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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北大教授,东方学者。足够了。” 对于季先生,最重要的并不是光环和浮名,而是理解与温润。 在他半卧床时,我曾到他的卧室与他聊天。他对我说:“够本了。”还指着塌下的鞋说,这鞋可能明天就不穿了。 赶上了,我也会与他一起吃饭。小米粥,窝窝头,炒火腿肠,还有咸菜,他的午餐不过是别人早点的分量。 季先生一生致力于东方文化的研究,以印度文化为主。他在《学海泛槎》中都作了交代。后来人们瞎给他称号,有损他的学者风范。 “什么‘一代宗师’,好像听着不入耳。”季先生这样反应。 再问他:“如果给您下一个定义,应该是什么?” 他说:“我是北大教授,东方学者。足够了。” 他还说:“对一个人,要给他名副其实的称赞,他自己心安理得。如果不名副其实,他自己也吃睡不安。好多事情不是这么出来的吗?什么是‘国学大师’?先得把这概念搞清楚。” 他认为,大概王国维够称作“国学大师”。 还有人曾经提议要他当中国作协主席,季先生说:“有人说我是‘作家’,我哪够得上是作家。‘作家’这个名字是非常高尚和神圣的。我是滥竽充数。我最多够上个‘票友’。” 当年我将《牛棚杂忆》一书带回家中,因为这本书的坦诚风格,父亲向我详细询问了季先生的生活现状。时日正值中秋,我说,季先生喜欢吃云南的火腿月饼,略加品尝后,在月色之下,走到门前的湖边看看荷花。父亲郑重交代我:“以后每年中秋都要给他寄去。记住。”后来,我就每年给他寄包裹,都是云南特产,从药材到小菜。先生尤爱吃云南的鸡枞菌、火腿。 暮年之人,每喝粥时尝到小菜,就会知道我惦念着他。 一直到先生逝世的当年,先生的儿子季承在电话中告诉我,先生已经不能咀嚼了。 我等待和害怕的一天,终于来了。 当年我父亲逝世,我曾到京城向季老哭诉。他写下了“无名有品,无位有尊”的字幅,让李玉洁送到勺园给我。 后来我写了《中国布衣》,送到朗润园时,先生已经是半卧床状态。他翻阅此书,说:“你父亲是书法家,我不是。” 李玉洁在一旁说:“季老也是一个布衣。”先生默然。 在季先生逝世后,有人将一个考究的书画匣盒交给我,说是季老临终嘱托,一定要交到我手。打开一看,竟然是我父亲当年写的那幅字:“温不增华 寒不改叶 羡林先生寿比青松 一九九九卯巳年秋月学生张曼菱贺托父代书”。 季先生将我当年带去的那张叠过的宣纸,进行了最雅致素淡的装裱,用的衬底是与宣纸颜色相近的银白纹厚底。他选择了在中国人心目中最华贵的明黄缎面的字画盒,上面的锦纹是龙和牡丹。 我那不愿意步入华堂的父亲,却在季老这儿,极尽哀荣。 来人说:“当年在若干寿礼中,那些名家的都没有留下,先生只取了这一幅字画收存。装裱后就挂在他的小书房里。直到年事衰末,怕身后混乱,他才叫人摘下,交代‘一定要交回到曼菱的手中’。” “温不增华,寒不改叶”,这是诸葛亮在《论交》里的名句,为父亲所钟爱,一直书写不怠。当年我交出这张宣纸时,我父亲那番“普通人”不愿意与名人们混迹一堂的言辞,和这幅字,都打动了季羡林的深心,所以他珍藏至今。 先生的灵魂与我的布衣父亲,超越世俗,此刻同去了一个独立精神的归宿地。 先生在临终前,交代要送回我的手中,这正是他经历一番世态炎凉后对自己人格的表白。“温不增华,寒不改叶”,这原本就是他的人生理念。 按照他在纪念邓广铭先生时说的话,这也是对我这个“未死者”的嘱咐。 这些日子,我在成都见到百岁老人马识途。他说,西南联大时,闻一多曾经想办个刊物叫《士》,就是要弘扬传统“士”的君子品格。 身居华堂的季先生与我远在边城的布衣父亲,发生了这一番文墨辗转,也是意在于此。他们都执着于那份平民知识分子的平淡尊严与独立人格。 有时候我想,先生假如能一直安居校园,在理解他的人们中,做一枝深谷幽兰,一切都顺理成章,何其幸哉! 当年那场热火烹油,鲜花着锦的“米寿”盛会上的芸芸众生,已烟消云散。而先生以他特立独行的精神,给我留下回味重重的余韵。那是先生在北大校园度过的最后的最好时光。一切是那么融洽、合适。 对会上那些外来者有“出格”过分的溢美之词,先生坚辞不受,态度恭谦。而主持人和与会者们“兼容并包”,泱泱气度。在北大人的“互动”下,任何世俗的细节都会被“穿针引线”,纳入北大的价值观。所谓“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 而今红尘迷离,唯心中的校园,心中的先生,是永存的。 今春,深圳报业出版集团约我参写“名人丛书”,于是执笔写下《为季羡林辩:几多风光几多愁》一书,以寄托我此生无尽的思念与承诺吧。 (张曼菱,作者系专业作家,多年来致力于“国立西南联大”历史资源的抢救、整理与传播工作,创作有电视纪录片《西南联大启示录》,音像制品《西南联大人物访谈录》,史话《西南联大行思录》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