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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1月22日,一位耄耋老者冒雪来到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副馆长鲍正鹄闻讯立刻出门迎接,“外面这么大的雪,您还亲自过来,我们怎么敢当啊!”见到自己昔日的学生,老者笑答:“你来看我不容易,还是我来吧。”师生重逢自然要叙叙旧,但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来协助北图鉴定馆藏《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的版本问题。不一会儿,工作人员拿来了多个早期译本。老者仔细看了看,指着其中一本封面印有红底马克思肖像的说:“这个红的是初印的,那个蓝的是后印的。”闻听此言,鲍正鹄高兴极了,“由于版权页缺失,我们以前错将蓝色的再版本作为初版本,这下可好了。”说着,他把首版《共产党宣言》递到老者面前,请他题字留念。老人见状有些诧异,“这是马恩的著作,我题字不合适。”鲍正鹄恳切地说:“这本书是您翻译的,上面还印着您的名字,您就签个名吧。”老者最后在二版译本的内页上工整地写下自己的名字:陈望道。 没错,这位老人就是中共早期活动家、新文化运动先驱、著名语言学家、教育家陈望道。正是他第一次把《共产党宣言》完整地介绍到国内,从而使一批先进知识分子能够直接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坚定了他们追求共产主义的信念,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能堪此大任者,“非杭州陈望道莫属” 1920年2月初,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愤然离职不久的陈望道忽然接到《民国日报》社经理兼副刊《觉悟》主编邵力子的来信。“‘一师风潮’正酣,力子先生此时来函,难道有什么要紧事情?”陈望道离校虽已旬月,却时刻牵挂着自己的学生们,每每回想起这半年多来在一师亲历的一幕幕,他不禁悲喜交加。 1919年6月,从日本留学归国的陈望道受聘担任一师国文教员。时值五四运动风起云涌,他与同校的夏丏尊、刘大白、李次九等三位教师大张旗鼓地革新国文教育,倡导自由平等思想,人称“四大金刚”。在校长经亨颐的支持和陈望道等人的言传身教下,一师逐渐成为浙江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是年11月,一师学子施存统、俞秀松等创办《浙江新潮》周刊,宣传社会主义思潮。在陈望道的指导下,施存统撰写了《非孝》一文,猛烈抨击封建家庭伦理。该文在《浙江新潮》第二期一经刊出,遂于西子湖畔引发轩然大波。浙江当局将之视为洪水猛兽,不但下令查禁周刊,还给陈望道等扣上“非孝、废孔、公妻、共产”的罪名,并把经亨颐调离一师。经校长走了,陈望道他们也跟着离去。哪承想,一师学生以请愿等方式,要求当局收回成命。浙江督军卢永祥恼羞成怒,派军警包围学校。“一师风潮”由此震动神州。 “莫非力子先生想让我为《民国日报》撰文,声援同学们?”陈望道一边轻轻撕开信笺封口,一边猜想着信中所言之事。他之所以如此揣测不无道理。在一师任教期间,陈望道常为《民国日报》撰稿,他与邵力子还兼有同乡之谊,故而彼此间相当熟络。展开信函,读着读着,陈望道的脸上露出了微笑。原来,邵力子在信里称,戴季陶约请陈为《星期评论》周刊翻译《共产党宣言》。 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共产党宣言》里的只言片语就通过《万国公报》《民报》等刊物传入中国。五四前后,《每周评论》《国民》等进步期刊均对《共产党宣言》进行过零星片断式地摘译,陈望道亦曾读过。只可惜,《共产党宣言》的通篇译文一直阙如。于是,将《共产党宣言》全部译成中文成了许多走在时代前列的知识分子的迫切愿望。戴季陶便是其中之一。 五四时期的戴季陶,思想激进,极为推崇马恩。他与沈玄庐等在沪创办的《星期评论》,因介绍、研究国内外劳工运动,宣传社会主义和其他新思潮,迅即与陈独秀主编的《每周评论》齐名,被时人誉为“舆论界中最亮的两颗明星”。戴曾从东瀛带回一本由幸德秋水、堺利彦合译的日文版《共产党宣言》。他原欲据此将《共产党宣言》译成中文,却浅尝辄止,因其翻译难度颇高,译者须兼备深厚的语言功底和一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整天忙于编务的戴季陶自感难以胜任,“不如邀人翻译,并在《星期评论》上连载。”一日,当戴将自己的想法告诉好友邵力子后,邵极力赞同。 “可是何君能堪此大任呢?”戴季陶叹了叹气,又把翻译中遇到的难题向邵言说。思索片刻后,邵力子笑眯眯地讲:“非杭州陈望道莫属。”邵力子此言非虚。陈望道留日时,即结识了日本进步学者河上肇、山川均等,阅读过他们译介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况且,陈的国文素养亦非常了得,单凭他往日刊在《民国日报》上的文章便能窥知一二。商定之后,邵立刻修书一封给陈望道。 《星期评论》的邀约让陈望道既感意外,又觉兴奋。因为“一师风潮”发生后,他在不断地反思中获得感悟:对待任何事物,不能简单凭借“新”与“旧”来加以肯定或否定,应当有更高的判别准绳,那便是马克思主义。“这真是天赐良机!若译出《共产党宣言》,对于传播马克思主义岂不是大有裨益?”打定主意,陈望道赶忙提笔给邵力子复信。不多时,上海方面向他提供了戴季陶自购的那本日文版《共产党宣言》,作为翻译底本。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