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怡，罗马大学意大利文学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意大利语副教授。从事意大利文学的教学和口笔译工作，译著主要包括：埃科《试刊号》、卡尔维诺《意大利童话》《美洲豹阳光下》等，正在翻译德桑蒂斯的《意大利文学史》。
    翻译一本小说，类似于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一场心的旅行。
    一旦接受了出版社的任务，你要立即着手于准备工作：你的攻略是各种相关资料，你的技能锻炼——当然不会像出国旅行之前那样恶补英语，或者做登山之前的体能训练，又或者学习使用各种app——是加强母语书籍的阅读。作为一个“学外语的”（这个词此处有贬义），你永远要记得，外语的学习剥夺了很多你可以用来巩固和提高母语水平的时间。著名翻译家林少华有一个建议，就是在睡觉之前阅读原创散文，因为它可以使你在翻译时（主要是叙事文学）表现出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众所周知，翻译是一种再创作。在意义上忠实于原著的同时，越是翻译大家的作品，就越需要译者具有扎实的写作能力。语言的表达永远应该服从思维，而优秀作家那种独特的思维方式与见解，导致他在书面表达上甚至有别于其母语，有别于广义上的逻辑，因此也就不可能做简单的字面翻译。
    鉴于这次旅行并非是浅层次的，也就是说你无法满足于字面的翻译，而是会尝试着摸清作者思维的脉络，进而潜入作家最为隐蔽的世界，尝试着参透他内心的声音。如此一来，这次翻译之旅也就变成了一场心与心的交流。这种感觉在翻译一位内心活动丰富、感情细腻的作者时尤为突出。比如在面对乔尔达诺的《黑与银》这样的作品时，假如你不能透过作品表面上的波澜不惊，跟随作者心中那股涌动的暗流，理解一个30岁男人生活中的各种痛苦与思考、回顾与展望，就无法在翻译的字里行间传递这些情感，读者也就不能通过中文版本理解到作品的精髓。
    以《玫瑰的名字》和符号学理论享誉世界的埃科，同样也是一位对于翻译理论颇有思考与心得，并且对于自己作品的外文翻译非常苛求的作家。在小说被翻译成其他文字的时候，他会与译者共同探讨一些具体的翻译问题，并且解答他们的疑问。他曾在2003年出版过一本著作，名字叫《说几乎同样的话》。在这本作品中，他指出翻译的重点是“说几乎同样的话”，也就是传达作者希望通过作品传达的效果，而非拘泥于一字一句的翻译。一些著名的中外译者在介绍翻译经验时，会与受众分享他们在某些字句或者语法现象翻译上遇到的困惑，但他们并不会拘泥于此，也不会为任何细小的问题给出建议。从他们那里，我们听到最多的是他们通过一次翻译经历所获得的人生感悟，翻译工作本身也就变成了与作者的一次促膝长谈。只有这样，译者才能真正懂得潜伏在字里行间的深意，继而在翻译文字中说出“同样的话”。
    意大利语是一种与中文距离非常遥远的语言，意大利文化也是一种与中国文化相去甚远的文化。那些表面上的默契，在翻译时都会被否定。作为一名译者，或许他用尽毕生的经历和思考，尤其是误解过多少朋友和非朋友，才能在他终了此生之前，翻译出一本能够真正传递出作者初衷的作品，说出与作者同样的话。
    具体到我翻译过的作家，无论是最近完成的埃科，还是以往的莫拉维拉，或者仍在翻译的卡尔维诺，所面对的问题都不尽相同。莫拉维亚永远是“当代的”，他的语言取自同时代，作品中的故事也发生在自己生活的时期，并且延伸到读者所生活的时代，从而使作品的生命得到延续。他在短篇小说中描写的众生相，虽然取材于上世纪60年代的意大利，如今读来却并不陌生，其中的某些现象甚至会出现在日常生活的视野当中。所以，在翻译过程中跟随他的思维逻辑并不困难，也几乎可以做到“说同样的话”。
    埃科的情况却不尽相同，他的作品是写给具有同样文化修养的人。对于生活在完全不同语境的外国译者来说，翻译的困难不仅来自语言，更来自于各种社科知识。在埃科小说所提供的浩如烟海的知识宝库当中，翻译的小船真的很容易倾覆。翻译《试刊号》，我觉得已经是“不幸之中的万幸”了。在最后这部叙事作品中，埃科虽然继承了以往作品中他最钟爱的元素：阴谋论、编辑部的故事、历史上一些莫衷一是的时期和事件（比如墨索里尼之死）。但他的目的已经不再是展示那些尘封的知识和久远的年代，而是用智慧又戏谑的笔触，通过一些个人经历和人生思考，以及对当代社会种种现象的揭露，带领读者完成一次有趣的旅行。这种旅行不会像鸡汤类作品那样甜腻和慰藉，或许还会使你感觉受到了打击：假如你刚好是被他作品击中的媒体人、笔杆子，而且是那些人中的所谓“loser”（失败者）。作品中间穿插的米兰历史与某些被人遗忘的角落和那条不温不火的感情线，都使埃科有别于以往被传统文学评论家树立起来的那个不关注人类生存而只顾自我“炫技”的作家形象，继而完成了一部内容充实、行文流畅、节奏轻松、张弛有度、智慧而幽默的小说。
    尽管如此，译者的工作也并不那么轻松。必要的功课是一定要做的，为了做到“说几乎同样的话”而绞尽脑汁的时刻也不会少。我并不从事媒体行业，也完全不了解其中的深浅，翻译某些细节时也是颇费周章。最典型的例子是书中的两处对“电视用语”的罗列，其中有的可以翻译，有的只能勉强应对，有的甚至只能放弃，因为完全无法用中文传递其中的意思。再有就是文中介绍马耳他骑士团的一段，众多的历史人物、年代、不同渊源和层次的团体名称，听起来有点像绕口令，但又必须在翻译上加以区分。更不要说墨索里尼的那份尸检报告，翻译起来更是非常吃功夫。更为重要的是，埃科这位学富五车的博学之士，在人生即将走到尽头时那种驾轻就熟、游刃有余的创作方式，以及过尽千帆、挥袖离去之前的洒脱……所有这些都使译者不得不边译边想，有时甚至需要闭目凝神，在心中揣测作者在写下作品中某一段时的心理和情绪，而后才能够下笔翻译，尽力说出作者想说的话。
    然而，在翻译中最难对付的是像卡尔维诺这样一个彻头彻尾的文学家。无论是小说创作，还是谈论自己的文学思想，介绍那些划时代的伟大作家，缅怀已故的艺术家，或是分析自己所生活时代的社会政治文化问题，卡尔维诺的文章中总是带着那种作为他作品最重要特色的、无与伦比的想象力。比喻和通感始终不离他的左右。面对这样一位作家，翻译遇到的困难很大。或者你无法理解那些纷繁的比喻和通感后面真正的寓意，或者即使你能够理解，他的语言也是无法简单“复制”的，只能按照中文的语法加以改写。关于翻译意大利语作品的问题，卡尔维诺本人就曾经在他的杂文集《文学机器》中写道：“假如我想让人把我的这篇文章翻译成法语或者英语，或许我必须将它完全重写，或者咨询讲那些语言的人，然后重新构思。”为了解决翻译上的问题，卡尔维诺甚至建议说：“希望通过写作来进行交流的人，始终能够考虑到可翻译性这个问题，也就是可交流性，以及所使用的表达方法。我并不是想号召大家‘用清楚的方式书写’，因为我知道，这通常是一种缺乏见识的奢望：在有可能的情况下，就要用清楚的方式去写；不过，有些复杂的事情（或者尚未弄清楚的事情），只能通过惟一可能利用的方法去书写。然而，我们需要始终意识到所使用语言的局限性，计算我们的讲话中能够被翻译的部分和不能被翻译的部分，以及为什么不能翻译……”可见，卡尔维诺已经充分意识到了不同语言之间互译的难度。不过，试想一下：法语与意大利语同属新拉丁语系，无论语法、单词、句型，还是文化渊源，都有那么多相似的地方，英语虽然具有很多与前两种语言不同的地方，但同样有很多语言和文化上面的因素，将它与上述两种文字拉近。尽管如此，卡尔维诺仍然觉得，在翻译之前需要将意大利语的文章重新改写。那么，中文和中国文化诞生于和意大利完全不同的土壤，我们又应该如何用这种语言，来和卡尔维诺“说同样的话”呢？曾经翻译过卡尔维诺作品的译者，都知道他的文章天马行空，这也是他作品最为突出的特点，贯穿了作家一生所有的创作阶段和所有的作品。所以，要想跟上他的思路，不仅需要丰富的社科知识，还要自带超强的想象力，方能达成与他的心灵沟通，继而将其成果付诸翻译的笔端。
    行文至此，我想借用一下但丁在《神曲·天国篇》第二歌中的比喻：
    噢，你们乘在小小的船上/心中渴望倾听，仅仅追随着/我的一边行驶一边歌唱的船艇/请你们且回头，重访自己的故土/不要驶向茫茫的大海，说不定/见不到我，你们会在大海中迷途/我走的水路以前从来没有人航行过/密纳法女神吹送我，阿波罗神引导我/九位缪斯女神向我指出大熊星座
    但丁用他的高傲，告诉其他人不要追随他的大船，因为他有神相助，而其他人，即使跟在他的后面，也同样会迷航。每天都在面临着迷航风险的恐怕正是译者。他执著地上路，跟随在作者的后面，投身于一场心的旅行。他曾经多少次迷航，那些迷航不会博得任何人的同情与理解。然而，旧痛并不会挫败他再次踏上同样艰辛旅程的勇气，因为一次翻译的过程，就是一场你无法拒绝和无比美妙的，解开作者心灵之谜的旅行。
    译 文
    今天早上，水龙头不再向外滴水。
    噗，噗。轻微得如同新生儿在打嗝，然后就沉默了。
    我敲响邻居家的房门，得知她家一切正常。您大概把阀门的把手关了，她对我说。我都不知道阀门在哪儿。您知道吗，我住到这里没多久，而且只有晚上才回家。我的上帝，要是您出门一个星期，难道都不把水和煤气的阀门关上吗？我不关。您可真够谨慎的。让我进去，我指给您看。
    她打开洗手池下面的小柜子，把什么东西动了动，水就流出来了。看到吗？您把它关上了。对不起，我太粗心了。哎，你们这些single！女邻居离去。如今连她也说上了英语。
    紧张的神经恢复了正常。鬼驱人是不存在的，除非是在电影里面。我也并没有梦游，因为即使梦游，我也不会知道阀门的存在，否则，我在清醒的时候就会用它了。因为水龙头漏水，我经常整夜听着滴水的声音，甚至会眼睁睁地熬到天亮，就像是住在巴尔德摩萨镇。事实上，我经常会半夜醒来，然后起床，去把浴室的门，还有卧室和门厅之间的那扇门关上，这样就不会听到那该死的滴水声。
    谁知道呢……不可能出现短路的问题（它被叫做把手，顾名思义是手动的），也不会是因为老鼠。即使有老鼠从那里经过，也不会有力气扳动那个玩意儿。那是一个老式的铁轮子（这座房子里的一切，都可以追溯到至少五十年以前）。再说，它还锈住了。所以，需要用一只手去转动它。一只类人生物的手。再说，我家也没有壁炉，不可能有像《莫格街凶杀案》里面那样的大猴子爬进来。
    ——魏怡译翁贝托·埃科《试刊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