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80年代至今，在江苏里下河地区诞生了以汪曾祺为代表的一批作家、评论家，他们以“里下河式书写”创作了一大批充分反映里下河特色的优秀文学作品，引起了文学界的持续关注。9月23日至25日，由《文艺报》社、泰州市文联、泰州学院联合主办的第五届全国里下河文学研讨会在江苏省泰州市举行，与会专家围绕“里下河文学批评：理论资源与诗性建构”“里下河地区生态经济示范区建设背景下的里下河文学流派打造”两个话题进行深入研讨。现摘录专家发言，以飨读者。
    ——编 者
    全面、深入打造里下河文学流派
    □阎晶明（中国作协副主席）
    五年前，泰州文联主席刘仁前向我们提出要打造里下河文学流派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是有一点顾忌和疑问的，觉得这个概念的推出能否成立，即使成立以后能否延续，即使延续能否发展、壮大，真正形成一个流派品牌。但是五年后的今天，我们不但把会场搬到了泰州最高学府——泰州学院，而且参加研讨里下河文学流派的学者、专家、作家，人数、规模、层次越来越高，来自全国各地，这非常值得祝贺。文学评论为什么在泰州、在里下河区域如此人才辈出，如此活跃？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课题。区域性作家群体，在全国各地都有，但区域性的文学评论群体我能想到的只有里下河。这标志着里下河文学流派正由概念性的打造、推出，逐步向文学内部、向文学的各个门类，特别是向文学评论这样一个冷僻的专业性很强的门类进行挖掘、研究和探讨。这体现了泰州文联、泰州学院在文学研究方面的广阔视野，里下河文学流派必将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派系。
    建构里下河风格的诗性评论
    □徐可（《文艺报》副总编辑）
    文学的本质是“诗性”的，文学研究的本质也是“诗性”的，在这一点上，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和西方的文学批评是有区别的。西方的文学批评整体思路是理性的、科学的、逻辑的，而中国文学批评的传统则是在感受对象的过程中来表现自己的艺术理想。因此说，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更加接近文学的“诗性”本质。汪曾祺在谈到他自己的创作时说：“传统的、严格意义上的小说有一点像山，而散文化的小说则像水。”“散文化小说是抒情诗，不是史诗，它的美是阴柔之美、喜剧之美，作用是滋润，不是治疗。”里下河流派的作家们都或多或少受到过汪曾祺的影响，这种“诗性”风格已成为里下河文学流派一个重要标志。里下河文学的主要特点是优美而不是壮美，是阴柔之美而不是阳刚之美。同样，里下河文学批评也具有这种诗性传统。清代著名文学家、文艺理论家刘熙载就是江苏兴化人。刘熙载认为：“文，心学也。”这是他的文艺思想的一个根本观点。刘熙载的文艺思想是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重要资源，对于当代里下河评论家的诗性批评建构具有重要影响。
    比翼齐飞来源于传统
    □王干（《小说选刊》副主编）
    里下河文学呈现出整体发展的优势，在小说创作方面出现一批优秀作家，他们以灵动的笔触书写了充满水乡文化的地域性鲜明的作品，而这些作家在其他文体创作方面也充满了才华，很多小说家、评论家和诗人写的散文、随笔也是风格多样，境界不凡。诗歌方面庞余亮等人的成就不在小说之下。这一次讨论的文学评论，也是里下河文学中一块值得书写的重要板块，里下河出了很多优秀的小说家，也出了很多优秀的评论家，形成了双翼齐飞的良好生态，这在其他地域的文学创作群体中并不多见，这与里下河的文学传统有着密切的关联，里下河出过著名的文艺理论家、美学家刘熙载，他的《艺概》至今仍闪耀着中华传统美学的光芒，现在这样创作和评论比翼齐飞的局面是历史的积淀，也是现实多种合力的作用。同时里下河作家身上的文人风范，也是让里下河文学这种创作与评论合体的重要原因。中国文人往往擅长多种文体，不拘一格，郑板桥诗书画三绝，是打通的结果。里下河的作家具有理论思维能力，评论家往往又能创作小说散文，毕飞宇不仅擅长创作，对小说的阐释能力也较为强悍，而吴义勤、汪政、费振钟、何平等评论家创作小说、散文的水准也是一流的。
    里下河写作的当下性意义
    □汪政（江苏省作协副主席）
    “里下河地区生态经济示范区建设大背景下的里下河文学流派打造”，这一论题对于里下河文学流派今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特别是对于里下河作家而言，未来如何发展很具有挑战意义。在之前的研讨会上，我们提到刘仁前的“香河三部曲”，《香河》写的是乡土经验，是具有里下河自然与社会特点的乡土写作，《浮城》主要是小县城写作，第三部《残月》是中等城市的写作，也就是说从乡土到城市，表明了里下河地区的作家在面对不断发展的里下河社会现实时，表现出来一种主动的努力方向。以前谈及里下河写作，一般认为以乡土为中心，基本上还是表现农耕文明这类娴熟的写作经验，对乡土社会的把握，有效性建立在里下河地区乡土经验之上，这是里下河传统写作，而刘仁前在做这样的突破，超越原来的经验限制，“香河三部曲”具有启示意义。现在，我们提出里下河地区生态经济示范区建设的口号，也意味着里下河写作需要从乡土走向城市，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历史走向未来，突破传统优势和局限，完成其现代性的塑造，不断把握变动不拘的现实，形成可持续性发展，这具有重要的当下性意义。
    变化中的里下河文学
    □鲁敏（江苏省作协副主席）
    里下河文学流派这个概念常常作为乡土文学的一种分支典型来研究的。个人以为，不管是里下河这个区域，还是在里下河成长和壮大起来的写作者，随着整个国度与时代的发展，已不可避免地进入了一个城市化、都市化，最起码也是过渡化的阶段，地域的经济文化发展，文学书写的主题变迁，也都随之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毕飞宇、朱辉、刘仁前等人的创作都在变化。这些变化既是个性写作的变化，同时也折射出一代写作者与地域写作时代背景的变化。写作者也是在典型时代与典型背景中的典型写作。因此我觉得，城市化主题、类城市主题的研究，是里下河文学可以拓展的文学审美研究方向。更进一步说，里下河文学本来就是一个不断扩展和变迁中的版图，是随着大时代大背景在流变和升级中的版图。它是当下中国写作变迁的一个典型观察机位。这一条里下河文学所流动、承载、不断生长的，是这个时代、这个国度的更广泛的文学图景。
    批评的主体性
    □高伟（《中国作家》副主编）
    批评是从个人生命、文学传统和生活世界中产生，批评家的观念和趣味，他的观察、描述和判断能力，他的发现、阐释和想象能力，他的修养和风格，他的人格和信念，是从他个人的人生经验，从人类悠长丰富的文学传统中，从他所置身的广阔深厚的生活世界中，累积形成的。理想的及物批评应该建立在对作家创作的长期跟踪上，建立在熟稔相关生活的基础上。刘熙载在他的《艺概》里提出的“知人论世”，文品即人品，就是要从作家出发来解读作品。既然批评从个人生命、文学传统和生活世界中产生，那么，个人生命、文学传统、生活世界有多么丰富和复杂，批评就可能有多么丰富和复杂；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批评并不是寄生于作品的，而是有可以独立存在的美学价值。我国古代文学理论不仅是资源，在这方面也是一种经验。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就渗透着品鉴式的审美情趣，许多文字读来就如一篇篇优美的散文。作为文学的理论，它的语言也应该像文学一样，具有形象性，不仅具有真知灼见的内容，还要有它的美学价值，惟有这样才能作用于读者和作者的评论时唤起一种同样的美感。批判地继承这一传统是很有必要的。
    里下河文学流派研究的必要性
    □程永新（《收获》杂志主编）
    里下河既是一个地理概念，又是一个文化概念。里下河地区出了那么多作家评论家，确实值得研究。汪曾祺不用说，他是新时期非常重要的作家，随着时间的推移，汪曾祺的重要性愈来愈凸显。还有毕飞宇、鲁敏、罗望子等重要作家，从里下河地区走出去的评论家有费振钟、王干、汪政、王尧等。其实，当代文学另一位著名作家格非的家乡就在丹徒，离泰州也很近。8月份我与王尧等去了如皋，感觉如皋完全不是我几十年前下农场路过的地方，而是与江南小镇非常契合的城市，这次到泰州，更感受到深厚的文化底蕴，难怪这里是梅派京剧艺术的根据地，难怪《桃花扇》诞生在此地，研究里下河作家频出的现象，我理解不应该仅仅为了打出一个旗号，而是要厘清与这片土地相对应的源远流长的文脉传统，寻找出隐藏在这一大片水系河流里的文化符号及文化密码，为当代文学的研究引向深入作一个范例。
    理论资源是里下河文学创作的肥力
    □刘琼（《人民日报·海外版》文艺部主任）
    从古至今，里下河这块地方就不断产生哲学家、美学家、评论家，不断形成卓有个性的理论表述和理论流派。这些理论是武器，为里下河文学提供了智力和美学支持。这种支持既是潜移默化的，因为理论的产生也是对这方水土滋养的生活生命实践的炼化，又是时时自觉的，需要主张和提倡。对里下河文学来说，今天能够形成一支强大的创作和理论评论队伍，能够培养出一批又一批在全国有影响力的作家评论家，我们不能简单地归功于一个词“教育水平”。我们知道农业生态有一个词叫“肥力”。对于里下河文学来说，文学肥力，就是包括理论传统在内的各种精神资源。在这个信息开放多元的时代，当代文学包括文化的个性建设压力突出。毫无疑问，在信息纷杂之际，人类某种程度上通过有个性特质的、识别性强的书写，修建信息通道，为自己和群落确定身份。里下河文学修建的这条信息通道，用鲜活的生命体验做血肉，在客观的地理框架下，内化写作的美学风格。这个风格，也可以是多层化、多个性，但诗化追求和建构可以成为一种主张和自觉。
    构建地域作家群有利于大作品的出现
    □周明全（《大家》杂志副主编）
    关于以地域、代际为主的命名方式，批评界褒贬不一。但我个人以为，以地域为主体对作家命名的方式，可能会成为今后很长一段时间的一个常态，而且更为主要的是，在一个地方形成一个志同道合的文学团体是很重要的，它有利于构建一种更为纯粹的文学圈子，有利于形成一个大的话语场。作家在这个话语场上的发声，会比单打独斗声音更嘹亮，更有力量一些。文学近些年来的没落，或许跟没有好的作家群的形成有关。若有一个作家群体，时常在一起探讨文学，相互激励、相互滋养，一定会形成良好的文学风气，有利于作家的创作。比如80年代中后期，之所以出现那么多优秀作家和作品，跟那时大家都喜欢读书，有一大批文学爱好者聚在一起探讨争论，有直接关系。“里下河文学流派”比起其他以地域命名的文学流派，在地域上就广得多，而且有汪曾祺、毕飞宇等标志性作家，品牌效应很大，能带动年轻作家的创作。若这个庞大的团队能时常聚在一起交流，相互促进，那将成为文坛一道亮丽的风景。
    古典的传统与当下的弥合
    □刘仁前（泰州市文联主席）
    说到里下河文学评论的理论资源，不得不提及我们兴化的乡贤刘熙载，他是我国19世纪的文艺理论家，被誉为“东方黑格尔”。他的理论专著《艺概》对后来里下河文学评论影响深远。我觉得这种理论的传统，同时也是文学创作的传统。陈建功先生曾以刘熙载的观点来评论我的小说，认为蕴含了刘熙载一直主张的那种“愿言蹑清风，高举寻吾契”的情愫，对我小说中白描手法的运用给予了肯定。从历史的眼光来看，里下河文学评论在新时期以来一直都是在场的，这样的在场与坚持，有吴义勤、王干、丁帆、汪政、费振钟、何平等评论家，他们是里下河文学评论的中流砥柱。里下河的文学评论家既注重对经典作家如汪曾祺、胡石言、毕飞宇、曹文轩等作家作品的评论，同时，也对里下河文学流派的重要作家、代表作家的作品进行评论和阐述。我期待着对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作品的研究，能有更高端、更具宏阔视野，并对文本更深度解读，具有文学史价值的专著出现。
    挖掘里下河的新变化
    □朱辉（《雨花》杂志主编）
    我是一个出生在里下河地区的作家，又学过水利，对水，我有一种天然的感情。毫无疑问，水是里下河的第一个关键词。在里下河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背景下，我们要注意到，水无常势，水的形势正在改变。水不再是居民房前屋后的池塘，也不再是环绕村庄的河湾港叉，它变成了更具科学性同时也更人工的、与工农业和人民生活配套的水生态的重要部分。因为水的改变，桥也变了。从前的小桥流水人家已基本消失，这意味着，绵延几千年的一个文学意象“水”，除了怀旧之外，已无法以古风形态呈现于表现当代生活的作品中。里下河的第二个关键词是土。现在的土，不仅是田、宅基地，更是由道路、广场等构成的现代化城市的地基，是现代社会几乎最重要的资源。这片土地上的道路四通八达，高铁和高速公路已经取代了“进村出村一把橹”。生活在这种土地之上的人，其精神面貌，他们的内心关切已经与从前大不相同。如何描绘新的水、土形势下里下河人的生活，发掘新的人性和人情态势，是一个新的课题。
    从自在到自觉
    □叶橹（扬州大学教授）
    里下河文学现象由一种自在的存在而引起人们的注目，并自觉地把它作为一种“流派”来加以研讨，不管它最终是否获得人们的认可或文学史的定位，我认为都是一种十分值得肯定的文学现象。它至少说明，当代的文学研究者已经具备了自觉性的探究精神，在一种文学现象面前能够提出自己的看法。这正是文学研究者应当具备的独立思考的能力和诗性的想象力。事实上，自从“里下河文学流派”这一概念提出来后，一些作家和诗人都有意识地增强了一种归属感。不管其动机如何，至少它会无形中形成一种凝聚力，我以为这没有什么不好的。从自在到自觉，既反映了事物成长和发展的规律，又能够达到聚集团结更多的作家自觉地进行艺术追求的目的，这无论如何都是值得庆幸的事。
    里下河文学批评的理论资源与诗性建构
    □费振钟（施耐庵文学院院长）
    首先，这里说的文学理论资源，有特定所指。就是在中国文艺理论史上与里下河地区有关的一位经典文艺批评家和他的理论著作《艺概》。我个人认为，刘熙载不仅是中国最后一位古典文艺理论家，也是古典文艺理论向现代转变中的第一个理论家。作为里下河兴化出生的批评家，刘熙载的出现与理论存在，无疑是今天建设里下河文学批评不可多得的重要资源。现在回头看，上世纪80年代文艺评论的复苏与发展，主要依靠西方文艺理论的引进和学习，却造成了一种偏向，显然忽视和疏离了本土文艺理论资源，包括刘熙载这样重要的理论资源，没有能够有效地参入当代文艺批评实践。刘熙载对中国文艺的批评和阐释，被认为缺少系统与过多感觉化受到冷落。今天重读刘熙载，不仅仅是重新评价，我以为至少从三个方面展开检讨，并从中梳理出刘熙载的文艺理论对当下文艺批评，包括里下河文艺批评建设可能产生的贡献。一是在主体认知和阐释中修辞与伦理的统一性，二是以“心学”为内核的“情志”审美范式的同构性，三是建立在艺术经验之上的语体对比互补性。我个人希望和愿意从这三方面，加深理解刘熙载的中国诗学与美学经验。这里我特别要强调一点，刘熙载文艺理论的美学价值，其重要的取向，是回归到“庄骚传统”，现在我们说中国文艺经验，那么“庄骚传统”，是不能绕过的重要诗学要求和标准。受刘熙载的启发，或者说，从刘熙载对于“庄骚传统”的推崇与承接，我们可以这样说，里下河文学批评的诗性建构与此密切相关。如何建构里下河的诗性批评，不仅刘熙载是我们的资源，而且经过刘熙载，我们接通了“庄骚传统”，同时获得了更多的美学资源。由于以上认识，我对里下河文学批评的诗性建构，提出几条路径和选项。一是自然与人生，二是自由与存在，三是世界与个体。诗性的文学批评，至少要坚持思考和追问这些具有根本性质的问题。这就是说，诗性批评如果真正要获得美学价值和影响，就不能不在这些根本问题上建立批评机制，以此进行文学阐释和再生产。上世纪80年代的文艺批评提供了很好的经验，今天复述那个时代的文学批评成果，不难发现凡有影响力的批评作品，都与它深刻触及到文学与美学这样一些根本问题有关。当下，这些问题不但没有过时，在我看来，反而由于种种原因显得更为突出。也许，讲批评的诗性建构，又一次适逢其时。
    关注本土文学的理论建构
    □徐晓华（《扬子江诗刊》副主编）
    某一个地区的文学其良性的发展应该是创作与理论的共同发展，不能想象一个地区的文学只有前者而没有后者，但里下河这一区域文学竟然有如此丰富的理论建构，并且有如此多的文学理论与评论的从业者，还是令人吃惊的。应该对这一现象进行认真研讨。首先是传统的力量，这一地区有理论的传统，有学术研究的深厚氛围，特别是在古代，师徒、家学很容易使这些传统的氛围得到传承和扩散，如高邮王氏父子，泰州学派等等。教育的昌盛也是其中的因素，扬州、泰州、南通、盐城，这几个地区的教育都非常发达，这是理论和学术力量的摇篮。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这一地区产生了足够研究的文艺现象，理论是由实践产生的，是由现象激发的，细数里下河地区的文艺，从文学到艺术，小说、诗歌、音乐、戏剧、戏曲等等，都有许多刺激理论的文艺家与文艺作品。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我们有理论的过去，理论的现在，我们更应该有理论的未来，我们更应该有关注本土文学的理论。我以为，重要的有三点：一是要营造深厚的理论氛围，要有团队，形成集团优势，特别要依托高校建设学术团队；二是加强课题规划，将本地区的文学艺术纳入课题，进行系统研究；三是作家要学者化，要有理论兴趣，要向汪曾祺学习。我个人认为，汪曾祺在当代文论史上的地位还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理论家的理论固然重要，文艺家的理论也不可忽视，文艺理论上产生影响的许多观点都是由文艺家们提出来的。
    两点建议
    □蔡翔（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
    我提两点建议，一是建议泰州学院的里下河文学研究中心做一个对里下河作家、评论家的生平、作品、采访等的数据库，打好学术研究的基础。二是作为研究者，视野不能局限在文学这一块，应该对整个里下河地区的地理、社会、制度等做好田野调查，并进行研究，这样才会加深对里下河文学的理解和探讨。
    里下河文学流派研究应该由外而内
    □朱小如（原《文学报》评论部主任）
    里下河文学研究中心打造非常重要，对于推动里下河文学流派进入当代文学史具有重要作用。今天的会议请了全国许多的专家学者，有助于他们了解里下河作家作品，我们在讨论汪曾祺、毕飞宇等作家的同时，也要把眼光对准里下河地区的本土作家，像刘仁前、庞余亮、李明官等比较有名的作家，这样有助于里下河文学流派研究推向深入。
    平原上的柴草
    □庞余亮（泰州市作协主席）
    我写过很多诗，有一首诗却一直偏爱，叫做《堆柴草的人家》。里下河平原上那寒流的样子，在汪曾祺先生的《冬天》中有提及，在毕飞宇的《1975年的春节》中也有提及，冷，在彻骨的寒冷中，想到有那小山似的柴草堆，有一大缸的腌大菜，就觉得日子还有希望。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写作的样子很像是在平原上堆柴草。割下的柴草要一一捆好。堆柴草的工具，开始是用手接，再后来是扔，再后来扔不上去了，就用木杈。似乎离故乡越来越远，但生命中的血脉却越来越清晰。生活的柴草，创作的草堆，有些材料遗忘了，有些材料又记起来了。这三年，一部《有的人》出现在我的笔下，我写了当下的平原，一个虚构的彭家庄，一个从彭家庄走出的诗人彭三郎的故事。这也是平原上的一个柴草堆。写完之后，我眺望远方的那个彭家庄，虽然什么也看不见，但我知道，芦苇们依旧在顽强地生长。
    里下河写作的优势与挑战
    □张丽军（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孕育一个文学流派。这正是文学流派的“土滋味、泥气息”的来源所在，是文学作家的精神根脉所在。五四时期文学繁荣的标志就是文学社团流派的出现，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也是思潮、流派纷呈，显现出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的精神风貌。但是，遗憾的是，21世纪以来，中国当代文学鲜有文学流派的生成。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缺失，其所造成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文学创作的同质性、趋同性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今天里下河文学流派的探讨，就具有一种独特、深刻、击中时弊的意义、价值和效果。当然，需要指出的是，今天的里下河文学要在继承汪曾祺传统的同时，进行审美断裂和创新。时代变了，里下河文学创作面临新的挑战，就需要书写新世纪的“江南故事”、新世纪剧变中的新“里下河人”。
    评论即选择、阐释与创造
    □孙生民（扬州职业大学师范学院副院长）
    里下河文学流派的评论家们既有对作家作品的微观研究，也有对文学现象、文学思潮的宏观前瞻，但绝大多数是基于个人审美经验的实践性评论，表现出评论与创作感悟合而为一的特征，时时呈现洞察作家、作品的真正意义，关注的是评论能否观照作品所表现的情感和思想内涵、意义和价值，愿意站在普通读者立场，将评论从外在的、认知的立场，转为共通的、感知的立场，强调的不仅是对文本的认知与细读，而是对作家、作品意义的感悟和创造，崇尚“灵魂在杰作中漫游”。这种既厚重又灵动、具有自我解构式的评论风格可以称之为“审美内省式评论”。其实，文学评论应该是文学话语自由灵动的表达，文章怎么写，文学评论就应该怎么写。他们力求体现文章的体式，强调文学评论的文体意识，注重诗意表达，自觉追求文学评论的文体之美，追求文学创造与才情一致，努力在文学评论当中体现自身的创造。阅读里下河文学评论家的评论，我们就会知道，他们的文学评论不仅解释生活，总结文学技法，揭示价值，而是想通过文学创造我们的生活。而创造什么样的生活，才是我们当下文学评论的责任与担当。
    诗性的想象与构建——汪曾祺小说批评
    □席建彬（海南师范大学教授）
    多年来，“诗性”话语在很大程度上引导、决定着汪曾祺文学批评的范围与结果，强化了文学的诗意风格，突出了经典性的审美体验与文学意义。然而作为一种批评话语，研究未能有效规避诗性理论与作家创作实际之间的冲突、错位乃至脱节等批评融合问题，或者说将之降解到一个合理的程度、范围之内。依托于《受戒》《大淖纪事》等小说作品的经典批评存在着阅读选择的特定性与局限性，乐于谈论和谐诗意、文人情怀等内容，不大看重汪曾祺小说创作过程的阶段性和特殊性、主体性和矛盾性，诗性风格的流动性、复合性并未获得充分观照。事实上，面对一位善于“思索”的作家，说他古典与传统，主要是指文学资源的利用和艺术表现上的一种取向与意味，而不是一种本质性的定位。同样，言其诗性，也应该是一种有所阈定的风格论断，而并非对作家风貌的简单化约。在某种意义上，汪曾祺研究仍然属于一种“有限的批评”，至少在诗性视域中，仍有待于突破《受戒》、“和谐”等经典批评的主导与“覆盖”，关注风格的复杂性与丰富性，进一步构建研究的开放性与包容性，“最大限度”地呈现汪曾祺小说及其批评的旨趣和意义。
    里下河写作应该与时俱进
    □张映姝（《西部》杂志副主编）
    对于作家，尤其是乡土、地域性写作者来说，我们的“身”更大程度上可以理解为“生”，出生地的“生”，生活之地的“生”。童年的经验和居住地经历，是作家写作的富矿。比如高密东北乡之于莫言等等，不胜枚举。里下河作家群在乡、望乡、归乡这三种状态的写作，佐证了这一点。面对工业文明对传统农业文明的冲击、消解，现代化进程的不可阻挡，我们生活的地域越来越同质化、模糊化，里下河作家要写什么、怎么写，这个问题更为迫切、突出。一是今后里下河文学流派的写作如何体现地域性，里下河的文学地理学如何书写；二是里下河的文学书写如何体现当下性，这两点值得我们重视。
    里下河地貌特征与里下河文学现象
    □子川（原《扬子江诗刊》执行主编）
    里下河是一个极其低凹的水网地区，这里曾经出门是水，到处是水。在地理学上，里下河不是一条河流，是一个由无数条河流组成的偌大水网。在水网密布的里下河，在没“有”的外部环境，在低凹的土地上，“无中生有”，“走出凹地”，“大于零”，大约是与生俱来的起着潜意识作用的原动力，也是里下河人的奢想。“无中生有”是难事。“走出凹地”更是难事。当代里下河作家群的诞生，首先在于我们都面临一个好时代。以“文革”结束为标志的新时期，是一个恢复政治清明的历史时期，一时间，鹰击鱼翔，物竞天择。当然，如果没有汪曾祺，后来的里下河作家，大约还没有可比照的坐标。毕竟作家梦容易做，把梦想兑现成现实不容易。在汪曾祺之前，我相信这片土地上一定有过许多迷恋“无中生有”、做文学梦的潜在作家，像那些“系水”攀高的鱼群，遗憾的是，他们大多被时间清零。当然，不是因为有没有汪曾祺，更多是因为他们当时的政治生态环境。到了新时期，汪曾祺恰到好处地现身。《受戒》打动了无数读者，尤其是里下河有文学梦情结的人。
    地理意象与人物形象对于地方文化形象的塑造功能
    □刘大先（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里下河的文化特征已经在汪曾祺的大淖和薛大娘、毕飞宇的平原与端方、刘仁前的香河与柳家父子等地理意象与人物形象那里获得了基本的描摹。那就是突出了自然环境与人的精神状态之间的和谐生态，这可能是一个值得掘进的路向，事实上，这也与里下河地区还在进行中的生态经济示范区建设能够形成齐头并进、相互促生的效应有关。里下河地处苏北，与苏南地区颇有不同，20世纪80年代费孝通先生曾经提出过“苏南模式”，那么有没有可能提出新语境中的“苏北模式”？如果提出，那么它的文学表现应该是什么？“苏南模式”中曾经出现了高晓声的陈家村中陈奂生这样的人物形象，反映了改革开放中农民及农民生活的变迁，从而成为一个典型人物进入当代文学史。新世纪的里下河能不能出现一个体现出既有地域特色又能折射出时代精神的人物形象？这是我对未来里下河文学的一个期待。另外一个期待是，我希望能有一部作品将里下河晚清以来的历史做一个描写，因为这个地区在近现代史的转型中尤为重要，盛极一时的盐商，还有造成晚清帝国转型的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以及后来的区域经济政治生活形态的变化等等。这个风起云涌的过程如果能通过文学形象表现出来，一定是荡气回肠、惊心动魄的史诗。
    建构“新笔记体批评”
    □傅逸尘（解放军军事文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自刘勰的《文心雕龙》问世，文论与批评，总算争得了文学中的一席地位。文章鉴赏与品评，说起来并非易事。古文论的妙处是与诗文同样具有文采，我们把它当成美文来读，也是自然之事。这样的传统到了今天不幸中断，实在是遗憾。当然，学习与借鉴20世纪西方文论是必不可少的；问题是我们的批评家似乎忘了，批评之旨归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创造。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中国古典文学批评我们当然不该忘记，更不能放弃的丰富而伟大的思想理论资源，我之所谓建构“新笔记体批评”的妄想似乎也离不开那样一个宏阔而深厚的底蕴支撑。中国古典文学批评总体而言是一种诗性的随感式批评，无论是理论还是思想，都寄寓于文学性极强的或对话，或序跋之中；他们甚至以诗评诗，以骈文论文学，可以说是世界文学批评史之奇观，他们的浪漫与想象力，他们的率性与自信，是今人无法企及的。
    诗性写作的几个维度
    □吴佳燕（《长江文艺》副主编）
    一是极简与复杂。文学评论也是密度极大的写作，要求我们尽快地进入批评本体内部，进行言之有物的阐释评论（如汪政的评论）。复杂的诗性与有意识地建立写作的难度有关。于评论而言就是要突破个人的惯性写作，更为丰富、多元地去把握和理解评论对象。二是温暖与黑暗。有温暖的诗性写作，比如汪曾祺的小说，诗性在人性的暖意中滋长。但那些以黑暗为主题的小说，对人类绝望、阴冷、死亡的生命体验的感同身受，也会从黑暗抵达光明。三是抒情与深刻。文学评论的抒情主要指它的主体性，写作的温度，文字的感性，对批评对象的直觉把握和强烈情感。深刻的诗性当然尤为重要。它是评论者对自我理论资源库的检索、匹配和化用；是镜与灯，对作家作品的理性阐释与层层照亮。丰富与精准。丰富的诗性跟语言的摇曳多姿相关，与文采修饰相关。即便是评论文章，也可以用比喻、排比、象征等多种修辞，但是评论者在分析文本、阐释观点的时候一定要切中肯綮，一语中的、一针见血，要思路清晰、观点明确，并借此表达评论者自己对世界的理解和看法。远俗性与历史感指的是诗性写作要与当下大众的接受美学拉开距离，不能把文学标准让位于大众审美趣味和资本市场的运作。除了现实的远俗，写作的诗性还与历史感相关。时光的隧道在历史的纵深中无限拉伸，增加写作的厚度与诗性。
    原道、征圣、宗经，然后可与论文艺
    □刘涛（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
    时代在变化，文体有兴替，但对文艺的根本理解从刘勰至刘熙载一直不变，盖时虽有古今，道则共之，中华民族之稳定性亦由是可见。今言文艺，各执异辞，或言艺术本体，或强调商业价值，或谓意识形态属性；或宗西尊苏、崇日哈韩，或尚古轻今、重今轻古；或左、或右、或中。纷纷纭纭，莫衷一是。何故？中西相遇，中华民族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道、圣、经”体系破裂，迄今未能重建。道无一统、圣不一定，经未固定，故文艺不知原乎何道，不知征乎何圣，不知宗乎何经。文艺理论遂有各种“主义”之争，互相攻讦；或愈发琐碎，穷于应付层出不穷之文本；或陷入代际研究，论说各种“几零后”。吾生也有涯，具体文本也无涯，作家艺术家代出，若为牵动，怠矣。文艺有源流，若“各照隅隙，鲜观衢路”，则难明文艺变迁之大势。若能秉本知要，不出户可知天下，十世可知也，文艺何难之有。君不观乎《艺概》，因为知本，所以能论定“艺”；因为秉要，故能以“概”见详，以简明繁。今之文艺，虽乏道、圣、经体系基础，但今日论文艺，尤当立足于道、圣、经之体系，尤当着眼于道、圣、经体系之重建。此今天观夫《艺概》之重要启示。
    知人论世的文学批评
    □饶翔（《光明日报》“文化周末·文荟”专题版副主编）
    检视近30年来的文学批评，会发现里下河批评家群体的独特性——尽管文学批评界风起云涌，文学理论批评潮流潮起潮落，好不热闹，然而，置身这样的场域、氛围中，里下河文学批评家群体却表现难得的超然与淡定。他们或许从来都不是引领潮头者，却是持之以恒、静水流深者，一如脚下这片土地，虽没有气势磅礴的大江大河，却有着悠久的源头与发达的水系，平静、充沛、永不枯竭。这种“不变”其实是有文化自信的体现，而文化自信来自于文化底气，来自于深厚的文脉传统。与这方水土的风俗人情保持着可贵的一致性，里下河文学批评家群体有着对于日常生活、人性人心、作家作品的关爱与体贴，这使得他们的文字在锋芒中有一种温润感，他们的文学批评总体来说是“知人论世”。孟子的“知人论世”说开启了中国文学批评的一脉优良传统。里下河的文学批评家们很好地发扬了这一传统，他们深知，作家的创作个性和人的个性一样，很多时候很难在“好”与“坏”的层面去简单评判，而是需要尽力把握并理解其丰富性。所以好的文学批评应该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是丰富的而非简单粗暴的；它应该是针对每个具体文本的评判，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整体评判。批评家不应理直气壮地宣布“六经皆我注脚”，他必须克制批评权力的滥用，他应有走进并了解一个陌生人心灵世界的细心与耐心，面对并尊重文本的真。
    里下河文学的精神
    □李墨波（《文艺报》总编室副主任）
    面向未来，里下河文学流派应该采取一种积极建构的态度，提出一种价值主张和期待愿景，也就是说，里下河文学流派应该能够输出价值观。而输出什么价值观是需要仔细斟酌的，在此过程中，我们要警惕一些倾向。比如，里下河文学所代表的文学主张不应该是一种固定的单一的创作模式和创作风格，那会干涉里下河作家创作的独立性，同时会对里下河丰富多元的创作现状形成遮蔽。里下河文学这面旗帜所代表的更应该是一种文学精神和文学态度。这种文学精神有以下五个方面。首先，回到传统文化。从汪曾祺先生的创作中我们能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这种魅力既包括古典的文学语言，也包括一种中庸、平和、内敛、恬淡、雅致的美学风格，还包括传统文人的人格魅力。当代作家需要重新接续之前曾经断裂的传统文化的文脉，重新发现传统文化，深入开掘传统文化中的文学资源。其次，回到土地，回到田野，回到第一手的真切的感受和经验。第三，用诗意和审美化的眼光去观照日常生活。第四，回到对人的关注，回到超越了意识形态的人文关怀。第五，努力保护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随着全球化的现代化进程，不同地域在文化上的差异性变得越来越小，地域文化的同质化是一个不可阻挡的大趋势。从保护文化多样性的角度看，里下河文学流派就显得尤为可贵。
    知人论世与自我抒情
    □丛治辰（中央党校讲师）
    汪曾祺先生有一本评论集《晚翠文谈》，其实很大一部分是汪老的创作谈，但也有对沈从文、邓友梅、林斤澜、阿城等作家作品的评论。汪老的评论很有写作者的特点。他很喜欢谈小说的语言，但是语言不好谈，真要从语言分析出其中美感之所在，难如登天。但是汪老深入文本，分析贴着人物和情节，话不一定多，却能一针见血，让人茅塞顿开，这是必须有创作者的灵气才能做到的。汪老还喜欢谈结构，但这结构也和西方文学理论中那个结构不一样，更近于中国传统的文章学，也是从写作者的角度谈的。除此之外，汪老还特别喜欢谈小说的风俗画意义，他强调文学贮存地方文化与市井记忆的价值，强调文学的人间烟火气。汪老的文学评论强调文本分析，强调古典意义的才情，强调地方性，也强调知人论世。我以汪老为基础，去看毕飞宇的《小说课》，在以上几个方面，他和汪老颇有相通之处。我想，这还是里下河这方水土养成的特殊品味。据此我再去读很多里下河走出的批评家的作品，如费振钟、汪政、王干、曹文轩等，发现也都有一致的地方：这些老师都熟稔理论，但是更重视文本，更重视才情，而他们的文笔也是摇曳多姿，不像一般理论批评文章那么刻板乏味，这就是才子气。
    思想与文学
    □黄玲（江苏省作协创研室干部）
    历史上，从施耐庵到刘熙载，从作家到文艺理论家，里下河地区是一个文脉非常深厚的地方。思想上，著名的泰州学派就创立于此地，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启蒙学派，它引领了明朝后期的思想解放潮流，对晚明以后的哲学、伦理、社会、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方面的贡献和影响都很大，它对本地的影响当然是尤为巨大。一个地方的思想要影响文学，一般不会是直接影响，你要随便问个里下河作家或评论家他受什么思想影响，他也许说不上来，因为思想往往是以人们习焉不察的方式，就是通过我刚才说的这种民风习俗、地方制度、生活方式等无数中介，先影响个体，再通过个体被建构到文学或文学评论中来影响文学，这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里下河的思想传统都在自觉不自觉中成了今天里下河文学的理论资源。思想影响文学，不仅表现在对文学作品内部的叙事特点、审美风格等方面的影响，或者是对文学批评家理论供给方面的影响，它也会在更宏观的层面上影响一个地方的文学生态。里下河文学知名的作家评论家背后有着更庞大的基础文学爱好者，正是这些无名的业余写作者默默的写作行为，更好地体现和诠释了一个地方的文学风尚。在里下河，文学不仅仅是在描写日常生活，而是真真切切地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甚至成了有些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从而影响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精神面貌。我觉得这才是里下河文学最值得骄傲的地方。
    里下河文学：继承与突破
    □申霞艳（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
    在《里下河文学》2017专刊里，收录了毕飞宇的讲稿《倾庙之恋》，这是他对名篇《受戒》的解读，也是他对同乡汪曾祺的致意。令我印象很深的是毕飞宇曾经说过一句俏皮话：“汪曾祺是用来爱的，不是用来学的”。毕飞宇的《小说课》恰好证明了这一点，既有对外的学习，也有对内的回溯。我们的“里下河文学”也是为了“对整个传统的再确认”。我们处在一个贪婪的消费社会，我们读文学作品也贪多、贪艰深，我们希望现学现卖，能够在言辞之中展现自己的眼力之独到与视野之宽阔。我们信奉外来的和尚，却忽略了近处的风景。《倾庙之恋》展现了一个作家对前辈的爱与学习，他的谦逊和骄傲都在其里。他也谈到汪曾祺的“风俗画”，那是非常迷人的，是汪老对故乡里下河地区的款款深情。如果说毕飞宇在小说创作上的进步是弯道超车，那么我觉得这得益于他对经典的细读，得益于继承而不是叛逆。他的《小说课》全面呈现了他的继承方式，他对《受戒》的反复把玩和妙悟也是值得我们在这里再三玩味的，这或许正在融化为里下河文学的新鲜血液。
    里下河生态经济示范区建设大背景下的里下河文学流派打造
    □郑润良（武警广州指挥学院军事理论教研室副教授）
    生态经济区的一大产业是旅游产业，在旅游产业的策划与建设中可以融入里下河文学品牌的元素。比如，以里下河文学流派代表作家命名的文学馆等，在各旅游景点以图片、小册子等形式宣传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作品。同时，要有意识地将里下河文学流派成果转化为文化产业，促进生态经济区的整体文化建设。比如汪曾祺、毕飞宇、鲁敏、刘仁前、庞余亮等人的作品如何打上里下河文化的品牌以影视的方式推广，都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课题。在生态经济区示范区建设大背景下，里下河文学流派打造还需要强化对当下现实的“正面强攻”意识。以往里下河作家的作品多以怀旧为主，但文学真正的力量还是体现在对现实与未来发言。未来里下河作家的创作应该瞄准生态经济区建设的大背景，结合新农村建设等方面的思考。近年来，一些里下河青年作家也开始转向关注里下河新农村建设，比如周荣池的《李光荣下乡记》，这种趋势很好。此外，在生态经济区示范区建设大背景下，里下河文学流派打造需要强化生态文学意识。生态文学于上世纪中叶首先在西方兴起，如今已经发展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文艺思潮。里下河作家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壤上，天然地养成了生态意识。这种意识在未来里下河作家的创作中应该予以强化。生态意识应该成为里下河文学品牌的题中应有之意。
    里下河文学批评“地方性”的历史边界及其困境
    □何同彬（《钟山》杂志编辑）
    在现代文学阶段，巨变的现代性实际上已经逐步瓦解了“乡邦文化的小传统”，文学创作的地域性因为地理学和文化的显著差异，还能维系基本的地方性，而文学批评的地方性则渐趋式微，因为文学批评话语已经被现代性剔除了传统的地方性：知识是西方的，知识分子放眼世界，不再局限于地方性知识，而文学批评者也不再像传统文人那样从事地方性历史编纂，诸如地方志、乡贤传、耄旧传之类的地方知识生产。而以吴义勤、丁帆、费振钟、王干、汪政、何平等为代表的里下河文学批评群体，他们的地域性、地方性仅仅是身份上的、一般意义的地理学上的，而他们所使用的文学批评话语和理论资源基本上是现代性和全球化的产物。因此，他们在特定历史阶段上形成的地方性批评传统，其显在的地域性背后其实包含着另一个地方性空间：高等院校（及其衍生的师生、同学、同门等各种关系）。这仅仅与知识生产有关，而其生产的知识并非地方性知识，所以这种地方性空间不具备真正意义的地域性。返观当前的里下河文学批评传统，它能否在将来继续传承某种辉煌、现有的传承中是否能保有必然的地域性，或者回到费振钟老师的愿景：重构诗性批评，我觉得这些问题其实都在凸显着种种有关地方性知识生产的困境。
    里下河文学的批评资源与诗性建构
    □叶炜（江苏师范大学副教授）
    里下河文学流派之所以不同于其他文学流派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创作与批评的同频共振，批评与创作的交相辉映。应该重视对这些批评家的研究，包括他们对里下河文学的贡献、他们的批评范式、他们的批评美学等进行梳理，这不仅对于里下河文学，对于整个批评界都是很有意义的。当下，里下河文学批评诗学建构恰逢其时，顺应了文学研究的趋势和时代发展。里下河文学批评的资源有很多，我们至少可以从两个维度来展开。一个是里下河批评家的批评。比如费振中、汪政、吴义勤、王干等，他们的批评是里下河文学批评的主要构成，也是里下河文学批评的主要建构资源。一个是里下河作家批评。在里下河文学中，像汪曾祺、曹文轩、毕飞宇等都有很多可以看作批评的文章和论断。比如汪曾祺先生的印象式批评，曹文轩儿童文学理论建构，毕飞宇写作学贡献等。基于以上理由，我觉得里下河文学批评可以建构两种诗学。一是里下河批评家的批评诗学建构。对里下河文学批评家进行系统研究，从方法到内容，从范式到经典，建构起里下河文学批评的诗学主体。二是里下河作家的批评诗学建构。对里下河作家的批评散论进行整理，对他们的创作批评理念进行研究，对他们的写作学方法进行推广等等。
    水土交融 诗思齐飞
    □王彦（《中国国土资源报》副刊部副主任）
    在中国当代地域文学书写中，里下河文学流派是独特的一支，可以说是创作与评论并进，诗意与哲思齐飞。文学评论是里下河文学重要的组成，无论是从全国文学评论阵地建设的大本营，还是透过《里下河文学》年刊、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丛书、《文艺报》里下河研究专栏等小窗口，我们都能感受到里下河文学评论的力量，特别是吴义勤、丁帆、汪政、费振钟、王干、何平、周卫彬、汪雨萌等老中青三代评论家在全国的声望，让我们看到，里下河文学评论既有深厚的理论建构，也有紧贴文本、富涵诗性的细腻解读。从里下河文学的旗手汪曾祺，可以看到泰州学派、扬州学派，以及中国古代以扬州为中心的市民文化、扬州八怪为代表的文人文化等精神资源对里下河文学的渗透。此后，丁帆对乡土小说理论的建构，王干对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的引领，这些评论大家在全国文学建设中的示范以及对家乡发展的积极参与，进一步扩大了里下河文学评论的精神滋养和社会影响。对于里下河“70后”、“80后”年轻评论家来说，他们的理论背景更为广阔，除了传统文化资源的继承，还包括西方文艺理论的系统把握，以及在学院、期刊等平台的大量文学实践，都成为他们更为丰富的学养支撑。里下河文学评论不仅有“高峰”，也有一片蓬勃生长的“高原”，老中青三代评论者之间良好的代际传承、思想碰撞和语言互动，让里下河文学评论之河源远流长。
    挖掘个性化的文学理论资源
    □姜广平（教育学者）
    一是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成长的共性与个性的差异性研究。这里的差异性，既可以是代际的差异所形成的文学资源的差异，也可以是作家个人独特风格的差异所形成的文学资源。对这种极具特色的文学资源的研究所获得的成果，我们认为，可以视为里下河文学评论的理论资源与诗性建构的元素。二是对流派里所有作家创作过程中的个性化体验与作品所具有的个性化美学风格的研究，也可以形成非常独特的文学理论资源与诗性建构的重要元素。对此进行研究，可以成为里下河文学评论的理论建设的重要内容，也可以成为培养新一代作家与评论家的重要的文本与文献资源。三是评论家自身的风格、理论建设、研究领域，同样可以是后续从事文学评论工作的评论家与作家们的理论资源。
    从理论资源言说到诗性建构
    □孙建国（泰州学院教授）
    里下河地处苏中、苏北，兼融吴楚越之韵，汇聚江淮海之风，积淀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其中包括丰富的文论资源。北宋教育家胡瑗提出“明体达用”，“体”即伦理纲常，“用”即生活实践（包括诗性情怀）。明代泰州学派王艮强调“百姓日用即道”，以市民趣味为基础，以感性欲求合法性（包括诗意想象）为出发点。清代文艺理论家刘熙载《艺概》认为，“诗为天人之合”、“诗者，民之性情也”。诗歌是天理与诗人性情的融合，是老百姓真性情自然而然的流露。清代李渔写作《闲情偶寄》，核心就是“因情立体”：正是真性情的融入，绚烂绮丽的意象才有生气，才能够饱含诗性地予以审美呈现。这些诗性的文论基因，内化为里下河文学理论的审美潜质。里下河文学评论方兴未艾，诗性建构任重道远。从长篇大论，到评点随笔；从理论建树，到文本剖析；从里下河文学史编撰，到作家作品个案研讨……里下河文学评论要力求视角多元，论域宽广，趣味盎然，温柔敦厚，展示令人深思的文学思辨诗性风格，拓深当代文学批评的审美视野、价值建构、美学形态，进而促进里下河文学与当代文学核心价值体系的“共融共生”。
    日常生活的诗意叙述
    □卞秋华（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副教授）
    一是关注日常生活的叙事视角比起关注历史本身，里下河流派的作家更热衷于描画在历史长河中沉沉浮浮的个人生活与命运。关注凡尘俗世中的普通小人物，捕捉日常生活中的声色光影，展现生活的繁密与岁月的悠长，书写人生恒常与不变。提炼冗长而重复的家常生活中所潜藏着的精神底蕴，发掘寻常乡村城镇普通百姓生活中的诗意品性与和谐之美。二是如诗如画的风景叙事（尤其是对于水的描写）。风景在里下河文学中绝不仅仅是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或自然环境而存在，它成为里下河文学流派独特的意蕴与格调。水文化成为里下河文学流派独特的审美品格和精神底色。三是彰显乡村道德规范的叙事旨归。独特的地域特征和长久的生活磨难形成了里下河人特有的生活态度与文化性格：和善、坚韧、隐忍。这样一种略显古朴的道德规范捏塑了静穆淡远的审美情感与诗意想象。此外，这种道德规范并不仅仅局限于乡村，一个有意思的话题是在中国现代文学中作为一种现象级的剑拔弩张的城乡对立模式在里下河文学中似乎得到了很好的统一与融合。在曹文轩、顾坚、刘仁前、庞余亮等作家笔下，从村到乡到城，城更多的是乡的延伸与扩展，是乡间的道德规范所安放的另一个家园。
    里下河文学批评的诗性建构
    □周卫彬（泰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刘熙载的《艺概》对后来里下河文学评论中的诗性建构影响深远。我理解的“诗性建构”是指从中国古典文艺理论中汲取营养，同时发挥批评家体察入微的感受力，并且痛快淋漓地将灵性的闪光表现出来。歌德早有所言，“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固然，我们应该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将经验加以归纳、提炼、总结，但是反观中国古代以至五四时期的批评，确是文质兼美，丰沛华瞻。古人的文学批评虽然没有长篇大论，大致是序跋、书简、短论乃至评点，有的甚至是即兴或者兴趣使然，似乎也没有一心想要做批评家的意思，然而留下来的却是流传千古、深得人心之作。即便那些很像批评家的批评家，如写《文赋》的陆机、写《诗品》的钟嵘，乃至写《艺概》的刘熙载，都没有显示出想要成为职业批评家意愿。当然，也有极少数例外，如刘勰、金圣叹等，然而即便如此，其文论与点评也没有高度的学术化，而是文采十足、沛然神旺。我们看里下河文学评论家如吴义勤、丁帆、费振钟、王干、汪政、何平他们的评论作品，就会发现他们的评论继承了里下河古典文艺理论的资源，既高屋建瓴，又典雅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