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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深入探究妨碍“走出去”的根本原因。现在许多人都怪罪在翻译头上。依我看,高端翻译的缺失,固然是个瓶颈,但更深层的原因,还源于中国文化在世界的话语权还嫌薄弱。多少年来,以英美法等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在世界文坛占据着主导地位。文化霸权主义使得欧美文学,在世界上获得强势的话语权,以至他们的作品,无论文字的内容和风格,或是复制、翻译的手法有什么变化,其市场的认同度,肯定要比非西方作品高出很多。强势的话语权,增强了作品的权威性,也势必剥夺了翻译中改动原著的随意性。试以西方名著《尤利西斯》为例。尽管原著文字那么晦涩怪诞,而现有几十种译本的译者,都没有人会按本国读者的喜好去试图改动原著。 由此可见,话语权居劣势的作品,即使翻译得再巧妙,也未必会在今日世界市场获得应有的反响。改革开放以前,西方人提起中国作家,大多只知道林语堂。多年来,中国文学在西方文坛几乎没有话语权。近些年,中国文学“走出去”步伐得以加快,首先是得益于中国国力与中国国际地位的增强,使中国作品在世界文坛的话语权提升了,外国人更加关注中国,才会对中国作品提高兴趣。翻译质量对于“走出去”当然十分重要,但不宜夸大翻译因素的作用,更不能将“连译带改”这种葛浩文式翻译,捧为解决“走出去”瓶颈的“灵丹妙药”。翻译中出现“连译带改”,并非翻译学中必然的逻辑规律,只不过是为话语权薄弱的作品,寻找便于推销的一种手法。德国汉学家顾彬,虽然表示葛浩文的翻译方式非常巧妙,但也认为他的翻译“在很大程度上是创造了译本畅销书,而不是严肃的文学翻译”。 其次,宣扬“连译带改”的翻译,是对中国文化缺乏自信的表现。倡导中国文学“走出去”,当然不是为了多卖几本书,而是要传播中国文化,更好地展现中国的文化软实力。进入新世纪,随着消费主义、声色文化和娱乐至上等思潮的流行,以适应大众化面目出现的霸权文化审美观点,也不可避免地向文学领域渗透,以至浸淫和冲击着其他国家文学的民族特质。仿佛别人写的都不合口味,我看不惯,就得按我的审美标准改写。倘若把中国作品,都“连译带改”成老外爱看的洋化故事和腔调,这样做,即使不算容忍矮化中国文化,至少也是对中国文化缺乏足够自信吧。 有评论家认为,经过翻译家“改头换面”的象征性文本,诺奖评委从莫言的作品里看到的,只是符合自己想象的“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另有评论说,打动诺奖评委们的并不是莫言作品本身,而是“脱胎换骨”、被“美化”的译文。在这样的翻译所导致的“误读”中,“走出去”的不是真正的中国的莫言,而是葛浩文的莫言。不是真正的中国文学,而是经过翻译“改头换面”的中国文学。有人更直言:“连译带改”无疑是伪翻译学。这些舆论,表明不赞同葛浩文式翻译的,也大有人在。最近有位著名学者谈到,在资本和市场的交互推动下,文学趋同化愈演愈烈,却美其名曰“世界主义”,并强迫人们木然接受。由是,不仅作为中华民族认同感的乡情正在消散,就连我们文化母体的基础,我们最大的国本——中文也面临威胁。(陈众议:《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15年第四期)依我看,这段话,也是对宣扬中国文学“走出去”要“连译带改”的很好回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