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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白族文学家族诗歌创作述论(3)

http://www.newdu.com 2017-11-21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 多洛肯 参加讨论

    三、明清白族文学家族的唐诗接受
    “盖尝溯有明之季,凡称诗者咸尊盛唐,及国初而一变,诎唐而尊宋,旋又酌盛唐与宋之间而推晚唐,且又推中州以逮元者,又有诎宋而复唐尊者,纷纭反复,入主出奴,五十年来各树一帜”(11)。可见,明清诗坛上的主流无非就是唐诗或宋诗,而诗歌的发展史不过是唐诗与宋诗之间的较量。在梳理明清白族文学家族的诗歌作品时,发现白族文学之家的诗人们对唐诗表现出了极大的热忱,把唐诗的学习作为写诗途中的必经之路。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韩愈、孟郊等能代表唐代诗歌水平的大诗人反复在他们的作品中出现。如何蔚文《读韩愈集有感》中提到了韩愈和孟郊,表达了同病相怜之感。刘文炳的《有以李杜集易粟不得者赋以志慨》“三唐冠冕两词臣,史识仙才妙绝伦”可见对李杜二人评价之高。赵廷枢《读柳河东传有感》表达了同样怀才不遇的遗憾。在赵廷枢的作品中,杜甫反复出现:《七贤咏·杜少陵》对杜甫虽为布衣、心忧天下的吟咏;《长歌奉简王用其同年学博》中对杜甫日常的介绍;更有《读先大父<香嵓诗集>》中对杜甫诗歌风格的概括,可见其对杜甫的熟悉。杨载彤在《秋雨叹》中提到过杜甫和自己相同的经历,在《夜读<即园诗钞>,赠赋》中提到过杜甫、孟郊、李贺,并熟知他们的写作风格;在《谢观察王幼海先生为先慈<绣余吟草>兼题鄙集二诗即次原韵》中提到了韩愈、贾岛和孟郊;在《春日过即园》中提到了李白;在《九日偕王乐山先生暨史澹初、邱小彦、谢石臞、唐二南、朱丽川、袁于谷、家丹亭诸同好凡九人圆通登高分体得七律分韵得时字》中提到了杜甫;在《悼亡六首》中提到了韩愈、杜甫。在赵炳龙的《醉歌六首》中,提到了李白、杜甫;在《忆昔篇·寄段存蓼先生》诗中也提到了杜诗。师范的《书中溪先生集后》提到了王维;在《哭同年杨栗亭孝廉》中又提到了杜诗;在《家履升窗外红梅》中提到了孟浩然;在《建宁杂诗》中提到了皮日休;在《墙西紫芋花》中提到杜诗;在《论诗六章》中提到了高适。而且,在文中,他们也常引用唐代诗人的诗歌以增加自己文章的可信度和说服力。如何蔚文在《<浪楂一集>自叙》一开头就引用杜甫“生来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之语。赵廷枢在《<所园诗集>自序》开头说“李谪仙曰:庄周梦蝴蝶,蝴蝶为庄周”⑥,用唐代大诗人的话为自己代言,可见唐代诗人在明清白族知识分子心目中崇高的地位。从唐代的大诗人们在白族诗人作品中出现的频率和崇高地位来看,唐诗对明清白族知识分子影响甚大,“宗唐”趋势不可避免。
    还有人对他们的诗歌特点做过总结,胡蔚评杨师亿诗曰:“格正调高,气味苍健,大段步趋三唐而涵咏于东”[1](P.361)。清代袁枚评价龚锡瑞云:“天才超逸,有太白余风。乐府、五七古、七绝最为擅长。五七律俱闯入唐人之室。”②汪云壑学使在《龚罗二生诗稿题词》也说:“龚生之诗,倜傥奇伟,风骨在遗山、青印之间。袁苏亭登选滇诗四十首,可得其略矣”[8](P.52),刘大绅评价赵廷玉道:“紫笈先生,学富才美,雅好吟咏,谢氏池塘,韦家风雨。”③李缵绪先生在《白族文学史略》中评价杨载彤诗的风格为在“愤、愁、骚”的基础上,又添“洒脱、飘逸”[9](P.313)。赵廷枢在《读先大父<香嵓诗集?》中评价赵允晟的诗歌“雄深杜工部,恬淡韦苏州”⑥。后人评价赵廷枢的《读秦纪》“亦脱胎玉溪生”[10](P.133),又评价其《长歌奉简王用其同年学博》说“所园长歌颇有兔起鹘落之势,此作尤近高岑”[10](P.134)。刘大绅在《所园诗集·跋》中说道:“如《由夔州入峡》诗,雄奇诡怪,置诸少陵发秦州诸咏中,岂复可辨其为今人、古人耶?”⑥余冠英在《诗经选》中评价赵炳龙的《广烹鱼四章》“唐人诗云: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意境相似。”[11](P.147)《滇诗拾遗》评价其《妾薄命》“缠绵悱恻,似长庆体”(长庆体即元白体)。江南名士赵本扬评价师范道“范五格高气浑,力深思沉,俨然少陵家法”[3];袁文揆在《南还纪行·序》中说“荔扉能以杜陵之笔,写阮籍之怀,洵可谓先得我心”[3]。袁文揆还评价刘文炳云:“闇斋先生诗,生动曲畅,并不专主一家,其实已哜三唐之哉,有味乎!”(12)赵淳《雪山行》一诗,跌宕多姿,浑成一体,前人评曰:“可谓问津青莲(李白)而得其近似者”[12](P.482)。
    (一)诗中化用、借用唐人诗句、诗意
    何蔚文的《辛亥初度》“茈碧湖头老一蓑,愁消崔颢恋烟波”一句中,“老一蓑”化用了柳宗元“孤舟蓑笠翁”之意,“愁消崔颢恋烟波”很明显地化用了崔颢《黄鹤楼》中”烟波江上使人愁“之句。其《读韩愈有感》中“难呼大灵龟,问天上骑云”一句,化用了韩愈的“乃呼大灵龟,骑云扣天门”。龚敏的《万人冢歌》“独有新丰折臂翁”借用了白居易《新丰折臂翁》一诗。赵廷枢的《杜宇》一诗沿用了李商隐“望帝春心托杜鹃”的主题;还有其《四时闺怨》(其二)“绕床聊复弄青梅”化用了李白《长干行》“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之句;而《阅亡友陈问雷遗札》中,“庾信文章自老成”一句是对杜诗“庾信文章老自成”的借用。杨载彤《九日感事》中“青衫泪湿黄花笑”是对白居易《琵琶行》中“江州司马青衫湿”的化用;《初秋有感》(其三)“蜡炬烧残空洒泪,茧丝抽尽未成罗”是对李商隐“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化用;而《赠歌儿》(其二)“艳绝江南廿四桥”则是对杜牧诗《给扬州韩绰判官》“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主题的化用;《中秋题号》(其一)“飘落天香卅四年”中“天香”是对宋之问《灵隐寺》中“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的化用。赵炳龙《醉歌六首》(其一)“吞声曲江涯”是对杜甫《哀江头》诗“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的化用;《云树辞寄怀同社诸子》中“江东渭北情无限”化自杜甫的《春日忆李白》一诗“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居易轩上有小楼,区而为三,中曰礼佛,右为望野,左为读书,偶以诗记之》中“谢朓青山芒屐外”化用唐李涉《谢王连州送海阳图》诗“谢家为郡实风流,画得青山寄楚囚”句。赵完璧《昆明春游杂咏》(其二)“东风无赖极”借自唐段成式《折杨柳》(其四)“长恨早梅无赖极,先将春色出前林”之句;《昆明春游杂咏》(其三)“旗亭春酒冷”借自唐刘禹锡《武陵观火》诗“旗亭无酒濡”之句。师范《崇圣寺八咏·塔》“几时凌绝顶,一览众山秋”完全是对杜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借用;《望夫云》诗“相思会有相逢处,相隔能无相见时”是对李白《秋风词》“相思相见知何日”的化用;《寄龚锡瑞太史登黄鹤楼近作》中“沿洲草长绿萋萋”是对崔颢《黄鹤楼》“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的化用;《七歌》中“身上衣犹手中线,梦回时见慈母面”是对孟郊《游子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的化用。张辅受《玉楼春》中“露顶王公前”则是对杜甫《饮中八仙歌》“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的化用。赵廷玉的《感怀集李义山句四首》则是直接是把李商隐的诗句辑录成诗。
    (二)风格、思想、语言表达的相似,具有鲜明的唐诗特点
    何邦渐的《鬻儿行》,读来字字是血泪,无论是从其形式还是其表达,和杜甫的《兵车行》有异曲同工之妙。首先,两首诗都是歌行体。其次,在内容上看,杜甫的《兵车行》揭露了连年征战、穷兵黩武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因而“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而何邦渐的《鬻儿行》写的是遇到了灾害,年成收入非常差,要卖子求食的惨状,同样的“逋租无计了”。两人都写了天灾人祸下百姓的悲惨生活,还都不忘提到收租这件事,可见都内含对统治者的控诉。两首诗都采用了现实主义的手法,字字含泪、声声啼血,都达到了使人目不忍视、耳不忍闻的效果,诗人关心民瘼的拳拳之心,天地可鉴。何邦渐《鬻儿行》的写作,在潜移默化中,是受到杜甫诗歌风格和特色影响的。同样的,杨履宽的《大仓铺妇》讲了儿子在外服兵役,丈夫也被抓丁,却因愆期而抓妻子去顶替的故事,与杜甫的《石壕吏》中“老翁逾墙走”最后妻子去顶替的故事主题一样。赵炳龙的《洱河泛秋》首联“扁舟早发玉龙关,无数江乡顷刻还”其实就是李白的《早发白帝城》“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一诗的浓缩。而何鸣凤的《早度白帝城》仅和《早发白帝城》一字之差,而在“村店鸡声续,晨骖不肯前”一诗中透出了温庭筠《商山早行》中“晨起动征铎,客行悲故乡。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的影子。赵廷玉的《望夫云》虽描写大理的传说故事,但诗中蕴藏的历史沧桑感和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几欲重叠。杨载彤在写《大理风》时,很明显是受到了李白《蜀道难》的影响,但诗人学的灵活自如,颇有创造性;其《梦游苍洱》也有着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一诗的豪气与想象力;《和雪山居士》(十六首)中表现出了一种淡定、平和之感,还充溢着一种禅理禅趣,可见是受了唐朝诗僧寒山诗歌的影响。
    (三)诗作中吟咏的唐朝诗人
    赵廷枢对待唐朝诗人的态度,从他的组诗《七贤咏》中足以看出,他吟咏了七位自己心目中的贤人,其中四位是唐朝人,他们分别是李白、杜甫、白居易和王维,可见其对唐人之推崇。赵廷枢在诗中赞扬了他们的人品与诗品,表达了自己的敬仰之情。赵廷枢把李、杜、白、王四位诗人作为偶像,自然在诗作中竭力模仿、追赶,所以赵廷枢诗中有唐诗的痕迹便不足为奇了,这是自觉学习、模仿的结果。
    其他还有与唐代诗人相关的和诗、仿诗与悼怀诗等。如杨载彤的《晚秋携二子步五华山即事仿虞世南<侍宴>之作示仁镜》是模拟唐初书法家虞世南《侍宴》篇之作。赵必登有和诗《和人咏漂母墓》,而李白恰有“千金答漂母,万古共嗟称”之句。
    以上列举便知,明清白族文学家族“宗唐”很是明显,他们把唐诗当做最高典范,自觉学习唐人的创作,主动吸收唐诗的精髓,诗中时常充斥着唐诗的影子。显而易见,唐诗对明清白族文学家族的诗歌创作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明代刘文征在《天启滇志·大理府风俗》中说过“高山大川,钟灵毓秀,代有人物”。[13](P.110)正是苍山洱海的灵山秀水、南诏大理的古老文化、云贵高原的秀泽绵延,激发了一代代白族知识分子的创作灵感,成就了他们的鸿篇巨制;而他们的如花妙笔,又灵动地刻画了苍洱大地的山清水秀和古老文化的绵长脉络,丰富了白族文化的历史底蕴和深刻内涵,成为白族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大理白族文学家族正是这片携带着历史印记的灵山秀水之地的代言人,他们孜孜不倦地追求着先进的中原文明,并努力把本民族的风情韵致镌刻在他们表达心声的诗歌创作中。明清大理白族文学家族在诗歌创作内容和形式上的创新和多样性以及对唐诗的不断学习与赓续,使白族家族文学保持了长盛不衰的高昂姿态,这是任何人、任何时代都无法抹煞的民族骄傲与文明财富。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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