理想、海外译者数量极其有限的情况下,莫楷主张,“凡是能够产生佳译的做法,我一律不反对。”尽管在翻译《小九路中巴》的过程中,他曾与香港城市大学教授卢克斯(Lucas)有过不错的合译经历,但他仍然偏爱与文本单独作战的模式,这完全出于自身对中国文化、文学的深情,他常沉醉于文本内字里行间的韵味和翻译过程不断推敲的独有体验。
    翻译中的舍与得
    莫楷表示,自己在翻译过程中会遵守与作者的信任关系,尽量忠实于原文,但同时他认为,确有创作能力比作者更强的译者。翻译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再创作,翻译家有权力加重译文的色彩和感染力,据说托尔斯泰的英文译本就比原作流畅得多。文学翻译的目标是一种共同创作(co-creation),以谦虚的心态进行的翻译不会阻碍原作的再次传播。
    翻译过程中使用的附文本主要包括序言、注释(包括脚注和尾注,一般情况下,脚注简单,尾注详明)。虽然莫楷本人对脚注没有异议,也不认为会妨碍读者阅读,但是如今对脚注的排斥已成为西方翻译家的普遍心态。在个人翻译实践中,莫楷会尽可能减少脚注,他认为注释过多不但会破坏文章的节奏和韵律,更糟糕的是,阅读极易成为读书备考,故事的沁入性被破坏。因此他更惯用尾注,这样既不干扰阅读过程,又可在正文后畅怀挥笔。在翻译何其芳的《画梦录》时,莫楷几乎一律用尾注,将正文中不断出现的各种典故和历史材料在正文后全部铺开,以致85页的正文后,竟有50页的尾注。
    莫楷认为,译本是译者与出版社互相角力的产物。基于受众和市场效果的考虑,出版社为了实现接受效果的最大化,往往会向编辑和译者施加压力;而编辑和译者则以论点的合理性与个人审美价值为据不愿轻易屈从与让步,译本在一次次的争锋中产生并获得意义。令人庆幸的是,许多编辑、译者和出版人的合作是建立在友情之上,他们往往是商业界最讲情义和彼此信任者。以编辑与译者关系为例,前者的影响力不仅限于译作,更有可能波及至译者整个职业生涯。编辑应视译者同原作者,亲密无间。译者则视编辑为友,忠诚有加——纵使其他出版商开价更高,仍不为所动。当然,他们之间的友情维护有其基本原则:编辑不会为译者而损害出版社利益,毁了自己的事业。当译者提出不合理要求并强调话语权时,编辑多以大局为重,当机立断。毕竟译作一旦出版,盈利与否,编辑全权负责。
    对任何文本的修改权都应该保留在与文本最亲密接触的人之手。原作者和译者交流,译者和编辑交流均是如此。基于个人文学理论背景,莫楷对翻译的理解并不墨守成规,他认为“作者意图”这个概念是值得商榷的,因为无论从哪方面而言,作者与作品的关系都难以截然区分。当译本进入修改阶段,交流要以译者为主。为了让译文情节更紧凑,表达更富韵味,有些原本细节会被“轻描淡写”,会被“创造性地处理”,会被调整顺序,甚至做部分删减。成功的译作未必是完美之“对译”。符合源语语境审美期待的译文未必能在目的语阅读市场取得成功。同样,虽然翻译编辑是译本的“主刀医生”,可对译本进行“手术”,但必须遵循的原则是“不要制造伤害”,即整个编辑过程需尽量保持译者的语言和思想。
    观念差异属于另一个范畴的问题。中文作家的某些表达有时会触碰到英语读者的神经,这种情况下,编辑和译者都需非常谨慎地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调整,比如,莫言一代的作家经常在对女性或黑人的描述中流露出己见,出版社和翻译必须想出合理的解决办法。
    双管齐下:提升质量、尊重受众
    莫楷认为,为了达到更广的覆盖面与更好的接受效果,除了图书出版以外,中国文学还可以通过报纸连载、网站、微博、微信等新媒体方式进行传播,但无论如何,提高作品质量才是关键。在美国,《解密》《狼图腾》并未热销,《三体》却一夜“倾城”。这一成就一半归功于刘慈欣的原创能力,另一半则得益于刘宇昆和 Joel Martinson的佳译。原本和译本的双面高质才会使国外出版社编辑主动出价,竞购该书版权。需要指出的是,以《三体》为代表的类型文学一直比纯文学市场大得多,更容易寻找到对此感兴趣的编辑和愿意巨额投资的出版社。
    艺术的创造、阅读与欣赏是人类有史以来不可或缺的行为,跨文化的艺术交流由文化发展内力自驱完成。莫楷认为,文学作品以保持意义的多元化为尚,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会受限于一定的意识形态和有限的知识储备,对作品和翻译过度的干预会使文本趋向意义和解释的统一化。
    需要强调的是,不能按照传播者的价值观念把传播者和接受者理解为主动体和被动体,这是对受众阅读权利的轻视。有吸引力的作品,接受者自会主动索要;缺乏吸引力的,传播者再推亦无用。文学几乎没有“走出去”的,只有被“请出来”或者“被挖出来”的。要真正提升中国的软实力必须尊重受众,以受众为主动体。《西游记》英译本有塞缪尔片段的节译本《金角龙王,皇帝游地府》、詹姆斯·韦尔短篇幅选译的《中国的仙境》、蒂莫西·理查德长篇幅选译的《圣僧天国之行》、海伦·M·赫斯的更长篇幅的一百回选译本《佛国天路历程:西游记》和最有影响力的韦利全译本《猴王》,相关组织需要做的是支持尽可能多样的译本出版,以供不同受众选择,并为其提供必要的辅助性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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