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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文学书写中的中华琴文化

http://www.newdu.com 2017-11-15 《文学与文化》 陈洪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 中华精神文化以感性的形式呈现在“琴、棋、书、画”之中。在两三千年的音乐活动中,琴渐渐具有了超出一种乐器本身的文化蕴涵。其核心部分当属对恬淡冲和境界的向往

    内容提要:中华精神文化以感性的形式呈现在“琴、棋、书、画”之中。在两三千年的音乐活动中,琴渐渐具有了超出一种乐器本身的文化蕴涵。其核心部分当属对恬淡冲和境界的向往,对知音的渴望,对人格的坚守,这较多通过士人的诗文表现出来。而附着其上的还有下层社会的义气、统治阶层的教化等,表现为各不相同的书写。
    关 键 词:琴/文化/文学书写/蕴含
    作者简介:陈洪,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
     
    清中叶小说《儒林外史》是一部反思社会文化及读书人命运的作品。主旨是揭示、批判功利性的科举考试造成了“儒林”的集体堕落及人格的萎缩、异化。全书的结尾处,笔锋却陡然一转,离开了“儒林”,写了市井中的四个“异人”。这四个“异人”其实只是下层的“细民”,用今天的话语讲就是“小市民”。作者为什么这样写呢?原因是这四个人各有一技之长:一个季遐年,“他的字写的最好,却又不肯学古人的法帖,只是自己创出来的格调,由着笔性写了去……却是要等他情愿,他才高兴。他若不情愿时,任你王侯将相,大捧的银子送他,他正眼儿也不看。……写了字,得了人家的笔资,自家吃了饭,剩下的钱就不要了,随便不相识的穷人,就送了他”。一个王太,“自小儿最喜下围棋”,偶然见到“三四个大老官簇拥着两个人在那里下棋”,口称“天下的大国手”,“在扬州盐台那里,下的是一百一十两的彩,前后共赢了二千多银子”。结果被他杀得大败,然后“大笑道:‘天下那里还有个快活似杀矢棋的事!我杀过矢棋,心里快活极了,那里还吃的下酒!’说毕,哈哈大笑,头也不回就去了”。一个盖宽,“每日坐在书房里做诗看书,又喜欢画几笔画。后来画的画好,也就有许多做诗画的来同他往来。虽然诗也做的不如他好,画也画的不如他好,他却爱才如命。遇着这些人来,留着吃酒吃饭,说也有,笑也有。这些人家里有冠、婚、丧、祭的紧急事,没有银子,来向他说,他从不推辞,几百几十拿与人用”。后来连遭天灾人祸,“可怜这盖宽带着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在一个僻静巷内,寻了两间房子开茶馆”,“依旧坐在柜台里看诗画画。柜台上放着一个瓶,插着些时新花朵,瓶旁边放着许多古书。他家各样的东西都变卖尽了,只有这几本心爱的古书是不肯卖的”。一个荆元,“开着一个裁缝铺。每日替人家做了生活,余下来工夫就弹琴写字,也极喜欢做诗”。自己讲:“吃饱了饭,要弹琴,要写字,诸事都由得我,又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颜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不快活?”他生意闲时,“自己抱了琴来到园里,于老者已焚下一炉好香在那里等候。彼此见了,又说了几句话。于老者替荆元把琴安放在石凳上。荆元席地坐下,于老者也坐在旁边。荆元慢慢的和了弦,弹起来,铿铿锵锵,声振林木,那些鸟雀闻之,都栖息枝间窃听。弹了一会,忽作变徵之音,凄清宛转。于老者听到深微之处,不觉凄然泪下”。①这四个人或狂放,或狷介,但有两点是共同的:一是淡泊名利,一是人格自信。
    这一回,在一定程度上可说是寓言笔法。这四位都是功名利禄之外的小民,都具有狂放不羁的气质,而他们的一技之长合起来便是“琴棋书画”。作者用这样奇特的描写,似乎在表达一种观念:科举制度之下,读书人所丧失的精神,幸而还保存在“琴棋书画”之中——这可以说是另一种“礼失求诸野”的思路。
    虽然是小说家言,却揭示出一个深刻的道理,就是中华精神文化以更生动、更感性的形式呈现在“琴、棋、书、画”等艺术之中。
    中国是世界上音乐文明发源最早的地区之一。出土的骨笛、陶埙等乐器都有数千年的历史。《吕氏春秋·仲夏纪·大乐篇》:“音乐之所由来者,远矣。……先王定乐,由此而生。”钟磬乐代表着先秦时期音乐术的最高水平,而曾侯乙墓出土的大型编钟便是突出的代表。秦汉以后,随丝绸之路的开通,华夏音乐与西域音乐相互交流融合,成为五六百年间音乐的主要潮流。特别是南北朝之后,燕乐歌舞大曲以及琵琶、筚篥、箜篌等少数民族音乐因素逐渐有了更大的影响。宋代以还,城市文化加速发展,市民音乐代替隋唐的歌舞大曲成了为主流的音乐形式。元明清三代,戏曲的繁荣使得戏曲音乐进入了多样而丰富的时期,戏曲音乐与说唱音乐是社会音乐生活的主要形式。
    自商周以来,华夏音乐的三千余年发展史上,出现了品类繁多、表现力强大的百余种乐器。先秦时期见于文献记载的乐器就有六七十种,包括打击乐器钟、磬、鼓、铃等,吹奏乐器排箫、管、埙、笙等,弹弦乐器琴、瑟、筝、篪等。汉以后陆续传入的外来乐器,则有箜篌、琵琶、筚篥、羯鼓、铜钹、羌笛、唢呐、扬琴等,并不断和中原文化融汇,演变成今天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乐器。其中,弓弦类的胡琴衍生成一个乐器家族,包括二胡、四胡、板胡、京胡、坠胡、粤胡等,成为各地民间戏曲音乐的主要伴奏乐器。
    在繁多的民族乐器中,古琴具有特殊的文化蕴涵,以至超出了一种乐器作为器物本身的意义。
    一方面,在官方的话语系统中,古琴被赋予了“高大上”的道德功能。《旧唐书·乐志》:
    琴,伏羲所造。琴,禁也;夏至之音,阴气初动,禁物之淫心。
    《乐府诗集》据以发挥道:
    琴者,先王所以修身、理性、禁邪、防淫者也。是故君子无故不去其身。
    舜弹五弦之琴,而天下化。②
    与此相应,就有了尧、舜、禹、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等“圣贤”弹琴的传说,以及他们留下的琴曲的名目。而琴曲的名称也有了道德色彩很强的阐释,如:
    和乐而作命之曰“畅”,言“达则兼济天下而美畅其道”也。忧愁而作命之曰“操”,言“穷则独善其身而不失其操”也。“引”者,“进德修业申达”之名也。“弄”者,“情性和畅宽泰”之名也。③
    这一类的说法,虽然不无牵强之嫌,但毕竟是从提升社会道德水准的角度立论,因而还是被广泛接受,助推了“琴文化”的升格。
    另一方面,则是在士人的话语系统里,古琴被赋予了较多的与人格修养密切关联的文化内涵。尽人皆知的《陋室铭》写道: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緑,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陋室,是贫穷、物质匮乏的表现。“何陋之有”,是对自己人格、精神财富的自信。而这种精神财富的重要表现,就是做什么与不做什么。做什么?“调素琴、阅金经”。不做什么?“丝竹乱耳,案牍劳形”。“案牍劳形”指代官场公务,“阅金经”则喻指超脱达观。有趣的是,做什么与不做什么都涉及了音乐。“调素琴”是清净心、“吾德馨”的表现,“丝竹乱耳”却是富贵场中热闹而鄙俗的气氛。显然,这里的“素琴”代表着淡泊名利、高尚人格、诗意生存的人生追求。
    类似的意思,更早些是在陶渊明的诗文中表达出来的。如《答庞参军》:“衡门之下,有琴有书。载弹载咏,爰得我娱。岂无他好?乐是幽居。朝为灌园,夕偃蓬庐。人之所宝,尚或未珍。不有同爱,云胡以亲?”把“琴”与“书”作为安贫乐道的寄托,也作为拒斥世俗社会“人之所宝”的精神支柱。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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