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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大众文化已经覆盖了我们的生活，为此，有人竟忽发奇想地宣称：而今最无法想象的就是去想象今天的人类倘若失去大众文化时将会怎样？还有人也不无感慨地设想：而今最无法想象的就是去想象过去的人类在没有大众文化时曾经怎样？ 以中国为例，从八十年代开始，似乎在一夜之间，大众文化就西风东渐，以不可抵挡之势，成为中国当代文化的主流。一时间，跟着“流行”走，成为最为流行的时尚。人人都担心被隔离于千姿百态的大众文化的流行风潮之外，人人都担心被甩出风驰电掣的大众文化的时尚专列，因此，不抓住大众文化的流行之风的羽翼，人人似乎都寝食难安。于是，时代的风向斗转星移：从万众高歌的大合唱到个人浅吟低唱的流行歌曲，从几十个人手拉手的青年交际舞到灯红酒绿中的如痴如醉的迪斯科，从看革命小说到看流行小说、从舞台演唱到卡拉ＯＫ。好莱坞、肥皂剧满足着人们的视野之欢，麦当劳、肯德基填充着人们的口腹之欲……早上找“史努比”和“芭比娃娃”，晚上看“小鱼儿”和“盖茨”，喝着可口可乐，穿着皮尔卡丹，体验着张惠妹的“新感觉”、画着王菲的“鬼脸”、唱着格格的“我是风儿你是沙”、争论着“王朔战金庸”、说着“少给我克林顿”、“男人吃药女人化妆”、“提子(葡萄)”“蛇果(苹果)” ……还有走马灯一般轮番上阵的武侠小说、言情小说、侦探小说或者西部片、武打片、娱乐片、爱情片、警匪片、生活片，还有令人眼花缭乱的广告、录象、选美大赛、时装表演、摇滚狂欢、游戏机、劲歌狂舞，还有象袜子一样被频繁更换、忘却的流行歌星、影视明星、丑星、笑星、体育明星……最终，社会流行着“流行”，人人追赶着“流行”，到处制造着“流行”。大众文化的“流行”使得一切都开始发生彻底的改变。大众文化的“流行”也俨然就是人类的美学宿命。在此意义上，假如我们断言：当今社会的文化主流已经不是来自精英文化，也不是来自民间文化，而是来自——大众文化，应该说，尽管不无偏激，但也未必就不能既折人之口，同时也服人之心。 然而，大众文化究竟是天使还是魔鬼？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类对于这一问题的追问却竟如空谷回声。为此，天才的文化先知麦克卢汉在最初担任大学教师时，就不无尴尬地发现：在西方往往对大众文化不屑一顾，即使到了他所生活的时代，也没有证据可以表明，学者们已经改变了一惯的对之置之不理的鸵鸟政策。也正是因此，他甚至已经无法与他所面对的年轻人对话，为此，急需去对年轻人日夜沉浸其中的大众文化认真加以研究。类似的“发现”，在其他学者那里也不难看到。例如马克•波斯特就说：“技术与文化的关系问题是阿多诺和霍克海默论述收音机和电视时最使社会批判理论不利的严重问题。” “迄今为止，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个倍受忽略的题目。” 尼克•史蒂文森则进一步指出：即便是“迄今所发表的大多数文章”，也并“没有真正提高我们对当代媒介文化的认识。” 当然，这种人类思想的窘境现在已经逐渐成为过去。随着大众文化的日益甚嚣尘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西方哲学家、美学家、社会学家、文化学家尤其是传播学家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由此，认真领会西方学者关于大众文化的研究成果，深入把握西方学者关于大众文化研究的成就与不足，结合中国大众文化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当今大众文化发展的最新进展，借鉴西方学者已经取得的学术成就，尝试着去对西方学者在大众文化研究中至今仍旧无法准确加以把握或深入加以阐释的某些问题加以准确把握或深入阐释，尝试着去对西方学者在大众文化研究中至今仍旧未能提出的某些重要问题加以考察、剖析，并加以准确把握与深入阐释，从而将西方学者关于大众文化的研究推向深入，从而在大众文化的研究中作出我们中国学者的应有的贡献，就有着极大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也是本书作者在选题之初与写作之中的共同初衷。 二 确实，没有任何的理由轻蔑大众文化的出现。就世界而言，人们更重视二十世纪出现的两次世界大战、冷战时代、宇宙飞船、原子武器、网络世界给予人类的重大影响；就中国而言，人们更重视八十年代出现的思想解放、市场经济、科技革命给予自身的深刻触动；但是却很少有人会认为：大众文化同样会给人类以及我们自身以重大影响和深刻触动，更很少有人会认为：大众文化甚至会给人类以及我们自身以更加重大的影响和更为深刻的触动。然而，事实却恰恰如此。我们只要想一想世界上目前有多少亿的人们正在沉浸于大众文化之中而不能自拔，只要想一想美国人的从迪斯尼、芭比娃娃到迪尔伯特的疯狂崇拜，只要想一想中国人的从一身军装的“黄蚂蚁”到“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和“街上流行红裙子”，从人人都喊“我想有个家”到“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从“理解万岁”到“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从“爱是不能忘记的”到“想说爱你不容易”、“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从“我拿青春赌明天”到“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从“我多想唱又不敢唱，小声哼哼还得东张西望”到“高声唱尽心中滋昧”……人类的多少价值观念都在大众文化当中烟消云散和孕育形成，就不难意识到；大众文化对于人类的意义之重大与对于我们的触动之深与影响之巨。 因此，对于大众文化应有一种必须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关注与宽容。那种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保守心态出发的对于大众文化的抵制，那种把大众文化等同于流行感冒从而根本不屑一顾的对于大众文化的误解，都是非常错误的。人们不会忘记，1979年，为了配合电影《 水晶鞋与玫瑰花 》译制片的上映，《大众电影》在第五期的封面印了一幅英俊倜傥的王子与美丽纯情的灰姑娘拥抱接吻的剧照，结果竟然引起了轩然大波。批评者有之，指责者有之，谩骂者有之。有人甚至说：“难道我们的社会主义中国，在当前最需要的是拥抱和接吻吗？你们这样做，我看是居心不良，纯粹是为了毒害我们的青少年一代 1986年，崔健首次演唱《一无所有》之时，被坐在主席台上的一位领导斥之为“牛鬼蛇神”，事后并被“ 限期离职”。1988 年在北京举办的中国首届“油画人体艺术大展”也被许多人愤而斥之。还有流行歌曲、迷你裙、时装表演、娱乐节目、通俗音乐、广告、MTV ……等等等等，不也都曾遭到排斥？然而，如今回首往事，孰是孰非，不也已经一目了然？ 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对于大众文化的那样一种必须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关注与宽容却并非易事。我们看到，不论是在主流文化之中还是在精英文化之中，都从未遭遇过如此激烈而且如此频繁的抵制与误解。究其原因，并非人们对于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就能够宽容，也并非在大众文化与其它文化之间就是“进步”与“落后”的关系，不接受大众文化就是“落后”，而在于，对于人类的美学王国而言，大众文化堪称不速之客，哪怕我们竭尽心力，却仍旧无法将其安置在美学王国的任一角落，因此，我们在面对大众文化之时，真正的困难往往在于根本无法借助于传统的美学知识去做出正确的美学判断。例如，有人以“通俗、易于理解”来阐释大众文化，但摇滚“通俗、易于理解”吗？城市街头的那些抽象小品“通俗、易于理解”吗？还有人以“快感”来阐释大众文化，但有些流行服装给人带来的就不是快感，那些奇装异服甚至令人生厌。也有人用“简单”来阐释大众文化，但电子音乐无疑就比中国古典音乐要远为复杂。看来，在这里最最重要之点还并非对于种种大众文化现象的关注与宽容，而在对于隐含其中的新的美学观念的关注与宽容。换言之，假如我们不能意识到大众文化带来的是一种新美学、新文化，我们就会一事无成。例如，当我们面对《蒙娜丽莎》时，会毫不犹豫地断言它是艺术，但当我们面对美人挂历时，就很难断言它也是艺术，为什么呢？在这里，我们的失误在于仍旧以“画廊”作为判断的分界；当我们面对芭蕾舞时，会毫不犹豫地断言它是艺术，但当我们面对迪斯科时，就很难断言它也是艺术，为什么呢？在这里，我们的失误在于仍旧以“美”与“不美”作为判断的分界；当我们面对画框中的绘画或基座上的雕塑时，会毫不犹豫地断言它是艺术，但当我们面对时装表演或现成品的拼贴时，就很难断言了，为什么呢？在这里，我们的失误在于仍旧以艺术家的创造作为判断的一个分界；当我们面对剧场中的演员演唱时，会毫不犹豫地断言它是艺术，但当我们面对卡拉ＯＫ演唱时，就又很难断言了，为什么呢？在这里，我们的失误在于仍旧以“是否表演”作为判断的一个分界……总之，所谓审美活动，是指的在审美创造、审美距离、审美非功利以及展览厅、画廊、沙龙等特定语境中进行的文学艺术活动，这就是我们长期以来所形成的某种美学模式，也是审美活动得以形成的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而现在大众文化的出现显然突破了这一美学模式和这一不言自明的前提。也因此，要理解大众文化，就要从它所带来的新的美学模式、新的不言自明的前提入手，要批评大众文化，也要从它所带来的新的美学模式、新的不言自明的前提入手。 而这也正是我们在研究大众文化时的基本思路。 三 对于大众文化，有些人望文生意，误以为就是一种非常“流行”的文化，这显然不妥，帕瓦罗蒂演唱的{一夜倾情}曾高居英国畅销曲榜首，但是任何人都不会认为它是一首流行歌曲。其实，尽管大众文化都与“流行”有关，但是“流行”的却未必都属于大众文化。同时，还有些人把它等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民间文化”、“通俗文化”，或者等同于中国解放区时期所提倡的“大众文化”，这也不妥。实际上，大众文化是一种产生于２０世纪城市工业社会、消费社会的以大众传播媒介为载体并且以城市大众为对象的复制化、模式化、批量化、类像化、平面化、普及化的文化形态，它大体可以分为广播电视中的大众文化、报刊书籍中的大众文化、日常生活中的大众文化三类。传播媒介中的大众文化包括因电子媒介产生而出的大众文化(例如录像、影碟、cd、网络、广告、mtv、 卡通、电视连续剧、娱乐节目、体育节目、好莱坞影片、电视肥皂剧，等等)、本身也成为大众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的电子媒介(例如电视，就既是传播媒介，又是大众文化)、与电子媒介密切相关的主持人、策划人、制作人、撰稿人以及明星、追星、包装、炒作等流行现象。报刊书籍中的大众文化大体包括武侠、言情、流行散文、畅销书、专栏随笔、漫画、人体画册、波普美术，等等。日常生活中的大众文化则包括趣味、形象、行为、物品、语言、环境六个方面。其中趣味方面是指的某种流行品位、格调，例如白领趣味、中产阶级趣味，等等；形象方面是指的流行形象，例如时装、模特、美容化妆、明星，等等；行为方面是指的流行行为，例如玩游戏机、旅游、体育比赛、搏彩、健身、游戏，高尔夫球、跳舞，等等；物品方面是指的流行物品，例如轿车、手机、休闲报刊，等等；语言方面是的流行语言，例如流行话语、英语热、粤语热，等等；环境方面是指的流行环境，例如超市、建筑、酒吧、人文景观、影楼、快餐店，等等。 一般而言，作为人类二十世纪文化的一大创造，大众文化的出现与大众传播的出现有着直接的渊源， 也因此，大众文化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唯一一种闪耀着技术的金属光芒的文化，一种被技术武装到了牙齿的文化，或者说，大众文化是唯一一种为技术而生的文化，也是唯一一种因技术而生的文化。对此，西方学者的研究，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例如，尼克•史蒂文森说： “传播技术将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扩展到与其他人类的能激起美感的全球性融合之中。这使时间（过去和现在）与空间（远处与近处）之间的区别变得多余。” 大众文化所对应着的就正是传播技术所“激起”的现代“美感”。多米尼克•斯特里纳蒂也提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的生活看来正日益受到由现代大众媒介所提供的文化的影响。” 斯诺则指出：“在当代社会，公众往往接受媒体所呈现的社会现实，因此，当代文化实际上就成了‘媒体文化’”。 因此，切特罗姆甚至认为：“文化与传播的范畴不可避免地会重合。现代传播已成为文化，特别是大众文化的观念和现实这一整体的组成部分。” 戴安娜•克兰则进而设想，要从大众传媒对大众文化的深刻影响的角度去对大众文化的方方面面加以必要的研究， 诸如：“研究文化产品的社会科学方法的主要目标，应该是发展一些利用媒体的特点解释媒体广泛传播的文化产品性质的理论。媒体是怎样塑造和构架文化的？创造和广泛传播这些产品的的广义语境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等等。至于德国的批判学派、英国的文化研究学派、美国的经验学派关于大众传媒与大众文化的研究更是蔚为大观。 同时，由于现代技术与大众传媒就其实质而言都只是一架欲望机器，欲望的制造、欲望的复制、欲望的批发、欲望的消费、欲望的诱导、欲望的催生，就是它们的全部内涵。而且，它们本来就源于人的欲望，但是却又反而凌驾于欲望。这样，它们在满足人们的欲望的同时，就又在制造着人们的欲望。甚至，正是由于它们的出现，人们开始不再按照自己的需要生活，而是把因它们诱导而出的欲望当作自己的欲望，从而不惜去全力展示欲望、表达欲望、刺激欲望。因此，应运而生的大众文化自然也不能例外。它同样与欲望密切相关。而这就恰恰导致了人类文化的转型。与传统文化的与理性保持着内在的一致不同，大众文化转而与为传统文化所不屑一顾的欲望保持着内在的一致。马尔库塞就发现，传统文化的自由竟然是靠不自由来实现的，换言之，理性的自由竟然是靠禁欲来实现的。而“唯一与理性这个心理机制的新组织相‘分离’而继续不受现实原则支配的思想活动是幻想” 大众文化正是“幻想”的实现，至于在其中被“幻想”携裹而出的，则正是被理性长期压抑着的感性欲望（对此，美国后期雅皮士直接称之为：“贪婪就是好”）。 不过，“欲壑”毕竟“难填”。 何况，弗洛伊德还一再提示说：人类真正的欲望是意识不到的，这样，因为意识不到真正的欲望，因此人类也就永远无法去满足真正的欲望。因而，对于大众文化来说，并非欲望欲求满足，而是欲望欲求着新的欲望，也并非对满足欲望的追求，而是对新的欲望的追求（未来的欲望永远比现有的欲望更为诱人）。世界再没有什么可欲望之物，或者再没有什么新的欲望，是大众文化所绝对无法想象的境遇。阿奈斯特•爱克斯说：“东西好，绝不是畅销的理由，让人觉得好的吸引力是15分，让人觉得要买的吸引力是90分，中间还有75分的差距要跨越！消弭这75分差距的，不是努力，而是惊叹号，让人眼前一亮的惊叹号。”这里的“让人眼前一亮的惊叹号”就是新的欲望！还有人说：在大众文化，不是优胜劣汰，而是异胜同汰。这里的“异” 也同样是新的欲望 ！大众文化就是这样创造着原先根本没有的东西，人们为此甚至不惜以“感觉的幸福”替代“幸福的感觉”， 不惜以虚幻的满足凌驾现实的满足，不惜以自己的为所欲为掩饰自己的无所作为……类型化的表演，脸谱化的形象，快餐式的片断，无限制的趣味，无趣味的猎奇，历史的招贴画，情感的神话，缺乏道德的荣誉，缺乏智慧的理性，缺乏幸福的快乐，以及包装大于内容，形象大于商品……都纷纷招摇过世，犹如一朵塑料的精神之花。由此，必须强调，假如说大众文化是把我们的梦想偷去加以重新包装，然后又高价卖给我们，那么，这里的“梦想”就肯定不是真实的欲望，而是虚假的欲望。而且，大众文化所消解的往往是人本身，而并非现实的矛盾、痛苦、悲剧、异化，或许，这就是西方美学家所体积的“美学意识形态”、“美学乌托邦”？！ 这样，正如迈克•费瑟斯通所说：在大众文化“影像中，以及在独特的、直接产生广泛的身体刺激与审美快感的消费场所中，情感快乐与梦想、欲望都是大受欢迎的。”大众文化“使用的是影像、记号和符号商品，他们体现了梦想、欲望与离奇幻想；它暗示着：在自恋式地让自我而不是他人感到满足时，表现的是那份罗曼蒂克式的纯真和情感实现。当代消费文化，似乎就是要扩大这样的行为被却无疑的接受、得体地表现的语境与情境之范围。” 因而，尽管我们必须看到大众文化并非“魔弹”，大众文化的受众也并非“靶子”，而且，其中还充盈着抗争、沟通、妥协、转换，充盈着谈判的空间 ，但是从总体而言，我们仍旧可以把大众文化的根本内涵界定为以满足为需要而需要的虚拟幻想为目的，把大众文化界定为人类社会迄今为止唯一一种造梦与圆梦的文化，一种让“美梦成真”同时也让“恶梦成真”的文化。 当然，在因技术而生并为技术而生这一根本渊源和以满足为需要而需要的虚拟幻想为目的这一根本内涵之外，大众文化还有其最大特征，这就是：为人类建构了一种全新的体现着人类的共同的审美追求、共同的文化趣味的文化。这当然也与大众文化的母体——大众传媒直接相关。例如，大众传媒导致了人类的传播方式的相应转换。个人的隐密空间无疑与人际传播的空间彼此对应，社会的权力空间与组织传播的空间也无疑彼此对应，至于当代社会所要建立的公共空间，无疑正与大众传播的空间彼此对应。而大众文化则正是公共空间的产物。不过，如果要从更为广阔的背景上加以考察，大众文化还与三个因素的介入密切相关。这就是：技术化的“魔杖”、市场化的“撒旦”、全球化的“地球村”。 我们知道，一种文化的诞生，总是因为一种生存方式的先它诞生而诞生，一种文化的衰亡，也总是因为一种生存方式的先它衰亡而衰亡。就大众文化而言，自然也是如此。借助于市场化、技术化、全球化这三大推动力量，进入二十世纪之后，人类的生存方式从垂直结构转向了横向结构，从共同生存转向了公共生存。所谓垂直结构，意味着就生存方式而言，不论其形态如何各异，但是就其根本而言，却又有其共同之处，这就是都要决定于背后的地域、民族、阶级、阶层、血缘、家庭。中国人常讲的“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中国人过去十分看重的出身、成份、政治面貌、社会关系，等等，都与此有关。横向结构的出现却偏偏反其道而行之，地域、民族、阶级、阶层、血缘、家庭都不再起作用，一切的一切都是“无缘无故”的。而所谓共同生存，则意味着就生存方式而言，不论其形态如何各异，但是就其根本而言，却又有其共同之处，这就是都是向心的，都是非匿名的，都要服从于一个统一的价值标准。不论是强调隐秘生活的私人领域，还是强调集体生活的社会领域，都如此。公共生存却与此不同。它是离心的，也是匿名的，不服从于任何一个统一的价值标准。作为对于传统生存方式所建构起来的个人的隐密空间与社会的权力空间的突破，它所建立的是：公共空间。于是，社会生活从共同生活转向公共生活。显而易见，这是一种为市场化、技术化、全球化所必须的生存方式，也是一种为以公园、商场、广场、影院、酒吧、网络世界、娱乐场所、高速公路、快餐店、舞厅、体育馆、美术馆、旅游胜地……等公共场所为核心的城市生活所必须的生存方式。 也因此，人类文化无疑也要发生根本的转换。正如人类进入二十世纪之后，都开始面对着相同的社会难题、经济难题，进入二十世纪之后人类也开始面对着共同的文化难题。人类必须为自己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化，必须为自己建构起一种新的文化适应的机制。不如是，人类就无法在“地球村”学会并且进行必须的交流，从而走出自我感受的局限，完成自身的文化身份、文化心态的转换。而这就正是应运诞生的大众文化的根本内涵之所在。它不再以垂直结构和共同生存为纽带，而是以横向结构和公共生存为纽带，也不再以人际传播与组织传播为纽带，而是以大众传播为纽带。 文化的“流动空间”取代了文化的“地域空间”， 安德森所瞩目的 “想象的共同体”从民族国家转向了世界，一种与地域、民族、阶级、阶层、血缘、家庭无关的、人人都能够“无缘无故”的得以“共享”的文化，王子与庶民同乐而且“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文化，成为人们的共同的美学追求与文化追求。（注释：说来有趣，早在19世纪，报纸开始从传统向现代转型之急之际。在新的读者中，就先是增加了工农大众，继而增加了妇女儿童，日益在走向全民。而进入20世纪，以电视为核心的大众传媒更是把我们完全带入一个公共的世界。由于阅读相似的报纸、观赏类似的电视节目，每个人也就与全世界的其他人构成了一种共同关系，也正是因此，我们才会认识自己，同时也认识世界，进而对整个世界和人类社会有了一种认同感。在上个世纪以前，人们实在很难想像，非洲的环境污染既非他们所造成、也不会影响到他们，跟他们会有什么关系。） 对此，我们可以从麦当劳、肯德基的流行中得到有益的启迪。没有人能够否认，作为一种无色、无香、无味而且高脂、高卡的“垃圾食品”，麦当劳、肯德基的流行不仅是一个世界性的经济奇观，而且是一个世界性的文化奇观。必须看到，作为企业的麦当劳、肯德基从诞生之日起就在创造着文化，而作为文化的麦当劳、肯德基同时也在创造着作为企业的麦当劳、肯德基。因此，当麦当劳、肯德基突如其来地占领了市场之后，就不能只从经济上找原因，而还应从文化上找原因。那么，原因何在？除了它们都是对于市场经济下消费革命的契机的把握，都代表着工业社会的文化形象（省时、经济、健康、公平）之外(这一切事实上也与大众文化有关)，最为重要的就是它所带来的世界口味。具体来说，麦当劳、肯德基首先或者对于胃口的满足(因此与垂直结构无关)，或者是对于舌头的满足(这是一种格外的奢侈)，这使它区别于所有的传统的正餐，诸如满汉全席之类的对于胃口与舌头的同时满足，其次，更为重要的是，即使是对于胃口或者舌头的满足，麦当劳、肯德基也不同于传统的小吃。传统的小吃强调的都是纯粹的地域特征，地域风情。没有特定的地域口味，就没有传统的小吃。千万里之外的游子，往往会被传统的小吃勾起思乡的缕缕情思。就象方言，传统的小吃所竭力维护的，正是一个完全封闭的心理的、情感的特定空间。而麦当劳、肯德基则不然，它所推出的完全是一个口味上的大同世界，完全是一种脱离任何地域的世界口味。相比之下，麦当劳、肯德基更象普通话，开放、易懂、畅通无阻，更易于不同地域间的人们进行交流。显而易见，麦当劳、肯德基之所以能够“流行”，而所有的传统小吃之所以只能偏于一隅，关键就在于前者是世界口味即公共口味，是文化领域中的“普通话” ，后者却只是地域口味即共同口味，只是文化领域中的“方言”。 大众文化也如此。作为一种更多地与大众传播密切相关的文化，无疑与传统的更多地与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密切相关的主流文化、精英文化明显不同。而它的贡献也不在于取传统的主流文化、精英文化而代之，而在于顺应市场化、技术化、全球化以及生存方式的转换，在传统的美学追求、文化趣味之外，又体现着一种新的美学追求、文化趣味。大众文化之所以能够与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在当代世界鼎足而立，道理就在这里。华裔少女陈美说过：她之所以要用电子小提琴演奏，就是因为，不如此就无法表现自己内心深处的现代感受。法国现代钢琴家克莱德曼也发现：只有对古典名曲加以改编，或者对奥斯卡获奖歌曲加以改编，才能真正表达现代人的感受。至于这种现代感受究竟是什么，则应该说是表现在方方面面。例如，著名作家王安忆就在中国的城市中颖悟到一种普遍存在的“外国味”，她说：“我在某些街区里，发现了一种奇异的，我称之为‘外国味’的气味，这是由汽车的尾气、化学合成皮革、现代建筑材料、国际香型的洗涤剂、化妆品以及美式快餐的炸鸡味、调料混合成的气味。这种气味迅速弥漫开来，浸染了我们的城市。” 再如，著名作家方方也在到处流行的怀旧风潮中感悟到了一种新的“戏说”的趣味，她指出：“我们现在已经变得越来越喜欢在我们的作品里叙述往事了。我们在那里絮絮叨叨地讲着一些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就好像我们自己亲身经历或目睹过。我们削尖脑袋在我们其实很陌生的历史环境中，使劲地用我们的想象力和一知半解的常识去构想当年的情境。……因为我们已经看到那些被我们翻阅出来的东西实在太奇怪太玄妙太变化莫测了，它让我们感到了生命的无常，或说是人生的无法自控，而这种无常和无法自控则是我们一生中都想要参透却又无力参透的内容。” 而且，假如说主流文化、精英文化都是以差异、区别、对立、界限、悬殊作为根本，那么大众文化就是以无差异、无区别、无对立、无界限、无悬殊作为根本。在大众文化之中，文化的种种差异都被拉平，这就是大众文化的奥秘之所在。王朔说的在大众文化中要“拉平一切”，正是这个意思。所谓高者抑之，下者上之，损有余以补不足，高贵者最卑贱、聪明者最愚昧，只要能够让人们“开心地笑一次”，就一切OK。颇具深意的是，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认为：将来体育运动必然会分化为两类，一类是适合电视口味的体育运动，另一类是不适合电视的体育运动。 体育运动只有在第一种情况下才有可能加速发展。因为只有更多的人看，才会有更多的人干。在这里，萨马兰奇预测的虽然只是体育运动的未来趋势，但是其中所意识到的却正是体育作为大众文化所蕴涵着的根本奥秘。这就是：体育只有走向无差异、无区别、无对立、无界限、无悬殊才有可能进入作为大众传媒的电视，才有可能流行。当然，走向横向结构的当代社会事实上也仍旧没有停止不断地分化与细分，然而与以纵向结构为特征的传统社会不同的是，在当代社会，“文明越是多样，技术、能源和人民的变化越多，就越需要大量的信息在它当中流通，特别是各组成部分必须作为一个整体组合在一起，而又经受巨大变化的压力时，更是如此。” 而大众文化，正是作为这样一种共享的文化出现的。这，一方面意味着社会的凝聚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意味着社会的消除与缓解矛盾的需要。因此，在大众文化之中，文化的批判、颠覆功能消失了，反复出现的，只是文化的凝聚、缓解的功能。这样，在所谓世界这样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之中，“想象”无疑是一个事实，但是“共同体”却是一个幻觉。支配与反支配、霸权与歧视、压迫与反抗，事实上在大众文化之中仍旧始终存在（意识形态批评、符号学批评、女性主义批评等之所以可以在大众文化研究中大显身手，道理就在这里）。同时，走向横向结构的当代社会的公共空间也有其特殊的内涵，这就是：一切都是被大众传媒加以中介化转换的。换言之，在这里所谓"公共的"就意味着一切都是可见的或可以观察到的，一切都是可以在"前台"表演的。因此，这里所说的“公共”并没有传统的“面对面”与“交流”的涵义。哈贝马斯竟然出人意料地认定在当代社会“公共空间”已经消失，原因在此。显然，这必然导致个人的缺席、个人的不再独立、直接地与世界相互交流。而大众传媒也正是因此才得以应运而生：个人不再独立、直接参与观察(不在现场)，而是转而通过大众传媒的报道去进行参与。公共经验与真实空间的分离、公共经验与交流语境的分离,必然导致个人参与公共空间的方式的转化，也必然导致大众传媒的出现。与此相应，."经过媒介转换的私人事件或公共事件"，转而又会成为社会生活中更为引人瞩目的一部分（所以人们才会发现：不是电视反映生活，而是生活反映电视），这“社会生活中更为引人瞩目的一部分”，无疑也就成为大众文化所要关注的种种流行“时尚”与“奇观”。然而，对于种种流行“时尚”与“奇观”的满足却毕竟并非对于任何真实理想的满足，而无非是美梦成真或者恶梦成真。至此，我们不难马上从大众文化的根本特征进而意识到大众文化的因技术而生并为技术而生这一直接渊源和以满足为需要而需要的虚拟幻想为目的这一根本内涵。由此，我们也不难领悟到大众文化本身所蕴涵着的更为根本的奥秘。 四 当然，这一区分并不意味着大众文化中并不存在类的区分。恰恰相反，在大众文化中类的区分要远为具体、细致。而且，区别于传统文化的区分的那种不自觉，大众文化的分类却是完全自觉的。不过，在传统文化，不同的分类所导致的必然是不同的趣味，但是在大众文化却不然尽管分类不同，但是其中的趣味却仍旧是共同的。同时，大众文化的审美追求、文化趣味也不同于通俗文化或者解放区时期的大众文化的审美追求、文化趣味。在这里，显然存在着一个传播背景的根本差异。同时，具体来看，解放区时期的大众文化是自上而下的精英文化的启蒙运动，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化大众”的文化，就其实质而言，应该说仍旧是精英文化的一部份，而当今的大众文化则是自下而上的文化扩张，两者的审美追求、文化趣味之不同，应该是显而易见的。至于通俗文化（民间文化），它是农业社会的产物，而大众文化是特定的工业社会的产物；它是自发的，所谓“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而大众文化则是制作的；它的创造与接受是同一的，而大众文化的制作与接受是分离的( 制作者的目的只是为了交换)。而且，通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并不存在对立关系，而是融合关系，但是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却是完全对立的。同时，从功能的角度看，通俗文化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情感的归属。大众文化强调的则只是一种对于虚拟需要的消费。例如{ 纤夫的爱} ，在现实生活中应该是紧绷绷的纤绳，在歌曲中偏偏成为“荡悠悠”的。过去在民谣中的少女是“结束作男儿，与郎牵百丈”，现在在流行歌曲中的少女却是“只盼日头它落西山沟（哇）让你亲个够”。在这里，被突出强调的显然只是逢场作戏的消费。 进而言之，大众文化的审美追求、文化趣味也不同于精英文化的审美追求、文化趣味。其中，最为根本的差异就是大众文化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最为普遍的审美追求、文化趣味，精英文化却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最为深刻的审美追求、文化趣味，后者是去表现某种真实的审美追求、文化趣味，前者却是去寻找某种虚拟的审美追求、文化趣味，因此，后者往往满足于“玩深沉”，前者却往往满足于“玩心跳”(因此有人说：喜欢流行音乐是一时的事，喜欢古典音乐是一世的事，确实如此)。这一点，我们从人们敢于公开对大众文化表示“不喜欢”而不必担心会被认为是素质差、趣味俗、文化浅，但是却会因为担心会被认为素质差、趣味俗、文化浅而不敢对精英文化表示自己的不喜欢中，就不难看出。同时，从大众文化是对流行趣味的适应而精英文化却是流行趣味对它的适应中，也不难看出。在此基础上，两者之间还存在着追求流行与追求流传、追求娱乐与追求发展、追求表演情感与追求表现情感、追求世俗性与追求超越性，追求功利性与追求非功利性，追求梦幻与追求理想以及内容层面的深度与广度、形式层面的开放与封闭、美感层面的理性愉悦与感性快乐等等一系列根本差异，要注意加以区别。不过，在此需要加以强调的是，在考察大众文化之时，相当一部分学人（例如批判学派）往往喜欢以精英文化为背景，并借此建立起一种或褒或贬的价值尺度，这无疑极不妥当。丹尼尔•贝尔说：进入现代社会之后，人类掌握了以前所有社会不知道的秘密：即双赢的原则，从此，人类社会的发展就不再是一方受益一方受损（所谓“你死我活”、“势不两立”），而是每一方都是受益者、胜利者，尽管受益与收获有多少的不同。在我们看来，就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关系而言，同样存在着一个文化的“双赢的原则”。必须看到，大众文化的问世在当代文化观念的转型中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成功地为２０世纪文化确立了全新的另外一极。这是完全不同于精英文化的一极。由此，才使得２０世纪文化的内容的中间地带得以充分展开 ，也才真正确立了精英文化的批判性、自律性一极。这因为，在传统文化自身根本就缺乏世俗性、他律性一极之时，精英文化的批判性、自律性事实上只是虚幻的，因为它必须潜在地同时发挥世俗性、他律性一极的功能，这样一来，就使得精英文化自身的批判性、自律性无法真正实现。而大众文化的问世则由于导致世俗性、他律性一极的独立，而使得精英文化的批判性、自律性一极得以真正独立。同时，正是由于大众文化成功地为２０世纪文化确立了全新的另外一极，并且是完全不同于精英文化的一极，因此大众文化自身也就是一个与精英文化的结构、功能殊异的而且有着自己的精华与糟粕的文化系统 。因此，在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存在着的，不应是一种你死我活的价值尺度，而应是一种唇齿相依的价值尺度。也因此，不论是以大众文化来贬低精英文化，还是以精英文化来贬低大众文化，都是在学术研究中要竭力加以避免的。这正如杰姆逊指出的：“对我来说，一种更为妥贴的文化研究概念不应让人觉得要在‘雅’和‘俗’之间作非此即彼的选择，比如，研究经典作品了，就不能碰电视、流行歌曲音乐之类。在我看来，两者是一个整体领域中的辩证的组成部分。而最精采的议论，往往是那些不固守‘精英’与‘大众’，‘德国’和‘法国’之类的人为框框的人做出的。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人们总是要这样画地为牢，有时我也有类似的感觉，但这毕竟不是最富于创造性的态度。” 五 大众文化是一个世纪性的重大课题。20世纪，既是一个自然人化的过程( 以符号交流的信息世界取代实体交流的自然世界 )，也是一个个体社会化的过程( 以等价交换原则实现人的全部社会关系 )，还是一个世界大同化的过程( 以开放、流动的公共空间取代封闭特定的私人空间与共同空间 )。在这当中，审美、文化的能力被技术化加以转换，审美、文化的本源被市场化加以转换、以及审美、文化的领域被全球化加以转换，显然是关键中的关键。而且，技术化的介入为审美与文化提供了特殊的载体，市场化的介入为审美与文化提供了特殊的内容，全球化的介入则为审美与文化提供了特殊的领域。这一切，最为集中的体现就是大众文化。 更为重要的是，大众文化竟然凭借着技术化、市场化、全球化的力量甚至已经成为所谓的“美学意识形态”。在这当中，真实的东西与虚假的东西并存，现实的追求与虚幻的梦想共生。人们发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形式的合理性与实质的合理性出现了激烈的冲突。手段支配目的，形式合理性僭越价值合理性，犹如浮士德不堪人性的重负，转而以灵魂去换取肉体的快乐，人和商品的位置也发生了根本的颠倒，不是商品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存在，而是人为了产品得以消费而存在，追求物质享受被还原为第一需要，为了某种利益而从外部强加于个人的消费被作为新的更为根本的需要，大众文化也因此而成为工具理性、形式合理性、手段、新的更为根本的需要的合乎逻辑的延伸。主体存在的精神基础分崩离析，自由的根本内涵一朝瓦解，没有了灵魂、没有了意义、没有了理想。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不再反抗，所有的矛盾、冲突都没有消失，消失的偏偏是人类自己。虚假的意识、消费的控制、颠倒的反映、欺骗的幻想、操纵的意图……法兰克福学派将大众文化称之为“社会水泥”，应该说也不无道理。 那么，究竟如何来评价这一切？西方著名美学家卡西尔说得十分精彩：“事实的财富并不必然就是思想的财富。除非我们成功地找到了引导我们走出迷宫的指路明灯，我们就不可能对人类文化的一般特性具有真知灼见，我们就仍然会在一大堆似乎缺少一切概念的统一性的、互不相干的材料中迷失方向。” 大众文化同样是人类的一笔“事实的财富”， 但它也确实曾经使很多学者“ 迷失方向”。其中的原因，就在于人们往往只在肯定与否定上下功夫，但是却大多不在划定界限上下功夫，而对于大众文化的评价，最为关键的所在却恰恰就是指出它的真正界限( 优点 )和在何处超越了界限( 缺点 )。须知，评价一种文化的成败，关键并不在于它是否完美无缺（因为这根本就不可能），而在于它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而且，用理想的标准要求任何一种文化都是非常危险的。一位西方学者说过：把地球变成天堂的努力就是把地球变成地狱。在此，我们也可以说，把任何一种文化变成天堂的努力其实也肯定会把这种文化变成地狱（西方的批判学派就是由此失足）。因此，不是在肯定与否定上下功夫，而是深刻地把握住为技术而生并因技术而生这一直接渊源和以满足为需要而需要的虚拟幻想为目的的这一根本内涵，把握住文化公共的审美追求、文化趣味以及公享的文化这一最大特征，对于大众文化利弊得失，才有可能作出深入、公正的评价。换言之，假如我们深刻地把握住为技术而生并因技术而生这一直接渊源和以满足为需要而需要的虚拟幻想为目的的这一根本内涵，把握住公共的审美追求、文化趣味以及公享的文化这一最大特征，对于大众文化，我们就可以真正“具有真知灼见”，就能够成功地找到“引导我们走出迷宫的指路明灯”。再进一步，假如我们的探讨与大众文化本身的成长达到同步，我们无疑就可以毫无愧色地宣称：我们的思想已经无愧于这个时代。“事实的财富”已经上升为“思想的财富”。原因很简单，大众文化正是在对于传统美学观念、文化观念的不断思考、不断扬弃中发展起来的，理解了这种“思考”与“扬弃”的实质，自然也就理解了大众文化本身。其结果，就是整个人类和全部世界都在对于大众文化的思考中变得聪明起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