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是中国新诗发展百年。回顾百年历程，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诗歌热，是重要而璀璨的篇章之一。在当时的中国，有三处集中的诗歌重镇。其中北方是以北京为中心，江浙一带以南京、上海为据点，在西南地区，则以成都、重庆为核心。在成都、重庆，当时活跃着很多先锋诗歌创作团体，他们在不同的方向，探索新诗写作的各样可能性，提出了不同的诗歌理念和艺术主张，形成了不同的诗歌流派、概念、称号，比如“朦胧诗”、“第三代诗人”、“莽汉”、“整体”、“大学生诗派”、“蜀中五君子”、“非非”等。他们书信往来、互相拜访，成为了一种只有那个年代才有的“诗歌运动”，构成了八十年代独特的时代气氛，氤氲至今，犹然不绝。
    他们不光进行诗歌实践，往往对诗歌还有自己独立的思考，有非常鲜明的艺术主张。尚仲敏就是其中非常突出的一位代表性诗人。作为国内诗坛“第三代”诗歌的标志性代表诗人，尚仲敏在八十年代重庆读大学，发起了“大学生诗派”。尚仲敏在诗歌的语言、艺术形式上进行了大胆的创新和实验，倡导并实践简单、透明的诗风，创作出《卡尔·马克思》、《桥牌名将邓小平》、《祖国》等经典诗作，为第三代人诗歌现场留下口语诗歌的重要文本。
    诗之忆
    走过狂飙的诗歌青春 沉潜20年抵达内心的坚定
    1981年，出生于河南三门峡的少年尚仲敏考入重庆大学，就读电机系高电压专业。大一大二，他安心功课，酷爱数学和英语，一心想成为科学家。他的第一篇文章是发表在学报上的数学论文。大三的一天傍晚，踢足球回来的尚仲敏，突然想写诗，并且马上开写，标题是：《足球，我的上帝，我的伴侣》。一气写完，很长。发表在系里的黑板报上。很快周围就聚集了大批诗歌爱好者。在写诗上找到感觉的尚仲敏，由此进入他诗歌的青春狂飙时代。他成立重庆大学第一个文学社：荒原文学社，油印出版了一本杂志《荒原》。
    1985年，是重庆大学生诗歌发展的重要一年。1月6日，重庆市大学生联合诗社在山城重庆成立。该社是由重庆市17所大学的文学社和诗社组成，以西南师范学院“五月”、重庆师范学院“星空”、“嘉陵潮”以及重庆建筑工程学院、重庆邮电学院、四川外国语学院、西南农学院、江津师范专科学校、四川美术学院等为骨干力量。吸收社员一千多人。尚仲敏在重庆大学创办的文学社《荒原》名列其中。
    后来进入当代诗歌史、屡屡被诗坛提及的《大学生诗报》创刊号，1985年3月25日出版，八开四版，铅印。第二期改为4开4版的大报，由尚仲敏和燕晓冬共同主编，发表尚仲敏长文《对现存诗歌审美观念的毁灭性突破》，明确提出“大学生诗派”及其诗歌主张。1986年，尚仲敏和王琪博又组织成立了四川省大学生诗人联合协会。同年3月，尚仲敏与王琪博主编出版了铅印大报《中国当代诗歌报》，发表了尚仲敏的整版文章《谈第二次诗歌浪潮》。这些文章迅速被传播出去，在海内外诗坛影响很大。此时的尚仲敏已经全身心投入诗的狂欢之中，他回忆当时自己的状态，“那时我已把功课抛到了九霄云外，简直成了一位职业诗人。”
    事实上，诗歌也很难在现实中得到利益的回报。如果说有回报，那一定是灵魂对灵魂的回报。尚仲敏说，“一部优秀诗歌在严格意义上被阅读之后，总是倾向于引起沉默，引起瞬间的停顿、再现、体谅和同意，甚至感激。”在更多的意义上，写出一首诗，就是对写诗最好的回报。诗人们渴望被诗意照彻，“当沉睡在我们内心的创造激情和旧的炽烈被它点燃，我们便被一种前所未有巨大的光荣所贯注。”
    青春是灿烂的，同时也是短暂的。当历史来到务实、理性的九十年代，尚仲敏也收起他狂飙突进的诗歌生活，将重心转移到现实事务上。1985年大学毕业，21岁的尚仲敏被分配至北京水电部工作。半年后，主动申请调动到成都工作。后自主经商，创办通信工程公司和市政工程公司，尚仲敏成为一名成功的企业家。在近20年代时间内，他没怎么写诗。诗人尚仲敏暂时沉潜在企业家尚仲敏的背后。
    近几年，随着诗歌在人们的心中再度升温，尚仲敏也再度在创作上归来，他延续了自己青春时代的“口语诗”诗歌理念、写法、状态，写出不少诗歌佳作。尚仲敏关注当今的时事，了解现实生活中周围的人和事，并时刻注意捕捉其中诗意的瞬间。写出不少佳作。用诗人李亚伟的话来说就是：“尚仲敏的创作手法始终如一却又新意勃发，得到了缪斯的真传。缪斯不老的神话，也在尚仲敏身上得到了真实的体现。”尚仲敏说，“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写诗，这并非说明我已远离诗歌，恰恰相反，经过岁月的积淀，我对诗歌抵达了内心更深的坚定。”
    诗之行
    诗歌是瞬间完成的事情 不用比喻也能把诗写好
    “傍晚时来到会理/凉山州南部重镇/刚进入县城/就看到红军曾来过的纪念碑/在2014年4月24日的日落时分/我茫然地看了看环抱四周的大山/想象当年红军/会从哪一条路上突围出去……”2014年4月24日，尚仲敏在凉山会理，写下这样的诗句。尚仲敏的很多诗都是在路上完成的。这跟他的诗歌创作理念相符，“诗歌不同于绘画和音乐，绘画的技艺和音乐的音符，需要假以时日，需要千锤百炼、苦苦雕琢，诗歌却是一刹那的灵光闪现。写诗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是瞬间完成的事情。”
    尚仲敏选择入诗的题材，常常紧扣现实和具体的事件，语言上追求简单透明的“口语”式风格，靠思考和角度完成诗意。尚仲敏认为，诗歌不应该过多运用比喻和意象，不应该过于表现个人英雄主义，写作者也不应该动不动就让诗歌去承担一些过于宏大的主题，比如人类命运的走向。诗歌应该是“从心而发，有真情实感，杜绝虚伪，做作，拔高，故作姿态。”尚仲敏甚至写过一首诗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写诗能不能不用比喻》“时间很紧/我还要去几个地方喝酒/写诗能不能不用比喻/让人一眼就能看懂/并且会心一笑/我试过，不用比喻/很难。比方说/有的人写得精雕细刻/像在绣花/而有的人/一抒情就把秋风恨得咬牙切齿/就细数落叶/望穿秋雁……”
    尚仲敏要做“不用比喻能把诗写好的人”，而不是“在各种比喻中抑郁而终”。
    对诗歌的认识，尚仲敏也经历过一个过程。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回忆，“刚开始写诗的时候，从唐诗三百首，到博尔赫斯、里尔克、叶芝，包括瓦雷里（《海滨墓园》我曾经倒背如流），从现代派到后现代主义，我企图从这些所谓的经典，找到答案，找到一个关于诗歌的公式，找到一种“写法”。我时而显得高深莫测，时而又表现出苦大仇深。我的青年时代就这样被耗掉了。这些“经典”，成为了我浓重的“阴影”。我一提笔，就感到“写诗”是如此的艰难。我在“诗”和“非诗”之间蹉跎盘桓，耽误了大好前程。突然有一天，我决定揭竿而起，另起炉灶。要写一种‘简单的诗’，一种‘只和我自己有关的诗’。”
    尚仲敏说：“我自己写每一首诗，都是突如其来的。“我使用的题材，我诗歌中出现的事件，我的思绪，使我被一种前所未有的巨大激情所灌注，使我必须马上把它写出来。诗歌一经写出，我会立刻平静得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正如瓦雷里所说：“经过了一番深思，终得以放眼远眺神明的宁静。”
    作为“口语诗”的核心倡导者和实践者，他说，“我坚持用‘口语’写诗。‘口语’使我变得真诚，变得谦和，变得豁达。同时，‘口语’也使我成为一个‘干净’的人，一个‘明亮’的人。我反复查阅了叶芝的《当你老了》、里尔克的《秋日》，等等，它们分别有多种译本，而最好的译本，恰恰是最接近‘口语’的。‘口语’使诗歌中的‘叙事性’写作成为可能，使诗歌得以脱离圈子，走向民间，走向大众。”
    口语诗因为对日常语言的看重，招致不少偏见和误解。诗人张新泉是尚仲敏诗歌的知音。在张新泉看来，“不管采取什么语言，口语还是书面语，诗首先必须是诗。口语诗采用日常口语写作，但这个口语是经过思考，被诗意照耀过的口语。口语诗就是看到生活中诗意的因素，然后用别致的诗意的语言写出来，告诉别人，不装腔作势、不装神弄鬼。因此，我也常常将口语诗比喻为‘不化妆的写作’。尚仲敏这么多年一直写口语诗，写出不少好诗，可以说是为‘口语诗’正了名。”
    诗之思
    写诗要有节制 满场飞奔不一定就是好球员
    1985年，尚仲敏发表长篇诗论《对现存诗歌审美观念的毁灭性突破》，在国内率先提出“口语诗”写作，对五四以来的新诗特别是“朦胧诗”进行了剖析和批判，为“第三代诗歌”奠定了较为系统的理论基础。作为当年大学生诗派的旗手和非非主义主将，他在创作、批评、理论上的贡献也被后辈诗人所认可，“我至今记得尚仲敏上世纪80年代在《大学生诗歌报》发表的诗论，说的是诗歌去形容词问题。尚仲敏是很早自觉反思诗歌语言的诗人，中国诗歌走到今天这种形式，他的功劳很大。”
    与很多人的长诗崇拜不一样，尚仲敏不认为“诗歌中的长诗创作会使一个诗人从优秀走向伟大。”他说，“诗歌应该尽可能的短。繁复庞大的结构，成百上千行的句式，各类典故的引用及注释，会使诗人逐步成为一个匠人，一个词语的搬运工，甚至最终会成为文化垃圾的制造者。”
    这种对长诗的警惕之思，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现端倪。1988年3月，海子来到成都，住在尚仲敏家中。尚仲敏白天带着海子去拜访在成都的诗人，晚上通宵达旦地长谈。当海子从书包里掏出了一部一万多行的长诗，让尚仲敏闻到但丁《神曲》那种“庞大的、迷宫”的气息，一种想要承受人类苦难，做人类拯救者的英雄主义情怀的“令人窒息的象征意义”。
    而这与尚仲敏对诗歌的追求、理念，大相径庭。在尚仲敏看来，海子无疑是伟大的，他最好的诗还是那些短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使我们看到了最好的海子。他的长诗创作，耗尽了他年轻的才华，以至于使他对生命产生了深深的倦意。长诗使人疲乏，长诗在某种程度只能使诗走向非诗”。“我非但认为刻意地去写所谓的长诗毫无必要，我还认为，就算是一首短诗，也不应该把诗“写尽”。写诗要有节制，要善于“留力”。一首诗应该在意犹未尽的时候戛然而止，而不是使上全身的力气，把话说绝。事实上，一个满场飞奔的球员不一定就是好球员。”
    时隔19年，尚仲敏向记者谈及记忆里的海子，口吻依然充满怀念，“就像凯鲁亚克笔下的达摩流浪者形象：头发很长，留着络腮胡子，穿着一身蓝色牛仔服、牛仔鞋，背着一个书包，外表时尚而叛逆，本质上却是个内秀甚至羞怯的年轻人。”
    有着自己鲜明诗歌理念的尚仲敏，并不是一个对人苛刻的人。对写诗这个行为本身，他充满敬意，“诗歌有好坏之分。就算是一个优秀的诗人，也有写‘坏诗’的时候。我从来不觉得，每个诗人都一定要写出‘好诗’。我对所有写诗的人都心怀敬意。世界太大了，诗歌显得如此娇羞，如此轻柔。我们这些写诗的人，只是微不足道的“一小撮”。因此，诗人需要相互呼应，抱团取暖，需要而不是相互诋毁。唯有诗歌能带给我们幸福。”
    |对话|
    尚仲敏：最不能接受不真诚，为了写一首诗而伪造自己。
    当代书评：
    在过去20年，你没怎么写诗。在此期间，你跟诗歌是怎样的关系？
    尚仲敏：
    虽然没写诗，但我一直读诗。一直都没有离开过诗。我特别喜欢博尔赫斯。他所有的诗，他的短篇小说（其实就是诗），我都读过，而且读很多遍。他的作品中散发出的智慧的光芒，散发出的神秘气息，深深吸引着我。他的神秘是非常真诚的，一点都不虚假，不造作。虽然写作上我并没有学习他，但是作为一种养分，一直滋养着我。
    当代书评：
    你认为写诗是“简单的、瞬间完成的”事情。但要完成这个瞬间，需要前期足够的储备。你的阅读偏好是什么？
    尚仲敏：
    的确如此。八十年代，除了读书，没有别的娱乐。我学的理科，功课完成得很好。业余看人文社科类的书，看了很多哲学方面的书。尼采、叔本华、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萨特、加缪等等的书，都读了不少。
    当代书评：
    我发现你有很多观点，很容易招致误解，比如“只写跟自己有关的诗”。
    尚仲敏：
    是的。我主要是想强调，写诗是个体行为，但诗写出来就需要读者和知音。不可能只跟自己有关。我那么说，的确很容易被误解，事实上，确实有人批评我狂妄自大。
    当代书评：
    认真阅读后会发现，在常见划分的似乎是派别森严的“知识分子写作”或者“学院派诗人”和“民间诗人”之间，在艺术上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有些诗的境界、风格还是有相通之处。你平时跟学院派的诗人有来往吗？
    尚仲敏：
    诗歌的理念，写法有差别，但在现实生活中，我觉得诗人完全可以做朋友。像我跟臧棣写着完全不同的诗，但生活中也是不错的朋友。所谓的“民间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其实最后都有可能写出好诗。当然，也有可能写出坏诗。我反感的不是哪一种写作，而是那种总以为自己写的是诗，而别人写的不是诗的心态，我认为那种心态是愚蠢的、自私的、狭隘可笑的。
    当代书评：
    你经商有道，创办通信和工程公司，旗下有很多员工，贡献了很多税利，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很多人好奇，经商跟写诗之间，思考方式差别很大，您是怎么协调这两者的？这两者在你身上感觉到矛盾吗？
    尚仲敏：
    我认为这两者是完全不矛盾的，就我而言，诗歌是我的一个爱好，写诗不是生活的全部，写诗和自己的职业并没有冲突。很多人都说，诗歌是一种生活方式，我却认为诗歌是诗歌，生活是生活，不能把二者混为一谈。诗意是内心的一种状态。诗歌的创作是突如其来的，不是常态的，也不应该在日常生活中刻意去计划它。
    当代书评：
    对你来说，写诗最需要的核心品质到底是什么？你最不能接受的又是什么？
    尚仲敏：
    我最不能接受的是，写诗不真诚，为了写一首诗而伪装自己。真正的诗，应该是发自情感的真实，内心的真实，而不是遵守一些诗歌的公式去造诗。否则写得再像诗，也只是被刻意制作出来的‘非诗’。虽然经商跟写诗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但也有一以贯之的东西，那就是：都要诚实、厚道。我举一个例子。我的公司在各地修建的通信基站、铁塔，选材上，没有为了降低成本去采用当时比较流行的焊接钢管，而是基于诚实厚道的原则，采用更坚固但造价更高的无缝钢管。后来这些设施经受住了2008年的地震，哪怕是在重灾区也屹立不倒，在当时救灾工作的通讯联系中，发挥了作用。
    当代书评：
    人们一般都会说，诗歌属于年轻人。尤其是当下年轻人接触资讯、信息的渠道便利，对新鲜事物接收很快，写的诗很有敏锐度。你对写诗与年龄的关系怎么看？
    尚仲敏：
    我觉得，写诗主要是跟一个人的天分有关。跟年龄，甚至读书多少都没有直接的关系。一个人可以很年轻，可以读很多书，掌握很多知识，可以去做很好的学者，但未必一定就写出好的诗来。当然，写出好诗的诗人，往往有足够的人文知识素养储备。但光有这些还不行，还需要对语言的敏感和天赋。这是没办法的事情。诗是神赐予一部分人的礼物，当然要接住这个礼物，也需要你有足够的储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