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此,在形与音上的聚合往往能够反映词义的聚合,或者说词义的相关聚合可以直接从形与音上得以体现,这也是训诂学中“因声求义”与“据形索义”能够实现的前提。同源聚合的形式标志主要体现在语音上的密切关联,而且有些同源词也可以从字形上找到共同点——声符。 合成造词阶段,由于词内组合的层次性,体现意义的形式聚合标志也发生了变化,单纯通过词的语音或字形的系联都不能有效地体现词义系统中词与词之间的密切关系,这也是“据形索义”和“因声求义”不能适用于复合词分析的主要原因。在合成阶段,只能以构词语素的聚合来体现意义的关联。如下图所示:  第二,组合关系与聚合关系的改变是系统向有序性发展的调整 语言的本质是符号系统,内部可分为能指系统和所指系统,前者为形式,后者为意义。一个好的符号系统就在于能指系统是否能更有效地体现所指系统,体现越完善,符号系统的整体运转就越灵活有效。从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的比较中,我们会看到合成构词的优势不仅体现在能产性和区别力的加强,最为重要的是形式系统能够更有效地体现意义系统的差异和关联。 徐通锵曾指出汉语从单音词到复音词的变化是编码原则的变化,并认为单音词在编码原则上具有平行性,“就是各类名物性的现象在编码体系上都呈现出具体、明确、细致、离散,每个字都有确切的语义范围”⑦,“随着语言的发展,人们后来比较关注的是字义之间的横向联系”⑧。尽管徐先生在“字”的概念运用上存在问题并受到了较多质疑,但不能否认其在汉语词形与意义系统协调性上的敏锐观察。他指出汉语在发展中“把类、象合一的编码方式改为类、象分离,一字一类(或一象),用字组来实现编码的要求”⑨是唯一可能的选择。 这些观点给了我们极大的启发,那就是作为一个自我运转的系统如何发展新的要素。除了在语言初期的原生阶段,语言中新要素的产生一定是在旧有要素的基础上形成的,和旧有要素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这种关联即为理据性的体现。派生造词阶段是以词所反映的物象特征作为新词与旧词之间的节点,这种物象特征的归纳便成为词的词源意义;合成阶段则多数是以语素的组合产生新词,新词与词汇系统的关联已经进入到词汇意义之中。正因为如此,派生阶段词与词之间能够在语言内部形式上体现出来的聚合是词源意义的聚合,词汇意义的聚合则只能寻求语言外部形式——文字,用文字的义符来体现词汇意义的某些关联,这种体现又是相对模糊和含混的。而合成阶段词与词之间完全可以从语言内部形式——语音上体现词汇意义的聚合。所以派生阶段词与词之间在形式上常常是离散的、孤立的、无序的;合成阶段则是关联的、有序的。从这一点上说,合成造词取代派生造词是汉语作为符号系统自我完善的选择。 这种调整不仅包括给新产生的意义赋予新的词形,同样也表现在对旧有意义的词形上的改造,使原有的离散形式凝聚成有序的关联。故而,我们就能够从汉语发展的不同阶段所提示的特征上来解释上述古今语义表达的类化性倾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