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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古人名字中的车,最为世人熟知的当属苏洵《名二子说》,解释苏轼、苏辙名字的由来,以此告诫二子如何为人处世。 轼,亦作“式”。古时称车厢为舆,后面开口供人上车,四周有围栏挡板,横贯左右围栏上的木条为“轼”。它是车子上的一个配件,不像车轮、辐条、车厢于车本身那么重要,类似于今日之安全带。更多的时候是作行礼之用——凭轼,即乘车人对所遇应行礼之人事时,扶轼前瞻或俯视,表示恭敬。行轼礼时,车子要减速缓行或直接停下,其场合有很多:遇到悲哀之人事,如《礼记·檀弓下》载“孔子过泰山侧,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夫子式而听之”,引发了“苛政猛于虎”的议论;过墓地或逢祭祀,如“子路曰:吾闻之也,过墓则式,过祀则下”;经过贤能者的住处,如《史记·魏世家》记载魏文侯礼贤下士,对儒门弟子子夏、段干木等人以师礼相待,“客段干木,过其闾,未尝不轼也”;遇到年长者,如“君子式黄发”;进入社区或村口,“入里必式”,《史记》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说西汉内史石庆醉归,到了自家社区门前没下车,直接进去了,“过宫门阙必下车趋,见路马必式焉”的老父石奋知道后,绝食抗议……在这些场合,只有“兵车不式”,唐代孔颖达解释说“兵车尚威猛,亦无推让,故不为式敬也”。苏洵为儿子取名“轼”,称“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是想让他安分守己、老实本分,不要显山露水、锋芒毕现。 与“轼”相比,“辄”就中庸得多,天下之车虽莫不循辄而行,但辄不会居功,而车翻马毙,也怪不得辄。若像辄一样性情平和,则可以“善处福祸之间”。正如苏洵所逆料,兄弟二人的人生轨迹恰如“轼”“辄”二字之寓意,一个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虽大出风头,却几进几出,差点丢了性命;一个老成持重,虽不像其兄那样“获柄用”,但自立而免祸。 其实,古时以辄为名的不在少数,但其意跟苏洵所言“车辙”毫不相干。古时,辄像轼一样,也是车子的一个部件——车厢左右挡板上端向外翻出的部分,形似车的耳朵,也称“輢”。春秋时期许多贵族便以“辄”为名,《说文解字》中解释“辄”便言:“《春秋传》曰,秦公子辄者,其耳下垂,故以为名。”另外还有卫公子辄、郑公子辄、鲁叔孙辄、鲁叔辄等,其中郑公子辄字子耳,叔孙辄字子张,叔辄字伯张,耳在外,状为张,名和字同义互训、相关联。 古车的左右挡板称“较”,因其左右各一,外翻,形似人首有两只耳朵,又名“重耳”。“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的名字重耳的由来,因不见正史记载,令很多人费解,一是闹不清其读音,二是不明其意。比较流行的说法是按照“帝王相”的观念推理,认为国君贵族都有异于常人的生理特征,如“双耳垂肩”“赤目”“双手过膝”“长髯六尺”等。《东周列国志》说“重耳骈胁重瞳,状貌伟异”,采用了“重瞳”说,即晋文公每只眼睛有俩瞳孔,曾经叫“重目”,不好听,改叫重耳;《幼学琼林》说“重耳骈胁,为霸晋之君”,采用了“骈胁”说,意思是他的肋骨长在一起,不像常人每根那么明显,其根据可能来自《左传·僖公二十三年》的记载:重耳逃难到了曹国,曹共公出于好奇,欲偷窥重耳洗澡,“及曹,曹共公闻其骈胁。欲观其裸。浴,薄而观之”。重耳以此为羞辱,当了晋国国君后,发兵灭了曹国。还有人认为他的耳垂大,或是耳朵上长了一块赘肉,取耳大有福之意。 晋文公的名字与车文化有关。车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跟人类社会的文明水平息息相关,在没有发明车的社会,如印第安人、澳洲土著、非洲某些部落等,一直处于原始社会。先秦时期,车作为重要的文明器物,有相当一套繁琐的礼制,渗透到了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所以很多贵族取名与车有关,是一种时尚。前文已述,与重耳类似的贵族名字还有很多,所以用车文化来解释晋文公之名,更具合理性。 重耳手下有位名将叫先轸(原轸),在城濮之战、崤之战中立奇功,他的名字也与车有关。因为,轸是车厢的底框。以轸为名的还有战国纵横家、策士陈轸(成语画蛇添足、卞庄刺虎等就是从他而来)、宋代陆游的高祖父陆轸等。 孔子的学生仲由(字子路),倒是与苏辙(字子由)的“辄”意思相同,前车之辄,后车由之,由和路相关联。孟子名轲,字子舆、子车,显然也与车有关。《说文解字》言“轲,接轴车也”,轲与舆都是车的构成部分。以轲为名的,还有著名刺客荆轲。另外,车辕前端的横木叫“衡”,以衡为名的如鲁公子衡、汉代张衡;用马拉车套在马颈上的皮套子叫“鞅”,以鞅为名的如秦商鞅、鲁叔鞅、晋范鞅(范献子);人握辔行于道中称御,即驾驶车马,以御为名的如鲁御叔;齐国步叔乘,字子车等。 汉字之精深博大,造就了中华姓名文化的源远流长,仔细推敲,趣味充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