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先祖父张元济先生26岁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从此走上当时最为理想的仕途。但是,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大败,许多有识之士开始醒觉到改变现状已刻不容缓。张元济在他的《追述戊戌政变杂咏》中有这样的记述:“中日战败,外患日逼。忧时之士,每相邀约在松筠庵、陶然亭集会,筹商挽救之策,讨论当时所谓时务、西学,余亦间与其列。”这是1895年的下半年,29岁的张元济第一次谈及西学。他认为必须认识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借鉴国外的先进思想和经验以求自强,方能救国家于危亡。而要跨出这一步,首先必须懂英语。 1896年8月,30岁的张元济进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任章京,开始对国际形势和西方国情有了更多的接触和了解,也看到了由于不懂外语而在外交工作中屡犯错误的严重性。在百日维新期间,他受到光绪皇帝召见。在君臣对话中,谈到了培养使领人才和学习外语的必要性。国家危亡的时代背景,成了他学习英语的强大动力。 张元济不尚空谈,凡是下了决心的,说干就干。1896年6月8日,在致好友、维新派人士汪康年的信中有这样的话:“英文已习数月,仅识数千字,而尚难贯通。”可见从1895年第一次提及西学开始,他已把心愿付诸行动,在短短不足一年的时间里,已经学了数千个英语词汇,并且说:“前月业已从师,拟即日迁寓馆中。”请了英语老师,并准备搬到学馆里去住,张元济学习英语的热情和专注由此可见。 1897年初,他和几个朋友办起西学堂,最迫切的两件事是购置课本和聘请教师。由于在北京难以购得外文图书,张元济委托在上海的友人汪康年代为购买。上海是最早开埠的城市,各种英文图书相对较多。1897年一年中,托购图书的往来信件就有二十多封,从中可以了解到当时学英语用的是什么教材。所托购的清单包括天文、百鸟、百兽、光、电、水、热等科学性内容的各种挂图和对这些图的说明,为当时教会办的翻译出版机构“益智书会”所出版。此外还有《三顺文法》。但是通信中竟无一处谈及有什么英语课本。由此可以推断两点: 一,当时对于英文语法的重要性已经有所认识,所以迫切需要《三顺文法书》,但对于那本文法书的内容则无从考证; 二,估计当时没有适合中国人学英文的课本,所以才会买这么多挂图和各种图籍的说明,用来看图读文,并获得新知识。图集说明的文字肯定相对平直浅显,比英语原版的政经文史和科学类的图书更适合初学者。这也是在缺乏教材的条件下,开创出来的一条可行的路子。由此可以想象在张元济时代要学习英语是何等的艰难。 至于聘请英语教师,张元济有明确要求,认为必须“贯通中西文学”,“须明教人之法”。当时有一位马眉叔,英文甚好。但张元济见了数次后却认为不合适。因为马君英文虽好,却不懂得教学之道。他说:“最要者,精通西文,而能以汉文达其意。”足以证明他绝不盲目地聘请英语教师。 1897年下半年,张元济在西学堂的基础上又办起了通艺学堂。这是一所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立案的学堂,除了教授英国语言、文法外,还教授各种新学如西方近代史、哲学、政治学、伦理学等,还有数学、化学、物理、天文、地理、人体学等科学知识。张元济在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立案呈文中有如下一段关于英语学习的话:“数月以来,悉心研究,觉其条例之密,孳乳之蕃,字句之后先,词气之轻重,例繁类杂,融贯为难。”这是从1895年第一次提及“西学”后,他在两年时间内学习英语心得体会的总结。这短短数语的意思大可考究: 一,“条例之密”,应该是指英语语法。对于从来没有接触过英语的中国人来说,语法是一道难题。中文虽然也有语法,但变化灵活,不受严密规定的拘束。而英语或其他西方语言,则受严格的语法条理所规范。东西方语言有着巨大的差异,对初学者来说,学英语的第一道坎就在语法。 二,“孳乳之蕃”,“孳乳”二字词典的解释是:“繁殖”,泛指“派生”。英语的一些词往往可有多种变化,从一个根词可以派生出许多不同的词,意思不同,用法也不同。 三,“字句之后先”,指的应该是句法。英语的叙述句、疑问句、惊叹句的用词排列各有所不同,这是最基本的“字句之后先”。进一步说,英语的一个句子往往可以很长,里面包含多个层层相套的短语或从句。而短语和从句的先后顺序排列又是和句子的意思息息相关。这是更深一层的“字句之后先”。在阅读或翻译成汉语的时候,如不能正确理顺其中的从属关系,便往往导致误解。 四,“词气之轻重”,指的是在表达意思的时候,需要加重语气时的一些处理方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