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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诚然，苏东坡不是一个仅安于儒者之位的官员，也不是一个一贯正统的的儒生。因为除了是一个一心为民的清廉官员、怀抱救世之志的儒生之外，他也是一个屡屡碰壁的人，一个招人怨诽嫉恨的人，一个八岁就受业于道士的人，一个经常与和尚斗机锋的人。他所受的磨难决定了在崇高之外开辟另一种生活——优柔——有了迫切性；他与释道的接近则使这种优柔生活有了实现的可能。优柔即从容舒缓，不疾不徐，安静超脱，风流潇洒。在苏东坡的生命中，当苦难、穷困、孤独、荒凉袭来之时，他常能退后一步或转过身去，“安时处顺”[17]，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与清风明月相伴，与贩夫走卒为伍，自娱且娱人，这便有优柔。他在心里关上一扇大门，马上就打开另一扇大门。“此心安处是吾乡”、“事如春梦了无痕”[18]，诸如此类的文字表述，是他优柔从容的内在根底。 其优柔生活的具体形式多种多样，诸如漫游以及诗文书画的艺术活动等。东坡的漫游主要主要发生在赴任途中、为官期间或贬谪途中。无论哪种形式的漫游，内容不外乎登山临水、拜师访友、寻仙叩僧。苏东坡非常喜欢漫游，他的漫游，常常花费较长时间，有时甚至长达半年左右。这是开发和见证苏东坡灵性的重要过程，其生命存在的精彩很大一部分形之于漫游期间。据他的生平记录文字可知，宋仁宗嘉佑六年（1061年），他第一次到凤翔任职签判，十一月由京出发，十二月中旬才到达，路上盘桓近两个月。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他自请外放，任杭州通判，夏末秋初出京，至十一月底方至杭州，路上所花时间近半年。熙宁十年由密州转任徐州，途中辗转四个月左右。宋哲宗元丰八年（1085年），由常州赴登州任，途中花费近四月。[19]他的漫游大体又分为两种：宦游和苦游。当他想从朝廷的是非圈中急流勇退，抽身而出，置身事外，便自请外放为地方官。外放之途便是他优哉游哉的宦游。贬谪途中的漫游便是一种“苦游”，因为漫游者身份不同，待遇不同，心绪因而也可能不同。但“苦”而能“游”，更见其优柔从容的生活姿态。譬如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年），苏东坡由惠州远谪儋州，家人哭送于海边，但途中他和幼子苏过走走停停，一路游览，花了三个多月的时间。诗文书画的艺术创作活动，亦是他优柔生活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他优柔生活的记录。如他自己说：“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20]；“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21]笔者以为，这对于他的优柔生活起到了净化、促进的积极功能。因为艺术的生活其本质是一种省思。古人作诗书画，是时时对过往将来之清理谋划，对心境言行之整顿反思。尤其第一流如东坡者，借这清理谋划与整顿反思，必使心为之更空，眼因之更高，生存之质量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但是，苏东坡的优柔里面依然有一种崇高的精神暗藏着，因为苦难很大，常人不能应对而他可以应对，而且在旁观者看来，应对得很艺术很圆融。这样一种超拔的气度不是很类似于崇高吗？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崇高和优柔毕竟又是有所区别的。从生存的角度而言，如果说崇高主要是一道生活的加法题，优柔则主要是一道生活的减法题。作为崇高者，苏东坡不断将朝廷安危作为责任担在肩上，将民众苦难视为义务常挂心头。书写策论、抵抗洪水、征讨盗匪、疏浚湖泊、收容病者，等等，都是其崇高风格的证明。作为优柔者，苏东坡则在不可强行时适当退后，灾难降临时权当天命。事已至此，则谋划事已至此的做法，绝不让悲痛与颓唐腐蚀自己太久。他从释道两家汲取生活的智慧[22]，不怨不怒，不贪不执，忙里偷闲，急流勇退，将“退”的艺术运用得出神入化。他主动申请从朝堂退往地方，从官场退往乡野，从社会退往自然，最后从世内退往世外，从有人处退往无人处。他经历过何种心理的苦痛，我们已不可详知了，但他最后展现出来的潇洒的风姿，迷倒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后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