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百年后,我们跟王阳明学什么——专访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郦波
人物小传 郦波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人,《中国诗词大会》《中国成语大会》《中国汉字听写大会》点评嘉宾。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或讲话中先后10多次提到明代思想家王阳明,肯定阳明心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也是增强中国人文化自信的切入点之一。 五百年前的王阳明,为何直到今天仍然备受推崇?阳明心学究竟蕴含着怎样的智慧?今天,我们重温阳明心学的意义何在?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郦波以其数十年的专研所得,为我们一一道来。 五百年来罕有之“完人” 解放周末:今年您出版了《五百年来王阳明》一书,受到了读者的欢迎。这在您意料之中吗? 郦波:意料之中吧。即使对我自己没信心,我也应该对阳明先生有信心(笑)。 近代有句流传甚广的话:“五百年来两大完人,前有王阳明,后有曾国藩。”平心而论,曾国藩还是逊于王阳明的。另有说法认为,儒家历史上曾经产生过两个半完人,一是万世师表的孔夫子,一是开创心学的王阳明。还有半个,即晚清实学代表人物曾国藩。你看,不同的完人“榜单”里都有王阳明。 解放周末:不仅在中国被奉为“完人”,王阳明在邻国日本的影响力也有过之而无不及。 郦波:日本文化深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近代日本的崛起,在现象上看是脱亚入欧,在思想上看则可以说主要是以阳明心学为奠基的。从倒幕运动到明治维新,不论是前三杰中的高杉晋作,还是后三杰中的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都是阳明心学的忠实信徒。 明治维新之初,日本派使团到西方,希望列强能够取消逼迫日本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这当然是谈不成的。但被拒之后,这个使团没有灰溜溜地回国,而是用了一年零十个月的时间,详细考察了美英德法等12个西方列强,这一年多的考察和学习,才真正奠定了明治维新的基础。 之所以会这么做,和使团成员大都为心学信徒有很大的关系,他们实践了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日本学者高濑武次郎曾说:“我邦阳明学之特色,在其有活动的事业家,乃至维新诸豪杰震天动地之伟业,殆无一不由于王学所赐予。”章太炎也曾说:“日本维新,王学为其先导。” 解放周末:中国不仅是阳明心学的故乡,而且早在1861年就开始了洋务运动,为何没有产生明治维新这样以阳明心学为先导的运动? 郦波:王阳明卒于1529年,近五百年来,追随者众,到了近代中国,也不乏很多实践者。当年毛泽东进入长沙第一师范学堂,就是以一篇研读心学的文章《心之力》而受到老师杨昌济器重的。青年毛泽东还发过“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余子”的感慨,意思是说王阳明之后无来者。 但问题在于,如果从整个国民精神的角度看,不得不说,心学的精粹并没有在我们的国民教育中发扬光大。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心学一直被误读、被歪曲。 “心”乃生发意义的源泉 解放周末:对心学最大的误读,是否就是把它当作主观唯心主义学说进行批判? 郦波:这种误读,很大程度上源于对心学“心外无物,心即理”的错误理解。王阳明所说的“心外无物”,是不是如陆九渊当年说的“我心即宇宙,宇宙即我心”?是不是就是后来贝克莱说的“存在就是被感知”?王阳明在世时就曾有类似的质疑,由此引发了中国哲学史上有名的“岩中花树公案”。 有一次,王阳明和学生、朋友同游南镇。学生看到南镇山岩中有一棵花树,非常美,就问老师:先生说心外无物,难道我们不来南镇,这棵树就不开花、不美丽了吗? 对此,王阳明是这样回答的:“汝未来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汝来看此花时,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汝心之外。” 解放周末:怎么理解这段话? 郦波:我觉得要回到原始文本。 “汝未来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中,“寂”是关键词。“寂”从宝盖头,是房子的意思,下面的“叔”原意是手去捡豆器,也有说是捡法杖,不管是豆器还是法杖,都是祭祀用的礼器。“寂”常和“寞”在一起。甲骨文的“寞”是上下草丛中一个太阳,意即太阳下山了。祭祀完成,神灵退去,收拾起祭祀的器物,这种状态即是寂寞。古人认为,失去了心中的价值归属,人的精神没有了依托,才是寂寞。 “汝来看此花时,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什么叫“明白”?日月合为明。而白,非指颜色,在甲骨文里,白是一口多舌的意思,形容一个人在极尽表达、反复陈说。 从训诂的角度解释了这几个关键词,就明白了,针对花存在不存在这个问题,学生问的是一种物理存在,王阳明回答的是一种价值存在。王阳明的“心外无物”,说的是“心”乃生发意义的源泉。 解放周末:习近平总书记在一次讲话中,曾经引用了王阳明“身之主宰便是心”这句话。 郦波:这是对心学的正解。“本在人心,内心净化、志向高远便力量无穷。”“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这就是阳明先生的“唯心”。 “知行合一”解决习性问题 解放周末:从2009年至今,习近平总书记先后10多次提到王阳明和他的学问。其中,“知行合一”提到了7次之多。 郦波:龙场悟道让王阳明悟出了“心外无物”,正式创立了心学,之后他将“心即理”不断延伸,以纠当时知识分子空谈、虚谈之弊病,渐渐产生了知行合一的思想。 行和知,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是很重要的两大命题。从《尚书》开始,到孔子、庄子、孟子,到二程、朱熹,然后到明末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再到孙中山、陶行知,都思考、讨论过这个问题。 比如陶行知,原名陶文濬,读了心学之后改名陶知行,后来再次悟了,又改名陶行知。为什么一改再改?因为知和行哪个在前哪个在后、哪个容易哪个难,哲学上争辩得很厉害。王阳明却不割裂两者,而是提出知行合一。 也有人提出:人世间最常见的是“我都知道,但我就是做不到”。王阳明回答:做不到就不是真知道,真正的知道就是能做到,知、行是一个整体。古人总把知、行分开说,是希望人们有意识地对知和行分别加以研究,因为世上多的是冥行妄作和好说空话、不着实躬行的人。 解放周末:“知行合一”能够解决人的什么问题? 郦波:习性的问题。人的习性是很难克服的,你现在所有的一切,大部分都是你的习性造就的:成功是由好习性造就的,失败是由坏习性造就的。王阳明的忠实信徒曾国藩说过一句名言:“败人两字,非傲即惰”。“傲”就是冥行妄作,“惰”就是不着实躬行。 我认为,解决习性问题,没有比知行合一更有效的了。它能够帮你找到真正的自己,塑造自己,成就自己,是强大的生活之道,是生活中改变习性最关键的一种智慧。不仅如此,它也能成就你的家庭、你的团队、你的组织。 沉浸进去,才能融而为一 解决周末:由“知道”到“做到”,依然有个跨越问题,如何才能“合”呢? 郦波:我称之为沉浸式体验。心学是儒家的一支,万法归宗,我们来举个孔子的例子。 孔子年轻的时候曾向师襄子学音乐。师襄子教了他一首曲子,但没告诉他曲子的名字。孔子练了一段时间后,师襄子觉得不错,打算教他新曲。孔子说,我只会了技法、指法,还没掌握节奏、韵律。过了一段时间,师襄子发现他进展神速,又提出教新曲。孔子说,我还没能把握曲子的思想和情感,再练一阵子。又过了一段时间,师襄子发现孔子的水平都快超过自己了,可孔子还是不接受新曲,理由是“吾知其志,未知其人”,说自己把握住了曲子的思想情感,但没琢磨出是什么样的人作了这首曲子。再过了一段时间,师襄子又来听了,听完坦诚地对孔子说,你再练我就没法教你了。孔子摇头说:“吾知其人,未知其类。”意思是我大概明白作曲的人了,但还得琢磨下他身上体现的是哪一类人的思想和情感。 直到有一天,孔子把这首曲子弹得酣畅淋漓,师襄子听得失魂落魄、自愧不如。弹完,孔子长身而立,说自己看到作者了,“黯然而黑,颀然而长,眼如望羊,如王四国”,这气吞诸侯的磅礴之势,“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师襄子大吃一惊,因为这首曲子正是《文王操》。 这就叫沉浸式体验,不光学习,做任何事都是这样。只有沉浸进去,你才能和你的对象融而为一。 解放周末:知到行,行到合,终极的目标是什么呢? 郦波:就是那个“一”,“一”就是王阳明讲的“致良知”。王阳明说:“凡处得有善有未善,及有困顿失次之患者,皆是牵于毁誉得丧。”为什么你总觉得疲于奔命,觉得有些事做得还可以,有些事真难,那是因为你心中“牵于毁誉得丧”。毁誉得丧是一种利益判断,不是价值判断,你的出发点和终极追求都不是致良知。 “良知”典出孟子。孟子说:“不学而能为之良能,不虑而知为之良知。”就是说,知天理、知人间大道,是一个人内心本来就有的,但因为现实的缘故,各种欲望、情绪、不良习性,蒙蔽了良知。致良知,就是要面对“事”,找回良知、良能。 一只手放下,一只手拿起 解放周末:儒释道三家都非常讲究静坐修行,静坐也是心学入门的一个功夫,但对于忙碌的现代人来说,这样的修行几乎是一种奢侈。 郦波:忙不是今人才有的困惑,古人一样有这个问题。曾有一名官员听王阳明的课听得手舞足蹈,恨不得天天来听,但觉得自己每天要处理那么多公务,实在没有时间。 王阳明一听他的抱怨就说,你听了我那么多课,怎么还没开化,我什么时候让你放弃工作来修行? 王阳明的观点是“事上练”,也就是他的信徒、日本的稻盛和夫等人都喜欢讲的“工作即修行”。“知行合一”的重要方法就是“事上练”,在处理各种事情的过程中磨练自己。王阳明的一生并不长,有限的一生里,他还疾病缠身,但他立德、立言、立功三不误。不说立德、立言影响了五百年来多少代人,光是建功立业,他平乱、剿匪、料理政务,哪一件是轻松的呢? 解放周末:曾有学生向王阳明请教静坐的问题,说自己“静时亦觉意思好,才遇事便不同”。今天的我们也很容易遭遇这样的心境——事到临头,缺乏定力。 郦波:对此,王阳明的回答是:“是徒知静养而不用克己功夫也,如此临事,便要倾倒。人须在事上磨,方能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定。”他曾经婉转而又犀利地批判那种坐枯禅的静坐方式,认为知识分子不应该像僧人那样坐枯禅。心学是一种实学,是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是要功用的。心学不是解放一个人,而是要解放一代人、解放整个族群。静坐必须要和“事上练”结合起来。 解放周末:可见,王阳明的大彻大悟与禅宗的顿悟是大不相同的。 郦波:是的。佛教讲的是放下,心学讲的是拿起;佛教求的是解脱,心学要的是担当。有根本的区别。 在龙场,王阳明就参透了生死问题。如果是佛教的禅悟,那他就不用再做龙场驿丞了,不如放下一切、云游四海。但那不是王阳明,如果王阳明追寻的只是个人的出路,他也不会五百年来如此受人推崇了。相反,他龙场悟道后,先著书,后开书院,更重要的是,国家危难时刻,他挺身而出,毫不迟疑。 一句话,他不仅迎难而上,而且寻难而上,多少凶险,全然不顾。 解放周末: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他也可以说是放下的——至少他放下了自己。 郦波:我认为,他是一只手放下,一只手拿起。从放下什么、拿起什么中,可以看出王阳明的“良知”——“此心光明,亦复何言”。我这颗心是光明的,这就够了。这是一生坎坷而创下无数伟大功绩的王阳明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治疗当今社会顽疾的一剂良药 解放周末:您是什么时候开始研习阳明心学的? 郦波:我深感遗憾的一点就是,自己没有早一点接触阳明心学,而是到了28岁那年、面临一些人生困惑时才开始接触的,但从此就专研下去,没有中断。 王阳明真正打动我的,不是他经受残酷折磨而几近死亡的关头,也不是他为躲避追杀而诈死的逃亡经历,而是他忍辱负重、在遭到各种迫害的间隙追寻自我的努力,是他历尽劫波、功成名就后排除干扰,听从良知的召唤,决定魂归故里的悲壮之旅。 王阳明的一生,是追求真理、不断自我完善的一生,他不仅找到了内心的光明,更将这种发现尽力散播,帮助更多的人发现自己内心的光明。他的理论建树不是来自书本,而是来自自我的修炼和实践的锻炼,他的发现是自悟,他的功德是救人。正因如此,自阳明心学诞生以来,历史上许多杰出人物都将其奉为圭臬,身体力行,并创造出了辉煌的事业。 解放周末:早在万历年间,明代史学家王世贞就说:“今天下之好守仁者,十之七八。”之后五百年里,心学余绪不绝,如今又起“阳明热”,您觉得阳明心学持久、蓬勃的生命力源自哪里? 郦波:自秦以来中国2000年的文明史,一直存在着儒法之争。初始的儒家,包含很多民主思想,关注人性,但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的儒家,实则是披着儒家外衣的法家。 之后,程朱理学之所以受到统治者的青睐,在于它是儒家向法家的妥协,统治者用理学禁锢人们的思想,用法术控制人们的行为。此时,阳明心学从一片黑暗中杀出一丝光亮来,其启蒙价值无异于欧洲的文艺复兴。 阳明心学是一种人性的回归,但又是一种向前的推动。在个人的层面上,它可以让每个人找到内心的光明,打破生命的桎梏,奠定人生的格局,获得行动的智慧;在族群的层面上,它可以让我们反思历史,追慕先贤,获得中华民族超越时空不断进取的巨大力量。 解放周末:今天的我们,行进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重温阳明心学的现实意义和当代价值又在哪儿? 郦波: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柯林伍德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样的表述指明了我们回顾历史的价值和意义所在,尤其是回顾本民族历史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人类历史上,每当出现重大的精神危机或文明发展的困局时,总需要从某些伟人的思想中汲取智慧,才能继续前行,重新走回正道。阳明心学“知行合一”“致良知”的智慧,正是解决当今社会人心浮躁、道德松弛、信仰缺失等问题的精神药方。可以说,今天的中国人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应该读王阳明。 当今世界各民族也可以从阳明心学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正如杜维明先生所言,21世纪将是王阳明的世纪。 许嘉璐先生也曾表示,阳明心学的意义在于它是治疗当今社会顽疾的一剂良药。当物质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资本的逻辑已经处处碰壁,世界各国陷入精神困顿的时候,王阳明的心学智慧就成为照亮人类文明未来的一盏明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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