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0 年代初我曾有一个写《四十年代大文学史》的计划，所谓“大文学史”是“文化、思想、学术史背景下的文学史”。应该说我是做了十分认真的准备的： 看了许多原始资料，也进行了许多思考。但最后写出来的只有《1948 ： 天地玄黄》这一本书； 此外就是大量的读书笔记与研究设想——这是我的研究习惯： 每有所思，即在随手拉来的乱纸片上胡乱写几句“随想”，或抄录一些材料，塞进一个个大纸袋里，最后积累下来，已经有好几个抽屉。但由于后来研究兴趣的转移，这些随想与材料就没有了“见天日”的机会。有时，在整理旧物时，翻出这些十多年前的杂乱的文字，仿佛见到被遗弃的不成形的婴儿胚胎，心里真不好受：如果我的注意力不被当下中国的现实所吸引，就在这历史的“生荒地”上开掘下去，十数年坚持下来，或许在学术上会有更大的成就。但我的内心的驱使，却必然地要发生这样的转移，而且在可以预见的一段时间内，都不会重新回来，这都是“命运”使然，无法改变，因此也谈不上后悔不后悔——后悔怎样，不后悔又怎样呢? 最近，我又将这些破纸片翻了出来，却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转而想，自己既已无暇与无力将这些曾经有过的思绪与遐想变成学术成果，不如将其中一部分略加整理，公布出来，说不定会给年轻一代的研究者以某种启示，引发出真正富有创造力的研究呢。 下面，就是我的这些片断的“关于4 0 年代大文学史研究的胡思乱想” ——四十年代文学史(多卷本) 总体设计一、全书写作以“面对20 世纪，总结20 世纪”为基本指导思想。 本书是“2 0 世纪中国文学史”总体学术工程的一部分； 本书的写作带有“试验性”，即“中间突破，带动两头” ——在本书完成以后，取得经验，将同时从“世纪初”和“五十年代”开始第二阶段的写作。 20 世纪三大事件： 战争与文学与人，共产主义运动与文学与人，民族解放运动与文学与人。本时期是这三大问题的交叉。 本书的写作目的，总的说来，是要探索这一时期中国民族(尤其是他们中间的知识分子，更进一步说，是知识分子中最敏锐、最感性的作家) 的精神历程与由此形成的精神特征，使中国人更好地认识自己，也使世界更好地认识中国人。以特定历史时期、战争情境中的“人”为中心： 文学中的人，创作、接受文学的人。 二、全书在文学史研究、写作的体例、方法上，将遵循“以我为主，吸取古今中外各家之长”的原则，以期对现有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有较大的突破。借鉴《史记》、《美国文学思想》、《艺术哲学》、《十九世纪文学主潮》、《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等。 全书预计分五大卷(各卷可根据情况设立分册) ，计—— 第一卷，年表： 本时期以“作家、作品”为中心的尽可能广泛的资料，包括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朝政对文坛的重要举措，国际间、民族间文学交流，文人行踪，轶事，交往，社团，集会，活动； 文学期刊，作品发表，出版，翻译，改编，评论，等等。 第二卷，文学思潮、文化背景： 影响文学发展的社会、历史、哲学、文化思潮、社会心理、思维方式的变化。 本时期国、共两党的文化政策，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本时期几大思潮(民族主义，启蒙主义，自由主义，人民本位主义，生命哲学，存在主义) 与文学的关系，作家的不同选择。各种社会文化思潮的核心问题，是人对自身的认识。 本时期思维方式的变化： 群体意识与个体意识的消长； 战争对思维方式的影响： 对立思维，对对立、斗争的美化； 对痛苦的美化，其本质即通过苦难与斗争创造出新的人和新的世界，战争正是斗争与苦难的极致； 战争中期所发生的战争投机(市侩主义，物质机遇) 对人们生活、心理的影响； 英雄与市侩，时代偶像的变化： 从战争初期的士兵英雄到战争中后期大后方的汽车司机。 本时期的哈姆雷特精神与唐吉诃德精神： 时代(一代人) 的精神气质、面貌、心理的把握与描绘。 揭示一个时期的哲学、文化思想与人的日常生活的关系。 注意： 作家不是科学家和哲学家，而是一些比较敏感的人，文学与一定的社会文化思潮的关系，并不是任何时候都是对应的。有时，甚至相反。一定要注意个性的特殊性。 第三卷，作家生活与精神研究，即所谓“文人身心录”。 战争初期全民族的大流亡中，流亡者及其文学。 大后方的生活方式，作家生存与精神的双重危机。 沦陷区特殊的生存环境与作家的选择。 延安与敌后根据地的新民主主义的新生活，作家的精神蜕变与面临的新矛盾。 直接参加战争对作家及创作的影响(穆旦和缅甸之战) 。 在中国的外国作家及在海外的中国作家及其创作(叶君健、萧乾、林语堂、郁达夫等) 。 第四卷，文学本体发展研究。 如本时期文学发展的不同倾向的相互对立和渗透： 实录与虚构，写实与象征，日常生活化与传奇性，凡人化与英雄化，散文化与戏剧化、诗化，客观化与主观化，民族化与现代化，以及雅与俗，文学语言的变化，等等。 第五卷，代表作家列传，代表性作品点评。 代表性，应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时代顶峰(即代表时代水平) 作家与作品，一是畅销作品及其作者(有时这两者是叠合的) ，以呈现“一个时代的整体社会与文学风貌”。既要注意精英文学，又要注意大众文学、通俗文学。这涉及史学观、文化观、文学史观： 要始终关注大多数人、普通人的文化心态，文学需求、接受与欣赏。 因此，不仅要有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沈从文、沙汀、丁玲、萧红、萧军、路翎、张爱玲、赵树理、孙犁、汪曾祺、朱自清、周作人，艾青、冯至、穆旦、胡风、冯雪峰、曹禺、夏衍，也要有张恨水、无名氏、徐 、韩启祥、还珠楼主、王度庐、宫白羽..不仅要有《霜月红似二月花》、《四世同堂》、《寒夜》、《淘金记》、《财主底儿女们》、《围城》、《传奇》、《果园城记》、《北望园的春天》、《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北京人》、《芳草天涯》，也要有《兄妹开荒》、《北极风情画》、《风萧萧》、《秋海棠》、《蜀山剑侠传》、《偷拳》等。 无论写列传还是评点作品，都要将其置于时代、历史情境中。在“书”的研究(即作品论) 中，不仅要注意文本的研究， 而且要注意其生产、传播与接受过程的研究。如发表、出版情况，广告，评论，翻译，改编，借用，模仿。戏剧的演出，诗的朗读、张贴，小说改编成电影、戏剧、曲艺作品： 不同文体有不同的传播方式。注意接受效果： 近期(同时代) 效果与远期(长时间) 效果。注意接受中介： 学校及社会图书馆，书商与出版团体的关系。注意战争引起的印刷、出版状况的变化。注意读者群研究。例如，解放区作品是否真正为农民所接受? 或者说，要通过什么途径才能为农民所接受? 这就需要研究解放区的农村教育，农村文化活动等等方面的问题。 三、全书要求资料性与理论性的统一，大量原始资料的提供，大量新材料的发现与开掘。要附“索引”。以描述为主，理论分析要求要言不烦，点到即是。摆脱进化论的影响，避免以“现代主义”作为价值判断的尺度。 全书将采用新的文学史的叙述方式，即借鉴“报告文学”的写法： 不是套用文学的虚构，相反，每一个材料都要有根据，是强调叙述的现场感，注意历史氛围的烘托，历史细节(特别是有典型意义的细节) 的自觉运用。 战争中的衣、食、住，生活方式的变化战争对于人的基本存在方式的影响： 战争条件下的衣、食、住。能表现社会心理的，除文学艺术外，还应有建筑、服装和日常行为举止。 抗战时期的住宅： 延安的窑洞，重庆的茅屋，都很有特色，文人们也写了专门的文章。梁实秋，吴伯箫，丰子恺。许多作家都十分动情地回忆他的居住地，如郭沫若对他的住宅里的白果树的怀念。 抗战初期的文人“投笔从戎”的戎装。 延安的八路军军服与军事共产主义生活的想象。共产主义理想对人的基本存在方式的影响： 生活外表的革命化、穷困水平上的平等； 社会活动带有更自由和更乡村化的性质。 大后方(重庆，昆明) 生活困窘中的知识分子的衣着——老舍、吴组缃的描写，朱自清的云南马夫的披毡。“一边是荒淫无耻，一边是庄严的工作”的重庆的时代服装。 张爱玲、苏青笔下的上海、香港的服饰。 文学作品中对饮食文化与风俗文化的描写的特殊意义——不同于五四时期的乡土文学，大后方与解放区也有不同。 躲警报： 出入于生死之间——老舍与吴组缃在防空洞里以作家的名字作对联。穆旦关于防空洞的诗。汪曾祺的回忆。 泡茶馆： 深入到民俗文化中，相应的清谈风——汪曾祺的小说与茶馆的关系。沙汀的代表作《在其香居茶馆里》。《茶馆小调》。茶馆里的戏剧演出。 解放区的小组会(学习小组会，民主生活小组会) 引起知识分子的新鲜感，以及以后产生的问题。大后方的读书会。延安的大生产运动中的知识分子，纺线、种菜的新的生活方 式，吴伯箫的回忆。废名敌后乡居生活。中国知识分子的乌托邦情结，民粹派的影响。 解放区对民间庆典的改造： 1941 年的春节活动对传统闹社戏的改造，新的游行(还有抗战胜利时的凯旋式游行) 。对农民文化、民族文化的发现，对农民化生活方式、情感表达方式的推崇，对农民秧歌、腰鼓..的发掘，新的采风运动。李季的“震动”。马凡陀山歌。 人与人交往关系的变化——无论在延安，在重庆，都有新的东西，值得注意。 这一时期的“文艺沙龙”。摆龙门阵，讲故事，由此影响的文学的叙述方式。 延安的晚会。交际舞。王实味的批判与反批判。 抗战初期，解放区，抗战胜利后学生运动、工人运动中的歌咏活动。漫画，活报剧。 解放区集会上的拉歌成为一种交往方式，何其芳到延安的第一印象。李泽厚关于太平天国的论述： 集体主义乌托邦社会。 抗战各阶段、各地区的流行歌曲： 《义勇军进行曲》、《五月的鲜花》、《我的家在松花江上》、《嘉陵江上》、《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南泥湾》、《团结就是力量》、《跌倒算什么》、《解放区的天》.. 抗战时期的文人演讲也很有意思： 郭沫若的演讲，闻一多的《最后一次演讲》。创作中的演讲风，对着听众讲故事的拟想对小说叙述的影响。 战争对婚姻(人的基本存在方式) 的影响。 丰子恺笔下的“奇异婚姻”。作家之间的婚变，如萧红、萧军、端木蕻良的婚姻。大后方建立在金钱基础上的畸形婚姻。冰心的《关于女人》内含的“妇女问题”。 解放区家庭生活的急剧变化： 战地浪漫曲(老干部、工农干部与女知识青年的婚姻) 。解放区农民的婚姻(康濯： 《我的两家房东》、赵树理：《小二黑结婚》、孔厥： 《受苦人》、丁玲： 《夜》、孙犁：《荷花淀》) 。解放区民主改革中对妓女、二流子的改造。战争英雄主义、浪漫主义，战争与宗教 抗战初期，中国是否有过一个“狂欢的气氛和参军冒险的热情”。战争中后期的学生参军，直接的战争体验对创作的影响(穆旦等) 。以后的兵役问题： 吴组缃、沙汀的小说。 战争英雄主义与五四以来的激进主义思潮的关系。“革命是人民群众的盛大节日” ——战争也是这样的“盛大节日”。人们的“战争观”(以毛泽东的战争理论为代表) 。 “毁灭后再重建”的文化激进主义倾向与文化保守主义的作用。 战争英雄主义的另一种表现形态： 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这类“战斗集体”中的集体英雄主义，集体荣誉感。——“一种特殊的荣誉感怎样成为一个特殊阶级的标志”。解放区文学里的表现： 沙汀：《记贺龙》，刘白羽的小说。 解放区的“魅力”在于它的建筑在原始共产主义基础上的生活方式与道德的纯洁性。而只有置于战争背景下才能理解这种“魅力”。应该研究： 这样一个原始共产主义的武装集团在战争环境中的特殊精神状态、道德、原则，这是本世纪乌托邦理想的一次重要实践，在这一时期的解放区文学艺术里有集中的反映。在战乱中人们容易陷入对宗教的迷信，宗教的激情“毋宁说是从一般人民遭受的灾难，不如说是从对这种灾难的恐惧中产生的”。英雄主义与圣化。 宗教爱国主义——宗教徒参加抗战。巴金的《火》。 宗教背后是一个信仰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四十年代正是建立“信仰”，创造“现代神话”的时代。一些内在矛盾并没有充分显露出来。在农民那里，“菩萨”变为“毛泽东像”，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都有描写。 周作人的文章提到民间宗教中对“无生老母”的信仰，一种在战乱中寻找归宿的生命欲求，皈依情结，很值得注意。 周作人这样的五四知识分子对民间宗教(道教) 态度的变化，也很有意思。 战争中的宗教与文学，是一个大题目。 这一时期的政治文化，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战争，反抗异族侵略的全民族战争，所引起的文学观念的变化： 在“战时文化体系”中，文艺必须服从于“全民总动员”的需要。这就形成了文艺思潮的主流： 充分发挥文艺的特点，为抗战服务。毛泽东提出要有“文武两条战线”： “要战胜敌人(按：不仅是外敌，还有内敌) ，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 ..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这样的观点很能够为有强烈的国家、民族、社会使命感的知识分子所接受。梁实秋试图将知识分子对国家、民族的责任与文学创作本身的追求区分开来，未能成功。 战争同时引起了文学组织方式的变化： 军事化、集中化的需要，促使文学政治干预的高度自觉化与高度组织化。 国统区： 国民党的文化政策，对文艺的控制。共产党对国统区的文化政策与领导。两党之间、两党与作家之间的复杂关系。 对国统区文化机构的考察，新闻、出版、教育的体制、管理。第三厅的组成、作用。全国文协的组织、活动。 各战区司令官与文人的关系，各战区的演剧队。桂林地区文人聚集与李宗仁的桂系的关系。冯玉祥的作用(与吴组缃的关系，他自己的创作与通俗文学的提倡) ，蒋介石夫妇与冰心的关系。——政治对作家及其创作的影响，除体制、政策之外，还要通过具体的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关系来实现。在中国这样的国家，人事关系有时更重要。 周恩来建议以郭沫若为旗帜的深意。郭沫若、茅盾身边的共产党人(冯乃超、叶以群) 的作用。为郭沫若、茅盾等“祝寿”活动与中共的统一战线策略。 共产党领导的国统区民主运动的影响——闻一多、朱自清的“转变”，“人民本位主义”思潮的抬头。 国统区的整风运动： 对乔冠华、陈家康等党内“才子”的批判，对夏衍的批判，对胡风的批判。 解放区： 党的文艺政策，通过政权及政党的领导，对文艺的创作、传播、读者接受，予以全面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引导与干预。对文学规范化、模式化的要求。“新的小说”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模式”的产生： 这是真正的“党的文学”，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与螺丝钉’”(毛泽东) ，不仅要用党的意识形态来观察、分析一切，而且要把党的意识形态化为自己的艺术思维，无论是人物或人物关系的设置，情节的设计，以至小说的结构，无不贯穿阶级斗争的逻辑(《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江山村十日》) 。 解放区“新民主主义”模式的出现，对作家的吸引与由此产生的矛盾。 在考察知识分子(作家) 与共产党的关系时，毛泽东与周恩来的个人魅力与影响不可忽视。毛泽东对鲁迅旗帜的树立与利用。毛泽东与丁玲、萧军、艾青、欧阳山..的关系。毛泽东《沁园春》及其诗词创作的反响。延安诗词学会，朱德、谢觉哉、董必武、叶剑英等对古典诗词的爱好对知识分子的影响。陈毅及其下属的新四军文人(阿英，李一氓，丘东平..) 。 沦陷区： 日本占领军的文艺政策。占领军控制下的作家组织与文学期刊。大东亚作家大会。周作人与汪精卫的关系，汪精卫、周佛海..本人的文学创作与活动。民间与官方文艺刊物中的共产党人的活动(关露与《女声》杂志等) 。 对每一个文化(包括政治文化) 现象的考察与描述，都要抓住“典型人物” ——要记住： 历史是通过个人活动进行和完成的。 抗战时期文人从政与参军现象值得注意。——沈从文的质疑及对他的反批评。 战争与社会、文化、文学思潮的关系中国的抗战，某种程度上是一次“以农民为主体的民族解放战争”。这一性质决定了这一时期社会文化思潮的一些特点。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传统文化价值的复归。哲学、历史学上的反映。文学民族性的突显，民族形式问题的提出与讨论。对农民的重视，人民本位主义思潮的抬头。国统区对战国历史的重新阐释。郭沫若呼唤楚文化，将儒家思想概括为“把人当作人”(《十批判书》、《虎符》) 。周作人将以“仁”与“民为贵”为中心的“原始儒家思想”概括为“儒家人文主义”。《白毛女》(某种程度上也是解放区文学) 的主题： “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 五四时期“人”的主题与“歌颂新社会”的革命意识形态的结合，另一面则是《讲话》对人性论的批判(批判本身也说明当时在延安人性论的“泛滥”。这揭示了五四“人”的主题与以阶级论为中心的革命意识形态相冲突的一面) 。中国共产党对五四的重新评价(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从“资产阶级领导的五四”到“无产阶级领导的五四”) 。对农民革命战争的肯定、歌颂与对农民起义历史教训的总结： 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阿英的《李闯王》。对屈原的重新评价与塑造： 郭沫若、闻一多笔下的“人民诗人”。(与鲁迅对屈原的评价相对比： “鲁迅终于没有把屈原认可为一种理想人格，其原因就在于屈原性格究竟是一种优良传统而不是一种现代精神”，“屈原时代不可能有近代个性自由观”，30年代鲁迅甚至在“屈原—焦大—胡适之间画了一个性格等式”) 。 新文艺的两大调整： 新文艺与民族传统文化关系的调整(新文艺的诞生主要是受外来文化的影响) ，新文艺与农民关系的调整(新文艺是知识分子发动的思想启蒙运动，是以市民阶层为主要接受对象的) ，由此造成了向传统与农民的两大倾斜，《讲话》是这两大倾斜在理论上的代表。解放区文艺某种程度上是一次新文艺与农民的对话，“农民的主人公地位不只是表现在通常文学的意义上，而是代表了作品的整个精神，整个思想。因为农民是主体，所以在描写人物，叙述事件的时候，都是以农民的感觉印象和判断为基础的，没有写超出农民生活或想象之外的事体，没有写他们所不感兴趣的问题”(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 。 对民间文学的再发现。解放区文艺更是新文艺向民间文艺吸取营养的自觉尝试。民族文学传统对小说创作的影响，由五四时期偏于“诗传统”的影响，到这一时期更自觉地转向对中国自身的“传统小说”的借鉴。端木蕻良论《红楼梦》。张天翼论《儒林外史》。《红楼梦》的影响(茅盾，端木蕻良等) 。赵树理向“说书体”小说的靠拢。 这一时期人们对战争的思考有一个发展过程： 战争初期主要关注“战争”与“民族”的关系，时代主题是“全民抗战”。中国抗战文学是“世界反法西斯主义文学”的一个部分。到抗战中、后期，对战争的体认与体验就拉开了距离，向两个方向发展。一方面是随着“建国”主题的凸显，围绕着“由谁来主掌国家权力，建立什么样的现代民族国家”而展开了国、共两党的激烈斗争，在意识形态上，掌权的国民党政府强调“国家”意识，提倡“国家统一意志下的民族文学”(“一个国家，一个主义，一个领袖”) ，在野的共产党则突出“阶级”意识，“人民”意识，提倡“工农兵文学”，同时高举“民主”旗帜(解放区以土地为中心的民主改革，国统区的以反独裁，建立联合政府为中心的的民主运动) 。两者间形成了尖锐的对立与冲突： 战国策派引起的论争，陈铨的《野玫瑰》与郭沫若的《屈原》的不同评价。另一方面，随着战争的日常生活化，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开始进入形而上层次的思考： “战争”与“人”，人的生存状态，人的存在，生与死，生命的无常与永恒等等。在生命哲学、存在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发生了向现代主义文学的倾斜，并未形成潮流，但明显出现了现代主义与浪漫主义(对“纯情”的追求) 合流的倾向。 对生命力的强调： “爱国也需要生命，生命力充溢者方能爱国”，与“自然”相融合的人，“从容的各在那里尽其生命之理”： 那就是维持中国人在战争杀戮、死亡中活下去的自然生命力(沈从文) 。元气淋漓的生命力： 路翎、无名氏的追求； 自然、和谐的生命力： 废名的追求。沈从文兼具二者。 这一时期文学的主题模式与形象鲁迅曾把20 世纪中国人的基本要求概括为三条： “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但在40 年代的中国，整个民族，以及民族中的每一个生命个体，都遭遇到生存、温饱与发展的三大威胁； 这样时代的中国人的文学，就有了两大主题——“生存”的主题： 生存状态的自审与生命价值的追寻； “流亡”的主题：民族的流亡，生活的流亡，精神的流亡； 在流亡中对精神归宿的追求。 “他有十足的资格做一个流浪人”(刘西渭：《萧军论》) ——战争带来的作家主体(从生活境遇、水平、方式到精神状态) 的变化。 文学作品中的流浪汉、跋涉者的形象： 与“战士”同时成为战争中的“英雄”。路翎的小说。文学中的“追寻”与“皈依”的主题模式。无名氏的小说。 “家”、“家园”与“旷野” ——两大题材和意象。《四世同堂》(老舍) 、《寒夜》、《憩园》(巴金) 、《瞬息京华》(林语堂) 、《前夕》(靳以) ；《呼兰河传》(萧红) 、《果园城记》(师陀) 、《长河》(沈从文) 、《幼年》(骆宾基) ； 《财主底儿女们》(路翎) 。 “家”的内在意义与意蕴的变化： 不再是“牢笼” (《家》) ，而是可以皈依的“精神家园”。 “女人”的形象： 西方式的解放妇女转向东方型的母亲。瑞关于20世纪40年代大文学史研究的断想13 珏、愫芳(曹禺《家》、《北京人》) ，魏太妃(郭沫若： 《虎符》) ，韵梅(老舍：《四世同堂》) 。孙犁： 《荷花淀》、《嘱咐》的美学意义： 战争中的女人是足以对抗丑的极致的“美的极致”。 “土地”的意象。端木蕻良：《大地的海》。 “童年”追忆与儿童视角。《呼兰河传》(萧红) ，《幼年》(骆宾基) ，《初吻》、《早春》(端木蕻良) 。 “农民”的意义： 政治学的“革命依靠对象” (《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种谷记》) ，农民中的“新人”形象(《暴风骤雨》里的赵玉林，《高干大》里的高生亮) ； 人类学上的“永恒的生命之根”。——一个永远难忘的瞬间： “在战火纷飞之中，一个农人依旧执犁耕田； 战火平息后，周围的一切全部毁灭，只有这执犁的农人依旧存在” (见贝西尔： 《美国医生看旧重庆》) 。 这正是要努力寻找的，能够照亮一个时代——抗战时期40 年代中国的历史细节。 沦陷区对“乡土文学”的提倡的特殊意义。 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乡下人” ——“我是乡下来的人”(芦焚) ，“虽然在这大城里过了几年了，我几乎还是像一个乡下人一样生活着，思想着。假如我所写的东西里尚未能脱除那点乡下气，那也就是当然的事体吧”(李广田) 。 “中国人的性格中有山明水秀的平和，也有狂风暴雨的野性。 他们生活在自己的感官中，一切可以摸到、看到、听到、闻到的东西都叫他们快乐”。——对于废名来说，除了“乡下人”和“自然”的融合外，还有与“传统文化”的融合。战争后期的一个趋向： 到人的生命本体，到中华民族文化的深层去寻找力量与归宿，结果都注意到中国的农村，中国的农民。这样的趋向不仅存在于解放区，也存在于国统区。两者的同与不同。这也是后来国统区的很多知识分子接受新政权的重要的内在的原因。在这方面，废名也是一个典型。 同时存在的另一种倾向： 坚持五四对传统文化、传统生活方式、国民性的批判立场(胡风为首的七月派) 。 “皈依”仍无出路，“离去—归来—再离去”的五四模式： 永远的漂泊者、跋涉者(《果园城记》) 。 生命的“皈依”向现实政治的“皈依”转变——李广田：《引力》，何其芳：《从成都到延安》、《白天和黑夜的歌》。 这一时期的文体，文学语言，文学风格小说思潮及其演变： “小说” (像小说) 与“反小说” (不像小说) ，文体的“纯”与“杂”(相互渗透) 。文体的创变。“戏剧化的小说”。对战争的英雄主义、浪漫主义的体验方式与审美方式。以塑造人物(特别是“新人”、英雄人物) 为中心的，注重情节的传奇性，矛盾、冲突的尖锐，场景的集中，精心设置结构的小说体式。“典型环境里的典型性格”的小说理论。“非(反) 戏剧化的小说”。对战争的非(反) 英雄主义与非 (反) 浪漫主义的“凡人的”体验方式与审美方式。 对“不是小说的小说”的倡导与试验： “用旧说部的笔法写一部散文体的小说”(芦焚) ，写“随笔风的小说”(周作人) ，“将以前所写的小说都给还原，即是不装假，事实都恢复原状” (废名) ， “一切艺术都容许作者注入一种诗的抒情，短篇小说也不例外。由于对诗的认识，将使一个小说作者对于文字性能具特殊敏感，因之产生选择语言的耐心” (沈从文) ，“我用的是参差对照的写法，不喜欢采取善与恶，灵与肉的斩钉截铁的冲突那种古典的写法，所以我的作品有时主题欠分明” (张爱玲) ，“我们宁可一个短篇小说像诗，像散文，像戏，什么不像也行，可是不愿意它太像小说，那只有注定它的死亡”，“一个短篇小说是一种思索方式，一种情感形态，是人类智慧的一种模样。或者： 一个短篇断想小说，不多，也不少”(汪曾祺) 。 对象的平凡化、生活化，对象的抽象化、情趣化、模糊化、情绪化，心态的松弛，和谐，态度的主观心灵化，自由地抒写心灵，“万事随人意”，“要同游手好闲的人，茶馆里谈天一样自由才好”(废名) 。这类随笔式、散文化的小说里的“气味” (这是周作人提出的概念： “所谓言与物者何耶，也只是文词与思想罢了，此外似乎还该添上一种气味”) ： 废名作品中的寂寞的苦味，“慈爱”的、“充满人情，却似乎有点神光”的仙气，还有点怪戾之气。 文体(散文、诗歌、戏剧、小说之间) 的渗透之外，还有民俗学、哲学、历史、宗教..向文学的渗透。 一个有趣的现象： 诗人写小说(卞之琳的《山山水水》，冯至的《伍子胥》) ，戏剧家写小说(夏衍《春寒》) ，散文家写小说(李广田：《引力》) ，学者写小说(钱钟书：《围城》) ； 也还有小说家写戏剧(茅盾： 《清明前后》，路翎： 《云雀》) 。这样的“越界”写作都给文体的创变带来新的活力，也提出了新问题。 小说内部因素——叙述、描写、抒情、议论，人物、情节、细节、环境(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 的变化。抒情方式的变化。沈从文(《看虹录》) 、冯至(《伍子胥》)抒情小说的试验： “抒情的客观化(故事化) 与抽象化(叙事的诗化) ”，抒情与哲理的结合，诗与哲学的结合(这也是同一时期“九叶集”派诗人的追求： 将“象征”与“玄学”引入“诗学”) 。 形式变化背后的理念与动因——沈从文的小说观： 处于战乱造成的政治、经济危机中，人“必需有一种或许多种抽象的原则学说，方能蛮有兴趣的活下去”； 小说的基本功能就是把“机智的说教，梦幻的抒情，一切有关人类向上的抽象原则学说”，“综合到一个故事发展中”，从而将人的“生命引导到一个崇高理想上去”，进而影响“国民心理” (《论短篇小说》) 。——沈从文这一小说观、文学观与五四时期蔡元培“美育代替宗教”的思想的关系。 胡风与路翎对“小说的描写，作者的见解愈隐蔽愈好”的美学观的质疑： 路翎认为，正是“要尊重读者的想象力，作者不需多说话”这类似是而非的观念，导致了小说中“叙述的摒弃”，“作者比较深沉的感情由所谓含蓄而逃亡”，他要作出自己的“反抗”，恢复“叙述”与“分析”在小说中的地位(《胡风路翎文学书简》) 。 废名谈“经历过许多大乱”以后文学追求、小说观念的变化： 其一，以“恢复原状”为创作的最高要求，认为小说的想象、虚构，对情节、结构的注意，都有“装假”之嫌； 其二，要抛弃诗的梦的主观色彩，变成客观“实录”； 其三，对“事实(人情风俗) ”的“意义”的关注，把“议论” (分析) 引入小说。这就出现了一种以“淡化情节，不注重结构与人物刻画，同时拒绝诗化，追求叙述、描写与议论相结合”为特征的“散文化小说”(《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 。通常的小说笔法是“把道理含在现象中”，散文就明明白白地说了出来； 而废名正是要将散文笔法用于小说，“明明白白地说出来”。对“实录”的追求背后的不同理念与实践。 在抗战初期、解放区与1948 年的香港都有用“实录的形式”写“实在的故事”的提倡： “把人民斗争和生活中具有典型意义的事实，用说故事的方法朴实地记录下来，不加渲染，不加铺张”(《大众文艺丛刊》) 。所强调的是小说作为“人民创造的历史的忠实记录”的功能，“教育、鼓励人民”的作用。这是一种“报告文学体”的小说。抗战初期： 萧乾： 《刘粹刚之死》，田涛：《潮》、《流亡图》等。解放区小说大体都有这样的特征： 《吕梁英雄传》、《地雷阵》等等。一个有意识的尝试： 在虚构的故事中穿插某些真实的时代背景和名人轶闻——《财主底儿女们》中汪精卫、陈独秀的出现。 另一种追求：“现在进行式”的小说： “真正的小说应该是现在进行式的，连人，连事，连笔，整个的小说进行前去，一切像真的一样，没有解释，没有说明，没有强调、对照的反拨，参差..绝对的写实，也是圆到融会的象征，随处是象征而没有一点‘象征’的意味” (汪曾祺) 。废名也有类似的说法： “写实的(技巧) ，要把当时的真实经验生动地表现出来。而每一个经验都是特殊的，具体的，因此，比较难懂。”追求不经人为的结构的，更接近日常生活的原生形态的“真实”，同时又内化为作者的内心体验，既是“特殊的，具体的”，又内蕴着普遍的形而上的意味，这是“写实”与“象征”的不落痕迹的“圆到融会”： 这正是汪曾祺所追求的“现代小说”。 废名在谈到“写实”的技巧的同时，还谈到了“回忆”的技巧。袁可嘉解释说： “废名先生所谓写实的即是戏剧的，关键在表现上的逼真和生动，废名先生所谓回忆，即是沉思，把经验和事物推到一定的距离(时间的，同时是空间的) 之外..”(《今日文学的方向》座谈会) 。所创造的是一种“过去进行式”的小说。 “回忆”是40 年代重要的诗学概念。 张爱玲这样谈到战争体验中的“古老的记忆”： “人是生活在一个时代里的，可是这时代却像影子似的沉没下去，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为了证实自己的存在，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不能不求助于古老的记忆，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过的记忆，这比望将来要更明晰，亲切。于是他对周围的现实产生了一种奇异的感觉，疑心这是一个荒唐的，古代的世界，阴暗而明亮的。回忆和现实之间时时发现尴尬的不和谐，因而产生了郑重而轻微的骚动，认真而未有名目的斗争”(《自己的文章》) 。 萧红的回忆诗学和她的创作实践，可以做一篇大文章。 废名的回忆： “温故而知新”； 距离感： 现实与梦幻的交影；心态的寂寞感。 一个充满“语言缝隙”的小说文本。诗人卞之琳的《海与泡沫》： 诗性的描写语言与质朴的叙述语言，个人话语的压抑与偶尔凸显，群体语言中的军事、政治斗争与地理政治语汇的游戏化。这是改造中的知识分子写作的一个饶有兴味的语言现象。 文学总体结构上的变化： 新、旧，雅、俗之间关系、地位的变化。由二元对立向相互交融、互动的转化，以及对这一转化倾向的抵抗，新文学立场的坚守(胡风) 。 “雅俗共赏”的时代美学追求。朱自清《论雅俗共赏》： “抗战以来又有‘通俗化运动’，这个运动并已经开始转向大众化。 ‘通俗化’还分雅俗，还是‘雅俗共赏’的路，大众化却更进一步要达到那没有雅俗之分，只有‘共赏’的局面。这大概也会是所谓由量变到质变罢。” 抗战初期的“通俗化运动”。老舍，老向，赵景深..的通俗作品创作。 沦陷区关于“通俗文学”的讨论： 北京《国民杂志》，上海《万象》。《万象》的自我定位与期许： “我们虽然不敢说《万象》是一朵‘新的文艺之花’，但行销的普遍是事实，为‘一般大众所喜爱’似乎也无可否认。..我们要起来提倡通俗文学运动，因为通俗文学兼有新旧文学的优点，而又具备明白晓畅的特质，不但为人人所看得懂，而且足以沟通新旧文学双方的壁垒。” 抗战初期“全民总动员”的时代需要，大后方与沦陷区文学的商业化倾向，解放区“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意识形态引导：文学通俗化的不同背景与动因。 “供消费”的“大众艺术”与“供反省”的“先锋艺术”之间的对立与渗透： 张爱玲的意义。 徐 的追求： “小说是书斋里的雅静与马路的繁闹融合的艺术。” 通俗小说本身也存在着贴近日常世俗生活与“创造另一世界”，即“凡”与“奇”的不同追求。这既是言情小说与武侠小说的两种体式的文体要求，又是反映了在战乱中人的“平凡人生”与“奇异人生”的两极追求的。(张爱玲： “我记得香港陷后我们怎样满街地寻找冰激凌和嘴唇膏。..香港重新发现了吃的喜悦。真奇怪，一件最自然最基本的功能，突然得到过分的注意。”同时，是还珠楼主的“奇幻想象力与雄伟文体”所创造的“非常世界”： “海可煮之沸，地可掀之翻”，“天外还有天，地底还有底”，“灵魂可以离体，身体可以化身”。) 张爱玲写生活的“常态”，却将其小说命名为“传奇”，这是意味深长的。 通俗小说向新小说的靠拢(张恨水，宫白羽) 。新小说的通俗化。《新儿女英雄传》、《吕梁英雄传》： 革命英雄传奇，革命意识形态对传统模式的借用。《北极风情画》、《塔里的女人》： 新言情小说，现代生命意识与传统模式的结合，旧小说与现代趣味的统一。 路翎为代表的七月派小说家“死不媚俗”的“先锋”姿态。 文学语言的发展与变化。 “ (中国) 民族间自有系维存在，反不似欧人的易于分裂，此在平时视之或无甚足取，唯乱后思之，正大可珍重。..此是何物在时间空间上有如是系维之力，思想文字语言礼俗，如此而已。..现今青年以汉字写文章者，无论地理上间隔如何，其感情思想却均相通，这一件小事有很重大的意义。” (周作人：《汉文字的前途?附记》) 。 抗战时期关于语言问题的几次讨论，很值得注意。民族形式论争中的语言问题(参看汪晖的论文) 。解放区对“党八股”的批判。香港等地关于“方言文学”问题的论争(邵荃麟、冯乃超：《方言文学问题论争总结》，茅盾： 《再谈方言文学》，以及有关实践： 香港文协组织的方言诗歌创作与活动) 。 解放区工农兵文学中两种语言倾向。周立波式： 老百姓方言、土语、歇后语的大量运用(《暴风骤雨》) ，周立波的预言：“农民语言用在文学和一切文字上，将使我们的文学和文字再来一番巨人的革新” (《〈暴风骤雨〉是怎样写成的》) 。赵树理式：“不但在人物对话上，而且在一般叙述的描写上，都是口语化的，他几乎少用方言、土语、歇后语这些，他尽量用普通的、平常的话语，但求每句话都能适合每个人物的特殊身份”(周扬) 。 张爱玲的语言试验。对傅雷批评的回应： “至于《连环套》里袭用旧小说的词句..我当初的用意是这样： 写上海人心目中的浪漫气氛的香港，已经隔有相当的距离； 五十年前的香港，更多了一重时间上的距离，因此特地采用一种过时的辞汇来代表这双重距离。有时候未免刻意做作，所以有些过分了。我想将来是可以改掉一些的”(《自己的文章》) 。 废名的语言试验。自觉地将古语引入小说，典故的化用。 路翎的语言试验。胡风对他的小说的“欧化形态”、“大众的语言的优美性被你摒弃了”的批评和路翎的辩解： “精神奴役创伤，也有语言奴役创伤，反抗便是趋于知识的语言” (见《胡风路翎文学书简》) 。 注意周作人的评价： “中国用白话写小说已有四五百年的历史，由言文一致渐进而为纯净的语体，在清朝后半成功的两部大作可做代表，即《红楼梦》和《儿女英雄传》，现代的小说意思尽管翻新，用语有可凭藉，仍向着这一路进行，至老舍出，更加重北京话的分子，..”(《〈骆驼祥子〉日译本序》) 。 在40 年代环境、背景、修养很不相同的作家那里，都发现了在日常生活的白话口语基础上，创造富有艺术表现力的“纯净的语体”的努力。这是“俗白”而又“艺术化”的语言，白话终于成了文学语言。用老舍的话来说，就是“把顶平凡的话，调动得生动有力”，烧出白话的“原味儿”来。从胡适提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理想，到40 年代，中国的现代汉语文学语言开始成熟。 这其中又有不同的语言资源。萧红(《呼兰河传》) 、骆宾基(《幼年》) ——来自童年(自然) 的充满直觉、质感的本色语言。孙犁(《荷花淀》) 、赵树理(《孟祥英翻身》) ——来自民间文化的充满泥土味的语言。老舍(《四世同堂》) ——来自北京市民的干净、漂亮的语言。冯至(《伍子胥》) ——来自学院的生命沉思中的具象与抽象相结合的诗化语言。还有剧作家曹禺的戏剧语言： 《北京人》、《家》都显示出比30 年代的《雷雨》、《日出》、《原野》更为纯净的诗化特征。 穆旦的诗歌语言试验的意义： 几乎不带丝毫文言字词、句法，完全用白话口语来表达唯现代人才有的现代诗绪和现代诗境。 语言的自觉性： 观察世界的眼光，感受世界的方式，思维方式、审美态度，决定了对语言符号、言说方式的选择。文学风格问题。 文字风格与时代文化氛围的关系。抗战初期历史沸腾时期急就章的粗犷，到抗战中后期历史沉潜期的典雅与细腻： 骆宾基从《东战场别动队》到《北望园的春天》。风格的多样性。 不同风格的讽刺小说： 沙汀式，钱钟书式，老舍式。 作家的“几幅笔墨”。端木蕻良的粗犷、阔大(《大地的海》、《浑河的急流》) ，精致、温馨、缠绵(《初吻》、《早春》) ，神秘，典雅(《雕鹗堡》、《蝴蝶梦》) 。路翎的狂躁、酷烈(《饥饿的郭素娥》) 与节制、隽永(《求爱》集中的短篇) 。即使是萧红这样的以《呼兰河传》的明丽、纯真的笔墨征服了众多的读者的作家，也有《马伯乐》这样的嘲讽、冷峻之作。 一种被忽略了的风格： 繁富、华丽的，堆砌、雕琢的，妖艳、怪异的美： 无名氏《金色的蛇夜》、《海艳》，李拓之： 《文身》。 长篇小说史诗性的追求： 一个历史时代的全景式的动态的大规模的反映(茅盾： 《第一阶段的故事》、《锻炼》) ； 广阔地展现“现实的历史动向，即一代的心理动向” (路翎： 《财主底儿女们》) ； 作者主观上深厚的历史感，对民族历史文化的反思(老舍： 《四世同堂》) ； 哲学意蕴的自觉追求(《无名书》前三卷) ；沉郁、凝重、博大的美学风格。 端木蕻良也是这一时期重要的小说家，他写了一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 《大时代》。20 世纪40 年代的中国文学正是这样一个“大时代”的文学。描述这段历史的文学史著作也应该显示一种恢宏的气势。 以上抄录、整理的文字，大体写于1989 年至1993 年间，距离现在已有十年。其中有些部分在我的有关论著中已有所展开，大多数则仍是些材料和思想的碎片。这是我一直深感不安的。这一次的整理，或许对我是一个督促： 希望有一天还能再回到20世纪40 年代中国的这块土地上来。——我是诞生在那个年代的：1939 年3 月，我在重庆山城第一次睁眼看这个世界。现在已经看了六十五年，许多人和事越看越不明白，就想回到历史的起点上，从头看起。我知道，自己内心深处的40 年代“情结”是根源于对生我养我的这块土地的永远的依恋。此时我心中默念的，正是同样孕育于那个大时代的艾青的诗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2004 年2 月4 日至8 日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