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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十年来常有某种议论,认为语言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因此语言是不可能规范的;而一旦制定了某种规范,便会阻碍语言的发展。若建立起语言规范的“选择观”,认识到语言规范是依照语言发展规律所进行的选择活动,那么,就不会认为语言规范阻碍语言发展,反而会看到语言规范是在帮助语言健康发展,是与语言的“自组织机制”相辅相成的。为更明显地说明语言规范与语言发展的关系,可以再看看“说服、说客、游说”的读音——“说服、说客、游说”中的“说”,都有“shuō、shuì”两读,但是两读的频率有很大差异:“说服”基本读“shuō”,很少读“shuì”;“说客”多读“shuō”,较少读“shuì”;“游说”基本读“shuì”,也偶有读“shuō”的。这三个词所表现的读音倾向是由“shuì”向“shuō”发展,这种倾向是因“说话、说理、说服、说教、说笑”中“说”读“shuō”的“拔河作用”造成的。单靠语言的自组织机制的力量,“说服、说客、游说”中“说”的两读现象,可能要持续相当长的时期,故而需要社会依照这三个词的读音发展倾向,助语言一臂之力。《现代汉语词典》的处理是:“说服”读“shuō”;“说客”读“shuō”,但注明旧读“shuì”;“游说”读“shuì”。《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下同)的处理,照顾了“说服、说客、游说”的现实读音状况,同时也考虑了由“shuì”向“shuō”的语音发展倾向,当然,如果在“游说”后再补注上又读“shuō”,也许能更好地照顾到这种语音发展倾向。 语言发展规律是复杂的,人们对语言发展规律的认识总是有限的,因此,对语言变项进行选择时,应当留有余地,在选择、规范之后还应及时观察,对不合适的应及时调整。再看“说服、说客”,虽然《现代汉语词典》选择了“shuō”,将“shuì”断为旧读,但是在海峡对岸的台湾宝岛,不仅保留了旧读“shuì”,而且将旧读定为规范读音。近些年来两岸交流频繁,“说服、说客”在大陆读“shuì”的情况又多了起来,看来“shuō、shuì”之争还会胶着一段时期。这种情况说明,不同华语社区的语言状况,也应纳入语言规范学者的视野,予以适当考虑。 三、语言规范的评价标准是语言生活 语言规范是为语言生活而制定、而行动的,因此,评价语言规范的最终依据是语言生活:既要符合语言生活实际,又能引导语言生活的良性发展。若设语言生活为N,那么理想的语言规范就应为N+1。这可以称为语言规范的“语言生活观”。 语言规范,不管是制定出来的“语言规范N”,还是进行的“语言规范V”行为,都应能反映语言生活的实际,合乎语言生活的实际。比如《通用规范汉字表》从2001年开始立项研制,到2013年国务院批准公布,前后经历了十二年的时间。这个时期语言生活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信息化。《通用规范汉字表》在研制过程中,不仅考虑到对传统的批判性继承,考虑到将相关规范进行整合集成,而且也一直将适应信息时代的语言生活作为重要取向: 第一,为汉字信息编码提供现代汉语用字的规范。汉字信息的国际编码体现为ISO/IEC国际标准化组织的中日韩汉字统一编码(CJK Unified Ideographs)。这一编码是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美国、日本、韩国、越南、新加坡等国专家长期合作的结果,所收汉字数量已逼近8万,相当充分地反映了世界对中、日、韩汉字的需求,并正在对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进行编码。而且,国际互联网已开始启用IPv6。IPv6为了开辟互联网更大的地址空间,顶级域名向包括汉字的多种文字开放。在中日韩汉字统一编码快速发展和国际互联网启用 IPv6之时,提供现代汉语的字量、字种规范,提供简体、繁体、异体之间的对应关系表,具有国计民生层面的重大意义。 第二,反映社会各领域的用字要求。信息化是社会各领域的信息化,社会各领域信息化首先是用字的信息化。《通用规范汉字表》为收集各领域的用字可谓不遗余力。研制组通过多种途径搜集人名、地名用字,运用了人口普查的资料及公安、民政、测绘等部门提供的资料,还向社会公开征集姓氏用字;通过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收集了56个科学技术领域的用字,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收集了33个社会科学领域的用字。这样多途径、大范围、长时间地收集、整理社会各领域用字,为社会各领域的信息化提供了坚实保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