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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经典”,由于近现代是处在新旧文化交替的特殊历史时期,当以白话为载体的新文化作为新生事物蓬勃发展之际,作为旧文化代表的“经典”理所当然地处于式微之中｡过去的“四书五经”虽说不再唯我独尊了,但是“经典”训练在母语教学中的位置仍不容置疑,正如朱自清先生在他的《经典常谈》序言里所说:“新式教育施行以后,读经渐渐废止｡民国以来虽然还有一两回中小学读经运动,可是都失败了,大家认为是开倒车｡另一方面,教育部制定的初中国文课程标准里却有‘使学生从本国语言文字上,了解固有文化’的话,高中的标准里更有‘培养学生读解古书,欣赏中国文学名著之能力’的话｡初高中的国文教材,从经典选录的也不少｡可见读经的废止并不就是经典训练的废止,经典训练不但没有废止,而且扩大了范围,不以经为限,又按着学生程度选材,可以免掉囫囵吞枣的弊病｡这实在是一种进步｡”[16](P8)这说明,近现代学者虽接受了西洋文化的洗礼,但他们早年多经历传统教育方式的训练,深受传统文化的熏染,深知经典是国家､民族的文化命脉｡在时代激进的反传统浪潮里,他们深刻感到了“经典”在教育中所面临的危机,并为此不无担忧,因而,在支持新文化运动的同时,他们也一直呼吁“经典”训练对于“文化”传承不可或缺的意义｡朱自清就曾不止一次表达过:“大学国文不但是一种语文训练,而且是一种文化训练……所谓文化训练就是使学生对于物,对于我,对于今,对于古,更能明达｡”[16](P11)他还说:“文言的教材,目的不外两个:一是给学生做写作的榜样或范本,二是使学生了解本国固有文化｡”[16](P17)而且,一些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干将,在大学里安身立命的教学､科研功课,偏偏就是其反对的传统文化｡比如声称取消汉字的钱玄同恰是传统语言学的传承者,他研究音韵､文字､训诂且卓有建树,而主张最好“不读中国书”的鲁迅恰恰是第一部“中国小说史”的创作者｡ 再者,如果说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的兴起,取消“读经一科,小学课本变为“国语”,即白话文,客观上导致了传统经典教育开始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中心｡但是,五四时期的学者对传统文化虽有偏激言论,起初在教育体制中并无所作为,亦未造成对其致命伤害｡最近,学者研究表明:白话文的推行,也并非是那些叫嚣的最厉害的“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所能作为,而是导源于北洋政府教育部1920年代的一纸行政命令,以及之后在各省中小学的强制推行:“他们(指胡适､黎锦熙)都承认1920年的中国中央政府在中国文学革命或者说语文革命､白话革命上的核心领导作用和巨大贡献:它不仅领导了这场革命,进行了广泛的社会动员,而且动用自己掌控的行政权力以专制的方式一举完成了这场革命｡相对于政府的作用,个人的作用几乎微不足道｡”[17](P327)可见,“政府”在教育改革中起了毋庸置疑的关键作用｡因此,在1949年之后不久,恰恰是由政府主导的在母语教育上的作为,才造成了母语教育传统的致命中断｡特别是文革前后,中小学语文教材几乎完全政治化,高校则取消包括训诂学等在内的一些古代学科｡1978年以后至今,应试教育的指挥棒,让语文教育一头扎进“唯分是求”的怪圈,母语学习似乎就是一堆需要死记硬背的零碎知识｡时隔30多年,当1980年三联书店重版《经典常谈》时,叶圣陶先生在《重印<经典常谈>序》里写到:“认认真真地读它极少一部分吧,莫说初中,高中阶段恐怕也难以办到……在高等教育阶段,学习文史哲的学生就必须有计划地直接跟经典接触,阅读某些经典的全部和另外一些经典的一部分”｡即使是叶圣陶先生降格以求的呼吁,如今30多年又过去了,我们中学､大学的母语教育､经典阅读状况,又能有多大的改观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