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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文学大家讲古典名著——“文学讲习所”纪事之一

http://www.newdu.com 2017-11-13 文艺报 李宏林 参加讨论


    1953年到1955年,我在中央文学研究所(1953年11月更名为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现名为鲁迅文学院)学习。第一期和第二期学时最长,是文学讲习所的创建与蓬勃发展时期。从第三期起改办成短训班了。
    第二期招收45名学员,由全国各省市文联和作家协会报上100多名备录人员。我的工作年限和革命经历其实都不符合入学条件,由于当时我已经有几个剧本在省内报刊发表并由剧团演出,抚顺市文联领导亲笔修书力荐我是可塑之才,我才被破格录取。当时我18岁,年岁比我大一点的同学如邓友梅和孙静轩都20多岁了。
    同朋友谈起文学讲习所时,都关心我们那时学什么和怎样学。为了学员学习有所收获,先任命诗人田间为所长,后任命教育家、作家吴伯箫为所长。由于当时国内政治生活和文艺环境都比较平静,所以由他们拟定的教学计划可谓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工程。学习方法以自学为主,就是坐下来整天读书,系统地学习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在每个单元学习中都邀请专家作专题讲课。
    学习中国古典文学单元时,来讲课的都是重量级名家,第一位来讲课的是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这位上世纪30年代的著名国学大家,身材高大,头发后梳,前额饱满,戴一副宽边眼镜,腋窝里总夹个大皮包。他围绕中国古典文学的诗歌、小说、戏剧、俗文学传统等讲了四次。郑先生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他不时地说他在书摊上发现了什么什么古杂书,每部书都在几十册上下,他用几天时间都一一地看完了,并谈出他对书的评价。我成天地读《三国演义》,读了半个月,还没有消化,而郑先生读杂书,读得不仅神速,还能作出定评,我真是佩服之极。用现在的话说,那时郑先生在我心中就是个超人。再让我难忘的是,每次郑先生把皮包往桌上一放,对下边的学员一眼不瞅,讲完课夹着皮包就走,师生之间没有一点交流,所以学员只记住他讲了什么,而对他的内心一无所知。
    讲中国古典文学的都是鸿儒:李又然讲《诗经》,游国恩讲《楚辞》,冯至讲杜甫,阿英讲元曲,宋之的讲《西厢记》,聂绀弩讲《水浒传》,冯雪峰进行学习《水浒传》的总结讲话……在这些大师级的人物的授课中,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是游国恩老先生。当时他可能50多岁,但是在我们这些年轻人的眼里他已经是位老人了。供职于山东大学的游国恩老先生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最知名的《楚辞》专家。当时出版的有关《楚辞》的著作大多出自游先生之手,也就因为他是中国传介《楚辞》的第一人,讲习所才特意从山东大学请老先生来北京授课。游国恩每次讲课都是从济南坐火车赶到北京。他个头不高,但是总有几个年轻的、身高于他的助手陪在他的身后助他讲课。老先生圆脸,腰杆挺拔,尤其是那声音,如铜钟一样发声洪亮,在讲台上一站,朗朗地背诵一段《楚辞》,眼神即刻明亮,他开始进入屈原营造的气氛中。在几个小时里,他忽而声高忽而声低,一直游走在神秘、怪异、美丽的诗的境界中,一时他就变成了屈原,好像是他写作的《离骚》《天问》,是他投进了汩罗江。在容纳几十人的讲堂里,学员们寂静无声,大家像面对屈原似的目不转睛地盯望着这位完全屈原化了的教授。游先生的《楚辞》课无疑非常受大家的欢迎。
    在学习中国古典文学单元中,重点学习的作品是《水许传》,不分组别,学员们都要埋头读这本经典著作。当时讲习所对学员学习进程掌握得很严格。光未然的秘书、后任《剧本》月刊主编的颜振奋,一时被《楚辞》迷住了,他读书落后于教学安排,为此受到严厉的批评。所谓自学,也是在管理下进行的。所以在一个多月里,在讲习所的大院中寂静无声,人们的眼睛都是盯向书中的一百单八将,晚上的谈资也是宋江、李逵等梁山好汉的故事。
    谁来讲《水浒传》呢?是时任中国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杂文写得极好、被称为“鲁迅第二”的聂绀弩。聂绀弩细高的身材,脸颊削瘦,不修边幅,更不讲排场。他讲课不登讲台,就在第一排课桌前袖着两手来回地游走,嘴里叼支香烟,一只眼睛被烟熏得眯缝着,似乎他还喝了一点酒。他与周总理在黄埔军校是同事,周总理曾戏称他是“20世纪最大的自由主义者”。他没有讲稿,所谓讲课就是他想到哪儿就讲到哪儿。其实这时的学员们已经把《水浒传》读得倍儿透了,只想听听他有什么独到的见解。别说,他真谈出了大家没有意识到的内容。比如,他说《水浒传》有两大弱点,一是杀人太多,武松血洗鸳鸯楼,好人坏人一起杀,连丫环都不放过,这就不好。二是歧视妇女,你看宋江杀阎婆惜、武松杀潘金莲、杨雄杀潘巧云等等,都是扼杀妇女的自由权,是封建妇女观的典型反映。聂绀弩顺口提到的这两点当时真没有人提到过,现在回想起来,看似心不在焉、外表散淡的聂绀弩,却怀有一颗善良的心,是位人道主义者。他从血腥的杀杀打打中呼唤人的尊严和妇女的自由,他是“五四”精神的传承人。
    学习讨论结束,冯雪峰要来讲习所作总结。消息传出去,一些所外的文学界人士也赶来听讲,于是不得不加座椅。
    那年冯雪峰50岁,瘦弱的中等身材,长脸儿,笑面,目光慈祥,稀疏的分头稍灰白,他不像郑振铎那样有官相,不像聂绀弩那样像个流浪汉,更不像游国恩那样为诗而颠狂,他就像个穿着整齐的隔壁大叔。关于在总结中讲什么,教务处的同志早把学员们讨论《水浒传》时的各种观点作了汇报,他便有针对性地作总结发言。他讲的基本观点是怎样理解现实主义,《水浒传》是古典现实主义的巨著,它真实地反映了历史上平民百姓反抗封建压迫、群起而造反的经历。现实主义的首要条件是真实,《水浒传》所反映的起义的胜利和失败都是真实的。他强调,现实主义不能脱离历史的具体情况,强求古人按照现今的思想追求去行事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成功了是帝王轮换,失败了是四下走散,放下武器被朝庭招安在历史上是常见的农民起义的一种结果。无论是哪一种,人民起来反抗封建统治,都是对封建统治的沉重打击,动摇了封建王朝,启示了被压迫的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巨大动力。这样,就把造反与招安的分歧融合起来,这两者不是分立的,而是历史上农民起义中的一个总体的两种现象。冯雪峰还对《水浒传》的章回式结构和人物塑造等方面对中国文学的重大贡献作了分析。他的总结发言是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马克思主义文艺观,阐述了《水浒传》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经典地位和久远意义。
    前几年中央电视台播放电视剧《水浒传》的时候,就剧中的缺陷我在报纸上连续发表了几篇评论文章。有的朋友感到奇怪,你这位新闻记者怎么评论起《水浒传》了?朋友们不知,早在五六十年前我就登上“梁山”,同一百单八名好汉相拥相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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