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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有必要废除么

http://www.newdu.com 2017-11-16 新华每日电讯15版 陶短房 参加讨论

    娱乐节目和影视作品中方言剧的风行,让“废除方言”的呼声和围绕方言应存应废的讨论,再一次变得热烈起来。
    认为应该废除方言者觉得,语言是交流沟通的工具,而五花八门的方言却让原本用来交流沟通的语言,反倒成为交流沟通的障碍,方言的存在和普遍使用不仅与全球化、大融合的趋势格格不入,且容易滋生地域主义和小圈子意识,不利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因此,应秉持“车同轨、书同文”的精神,与国际惯例接轨,采取必要的行政措施,让形形色色的方言彻底变成历史的陈迹。
    而反对废除方言者认为,方言是地域文化、风俗长期形成的结果,是值得珍视的文化遗产和地方特色,老百姓约定俗成,用得习惯,强制废除非但“强扭的瓜不甜”,且未免管得也有些宽了。
    那么,方言有必要用行政手段废除么?
    首先我们来看看,废除方言是否“国际惯例”。
    目前西方流行的几大民族语言几乎都有方言。
    英语不用说了,英音与美音、澳大利亚英语、加拿大英语及南非英语在口音和语言习惯上的差异,是许多人都知道的常识;仅次于英语、使用国家最多的法语,法国法语和魁北克法语、西非法语、卢旺达法语的口语差异更大,魁北克法语更接近300年前的古法语,西非法语则在语法上大为简略且混入英语、荷兰语及非洲各民族语言的大量词汇,而由于特殊原因形成的卢旺达法语口语,则被语言学家赞叹为“音调最优美的法语”。
    前面说到的方言,是不同国家间因地域隔绝,造成语言独立发展、自成体系所致,那么在一国之内是否就不存在方言?
    也不是。
    长期邦国林立、统一较晚的德国有几十种方言,巴伐利亚德语和汉堡、图林根等地的德语,在口语上差异明显;很早就实行了中央集权的法国,当年就有所谓“奥克法语”“奥依法语”的方言差异,即使到了今天,口语层面上的方言差异也是“明耳人”一耳朵就能听出的,布列塔尼法语和阿尔萨斯法语差异悬隔,而“巴黎音”和“马赛音”的区别,几乎到了随便说5个单词就一定能分辨清楚的地步;甚至幅员狭小的岛国日本,方言口语的差异也一直存在,以东京-横滨城市圈方言为主体的“东京腔”每每对以大阪-神户城市圈为主体的“关西腔”冷嘲热讽,嗤为“乡下音”“买卖人的方言”,而说“关西腔”的人也往往反唇相讥,嘲讽说“东京腔”的人是“暴发户心态”。
    像英音和美音、法国法语和魁北克法语这种分处不同国家的方言,已经自成体系,约定俗成,成为各自国家的“标准音”、“普通话”,不存在“谁吃掉谁”的问题,魁北克女歌手席琳·迪翁的魁北克腔虽然引来法国人一些善意的调侃,但并不妨碍她在法国流行乐坛大红大紫、摧城拔寨;英音和美音的巨大差异虽然让一些母语非英语的英语学习者抱怨“听惯美国之音的一碰BBC听力题就懵”,却也没什么人提出诸如“英音美音大一统”之类建议。
    而一国之内的口语方言,如法语、德语、日语的不同“腔调”,的确引起一些调侃或地域争执,也造成某些沟通的不便,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有淡化、消融的趋势,尤其在正式场合及年轻人当中,这类方言间的隔阂与障碍已变得越来越不明显。然而在私下场合、在家庭或同乡圈子里,方言的势力依旧相当“顽固”。
    至于国内不少人士抱怨的“方言文艺”,在国外反倒很少有人评头论足,因为文艺圈子恰是方言最活跃的领域。
    日本非常走红的民间曲艺,很多都用方言演讲,如著名的关西谐剧就必须用“关西腔”,法国各地举办的行吟诗人节,用本地特有的方言朗诵、演唱,也是约定俗成的民俗和惯例。在欧美,许多驻唱歌手和脱口秀艺人都采用家乡方言演出,电台、电视台收视率最高、最受欢迎的一些即兴专栏,也有不少采用方言播出。
    道理很简单,这些用方言演绎的艺术作品,其受众都是本地域的普通民众,俗话说得好,看菜吃饭,量体裁衣,对于这些特定的受众,采用他们最熟悉、最亲切的特定口语——方言,能引起更强烈的共鸣,更何况,一些微妙的包袱、笑料,只有用方言讲、方言听才能引发会心一笑,如果都用“官话”,感染力就会大减。
    正因如此,在文艺节目中用“官话”或方言,个中大有讲究,通常以地域性、大众化为标榜的节目,方言使用率较高,而地域特点不明显,或宫廷戏、历史戏,“官话”就占统治地位,如在美国,不少西部片里有大量方言对白,而在法国,上世纪60、70年代的一些“工人阶级电影”几乎通篇都是方言对话,但同时期的“正剧”就没有类似现象。
    说到这里,事实已经很清楚:方言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和任何语言中都可能存在,用行政手段废除方言并非什么“国际惯例”。
    问题是,方言所造成的诸多不变,也是客观存在的,难道只能听之任之不成?
    方言的形成和延续,是地域隔阂、交流不变、人口迁徙和混居比例低所致,越是人口流动性低、地域隔膜深厚的国家、地区,方言的顽固性也越大。中国地大物博,曾经历过漫长的封建年代,又因客观、历史等诸多原因,人口长期被户口、土地所束缚,安土重迁,流通缓慢,宗族、乡党的纽带也让方言成为“抱团”的辅助工具之一,这才造成中国方言种类多、影响深厚、消除困难等特色。
    方言的根基是人口流动性差,地域间交流不足,如果置这些客观因素于不顾,仅以行政手段强扭方言的头,便如只斩草,不除根,很难达到预期效果。只有从改革社会体制、增进地域间交流和人口流动入手,从根本上打破传统的地域隔膜与障碍,才能让方言问题不解自解。历史上中原地区使用的是类似如今闽南话、客家话的“官话”,在战乱导致大迁徙、大融合之后,原本泾渭分明的中原各地方言变得彼此间更容易听懂,北方音的标准音地位也逐步确立。与此相反,秦始皇在社会条件尚不成熟之际强推语言改革,结果虽勉强统一了书面文字,可方言口语却长期存活,直到汉晋,“楚音”仍有很多人会听会说,直到“五胡乱华”,北方移民大规模涌入,新一轮地域融合全面开展,这些南方旧方言才无疾而终。
    演出和文艺节目中的方言成分更无需大惊小怪。如今的文艺演出早已商业化,出现那么多方言戏,根本原因是这样的戏有观众、有市场,不从观众、市场方面找原因,一味责怪演出者,是不公平、也是于事无补的。
    说到这里答案已经很清楚了——方言可以融合,也可以消亡,但消化方言的前提是地域隔膜的淡化,和人口流动的增强,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交流沟通需要的推动,有了这样的需要和推动,方言的消化、“官话”的普及,都是水到渠成的事。如果不从这些根源上入手,一味用行政手段狭隘地强攻方言这个难啃的山头,试图在环境、背景、需求等方面均无实质性变化的情况下,片面实现口语的“大同”,只能是事倍功半,甚至异想天开的。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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