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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我刚才坐在这里,很不自在。我的耳朵在发烧,脸发红,心在跳。我听见大家说的话,你们不是在说我,你们说的是另外一个人。我不是那样的,当然,我在争取做成那样的。我只是一个研究东方文化的人,其他各方面常识很浅陋。文笔不如作家,学问也不是很深厚。我只是尽我所能而已。” 听寿星说出这番“不凑趣”的话,众人一时无言。无人能令此老自失,宠辱不惊也。 这是具有季羡林特色的话,婉转谢绝了别人的盛情,表达出自己应该守的本分,又不得罪别人。骨子里有一股清香,魅力所在也。 我坐在窗槛旁,虽不近高台尊荣,却可眺全厅风光。壁上有一幅先生的老友赠画的墨荷,此时鲜活起来。本意不是来听祝词,亦不在乎酒宴;而听到先生这一席迂拙之言,如入芝兰之室,格外清新怡人。 这是他最清醒的声音。有人不让他“做自己”,要他做“另外一个人”。他在抗御,可惜这抗御的声音没法传递出去,终于越来越弱。 说这番话的时候,他对自己突然“飞黄腾达”,还很不适应。后来,大概他看势态是“非如此不可”,也就不太作过多的辩解了。 以往每次访问先生,末了他都来一句:“你要坐下来,写作。要坐冷板凳。”“坐冷板凳”,其实才是季羡林的本色。 由于校园随着社会一直反复动荡着,季先生直到七十岁后,才有了“坐冷板凳”的权利。每天他黎明即起,万籁寂静中,在灯下写作,迎接早晨。后来他的住所一天不断地来人,持续到了晚上,他就会生闷气,一句话不说,因为他没有了“坐冷凳”的时间。他一生中最多的文章,最重要的著作都是在七十岁后写成的。就这样干活,直到八十八岁,“米寿”之期,他完成了27卷的《季羡林全集》。 在这次贺寿庆典上人们讲的夸张言辞,与先生的本色生活真不是一回事。 正在遐想中,有人过来说,先生希望我这个远道来客也说几句。 我脑子一片空茫,走到麦克风前,只说了一句话:“我是北大学生,刚从云南来。”就唱了一支歌《有一个美丽的地方》。 先生喜欢我的家乡,他去过昆明。他曾对我说:“云南大学有位寸树声先生,很有学问,人品很好。” 这次“米寿”宴会的主持人郝斌,其貌不惊人,辞不哗众,却在明白人心中有个位置。他属于那种既糊涂又清醒的人。“清醒”在他为人处世有原则有标准;“糊涂”在他似乎不懂奉迎。 这样一个人来主持季先生的“米寿”宴会,大家都以为“合适”。 在北大,说“合适”,就是“很难得”的意思了。在这年冬天,当郝斌和北大的前辈闻知我的来意后,俱对我说:“你来做‘西南联大’这件事,很合适。” 由于郝斌与我的私交,和他在北大的位置,他很自然地成为我这事的“始作俑者”。有了这种种的“合适”作支持,从那个“米寿”开始,我踏上拍摄《西南联大启示录》的艰辛之途。 “让外国学者也跟着我们走” 这是我人生的又一次转折。自从1989年我仓促登上海南岛,“下海”开公司,我与北大的联系日渐稀少。而最稳定的关系,最欢迎我的人,就是季羡林。表面上,他每次都和颜悦色地听我说种种商场奋斗的热闹,用李玉洁的话就是“听着都累”;其实他却没有放弃一种期待,这就是我终归要回到文化的位置上来。 北大是我的依托,先生站在湖畔招手。我回来了,我的校园,我的中文系。 追踪着那些“联大”故人,采访拍摄,大约五年光景,到2003年《西南联大启示录》纪录片完成,当年春天在央视十频道热播,引起社会轰动。正是“非典”时疫猖獗,先生说了一句:“总算做完了!” 这个课题是美国人领先。一位中文名字叫易社强的哈佛学者已经完成了一本书《壮哉西南联大》,北大图书馆藏有英文版。我曾经以此为鉴。易社强依靠丰富的资料,构建一个索引的世界;同时他发挥美国人的特长,沿当年学校南迁之路,自己去走了一遍,于是又加进许多“地方志”的资料。但是其中有很多事情他弄错乱了。人家毕竟是外国人。 2013年,我完成《西南联大行思录》,这是一本历史当事人的口述史,包括台湾的西南联大校友在内。内中含有若干对前人历史整理误差的纠正,虽然岁月遥遥,重要人物过世,漏失的已经太多。纪录片的主摄像师后来发给我一张照片,是易社强举着我的著作。 季先生此生有一个愿望:“让外国学者也跟着我们走”。 我想对先生说:在“西南联大”课题上是外国学者领先的,但现在我可以和他们对话了。在我们的大学史和抗战史上,我填写了中国人本该自己写的一笔。 季先生的世界是一个善于感知的世界。少成孤儿,青年漂泊,中年沉溺于学海和被迫虚度于“运动”之中,晚年思索于古今。 他曾是最年轻的北大系主任,兹后,又任北大副校长。“如履薄冰”般的人生关隘,密布于平民出身的季羡林人生道路上,令他严谨之中更求严谨,发展成了一种内向的气质。 他的一生,是这样单调和丰富。他的学术成就,是用他一生的孤寂、自我克制换来的。 季羡林有“从不诉苦”的性格。 就说有那么多的稿费吧,可他的生活从来是老样子,“都市里的乡下人”。 窄木床,棉絮上复布单。那布单很窄,都遮不住下面的棉絮。 一身蓝色中山装,无任何嗜好。嗜好就是要看书写东西。 除了追求新的思想与学术信息,对于季羡林,没有什么“时尚”。 李玉洁说,为他买衣服时,要告诉他,这是“处理货”,廉价的,农民穿的,他才会欣然接受。 要他喝牛奶,也要费功夫,他说:“我不喝牛奶也活了七十多岁。” 其他“名人”们是怎样活的,跟他无关。 他没有养尊处优的心态。 其实,人生本来就是平淡的。能有一点闪光,不要变成通体金光。季羡林的活法,虽然过于枯索、古老,但是不含腐败的气息,反有点宗教徒式的清谧。 一个留学十年的博士,却将自己的生之乐趣与一切欲望压缩到几乎为零。从这种严酷性说,季羡林是一个时代的产物。 他在这不可选择中所作的选择是:唯保存自己的学术与正直品格。 晚境中的季先生,一直坚持生活自理。这是一位老人的尊严,但这常常令照顾他的人们作难。不知是儒家风范还是绅士态度,有时,即使是比他的女儿还小的我,走进他午睡的客厅,他也要立即从沙发上坐起来,正襟危坐。 我能理解。这种倔强酷似我的父亲。 季先生永远是强者。年衰岁暮不能夺其志,更不能有损他内心的骄傲。永远是平民作风的他,不需要人恭维亦不需要人怜悯。他要自尊地走完自己的路。 有时,我觉得他有点“入定”的意思,大概是先生研究印度佛教与禅有心得,视荣辱为过路风雨。 一次,人家丢失了他的一幅名画收藏,他也只说了句“身外之物”。 他将珍贵的真情贮存于深心之海,从不轻易释放。面对海外归来的孙子及重孙儿,也没有如世人的显露欣喜;但亲人一离去,他即写出了深情的怀念文章。 季先生是一个激情与细腻的极富人性的人,他本应该有更加幸福与快乐的人生。即使时代将他锻造成一个专注的学者,他的人性仍然深存。 有时,我会联想到那位性格怪僻的音乐家贝多芬,在他那眉头紧锁的严峻下面,却奏响了《欢乐颂》这样春风浩荡的音乐。 谁能知道,在季先生的不苟言笑中,有一片爱的海洋呢? 我并不想将他圣化,只是讲感情的特殊规律——季先生属于特殊的一类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