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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指称性强弱不同的两类体词性成分 上文分析表明,指示代词､人称代词､专有名词在句子中作什么成分都是用来指称,普通名词只有作主语和宾语时才能用来指称,作谓语､定语时则用来述谓｡汉语的体词性成分除了指示代词､人称代词和专有名词和普通名词外,还有由这些词构成的词组,这些词组也有指称性的强弱｡陈平(1987)把汉语体词性成分分为七组,这七组体词性成分很有创造性,不仅大体上概括出了汉语体词性成分在指称性质上有差别的各个类别,还反映了汉语的体词性成分从有指到无指､从定指到不定指的渐进差别｡这七组体词性成分可做如下的补充调整:1)指量名词组的指称性质是由指示代词决定的,而且指示代词在指称交际情景､话语中所述事件情景中的实体时是有指的,应该把没有引申用法的指示代词单独作为一组;2)“一”+(量词)+名词､量词+名词可合并为(一/量)〔6〕名词组｡这样补充调整后的汉语体词性成分有下面七组:指示代词､人称代词､指量名词组､专有名词､普通名词､数量名词组､(一/量)名词组｡ 表1显示了这七组体词性成分在指称和述谓功能上的差别:  “+”表示有斜线前的功能,“±”表示既有斜线前的功能也有斜线后的功能,括号表示并非全部｡由此表可见,由指称性强的指示代词､人称代词､专有名词作定语的定中词组的指称性也强,由普通名词与数量词构成的定中词组的指称性也弱｡ 可以根据是否可以有述谓功能,进一步把这七组体词性成分分为以下 A､B两类:  A 类除极少数专有名词外,都只有指称功能,B类有指称功能,也可以有述谓功能｡据此我们认为,A 类体词性成分的指称性强于B类｡ 3.3 专有名词在体词性成分中的地位 A､B两类体词性成分在指称性上的差别不是离散的,而是连续的,专有名词是这个连续体的中间环节,但更偏向A类｡下文将论证,有些专有名词的指称性也很弱｡ 有些专有名词的所指对象知名度很高,这些专有名词有明确的联想意义(参见利奇 1987:17),比如“诸葛亮”有“智慧”的联想意义,“曹操”有“奸诈”的联想意义,“包公”有“铁面无私”的联想意义,“雷锋”有“助人为乐”的联想意义,“阿Q”有“自我安慰”的联想意义,“孔乙己”有“迂腐”的联想意义｡这样的专有名词在“是”后既可以是识别性的,也即指称性的,也可以是归属性的,也即述谓性的,“是”字句有歧义｡例如,“这个人是诸葛亮”既可以表示“这个人是叫作诸葛亮的人”,也可以表示“这个人足智多谋､能掐会算”｡词的联想意义固定下来就可以成为理性意义,比如《现代汉语》(第五版)对“诸葛亮”释义的最后一句话是“一般用来称足智多谋的人”,其实,可以把这个意义作为“诸葛亮”的引申义,把“诸葛亮”作为多义词,词典上也可把这个意义立为一个义项｡ 专有名词在其联想意义上指称一类客体,而非一个特定客体,如“这个人是诸葛亮”中的“诸葛亮”在“足智多谋”的意义上指具有足智多谋特点的一类人,“千万个雷锋在成长”中的“雷锋”指富有助人为乐精神的一类人｡可以说,专有名词在其联想意义上变成了普通名词｡由于人们对词的联想意义的理解有差异,词的联想意义也是不明确的､无限的(参见利奇 1987:17-18),因此,哪些专有名词有明确的联想意义很不好确定｡例如,在汉语中,人们会同意“诸葛亮”､“曹操”､“包公”､“雷锋”有明确的联想意义,但对“阿Q”､“孔乙己”､“葛朗台”有没有联想意义就会有分歧,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这几个专有名词的所指对象｡再如,“东郭先生”､“吕后”､“秦桧”､“黄世仁”､“王进喜”､“撒旦”有无联想意义也不好确定｡总之,有确定联想意义的专有名词与无确定联想意义的专有名词之间的界限是很不明确的,所以,绝大多数专有名词总是用来指称,指称强,极少数范围不明确的专有名词可用来述谓,指称弱｡因此,从指称性上看,专有名词是体词性成分指称性连续体的中间环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