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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犹太裔思想史家以赛亚•伯林经常借形容别人的性格特点来认识自己，比如他在晚年如此评价曾任牛津全灵学院院长的古典学者约翰•斯帕洛：“如所周知，他很容易厌倦，喜欢与活力、机智、魅力为伍，最崇尚青春，对价值、美德和献身学术的严谨态度厌倦不已。他的价值观十分世俗化——尊敬政治家、政客、法官和银行家胜过尊敬大学教师。他希望别人景仰他，逗他开心。对他而言，人际关系远比学术关系来得重要。”这些文字里摇曳着伯林自己的身影。 二战爆发后，英国知识界精英纷纷转入政府战争部门，人文学者主要从事情报、宣传工作，上面提及的斯帕洛甚至供职于陆军部。31岁的伯林本想利用自己的俄语优势由外交部派到莫斯科工作，阴差阳错地受雇于英国驻美使馆，从此更深卷入国际事务与犹太复国运动。他在外交部级别不高，然而他在华盛顿、纽约的权力走廊上与“政治家、政客、法官和银行家”的交往，恐怕不输于斯帕洛。1943年8月，他在一封长长的家信里也为自己的变化感到奇怪：“谁可曾想到我从一个牛津大学的哲学教师，一个平生只对音乐抱有热情的人，居然会变成一个热衷于美国政治斗争，忙于对最最不起眼的日常琐事进行记录的人？这一定是因为美国政治生活在性质上与个人紧密相关。机构发挥的作用远远比不上个人及个人之间的关系。这种模式和牛津如此相像，自然会吸引像我这样喜欢饶舌的人。”这句话道出了民主外观下游说政治的实质。美国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名义上还是中立国家，英国驻美使馆的使命是“贩卖战争”，即鼓动美国参战。处于权力中心的伯林身负英国情报官员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双重使命，深知如何通过人际关系引导舆论，制造幻象，达成交易。 伯林在三四十年代英美的权力走廊广结人缘，往往受到犹太精神的驱使。他晚年接受传记作者伊格纳季耶夫采访时这样描述自己母亲：她坚强，充满幽默感，精力旺盛，富有想象力。有了这样的性格，“她真正想要的是一个情人，却与一个乏味、正派、友善的丈夫结了婚，令她感到无比失落，…… [她]是一个毫不妥协的犹太民族主义者，性格如此，不容许丝毫反犹太主义的存在”。伯林意识到他自己身上的犹太情结“承袭于她和她所在的世界以及俄国-犹太文化之根，是她的遗传：父亲身上完全找不到那些秉性”。 1932年11月，伯林通过激烈竞争入选全灵学院的院士。作为获此殊荣的第一位犹太裔学者，他立即变成英国犹太精英集团中的一员。几个月后，他在牛津认识了美国犹太裔法学家、哈佛行政法讲席教授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法兰克福特是两次大战期间美国最重要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生于1882年，比伯林大一辈，曾在凡尔赛和会担任威尔逊的法律顾问，后又成为罗斯福的心腹，三十年代初已经跻身美国核心权势集团。新政初始，法兰克福特从哈佛到牛津访学，任乔治•伊斯特曼客座教授（1933-1934）。他抵达牛津后，很快与伯林结为密友，共同的血缘使他们走到一起。法兰克福特在1934年4月去巴勒斯坦地区考察，6月8日完成一份秘密报告，寄伯林一份。可以推测，这是一份犹太复国运动文件。伯林同一年9月也去巴勒斯坦地区调研。两位杰出人物的访问目的相同（了解犹太复国的现状），是不是有关联？经费来自何方？这些不是愚蠢的问题。1939年元旦刚过，罗斯福总统经参议院认可，任命法兰克福特为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担任此职直至1962年，由犹太裔法学家接任），差不多同时，最高法院第一位犹太裔大法官布兰代斯（1916年任职，也是一位热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退休。显然，法兰克福特是接布兰代斯班的，从此他与罗斯福的财政部长摩根索等犹太裔官员合力确保以色列的成立。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任命在美国十分敏感，犹太裔公民从1916年开始就能在九位大法官中占有一席，这是族裔群体政治影响力的体现，确实是让所有其他族裔羡慕不已的。话说回来，没有学识与能力，妒忌又有何用？旅美犹太人整整百年前（1913年）就成立反污名联盟（Anti-Defamation League，简称ADL），追查、惩罚任何歧视犹太人的言行。亚裔美国人至今还无法形成类似的集体压力，从反面印证了“团结就是力量”。 伯林在巴勒斯坦居留约一个月，会见了犹太、阿拉伯和英国各方人士，参观犹太殖民区（亦即某种程度上实行共产主义的基布兹）。他起初与一对从伦敦移民巴勒斯坦的萨姆诺夫夫妇（“热忱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住在一起，后来入住耶路撒冷著名的大卫王饭店（1946年7月该建筑一翼被犹太复国运动中的恐怖分子炸毁，造成大量人员伤亡）。萨姆诺夫夫妇漫议当地英国官员，极不客气（“都是反犹主义者”），可见犹太移民与托管当局反目，只是时间问题。伯林在发自巴勒斯坦的信件里往往对当地犹太移民不大恭敬，如果让那对夫妇知道，也要被带上“反犹”的帽子了。合理的批评与“反犹”之间的本质差别，伯林自己当然是知道的。 那年12月7日，他给法兰克福特夫妇写了一封长信，详述巴勒斯坦观感。此时的伯林还试图中立地看待犹太和阿拉伯两方的是非。他批评英国没有实行有效统治，“只有两个容易激动的民族，他们都高度缺乏理智，不诚实，企图欺骗政府”。他对一些犹太人的行为显得更加苛刻，仿佛使事情复杂化是他们的责任。他举了在护照上修改年龄一例：“在大多数来自波兰和俄罗斯的犹太人看来——在我有些亲戚们看来依然如此——法律制定出来仅仅是为了被规避的。”他的犹太认同还在发育阶段，与当地的同胞相处，不免有点尴尬：“至于那些犹太人，他们是最奇怪和最迷人的，我和他们在一起觉得不自在，不和他们在一起也觉得不自在，就像那些三十多年没有见面的亲戚，你知道甚至感觉你和他们是亲戚，但是你又从未真正认识他们，你害怕他们，又必须以一种奇怪的熟悉的方式对待他们……”。但是他最喜欢生活在殖民区的犹太人，称他们“太高尚、太单纯、太压抑而又太可敬”。 这种试图保持平允公正的努力过了两年依然可以感到。英国《观察家》杂志在1936年7月发文（《阿拉伯人和犹太复国主义政策》）评论巴勒斯坦时局。伯林在当月22日家书对母亲谈了他对此文的看法： 一个叫威廉（！）•布卢姆伯格的人在《观察家》上发表了一篇带有反犹太人倾向的文章。但在我看来，这篇关于巴勒斯坦的文章写得颇为出色。作者在文中指责犹太人一开始就没有让阿拉伯人融入他们的经济体系，也没有将阿拉伯人当敌人看待，而是根本当他们不存在，一直到阿拉伯人带来麻烦后才开始注意他们。这似乎有点夸大其词，但却是事实。 第一句话是取他母亲立场写的：只要对犹太移民的利益稍有损害，就以“反犹太人倾向”给予迎头一击。后来有些高明的人回应对以色列外交政策的批评，也用同样的方法。英国政府1917年11月的《贝尔福宣言》允许犹太移民在巴勒斯坦地区建设一个“民族家园”，附带一个条件，即“不能侵害巴勒斯坦现有非犹太人的公民权和宗教权”，也许这条但书就有“反犹太”的性质，而“反阿拉伯”这个词，词典上也是不收的。伯林那封家书里最奇妙的是括弧里的感叹号。作者有着犹太姓氏“布卢姆伯格”，可气的是他居然同化了，像个英国人那样取名“威廉”，罪大恶极，于是伯林加个感叹号取悦母亲，生怕她不能容忍“但在我看来”以下批评犹太人的文字。当时的伯林还能取旁观者的视角来观察阿拉伯人与犹太移民的冲突，承认后者根本无视阿拉伯居民这一事实。二战后，作为以色列立国的无名功臣，伯林还会称赞为阿拉伯人鸣不平的文章吗？ 1936年11月，英国政府成立罗伯特•皮尔勋爵为首的委员会，赴巴勒斯坦地区调查，历时两个月。当时阿拉伯人和日益庞大的犹太移民社群的关系日趋紧张，英国作为国联委任的统治国，管理能力受到怀疑，不得不尽快拟定因应措施。第二年7月7日，《皮尔报告》出笼。英国的犹太复国运动此时已具规模，而且长于宣传与跨国的协调配合。运动的上层人士悉心阅读报告文本，分析利弊，有所针对地采取新的策略。这年8月23日，伯林给法兰克福特写信，细谈报告内容。伯林此刻正陶醉于萨尔斯堡音乐节和托斯卡尼尼，信上起首一句泄露了信件的情报性质：“你的信经过了无数手才刚刚到我手里。”远在哈佛的法兰克福特想必是研究过报告，渴望了解更多细节，欲求教于伯林。或许他的信件是请人手交而不是通过邮局投递的。伯林不愿错过每年夏天的萨尔斯堡音乐艺术节，法兰克福特当然是知道的。他是受美国犹太复国运动的委托向伯林了解内情吗？可惜法兰克福特的信已无法读到，从伯林回信来看，来信上有很多问题，而且“十分火爆”。 伯林的回信分两部分，“A”关于犹太问题，“B”为朋友间的消息。法兰克福特找对了人，因为全灵学院的研究员、大英帝国历史贝特讲席教授雷吉纳德•卡普兰德是皮尔委员会成员，报告中最重要的部分（英国向犹太人承诺建立一个“犹太家园”的来龙去脉）就是由他执笔的。《皮尔报告》第一次提出阿拉伯人和犹太移民实行分治的方案，大受犹太复国运动欢迎。出版那天，设在伦敦大罗素街的英国犹太复国运动总部成了“欢乐之地”，打折出售报告副本。卡普兰德本人已经向同一学院的伯林透露过报告撰写过程中的细节，他意识到分治方案会在英国引起非议。“他告诉我，他不是一个反犹太复国主义者，但是他意识到他会变得多么不受欢迎。”伯林推测，分治肯定是卡普兰德的主意，好在他说话算数：“不管怎么说，你[当是“他”之误]显然为犹太人提供了他们最需要的服务：既然他优越的知识使他高兴，使他比同事们更有权威，在某种意义上总比他变成反犹太主义者要好。”报告提出建议，肯定征询过一般被理解为亲英的犹太复国领袖魏茨曼，这是伯林的猜测：“魏茨曼看起来肯定已越过议会首脑们，直接向欧-戈尔[殖民大臣]承诺接受领土分治。”这无形中也揭示了复国运动避开政治架构、暗中运作的特点。（犹太复国主义者中间，还有不少非犹太裔成员，如国际联盟情报部负责人、贝尔福的侄女达格岱尔夫人，他们都是通过与权力走廊中的高层人物秘密接触达到政治目的，对所谓代议制政治中的普通选民，并无兴趣。）但是伯林担心，英国允许分治，阿拉伯国家会大力反对自不必说，还可能帮助德国。希特勒可以据此卸掉犹太人的包袱，组织大规模的德籍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有利于犹太人的方案，公然反犹的德国却未必反对，这就是国际政治的复杂性。伯林问道：“你不可能看不到德国人快乐地尖叫着，把犹太人送上车船，遣返他们吧？”这是修辞性的疑问，对方无须作答。有些英国政客大概还不愿听任《皮尔报告》变成送给德国人的道义礼物。 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英国议院的伍德海德委员会报告（1938年11月）在调查分治可行性的时候又将方案否定。1939年5月英国政府白皮书进一步规定，此后五年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移民名额不超过75000，复国运动将以美国为基地进行反击。笔者曾在收入《思想背后的利益》一书的文章中谈过此事经过，此处就不再重复。 整个三十年代，伯林专注于《卡尔•马克思》（1939年出版）一书的写作，书中凝聚了作者对种族问题的敏感。当时的欧美知识界比较流行国际主义的思想，而伯林却反其道而行之。他说马克思“娶了外邦人”（恨不得也在马克思典型的德国名字“卡尔”后面加感叹号了），暗含“种族纯粹”的前提，他母亲读得出这几个字里的责备之意，也会心安。现在人们在谈及伯林的政治思想时往往忽略他那牌号的自由主义因以犹太复国理想为主干，坚持种族的范畴， 否定个人自由选择，充满悖论。马克思出生于已经改宗新教的犹太家庭，这并不是秘密。马克思父亲认同所在国德国的文化，融入当地社会，是十八九世纪犹太启蒙运动（Haskalah，“哈斯卡拉”）影响所致，而伯林一生对启蒙主义以及普遍性（universalism，或曰普世主义）总有点不大赞同。这一卷书信中没有出现列奥•斯特劳斯的名字，其实伯林与这位德国犹太裔的美国政治哲学家（当今的新保守主义之父）有不少可比之处，他们之所以维护特殊性，批判有可能使文化传承褪色的普遍性，乃因犹太复国主义和种族观念在起着关键作用。但是笔者还未见到学界就两人之间的隐性联系做文章。 他在《卡尔•马克思》一书写道，尽管年少时的马克思曾经帮助过科隆的犹太社区，“在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使自己远离与他的种族沾了一点边的一切，并公开对它的习俗制度表示敌意”。在书的最后部分，伯林抱怨：“他很少讲到他自己或他的身世，从不讲他的血统。他和恩格斯从不提起他是犹太人这一事实。他说到个别的犹太人时，尤其在他致恩格斯信中，用语都有点刻毒。他的血统显然是他个人的耻辱，说到他人，他免不了要指出来；他否认种族范畴的重要性，强调无产阶级的国际性质。”后来他在《摩西•赫斯的生平与观点》和《迪斯累利、马克思以及对认同的追求》等文多次评述马克思的民族认同观。或因资料所限，伯林没有认识到马克思对资本的深刻批判来自他对“拜金教”、私人银行业和高利贷的反感。朝这方向进一步探索下去，还会洞见所谓的世界秩序中的金融本质。 再来说说伯林当年赴美的奇怪经历。 1940年6月，受雇于外交部和军情六处的盖伊•伯吉斯经过一番几乎是解释不清的运作，约伯林与他同去苏联，就任英国使馆新闻专员。他们坐船到魁北克，然后往纽约进发。这位伯吉斯就是著名的“剑桥间谍”之一。英国驻美使馆对伯吉斯起疑，于是外交部电令他立即回国（伯吉斯7月30日启程返英）。鉴于伯林并未正式受聘于英国政府，可以自行安排。驻美大使洛锡安勋爵则暂请伯林留在华盛顿英国使馆任新闻专员的咨询员，以充实英国在美的宣传力量。伯林仍想去莫斯科，外交部不得不正式通知他不准备在莫斯科任用他。伯林生于里加，俄文又是他的母语，对大英帝国的忠诚度如何，仍未受过考验。英国外交部担心苏联情报部门策反伯林，也不难理解。1940年8月中旬，不列颠之战开始。10月下旬，做了两个多月高级临时工的伯林经葡萄牙回到战火中的英国，飞机在布里斯托尔着陆，正好德国空军来袭，伯林反而欣喜若狂，“觉得自己就是为之而来的”，以往因远离战争而生的内疚顿时消失。他说是修个短假，实际上却想回到牛津重新执教。11月底，英国情报部通知他，已被录用，并催促他回美，到纽约的英国情报处工作，名义是“英国新闻处下属专家”，具体任务是阅读报刊，分析舆情，编写每周政治报告，由英国驻美大使发往伦敦。1941年1月初，伯林动身赴美。 他在离开英国前夕（1941年1月3日），还给莫伊拉•加斯特（昵称“小宝贝”）写信，谈到他在美期间，“一个犹太人来找我。他让我做的事似乎现实得多，重要得多，更让人无法拒绝。……现在已确信无疑有我要做的工作，我无比崇拜的新偶像魏茨曼博士不断热切地怂恿我干。……我还必须在800万左右的美国犹太人中建立起各种各样的关系网。其中500万是地道的犹太人，300万是齐门那种的[同化的犹太人]” 。这些文字表明，伯林回到美国，也是为这“无法拒绝”的秘密事业（即犹太复国运动）服务。伯林在赴任前（1940年12月）与犹太复国运动领袖魏茨曼有过一次联系，魏茨曼想拉他做的大约就是在美国促进犹太人之间的联络，以求形成更大势力。不过当时的伯林还是疑虑重重，他并不是特别喜欢美国，甚至把赴美工作比为“放逐”，临行前还向美丽的“小宝贝”撒娇（“任何普普通通表示同情的只言片语都将令我感激涕零”）。伯林乘飞机到里斯本，再坐海轮到美国。到达目的地，他不再感伤，精神抖擞地投入英国情报处的工作，美国的舆论、美联社的电讯和普通人的心态等等都成了他密切关注的对象。丘吉尔欣赏出自伯林手笔的每周要报，曾在1944年2月设宴招待临时回英的伯林。英国有一批像伯林那样的人物写综述，足令其他使馆妒忌。 在美国，伯林更没有懈怠犹太复国的责任。他参加了华盛顿巴勒斯坦联合呼吁组织举办的午餐会，与美国犹太代表大会主席、美国犹太复国组织负责人订交。1941年1月28日，他向父母汇报：“很快我会去拜访布兰代斯，在这里，他被视为圣人加绅士，和犹太人贝尔福伯爵差不多，但更为优秀。他不断催促其他人与我联系，想必又是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的主意。我的下一个目标是那些百万富翁。我必须迅速穿遍美国犹太丛林，熟悉他们的社会生活。”犹太领袖之间也有不和的，伯林居间调停，自称“我在让相互嫉妒的朋友维持友谊方面可是个老手”。2月份他去拜访了布兰代斯，影响极为深刻：“典型的清教徒，信仰狂热，令人望而生畏。八十四岁的高龄，在宗教界人人对他肃然起敬，特别是受到谴责的犹太富人。”他也和银行家、纽约州州长莱曼联系上了。通过这些实力人物，然而又不局限于他们，伯林全面深入地走进了美国的权力走廊。《书信集》编者哈代博士强调，伯林在纽约的第一个任务是争取犹太人对英国的支持。也可以这样看：伯林早就认识富可敌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沃伯格家族的成员，到美国后编织了以犹太裔社会名流为中坚的犹太关系网，促成了更加强大的犹太院外集团，又利用特殊的英国情报部门背景使犹太复国运动在巴勒斯坦顺利推进。这种有着无处不在的跨国金融资本为依托的政治关系网在美国所形成的力量，非任何其他利益集团能比。犹太复国主义下属组织敢于在1944年暗杀英国政治家、丘吉尔的朋友莫因勋爵（即称名于世的吉尼斯家属的瓦尔特•吉尼斯）、1946年炸毁民事设施大卫王旅店，说明一个强权的兴起。 伯林做过首次雅各布•赫佐格讲座（耶路撒冷，1972年）的主讲人，这篇演讲题目是《战时华盛顿的犹太复国主义政治》，收入书信集，对了解很多书信的背景很有帮助。伯林声明，他与犹太复国运动朋友交往时，双方都不逾越界限，不透露自己的秘密；他们不希望伯林泄露英方机密，魏茨曼即使在与伯林关系最紧密的时候，也“从未试图在这方面利用我”。这大概只是说给英国政府听的。透露情报的方式多种多样，伯林和犹太复国运动在美国内外的关键人物都是绝顶聪明之人，只要心照不宣就好。伊格纳季耶夫的《伯林传》（第九章）中对此有所披露。伯林对自己民族的忠诚远在对英国的忠诚之上，他甚至有计划地误导英国政府。例如，他在1944年6月故意低估美国犹太院外活动集团的能量与成效：“不管是在新闻出版物上还是在公共舆论中，犹太复国主义者在为他们的观点谋取广泛支持这点上都没有取得什么进展。”他在一些公开场合也放出类似的烟幕弹，甚至引起重要犹太复国运动成员（包括杰出史学家刘易斯•纳米耶）的不满，后者没有意识到这种轻描淡写的手段最能麻痹英国政府，而且也不会引起美国公众对犹太利益集团的警觉。 伯林给父母的信一般不长，但是1943年8月16日发自华盛顿英国使馆的那封信例外，是书信集里最长的家书。伯林全面汇报了在美国的生活与工作，他介绍给父母一位新近认识的“天才作曲家”、来自俄罗斯的尼古拉斯•纳博科夫（小说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堂兄）。 1944年3月，伯林有一次值得夸耀的经历：他乘坐轰炸机回到英国向情报部门、外交部汇报工作，顺便回到牛津告诉同事，以后打算研究思想史，尤其是19世纪的俄国思想家。他在5月中旬回到了华盛顿，那个周末他坐火车去纽约，与尼古拉斯•纳博科夫结伴而行。在5月16日的家信上，他添了一条附笔。原来尼古拉斯•纳博科夫马上要去英国，伯林将此信托他带上，亲自交给他父母。他借此把纳博科夫介绍给自己家人，说明两人关系非同一般。纳博科夫伦敦之行的细节暂无从查考。过了一年，柏林又在家书里提及他的音乐朋友：“我很高兴你们喜欢纳博科夫，他是正在消失中的俄罗斯知识分子类型，因为幸存下来而值得享受一切。”纳博科夫二战后期曾参与美国战略轰炸调查报告的撰写，又在西德的美军占领区当过文化顾问。中央情报局的文化冷战平台“文化自由大会”成立于1951年，尼古拉斯•纳博科夫的贡献极大。英国文化类杂志《遭遇》（Encounter）就是在它资助下于1953年创刊的，伯林朋友斯蒂芬•斯班德多年出任主编。1967年，该组织由中央情报局资助的消息披露，尽管杂志编辑部辩称并不知情，斯蒂芬•斯班德还是辞职。《伯林传》承认，“伯林当然认识这些冷战刊物出版机构中所有的主要人物，也认识类似中情局活跃于欧洲的特务迈克尔•约瑟尔逊这样的人。不管是在当时还是以后，他都完全可以认为自己是一名参与过冷战的知识分子。”1976年，纳博科夫半开玩笑地说他要写一本书，书名“中央情报局的黄金时代”，那是一本回忆录，主要讲“文化自由大会”与中央情报局的关系。伯林写信劝阻：“如果你是当真的，那么我就要严肃地劝你别做这件事。一个人的记忆并不可靠，况且这个题目至少也可以说是敏感的。我想你大概不愿意让你的后半生成为无休止争议的焦点吧。……所以我郑重地劝你不要去闯这个地雷阵。” 1953年10月，《遭遇》问世，英国读书界立即嗅出了一点异样的味道。犹太移民罗森堡夫妇于1951年因间谍罪被判死刑，1953年6月19日被送上电椅。在此期间各界人士多方呼吁，仍不能得到改判，欧洲知识界的反应尤其强烈。莱斯利•费德勒为死刑辩护的文章《罗森堡夫妇案后记》发在创刊号上，引起争议。托•斯•艾略特在回复斯班德的约稿信时指出，这本新杂志“显然是在美国的主使下出版的”，如果美国想影响英国舆论，可以动用美国杂志。也就是说，杂志的英国外观无非是想掩盖为美国做宣传的真面目。后来《遭遇》上一篇关于费孝通的文章使诗人燕卜荪大怒，他甚至在1961年的一次聚会上追着斯蒂芬•斯班德出他的丑：“斯蒂芬是骗子！斯蒂芬是骗子！”斯班德则把杯中的葡萄酒往燕卜荪脸上泼去。事后斯班德写信表示和好，燕卜荪回答：“你过去和现在都是在拿着美国人的钱，故意用国际资金来搪塞，让英国公众面对显然有点天真的美国宣传。” 燕卜荪第二天又提笔写信，语气稍稍温和：“你可以真的相信你的美国宣传，并把支撑它的巧妙机关当作必要的冷战责任。”《遭遇》1991年停刊。这份刊物以及“文化自由大会”的真相，我们能从伯林书信集的第二卷略知一二吗？权力走廊里的很多真正重要的决定，或引向决定的曲折步骤，未必留下文字，即使有，也不宜发表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