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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临川派与吴江派之争的文艺论争意义 对于临川派与吴江派之争的评价，尽管此后历代多为扬汤抑沈，赞同和推崇汤显祖及其临川派者居多，这固然有汤显祖在曲坛地位与影响的缘故，当然也有其理论与思想艺术观点的合理性缘故。但不能仅仅局限于对其双方进行是非功过的判断与评价，更重要的在于通过评价揭示这场戏曲论争的价值意义，或者说在于揭示其文艺论争的价值意义。这无论对于戏曲创作与戏曲理论发展，还是对于文艺创作与文艺理论发展，都具有实践价值与理论意义；对于文艺论争而言，不仅具有历史价值，而且也具有现实意义。 其一，临川派与吴江派戏曲之争的历史影响与作用。这场戏曲论争在当时引起重大反响，不仅限于临川派与吴江派之争，而且也引发戏曲家、戏曲理论家的讨论，并在此之后仍留有余波，对后世戏曲及其戏曲理论发展形成重要影响。针对《牡丹亭》评论与研究者，主要有王思任《批点玉茗堂牡丹亭叙》、陈继儒《批点牡丹亭题词》、沈际飞《牡丹亭题词》、茅暎《题牡丹亭记》及其批点刊印《牡丹亭》，其兄茅元仪为之作序，等等，可见汤显祖及其《牡丹亭》影响之大。就临川派与吴江派戏曲之争而论，其历史价值意义在于，无论对当时还是后世的戏曲发展的影响作用是深远的，既是中国戏曲史和戏剧理论批评史上重要的一页，也是中国文学史、文学理论批评史上重要的一页。对于这场论争的评论及其评价，无论扬汤抑沈还是扬沈抑汤；无论赞同临川派还是赞同吴江派；或站在辩证立场上评论各自的是非功过，在指出其合理性一面的同时又指出其片面性；或认为两者可以取长补短，优势互补，对立统一，合为双璧，等等，构成中国古代文艺论争和文艺批评一道靓丽景观。王骥德曾被沈自晋列为吴江派，他确实十分敬重沈璟，誉之为“词林之宗匠，后学之师模”；同时又十分推崇汤显祖，称其戏曲独得三昧，“本色一家”。在汤沈之争中，他能抛弃门户之见，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曲律·杂论下·七六》曰：“词隐之持法也，可学而知也；临川之修辞也，不可勉而能也。大匠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也。其所能者，人也；所不能者，天也。”[12]沈水隆《南词新谱·后叙》曰：“两家意不相侔，盖两相胜也。豪隽之彦，高步临川，则不敢畔松陵三尺；精研之士，刻意松陵，而必希获临川片语。亦见夫合则双美，离则两伤矣。”沈德符《顾曲杂言·填词名手》曰：“近年则梁伯龙、张伯起俱吴人，所作盛行于世：若以《中原音韵》律之，俱门外汉也。惟沈宁庵吏部后起，独恪守词家三尺，如庚青，真文、桓欢，寒山，先天诸韵，最易互用者，斤斤力持，不少假借，可称度曲申、韩。然词之堪入选者殊鲜。”[13]以上诸说均能较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评价，并辩证地指出各自的优缺点，是对这场文艺论争的实事求是评价，实际上也是这场论争的继续和发展，对推动文艺论争深化拓展、戏曲和戏曲理论发展有重要作用。 其二，这场论争的文艺批评价值及其评价意义。文艺论争也是文艺批评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是推动文艺批评发展的一种动力机制。由批评与反批评及其百家争鸣所构成的文艺论争，既可以激发文艺批评的创造力，亦可凸显文艺批评的竞争力与影响力。因此，对于这场戏曲论争的研究与评价，也必须秉承文艺批评宗旨与文艺论争精神，依据历史与辩证方法以及批评原则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首先，从当时思想解放、个性自由的思潮及其反程朱理学思想滥觞的时代背景来看，汤沈之争是这一时代背景的折影和反映。从时代潮流及其文学思潮上看，汤显祖与李贽、公安三袁反封建礼教的叛逆者和时代弄潮儿一脉相承，符合当时的时代潮流和文学发展需要。沈璟重理守法，趋于保守、守旧，与当时的复古派思路较吻合，与当时改革、创新的思想潮流有所偏移。因此，从这场论争的文艺思潮意义角度应对临川派加以肯定。其次，从汤沈之争的发生点来看，是吴江派首先挑起这场争端，其导火索是吴江派改编汤显祖《牡丹亭》。且不论《牡丹亭》在当时戏曲界享有盛誉，已获得戏曲界与社会公众认可，单从未经作者同意而擅自改编其作品，就存在诸多不妥，不仅存在不尊重作者问题，而且有以改编为名而行篡改之实的嫌疑，这在当时也是不合规矩、不近人情的。况且，究竟改编将作品改好了还是改糟了，其改编产生的社会效果如何，戏坛究竟接受的是原本还是改编本，这是不难作出实事求是判断和准确评价的。因此，临川派针对吴江派擅自改编其作的行为和观点进行反拨和批评也是合情合理的。再次，吴江派指责汤显祖不谙音律的观点是不够准确及不太符合实际的。汤显祖虽主情，主“意趣神色”，主“曲意”重文采，但并非不谙音律，只不过不愿意以意趣就音律或以音律束缚意趣，故是为了意趣而不太严守音律而已。事实上，汤显祖戏曲创作，不仅充分考虑立意、意趣以及题材、故事、人物等内容要素，也考虑结构、语言、表现手法、体式等形式要素，当然也包括词曲、音律、声腔等要素。同时，作为文学家与戏曲家，他更多地关注戏曲剧本创作，但并不意味着他忽略戏曲作为舞台艺术的表演性与演唱性特征。其《闲云楼五日》诗曰：“微角是隔帘听。”《寄嘉兴马乐二大兼怀五台太宰》诗曰：“往往催花临节鼓，自踏新词教歌舞。”不仅于此，他还与演员经常通信，关心和指导演出，说明他并不是不谙音律，也不是不具备舞台实践经验。因此，他的戏曲创作之所以成功，在于他精通戏曲之道，在于其戏曲理论吻合戏曲实践并具有指导意义。至于汤显祖针对吴江派对其不谐音律的责难而提出“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之论确实为过激之词，但也是有感而发，应在一定的背景和语境下分析，切不可孤立起来而使之狭隘化。冯梦龙《风流梦小引》认为有“微意”，“若士岂真以折嗓为奇，盖求其所以不折嗓者而未遑讨，强半为才情所役耳”。因此，不能简单将这句话视为汤显祖不重视音律、不谙音律的佐证，应看到其中的言外之意，应从其思想和艺术理论中作整体把握和辩证分析。最后，对吴江派重视音律，提倡“大家细把音律讲”以使戏曲规范化的积极一面应予以肯定和重视。戏曲毕竟是戏曲，具有作为舞台艺术有其不同于语言艺术的特殊性。尤其中国戏曲的特点在于“曲”，即王国维指出戏曲乃“合歌舞以演一事”[14]，从而使得“曲”的音律声腔在戏曲中，尤其舞台表演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国戏曲不仅在于“戏”的演故事，而且在于“曲”的演出，故戏曲关键在于唱戏与听戏，亦即以歌舞形式表演故事内容。这充分说明音律声腔的重要性，因而规范音律声腔，也就规范了戏曲，从而使戏曲从“以文为曲”的依赖性中独立出来。因此，吴江派强调音律是无可非议的，对戏曲发展和完善也是有贡献的。但吴江派的失误关键不在于戏曲要不要强调音律，或者音律重不重要的问题，而在于对严守音律的过度强调，甚至将意趣与音律对立起来，从而将内容与形式对立起来，提出“宁协律而不工，读之不成句，而讴之始协，是为中之之巧”，认为可以不惜牺牲意趣、文采而严守音律，不惜以损意趣而就音律，以内容就形式，从而使音律成为束缚意趣及其思想内容的藩篱，当然也成为束缚戏曲发展的屏障，导致以音律为主的重“曲”轻“戏”的形式主义片面性。故此吴江派才敢于改编《牡丹亭》，以强调音律而削减意趣，由此引发临川派与吴江派之争，其教训值得记取。 其三，这场论争为戏曲经典生成及其戏曲理论批评建设做出了贡献。正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关于屈原评价的“辨骚”论争从而确立《离骚》经典位置一样，临川派与吴江派之争对于确立汤显祖《牡丹亭》经典地位也产生重要作用。从这一角度而论，《牡丹亭》不仅是汤显祖呕心沥血创作的结果，而且也是在接受、传播、批评以及论争中不断生成与成长的产物。通过文艺论争，事实越辩越明，价值越辩越显，意义越辩越明，由此才能成就汤显祖戏曲地位，呈现《牡丹亭》经典的永恒魅力。同时，通过言之成理、论之有据的论争，使道理越辩越明白，理论越辩越明晰，认识越辩越提升，有利于戏曲理论批评建设。无论是临川派还是吴江派，作为文学流派都有各自的戏曲创作、批评、理论之长与特点，其戏曲观念、观点、宗旨、理论、方法、技巧都从不同角度丰富完善中国戏曲理论。论争涉及到戏曲理论、文学理论、美学理论的一些基本问题，双方都提出了有益的意见，不仅涉及戏曲本体、本质、特征、价值、功用等，而且涉及戏曲创作、欣赏、批评、传播等，更涉及戏曲立意、意趣、语言、音律、声腔以及内容与形式关系等问题。论争中提出的一些范畴和命题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意义，诸如汤显祖提出的“意趣神色”、“意趣”、“情生诗歌”、“至情”、“有情无理”等，沈璟提出“本色”、“当行”、“音律”、“格律”以及形式美观念等，推动了中国戏曲理论批评的建设与发展。 其四，文艺论争体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精神和意义。文艺论争在文学史上屡见不鲜，尽管也有某些“文人相轻”的门户之见与“偏于一隅”的狭隘片面之偏颇，但总体来说或从大处着眼，文艺论争应该对活跃文坛气氛、净化文艺环境、推动文艺交流、增进彼此沟通、有利于文艺争鸣与竞争、促进文艺繁荣发展大有裨益。文艺论争是文艺流派、文艺思潮形成的重要原因及其构成部分，也是文艺创作、批评、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文艺论争不仅具有实践价值，而且具有理论意义。总结这场戏曲论争经验教训，对于阐发其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有所启迪，对于当下文艺论争、文艺思潮、文艺流派也具有借鉴意义。首先，应该厘清与辨析文艺论争的含义，真正使文艺论争成为文艺的论争，而非出于个人私心杂念的相互之间妒忌猜疑与争名夺利的结果，而应该围绕文艺问题进行论争。汤沈之争显然不存在个人成见和争名夺利，尽管在论争中也不乏某些意气用事的因素，但基本上还是围绕戏曲“意趣”与“音律”之争，具有文艺论争性质和意义。其次，文艺论争应该坚持客观公正、实事求是、言之成理、论之有据的原则，坚持摆事实、讲道理的论辩方式，使双方能够相互尊重，平等交流，各抒己见，殊途同归，创造民主平等与自由宽松的环境与氛围，从而使文艺更为自由多样的发展。就汤沈之争聚集于“意趣”与“音律”而论，实则对立统一，其大方向是一致的，因此其论争能够做到相辅相成，互为补充。再次，文艺论争应该强调效果与效应，不能仅仅停留在为论争而论争上，既需要摆脱就事论事的限制而拓展深化论争空间，又需要摆脱漫无边际的空谈而必须具有针对性、现实性与效应性。通过汤沈之争可以看到其推动戏曲创作与理论批评发展的效果与效应，显示出典型性、普遍性与特殊性意义。最后，文艺论争应该对当今文艺发展及其理论批评建设具有启迪借鉴意义。我们通过对这场戏曲论争的研究既可以通过阐释和评价发掘其实践与理论价值，亦可探索其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当下文艺发展不仅需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而且需要通过文艺思潮、文艺流派、文艺论争推动文艺繁荣发展，温故知新方能古为今用，薪火相传才能创新发展。 文章来源：《中外文论》2016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