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雷锋之所以被选为先进典型和学习榜样，除了建构新中国的民族-国家认同这个根本需要之外，还有一个很具体的、与60年代初期的特定形势相关的原因。[1]毛泽东“向雷锋学习”口号提出的时间是1962年3月，而“学习雷锋”运动早在此前两年，即1960年，就开始了。这个时候的中国刚刚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由于“大跃进”、“人民公社”等运动大搞浮夸风，违背自然规律办事，导致了三千多万中国人（主要是农民）饿死于所谓的“自然灾害”。党的威信、特别是毛泽东的威信面临考验。加上国际上的反华势力排挤中国，中苏关系恶化，中国共产党及其所创立的新中国处于内外交困的危急关头，各种社会问题频发。由于新中国当时几乎是一穷二白，根本无法从物质上解决民生以及其他政治和社会问题，因此不能不从思想上、精神上、道德上多想办法。对此，毛泽东采取了两种不同的策略，一方面是对彭德怀等政治上的所谓“敌人”以及思想上可能出现动摇的群体，特别是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人士，实施“无产阶级专政”。这是硬的一手；另一方面则通过意识形态机器树立无限忠于中国共产党、特别是毛泽东自己、无条件服从党的领导、“听毛主席话”的正面道德-政治典型。在此关键时刻，党和国家需要一个全国上下都能认同的典型人物，来团结整合民众“共渡难关”。雷锋于是应运而生。“雷锋那种面对困难，战胜困难的高昂精神状态和一心向公的奉献精神，顺应了党的全局工作的需要。”[2]正是这个具体的形势需要决定了雷锋精神的内核：对党和领袖的无条件崇拜和绝对拥护。雷锋的信仰单纯而坚定，只奉献不索取，安于现状，没有反思和独立思考能力（我们在1959年开始记载的雷锋日记中没有发现他对“大跃进”等一系列失误的任何反思。 《雷锋日记》大量记录了雷锋的这种从不反思的言论：“党和领导叫怎样去做，就不折不扣地按党的指示去做。这样，就是有再大的困难，也有办法克服；再艰巨的任务，也能完成，相反，如果脱离了领导，不听党的话，光凭个人的心愿去做事情，是很难做好的，甚至要犯错误。”[3]1959年X月X日：“加强修养，努力学习团纲、团章和有关团员修养的书籍，处处听党的话；坚决地、无条件地做党的驯服工具。”[4]1960年X月X日：“可以说在我的周身的每一个细胞里，都渗透了党的血液。 为了忠于党的事业……今后，我一定要更好地听从党的教导，党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决不讲价钱。…… ”[5]1961年4月17日的日记记载：“今天连部召开了一个党团员积极分子大会，听首长说：因为近两年来我国遭到特大的自然灾害，给我们造成了一些暂时的困难。可是目前阶级敌人有所抬头，想乘机破坏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我听了心里直发火，恨之入骨。”[6]在《雷锋日记》中甚至还有直接为大跃进、大饥荒等重大错误开脱的文字：“我们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三面红旗的光辉照耀下，在连续三年的大跃进中，工业方面提前完成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农业方面虽然遭到严重的自然灾害，但是由于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不仅减轻了严重天灾所造成的损失，而且为今后农业增产提供了有利条件，财政贸易，交通运输，文教卫生等事业都有了相当大的发展。这些巨大成绩的取得，使我更深刻地认识到：我们的党，是英明的、伟大的、正确的。”[7]雷锋还认为，我们正在面对“自然灾害给我们造成的困难”，“为着克服这些困难，就要十分地听党和毛主席的话。”[8]他竟然完全不知道这个所谓的“自然灾害”和毛泽东主导的浮夸风之间的关系，还以为只有听毛主席话，才能克服困难。 很显然，这个缺乏主体性、不会反思、不会思考的道德形象，正是当时处于危机之中的形势所需要的。 雷锋永远把党放在人民之上。我们老说雷锋精神的核心是集体主义，是为人民服务，但是这个“集体”“人民”实际上就是党：“党的声音，就是人民的声音。”（1959年8月30日日记），[9]“一个革命者，当他一进入革命行列的时候，就首先要确立坚定不移的革命人生观。……树立这样的人生观，就必须培养自己的思想道德品质，处处为党的利益，为人民的利益着想，具有大公无私、舍己为人的风格。……要能够为党的利益，为集体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否则就是个人主义者，是资产阶级的人生观。”（1959年12月8日日记）[10]他从不把党和人民分开来看。 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国家经济形势也为雷锋形象的确立提供了具体的契机。那个时候全国人民都在饿肚子，于是“节约”就成为国家度过经济难关的一项重要政策，而雷锋精神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勤俭节约（虽然后来的材料表明雷锋的生活其实并不节约，而且有高级手表和皮夹克等奢侈品，详本文“下篇”）。入伍不到十个月的雷锋积极响应党的“节约闹革命”政策，捡牙膏皮，补袜子，并给人民公社捐款积极支援社会主义建设，被选为“节约标兵”。[11]雷锋在1961年4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现在我们国家处在困难时期。我们是国家的主人，应该处处为国家着想，事事要精打细算，不能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忧。我们要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克服当前的暂时困难，坚决反对大吃大喝，力戒浪费。”[12] 解读雷锋的节约行为，至关重要的是要认识到：雷锋总是把节约行为纳入感恩话语之中：节约的原因是出于对党和毛主席的感激，即使面对最大的苦难，也不能忘记对党的忠诚和感恩。就在全国陷入大饥荒、大量农民饿死的时候，雷锋这样告诫其同胞：“同志，您是否意识到您的一切生活在幸福之中？可能意识不到，也可能意识到了。当您能吃到一顿饱饭，穿上一套衣服，能当家作主，自由地生活，您有何感觉呢？有一种说不出的幸福感。这是党和毛主席、革命先辈流血牺牲给您带来的。”[13] 当有人问雷锋节约行为的原因时，雷锋就开始忆苦思甜，讲述自己的身世和苦难，表达对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感恩之情。这个时候恰逢全党、全军、全国在开展“忆苦”教育，于是雷锋便成为了“忆苦思甜”的典型，到处去做报告。这是雷锋形象建构的开始。1960年11月26日，张峻、赵志华、佟希文、李健羽等“集体采写”的《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刊登在《前进报》上，从此拉开了雷锋这个典型的宣传走出部队的序幕。无论是节约还是忆苦思甜，都不仅是一种所谓的美德，而是一种意识形态教育，其目的是歌颂党和毛泽东。[14] 这就是“雷锋”神话建构当初的历史语境，对此，有人这样写道：“时势造英雄，在共产党，又是死亡造英雄，在我们的党最需要雷锋这么一个人的时候，雷锋出现在领袖的视野，所以雷锋死得其时，雷锋以其死亡成就了自己，也成就了社会。”[15] -------------------------------------------------------------------------------- [1] 袁为：《建国以来政治形象人物的塑造与传播——以雷锋为例的考察》《黑河学刊》2008年3月。 [2] 袁为：《建国以来政治形象人物的塑———以雷锋为例的考察》《黑河学刊》2008年3月。 [3]雷锋：《雷锋日记 1959-1962》，北京：解放军文艺社，1963年，第7页。 [4] 雷锋：《雷锋日记 1959-1962》，北京：解放军文艺社，1963年，第2页。重点号引加。 [5] 雷锋：《雷锋日记 1959-1962》，北京：解放军文艺社，1963年，第12页。重点号引加。 [6] 雷锋：《雷锋日记 1959-1962》，北京：解放军文艺社，1963年，第31页。 [7]参见《学雷锋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人民日报》1977年3月5日，第3版，作者《人民日报》。 [8] 雷锋：《雷锋日记 1959-1962》，北京：解放军文艺社，1963年，第38页。 [9]《雷锋日记、笔记选》，摘自新华网，参见http://news.xinhuanet.com/edu/2004-02/12/content_1310546.htm [10]参见http://baike.baidu.com/view/837941.h。 [11]雷锋生前摄影师张峻说:“那个年代，国内三年自然灾害，苏联又撤走了专家，蒋介石说要反攻大陆，中国处在建国后最困难的时期。所以这时候要树立一个典型——当时都提倡节约，雷锋恰恰又是个节约标兵，就这样，把雷锋推出来了。”参见《雷锋生前摄影师：雷锋爱拍照 具有丰富生活情调》， 2006年2月24日出版的《三联生活周刊》主笔：王小峰。 [12]雷锋：《雷锋日记 1959-1962》，北京：解放军文艺社，1963年，第35页。 [13]雷锋：《雷锋日记 1959-1962》，北京：解放军文艺社，1963年，第37页。 [14] 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依据最近几年披露的内幕，所谓的“节约标兵”雷锋其实并不节约，而且还拥有手表、皮夹克等在当时十分罕见的奢侈品。更让人吃惊的是，雷锋具有很浓重的小资产阶级习气，爱臭美。这些和“节约标兵”“毛主席的好战士”不吻合的因素当然都在雷锋形象的建构过程中小心地剔除了。详下。 [15] 参见http://news.sina.com.cn/c/2003-03-03/095062875s.shtml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