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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高与优柔:苏东坡生命美学的内在张力

http://www.newdu.com 2017-11-15 《中外文论》 何林军 参加讨论

    摘 要:苏东坡是有宋三百年甚至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实力派与偶像派巨星。其生命存在富有崇高和优柔兼而有之的美学内涵。其崇高一面体现于忧国忧民尤其是在对待“敌人”和女性方面。优柔一面体现于面对苦难之时的从容潇洒,具体形式有漫游与诗文艺术活动等。苏东坡的生命存在,富有内在的张力,一张一弛,犹如鼓满风的船帆,又如扯满弦的弓箭,它丰富多样,具有紧绷的弹性,不疲软,不萎靡,为今天人们的生活,树立了一个具有硬度、高度和灵活度的人文坐标。
    关键词:苏东坡;生命美学;崇高;优柔;践行
    作者简介:何林军,湖南邵东人,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文艺美学和文化研究,出版专著《西方象征美学源流论》、《夹缝中的文化与美学》、《追寻维纳斯》、《美学教程》、《美学十六讲》等多部,参编著作多部,主持国家级、省部级课题多项,在《文学评论》、《文艺理论研究》等重要刊物发表学术论文50多篇。
     
    《老子·第三十三章》云“死而不亡者寿也”。人的肉体必定陨灭,人的精神却可能不死。这样的人才是真正长寿者。毫无疑问,苏东坡[1]就是这样一个人。连头连尾,满打满算,苏东坡只活了短短的66个年头,却在此后900余年,一直未曾离去过,并无需预言,他还将一直这样存在下去。其有形有限的肉体存在,无形无限地在世间延伸下来,秘密一定在于,苏东坡的存在本身与不同时代的人们都有深相契合之处。中国历史群英荟萃,才子高士不可尽数,受推崇和喜爱者亦无数。而在受推崇和喜爱的人群中,苏东坡常常类似于英语中比较级甚至最高级的存在,他“更”受人们喜爱和推崇,也是“最”受人们喜爱和推崇的中国古人之一。现在“实力派”与“偶像派”皆几近于贬义词:所谓“实力派”,往往暗讽其颜值不高,只有实力而已;所谓“偶像派”,则仿佛花瓶或一奶油小生。而苏东坡绝不是这样,笔者在给学生上课时,把他称为有宋三百年最大的一个“实力派与偶像派巨星”。放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可能也是如此。苏东坡活过的一生,就是富有弹性富有张力的美的一生。
    生命美学是从存在论层面而言的,是“向死而生”的有限时间之流中个体生存的沉重而诗意的部分。“沉重”与“诗意”都既指生活的内容,又指生活的形式。任何人的一生都会有“大事”来临,都会遭遇“磨难”、“苦痛”、“困顿”,这就是生活沉重的部分。面对沉重,可以“沉重”地对待,即严阵以待、勇往直前、一丝不苟。这是生活的一种形式。“诗意”作为生活的内容,大体是指生活中轻松惬意的部分;“诗意”作为生活的形式,则是指优柔的生存方式,亦即对待生活的从容潇洒的生命智慧。生命的美学存在必有沉重,亦必有诗意;[2]沉重与诗意,对于生命美学而言,两者不可或缺,因为“沉重”使生命务实地建基于“大地”,“诗意”使生命超脱地高扬于“世界”。沉重地对待生活,使个体生存具备了崇高的气度;诗意地对待生活,使个体生存具备了优柔的风姿。
    
    所谓人的崇高,是指在事关国计民生或个人与他者间发生尖锐对立的严峻时刻,自己能积极去做别人不愿做也不能做的事情。所以,崇高体现的是一种精神的硬度和高度。
    邓晓芒先生指出:西方的Being一词,“本是西方拼音文字中的文法上的系词(‘是’),但也有动词的含义(‘有’、‘存在’),同时还有名词的含义(‘本体’、‘实体’)”。[3]笔者这里感兴趣的不是Being的概念是什么,而是“be”与存在者的关系以及存在者如何存在的问题。毫无疑问,西方哲人投入无数热情,展开无尽形而上追问的,绝不是孤零零的“be”,而是系动词“be”之所关联者,是存在者之存在状态和存在样式。Being由系动词“be”发展而来,意味着一切存在者皆是有所关联的非真空的存在者,“be”将存在者带入某一存在“框架”、存在境域,并使之成为当下在场者,存在者一定是在场显露者。笔者更感兴趣的是:西方存在论美学是将存在者之存在境域放置于与之关联的存在者整体当中来考量。与之晤对与之“结缘”的其他存在者,使此存在者(海德格尔谓之“此在”)之存在得以敞开。
    每人的存在境域皆不相同。与苏东坡常相关联者有皇帝、百姓、权臣、同僚、恩师、诤友、小人、妻妾、歌伎、高僧、道士,当然也包括大自然,这一切即是与他“共在”的存在者整体。此外,皇宫、民间,朝堂、山野,京都乌台、东坡雪堂,西湖胜景、儋州茅庵,它们和其他存在者,构成矛盾重重甚至严重对立的存在境域。苏东坡一生,面对着很多严峻的时刻,有权威之凌压,有小人之构陷,有政事之峻急,有草野之凋敝。此时此刻,其主要表现是勇于担当、敢于面对,勤于奔走,言他人所不敢之言,做他人所不能之事,鹤立鸡群,风骨凛然。
    这是忧国忧民的儒者苏轼。这方面的事迹已为治苏者所熟知,故而仅以一例申述之。熙宁九年,公元1069年,在宋神宗的鼎力支持下,王安石领着一大帮新晋人士,依托一套陈旧的官僚体系,暴风骤雨般开始了一场动机良好却其影响至今争讼纷纭的变法运动。变法之初,反对者多而直言者少。此时苏东坡以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兼开封府推官的卑微京官身份,呈《上神宗皇帝书》近万言,直陈新法之弊,并指责皇帝“求治太速,进人太锐,听言太广”,[4]心意至诚,词锋甚厉,从而将自己放置于风口浪尖。姑不论此书所论是否正确,单说苏东坡的胆魄和气节,就值得景仰。这里提供的是苏东坡对待政事方式的一个范例——认“真”不认“人”。有人会说,认真不认人,这有什么难的?!但事实是:在人间做属于人的事,常常被人所牵绊。苏东坡却没有被人牵着鼻子走,一腔热诚、满身胆魄,全出于四个字——“为国为民”。“为国为民”,这是他所较的“真”。心里有这个“真”,则言必壮行必正,忠君却不愚忠,权威、私谊、爵禄都可以放到脑后。南宋施宿《东坡先生年谱》序言:“熙宁变法之初,当国者势倾天下,一时在廷,虽耆老大臣累朝之旧有不能与之力争,独先生立朝之日未久,数上书言其不便,几感悟主意;而小人嫉之,摈使居外”。[5]苏东坡知晓这最后的利害关系吗?洞明如苏东坡者,想来是知道的。但他没有退缩。这一年,苏东坡三十四岁,名倾朝野,前景因而一片光明。但凡他有私心,则当收敛锋芒,察言观色,即使畏缩于一隅,只要跟着急于笼络他的权相王安石,其飞黄腾达也便指日可待。如果能阿谀苟合,仕途就更为便捷了。但他不苟合不阿谀,背上一根傲骨,腹内一截直肠,独立不惧,依然故我,明知不可为而仍为之,于熙宁三年呈《再上神宗皇帝书》。飞黄腾达的路在此戛然而断。忠直刚正,执着而不悔,这样的苏东坡还不是一个正统的儒家吗?不知为何王夫之把他评为“野狐禅”[6]或“擅权纷乱”[7]?或许,王夫之以他儒者过于正统的严苛标准来考量俊逸潇洒的苏东坡,于是下了这种难免意气用事的断语。
    林语堂先生用“火”来描述苏东坡的精神,确乎精当。苏东坡一生常与水灾搏斗,每到一地就忙着修建供水系统或水井;他像烈焰一般,给人生机和温暖,同时烧毁很多东西。[8]这便引来人的嫉恨,于是也便要说到他对“敌人”的宽恕。他憎恨罪恶之事,却对作恶之人并不记在心上。[9]“君子不恶人,亦不恶于人。”[10]他从来不把别人当敌人,无奈很多人把他视为死敌。这里值得一讲的是他和章惇两人间的关系。东坡视章惇为友,而章惇嫉东坡如仇。章惇与苏东坡同年进士及第,长期以来,他是被苏东坡作为密友来对待的。乌台诗案其间,章惇也为苏东坡的出狱积极争辩过。但大致在元佑八年至绍圣元年(1093—1094)间,宋哲宗亲政,章惇为相,自此章惇屡次欲置苏东坡于死地,继将东坡远贬惠州之后再远谪海南。苏东坡垂老投荒,自带棺材远赴海南儋州。章惇成为他最危险的敌人。岂料后来章惇被流放雷州而苏东坡被赦。东坡自海南北归途中,却如此回信于章惇之子章援:“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故无所增损也。闻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但以往者更说何益,惟论其未然者而已。” [11]并嘱其养生用药之法,语气平和,态度真诚,全不见睚眦必报的怨愤。刘克庄评论:“苏章本布衣交,子厚当国,乃窜公于海南。……君子无纤毫之过,而小人忿怯必致之死;小人负丘山之罪,而君子爱怜犹欲其生。此君子小人之用心之所以不同欤?” [12]笔者以为,这不仅是道家超脱情怀的一种作用,也是佛家慈悲心肠和儒家恕道精神的影响。儒家之恕道,在中国文化的历史上,一直是一种理想,意即很少被落实,但在苏东坡这里罕见地被贯彻了。
    与当时人比起来,苏东坡还有一点是旁人无法企及的,那就是对待女性的态度。中国古代女性,在娘家,在幼年,一定曾经都是有名有姓的,但是出嫁之后,名字却都湮没了,被呼为“X氏”,死后就被叫做“X(夫家姓氏)氏X(本人姓氏)老孺人”。但是,苏东坡把女性当作与男性一样的人,因此觉得女性也是要有名字的。在苏东坡周围的女性,他都给了她们名字,或者说,他没有忘记她们是有名字的。而在苏东坡前后或同时,基本上看不到这种作为。没有尊重女性的意识,女性就被“附属”了。譬如一母同胞的苏辙,他的夫人一辈子被叫做“史氏”,名字是什么,翻遍他的全集,都是找不到的。东坡门人张耒写过很多女性的墓志铭,里面全部没有提到她们的名字。[13]他的恩师欧阳修亦如是。宋代其他名人亦然,如东坡之前的范仲淹为女性所撰墓志铭,一般只有姓而无名,如《滕公夫人刁氏墓志铭》“夫人姓刁氏,其先谱史存焉”,又如《胡公夫人陈氏墓志铭》“夫人姓陈氏,金华濬之令族”。[14]东坡之后的陆游《夫人陆氏墓志铭》以“夫人陆氏,吴兴人”开篇,名字未知,然后转入对夫人家世的介绍。[15]这样比较起来,就可以看出苏东坡的不凡。在他为女性所写的墓志铭里,不仅王弗、王闰之、王朝云是有名有姓的,连奶妈、保姆也是有名有姓的。《亡妻王氏墓志铭》“君讳弗,眉之青神人,乡贡进士王方之女。”《乳母任氏墓志铭》“赵郡苏轼子瞻之乳母任氏,名采莲,眉之眉山人。”《保母杨氏墓志铭》“先夫人之妾杨氏,名金蝉,眉山人。”《朝云墓志铭》“东坡先生侍妾曰朝云,字子霞,姓王氏,钱塘人。”[16]这是大识见、大胸襟、大情怀,笔者视之为崇高之一种。明末清初何绛题诗于惠州六如亭,其中两句“宋朝陵墓皆零落,嫁得文人胜帝王”!确实,王朝云是幸运的。笔者认为,几百年后的曹雪芹或袁枚,不同程度地接续了苏东坡传下来的衣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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