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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时尚是人类社会中的一种普遍现象。古往今来，最为神秘、最为令人琢磨不定的，是风。它“起于青萍之末”，来去无踪，倏忽千里，惊天动地，纵横宇宙。中国文人宋玉的〖风赋〗不能不使我们处处神往于它的奥秘，中国哲人的“幡动，风动，心动”、中国百姓的“针尖大的窟窿斗大的风”更不能不让我们时时赞叹着它的神奇。然而，进入２０世纪，尽管它仍旧叱咤海内，气势如虹，但是却日益逊色于“今日风行”，这就是：时尚之风 。这时尚之风同样来去无踪，倏忽千里，惊天动地，纵横宇宙。然而，倘若要论其影响的深度、波及的广度，又无疑是前者所远远无法企及的。也因此，当我们考察大众文化之时，就无论如何也不能回避“时尚”这一重大课题。 时尚之风行，无疑并非自２０世纪始。平心而论，应该说，时尚是人类社会中的一种普遍现象。“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楚王好细腰”，“环肥燕瘦”，“画眉深浅入时无”，都是中国人所熟知的例子。在西方，时尚也一直是人们所关注的焦点。诸如女性们由于所追求的发式过于高耸，以致在坐车的时候，不得不把车顶砍掉；由于所穿着的鞋跟太高，为了在走路时能够保持平衡，不得不在鞋的两端再附加上支撑物，而纨绔子弟们在以穿紧身裤为时尚的时代，为了穿上这实在太小的裤子，甚至不得不每次都由几个伺从把他们抬起来，然后拼命塞进去，也是人们所熟知的例子。不过，实事求是地说，我们也应该看到，在传统社会，不论是就影响的深度抑或波及的广度而言，时尚的作用都是极为有限的，更不可能左右人类的社会生活与文化。这是因为，时尚的温床是社会，时尚只能在一定社会中发育成长。社会的组织系统越庞大、越繁琐，社会的物质生活越丰富，时尚在其中充当的角色就越重要。传统社会显然并非如此，就社会的组织系统而言，毕竟十分简单，就物质生活而言，毕竟严重匮乏。在其中，起着决定作用的，是“神圣性”、“经典”、“传统”（所谓“传统引导”），是以“上行下效”为特征的“下降律” 。一切都是先天的，不能通过时尚的办法改变；一切都是固定的，不能通过时尚的转换来捕捉。而且，时尚更是“现实”的。个人的不足无法通过时尚来加以掩盖，个人的社会等级也无法通过时尚来加以跨越。更为严重的是，个人无选择时尚之自由，也无摆脱时尚之自由。因此，在传统社会，所谓时尚，充其量也只是一种时髦现象，而且是一种皇室与上流社会中的饰品、点缀，平民实际上根本就与之无缘。不但对于时尚的模仿存在着无法逾越的困境，而且就是所谓时尚追求本身，也是根本无望的。 进入２０世纪，情况出现了根本的变化。时尚一跃而成为人类生活的中心，开始左右着人类的社会生活与文化。人们吃惊地发现：时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有力地支配着人类的生活，成为一种统治所有人的首屈一指的力量，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变化多端。在２０世纪，时尚几乎无孔不入，它的足迹已经遍及每个角落 。换言之，私人范围、公共范围、社会生活、文化表现、物质的、符号的……一切的一切都与时尚结下了不解之缘，以致于，没有时尚就没有２０世纪。穿摩登时装、喝新潮饮料、听流行唱片、进出特定的文化生活圈、追赶种种时髦……这种“热”、那种“热”，更是层出不穷。人人不惜穷尽奢侈鲁莽之能事，唯一的目的就是只求胜过别人；人人都追求社会的承认，都想扣住时代的脉搏，与时代同步，甚至超前于时代；人人都生怕自己落伍，因此想方设法突出自己，以求得别人的赞美，而要做到这一切，其对策只能是把握时尚，拼命追赶变来变去的时尚；人人都不希望别人说自己是平庸之辈，不希望被看作“乡巴佬”、“老顽固”，往往在满足感与失落感中辗转、在满足感与虚荣心中徘徊，因此以成为“时尚中人”作为对自己的一种莫大安慰；人人都不愿意承认自己已经完全陷入时尚的陷阱，已经成为时尚的牺牲品，但却又没有人能够说自己从未为时尚而投资，从未涉足时尚的圈套 。朝秦暮楚、见异思迁的人类，畏惧落伍、害怕淘汰的人类，在２０世纪，就是这样地与时尚共始共终。 或许正是对于上述情况的觉察，从１９世纪下半叶开始，人类也开始了对于时尚现象的关注。例如法国社会学家加布里尔•塔德、古斯塔夫•黎朋，等等。１９０８年，美国社会学家罗斯在《社会心理学》中首次把对于时尚的研究列入其中，并且把某一人类群体中某一现象的周而复始的异常变化称之为时尚 。至于中国，对于时尚的研究则要晚得多。从５０年代的“洋气”到６０－７０年代的“臭美”,再到８０年代的“赶时髦”，直到９０年代的“时尚”，最终才被正式被承认。而在整整一个世纪后的今天，回顾百年来的时尚历程，不难看出，时尚之所以成为人类生活的中心，无疑与２０世纪社会的巨大转换密切相关。社会的组织系统的庞大、繁琐，社会的物质生活的丰富，使得时尚在其中充当的角色越发重要 。在其中起着决定作用的，不再是“神圣性”、“经典”、“传统”，不再是以“上行下效”为特征的“下降律”，而是“时尚”，而是以“下行上效”为特征的“上升律” 。一切都不再是先天的，都能通过时尚的办法改变。一切都不再是固定的，都可以通过时尚的转换来捕捉。而且，时尚更是“虚幻”的。个人的不足可以通过时尚来加以掩盖，个人的社会等级也可以通过时尚来加以跨越。更值得注意的是，个人有选择时尚之自由，也有摆脱时尚之自由。因此，在２０世纪社会，时尚成为一种惊人的社会力量，一种社会变化的潜在动力。 二 一般而言，在２０世纪，时尚之为时尚，无疑与历史上的时尚现象有着深刻的一致。例如，任何时尚都有一条由增长曲线与衰退曲线构成的大体对称的正态曲线；任何时尚都在时间上具有非同步性，在空间方面具有迁移性，在过程上具有变异性；任何时尚都是既求同于人又求异于人（求同使得社会稳定，求异使得社会发展）；任何时尚都不是简单的求新、求变，而是展开在驱动时尚者与追赶时尚者之间的双边互动、心理互动，其根本特征为：既要求同于胜于己者，又要求异于不如己者，这使得时尚往往置身于互为模仿、互相追逐、互相竞争的状态之中（罗斯说：时尚就是社会竞赛）；任何时尚都是从短暂的相对的满足到绝对的永远的不满足，这正是时尚流行的心理根源（心理欲求的矛盾性），它决定着时尚现象的不稳定性、变动性，因此时尚之钟摆才永无休止……更为重要的是，任何时尚也都与特定时代有着根本的关联。所谓人人模仿时尚，而时尚却在模仿时代。２０世纪的时尚现象也不例外。就以我们十分熟悉的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情况看，人们不难忆及，１９７８年，泡图书馆竟成为一时之时尚，连刘心武的小说《爱情的位置》也要把男女主人公安排在图书馆，并 且只让他们偶尔用余光交流。在这背后，呈现而出的是对于知识身份的追求。同样就在这一年，《兰花草》、《童年》、《外婆的澎湖湾》等歌曲的流行，则使我们看到了一个时代的对于亲情、友情的幻想。而１９８１年的美学热，更是使美学家们在一年之中享尽千年未有之荣耀。在这背后，是人们的爱美之心复苏的乌托邦。又如“毛毛雨啊毛毛雨”的流行显然是对长期以来的刚性文化的反抗，灰土飞扬的街道上闪耀着的身穿超短裙的女孩的白嫩鲜亮的长腿当然是对张扬个性的推崇，等等。再如近年来女性的服装流行向窄、短、小的方向发展，身穿肚脐装、短裙、背着双肩背包的做小女人状的女人到处可见，所谓“短得露脐，瘦得贴身”。这种瘦身形的服装也明显区别于前些年，那时是流行用长长大大的衣服将女性娇小的身体包裹起来，以体现女性独有的娇弱魅力，唤起男性对女性的本能的关爱，显然，两者之间，存在着“薄型”与“厚型”时尚的差异。那么，为什么会如此？实际上，所谓“薄型”与当代女性焦虑心理的渲泄直接相关。在当代社会，女性比任何社会时期的压力都要沉重，因此内心始终处于紧张状态。“薄型”正是女性自身内心的强烈应激反应的一种代偿。它使得成熟女性看上去像个发育不成熟的、甚至可以称之为稚弱的豆蔻年华的少女，由于当代社会给予少女的压力要远远低于生理成熟的女性，以“薄型”出现，无疑就体现着女性的自爱自怜、孤苦无助并且渴望被垂怜、被关爱的心态 。 不过，在２０世纪，时尚之为时尚，关键之处却并不在上述方面，而在其自身所禀赋着的全新特征。 具体来说，在２０世纪，时尚之所以成为人类生活的中心，关键在于自身符号功能的突出。所谓时尚，在２０世纪，就意味着一种在话语幻象中制造出自身的存在的意义幻象。在时尚之中，信息传播的符号功能被蓄意突出出来。因此，当代的时尚完全就是一种话语活动。它所传达的信息不再是具体的、确定的。一切政治的、经济的、历史的、社会的、商业的符号都成为时尚所赖以发生的资源，但又失去了自身的特性，完全在多向流动、互动、重组中达成“共振”。而且，时尚的目标也不再是与人交流，而是突出自己的梦幻存在，是一种失去了具体内涵的自我张扬。例如，那些用短衫把胸口绷得既挺又高的时尚女孩所追求的就是一种“张扬”，至于“张扬”什么则根本就并不重要 。推而广之，女性公然剃板寸（光头）、穿马甲、戴男式手表、蹬方头男式鞋，男性公然戴耳环、扎小辫子、抹增白蜜、穿梦特娇紧身内衣，都无非是意在“张扬”。例如近年十分流行的所谓“扮酷”，就是一种阴郁、神秘、甚至不无颓废的时尚。黑唇显示出自己的幽冷、神秘，点染的各色头发呈现出零乱状态，刻意夸张的种种装束突出着前卫、先锋的风格，冷漠的表情，迷惘的眼神，其中“张扬”的显然是一种遭受压抑的青春文化试图摆脱羁绊时的激荡、反叛，不过，却又并非对于意识形态的反叛，而只是一种针对物欲横流的社会的卓尔不群的虚拟反叛。 这样，在２０世纪，时尚实际上就是“适时”，而并非“合适”。或者说，时尚就是走极端，就是趋向两极。口红转眼变成口黑，喇叭裤转眼变成扫帚，所谓无“毒”不时尚。谁能想象凯特•莫斯这样的内八字脚、罗圈腿而且奇瘦的模特竟然会大出风头？裙子为什么要短一点，再短一点，直至短得无法再短为止，鞋跟为什么要高一些，再高一些，直到无法行走为止？其中，其实并不需要投入过多的物质、精神成本，而只需要某种蓄意的策划。在此意义上，我们甚至应该说，所谓时尚全然是当代社会的一种炮制、炒作、制作活动的结果。它永远不会考虑你如此穿着是否合适，而只考虑你如此穿着是否能够打动别人、吸引别人。其中的突出特点就是“适时”，而不是“合适”。就以时装模特中的日见单薄、形消骨立的“瘦骨嶙峋”的时尚为例，在１９９６年秋季时装展示会上，几位著名的时装设计师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瘦骨嶙峋”的模特来展示他们的时装作品。此后，以瘦为美的风气就在时尚界迅速蔓延。其中最典型的是凯特，身高１，７０米，体重仅仅４４公斤。显然，“瘦骨嶙峋”所追求的显然是一种极端化的效果，意在给人们留下强烈的视觉冲击，以产生不同凡响的“美的幻象” 。尽管这种追求事实上已经导致一种“形消骨立”的“病态美”，但却由于与传统的“苗条与丰满相结合的匀称、和谐”的女性美趣味背道而驰而为人瞩目。当然，时尚也并不总是停留于某一极端，而是永远处在不断的变化当中。一旦人们都开始趋向这一极端，那么你就必须要毫不犹豫地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了。为了保持时尚，不断的变化、不断地趋于极端，才是绝对重要的 。显然，对于热衷于追赶时尚的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个让人沮丧的发现。原来时尚竟然在两极，时尚竟然拒绝复制，因此当人们忙于趋同时，它就已经不再是时尚了，人们所追赶到的永远是时尚的背影。不过，就时尚本身而论，这倒无所谓，因为从此一极端转向彼一极端的结果、极端加极端的结果，正是一种总体的平衡 。 １００年前，美国社会学家范伯伦曾经宣称：“你以为时尚是什么，不就是玩吗？”这里的“玩”就是一种炮制、炒作、制作活动。因此，对于时尚而言，最冷的就是最热的，最旧的就是最新的，最土的就是最洋的。它意味着难以抗拒的诱惑，深不可测的陷阱，消费时代的缤纷梦想，浮世生活的流行病毒。它起源于新奇，失落于熟悉。尽管寿命长短、演变过程、衰变方式不同，但是所有时尚却又有其一致之处，这就是不断地走极端 。而且，不论这一极端是把人类拉向进步，还是把人类推向倒退。 三 在２０世纪，时尚成为人类生活的中心，或者说，时尚自身的符号功能的突出，无疑与人类社会的转型密切相关。 必须指出，时尚成为人类生活的中心，或者说，时尚自身的符号功能的突出，并非一个普遍的现象，而是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特定现象。其根本的根源在于：私有制与与异化活动。我们看到，在２０世纪，私有制与异化活动是互为因果的。而时尚成为人类生活的中心，或者说，时尚自身的符号功能的突出，正是社会发展到了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此时，生产力尽管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又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这显然不同于异化社会的早期。在异化社会的早期，由于人的对象化力量的虚弱，人的占有欲望没有能被全面激发出来，。在２０世纪，异化活动开始走向极端，于是，人的异化了的占有欲望被全面激发出来，这，正是时尚成为人类生活的中心，或者说，时尚自身的符号功能被突出的主要根源。而将来生产力一旦得到充分的发展，人类将重新占有自己的生命，于是，被异化了的需要再次向人的需要复归。这时，尽管还会出现时尚，因为对象化活动毕竟是一种外化活动、客观化活动 ，但是，这毕竟已经不再是普遍现象了，因此，也就势必限制了时尚的影响的深度与广度。 而从人类文化的角度看，我们知道，在２０世纪，人类文化出现了一个极为重大的转换，这就是：从实在性到信息性。在这里，所谓信息性，即对文化自身的话语功能的强调。文化的话语功能，应该说是古已有之，但是被强调，却是当代的事情。在此意义上，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间的区别，可以用“为己”、“文化向心主义”与“为人”、“文化离心主义”来说明。此时，一切都不再是为了满足现实需要，而是为了满足虚幻需要。昔日的满足生活必需转向今日的满足社会尊重之必须。这意味着：当代文化的语境已经改变了。人类所面临的是一个信息紊乱的当代。大量随机产生、互相冲突的信息剥夺了传统的秩序性、服从性，没有统一性、恒定性的“机遇”左右着人类。这“机遇”表现为无数话语权力的喧嚣。它们的意义不在于相互倾听、理解，不在于共同的对话，而在于各自的意义的表达需要的实现。必须强调，只有把当代文化真实地理解为语言的表达，理解为话语活动，才有可能深刻地解读当代文化。而且，在语境分裂造成的语义混乱中如何对话，这正是２０世纪文化留给２１世纪的难题。而从２０世纪文化本身来看，由于在此语境之中，人类不是被异化为附庸，而是被孤独地凸现出来，置身于一种漂泊状态。这样，人们的任何行为都已经失去了肯定性的意义和重要性，人们只能通过在话语幻象中制造出自身的存在的意义的方式来安身立命。原因十分简单，在２０世纪人类没有了自觉的追求但却不等于根本就没有追求，现在，这种追求只是转而通过虚幻的方式来加以满足而已。换言之，在生活中没有是非之想者，拥有一个想入非非的幻象，是再自然不过的心理满足方式了。于是，一切都只有符号意义，一切都只是一种交流方式、表达方式，一切都只是意在显示自己的文化身份、地位归属 ，一句话，一切都是“唯一”、“第一”。 进而言之，在２０世纪，人类文化之所以出现极为重大的转换，还由于人类社会本身出现的极为重大的转换。 首先，当然是当代社会自身的从立体结构向平面结构的转型。在传统社会，贯彻始终的是一个立体结构。背景、履历、门第、血统、底细、历史……诸如此类的一切都限制着人们的行为。进入当代社会，一切却在发生着根本的转换。人与人之间从纵向联系变为横向联系，传统的血缘也逐渐过渡为业缘，最后又过渡到际缘。交际的面越来越广，交际的深度却越来越浅。我们认识的人越来越多，但是朋友却越来越少。我们的房间越来越多，但是家的感觉却越来越少。过去常说：“拆了墙是一家，不拆墙也是一家”。现在却连收水费也是物业公司代劳，人人都避免到邻居家里去。“串门儿”这个口语更是早就消失了。“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浪漫故事也已经过时，因为你根本就不认识邻里的女儿。背景、履历、门第、血统、底细、历史都不再重要。人们不再喜欢浸泡在温情脉脉的历史、阅历中而是不断进入新的历史、阅历，不再珍惜天长地久的友谊而是习惯于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临时关系。随之而起的是“聊天”取代了“谈心”，逢年过节在贺卡上说几句彬彬有礼但又无关痛痒的话，灵魂、个性、魅力的交往被谈吐、礼节、时装所取代。“用过即扔”成为时髦。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也如此，与某物保持相对长久的联系的传统业已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带有临时的性质，或者是短期内同一连串的物保持联系。瞬时、组合、用过即扔之类的物，诸如：方便食品、快餐、报刊文摘、贺卡、名片、广告……应运而生，正是人们对完美与理想缺乏必要的耐心的标志。“一日看遍洛阳花”，作为理想与完美的体现的永久性，也被作为对于理想与完美的放弃的非永久性所取代 。 与此相应，人们也毋须再在集体的认同中确证自身了，转而摇身一变，成为无根的寄居者，无家的行乞人。但是，为人们始所未曾料及的是，人类由此进入了一个没有“真理”的时代。尼采曾为此曾发出骇人听闻的悲鸣：“上帝死了！”然而，上帝又何死之有？其实它从来就没有活过。所谓“上帝死了”，无非是一种传统的“真理”死了，一种稳定的心理结构崩溃了。人们不再盲目地认“同”于一切，而是在各种类属一一身分、门第、家族、业……之类的分门别类之外去求“异”。大写的人、大写的我，大写的主体……统统被淡化了，人不再是“主”，人类也不是“主”。因为假如人人都是“主”，到头来就还是没有“主”。物可以以类聚，人实在无法以群分。这样一来，每个人都各操文本，各领风骚，各行其是，各异其异。人与人之间没有了共同点，只剩下了相异点。他们共同处于平等地位，没有了我与你，也没有了我与它，剩下的就是他与他。原本也不复存在了（它也是文本之一），人们共同存在于平等地位。 因此当人们面对世界时，就不再是渴望从中获取一点什么，而是希望往里面放进去一点什么。然而，也正是因此，另一方面，人类因此被赋予了一种特定的晕眩感，一种自由的晕眩。因为参照系太多因而也就最终失去了参照系的晕眩。因为人类所面临的是一个选择的机会按照几何级数不断扩大的信息化社会，时间不是循环的，也不是直线的，而是不连续的点（使人同时接触到开头与结尾）。结果人的视野越扩大，他的自我就越缩小。人类已经无须选择也不再可能进行选择了。这样，在无法选择的时候，人们当然也没有选择的焦虑。但是有了选择，同时就有了选择的焦虑。选择本身甚至成为一种巨大的压力。只好用为所欲为来掩饰自己的无所作为。也因此，当代人最怕的就是“过时”。“你已经过时了”，“你已经落伍了”，这无疑是最为严厉的批评。于是，人们纷纷焦急地观望，恐惧地躲避着被遗弃的命运，因此，往往要不惜一切代价赶上时代 。然而，一方面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新的时尚、新的歌曲、新的明星……层出不穷，另一方面太阳底下又没有新的事物，无非是花样翻新，所有的一切都似曾相识。最终，只有放弃自我，服从于外在的制约，不惜以“随风舞”的“疯狂柳絮”和“逐水流”的“轻薄桃花”自居。这恰似浮士德，当他把灵魂出卖给魔鬼之后，就无所谓得到或者失去了。因为他已经不再是他自己而只是一个玩物。于是，对一个人说不同的话，又对不同的人说相同的话。“我”所面对的“你”和“你”面对的“我”都消失了，都成了似曾相识的“他”。心灵因此变得困惑不定，感觉因此变得粗糙无比 ，最终陷入一种深深的焦虑之中。 不难看出，正是由于置身平面结构的社会，时尚才会浮出水面。我们知道，立体结构的社会毋许确证自身固然令人苦恼，但是平面结构的当代社会无从确证自身却同样令人苦恼。当代人出人意外地被抛掷在它所编织的社会梦幻之中，反把现实当成“虚假”。于是，人在其中越来越感到孤独、陌生，反过来要寻求庇护和归属。《出埃及记》载：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走出了埃及，而当摩西上山去领受上帝的戒命时，人们却无法容忍由于他暂时消失而出现的恐惧，以致不惜违背他的教导，作了一个金牛犊当作偶象去加以顶礼膜拜。当代文化追求的正是这“金牛犊”。它意味着某种普泛化了的集体仿同和闲暇追逐，是精神的松懈而不是精神的执着。因此，在当代文化中，这种对于平面的追求，多半不是借此得到什么，而是借此忘掉什么。而且，尽管在形式上逐新猎奇，但在实际上它却与真正的创新无缘（没有比随波逐流更为不严肃的生活了）。而时尚则正是当代文化的集中表现。它放弃了内在的自我需要，顺应于外在的社会需要，以虚假的主动性，宣扬着种种经过组装、供人消费的流行新潮（例如，“潇洒”就意味着用金钱造就的一种时尚形象）。在这当中，人们已经成为没有记忆、没有深度、没有历史的平面人。总之，可怕的非人性的物化世界与轻佻的无聊的游戏场所，这就是时尚在当代社会中的一体两面。 其次，是当代社会自身的从生产社会向消费社会的转型。在工业社会的初期，只有生产才是重要的，消费则被排除在外。２０世纪初，凯恩斯提出鼓励消费，以克服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这无疑是一个从使用价值转向交换价值的开端。从此，目的与需要之间出现了根本的矛盾。而在当代社会，消费则被进而认为比生产更为重要。当代社会也因此而被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命名为：消费社会。所谓消费社会，简单地说，是一个以生活必需品以外的消费为主的社会。在消费社会，不再是过去的需要造成商品，而是商品造成需要，消费本身也不再是有限的，而成为无限的。人们的消费行为从一种经济行为转向一种文化行为，而且，不是以商品本身为消费对象而是以形象化的商品为消费对象，甚至是以过剩的消费即为消费而消费作为消费对象（在此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当代社会的“消费”是以“浪费”来维持的）。人们都有这样的体会，在没进百货商店之前觉得自己目前并不需要什么商品，而在出百货商店之后，却发现自己开始需要其中所有的商品，无疑，这是把未来的虚拟的需要变成了当前的迫切需要。从而，消费对象不但制造出一种对于它的愿望，而且也制造出一种对于消费者的价值。消费者的下意识会时时提醒自己说：我已经习惯于拥有它，或者，我已经不习惯拥有它。这几乎可以称之为一种吸毒者的心态。这种心态显然并非必需，但是现在却已经不可或缺。这就像人们的“烟瘾”、“酒瘾”、“麻将瘾”，弗洛姆剖析得何其精辟：正是吸烟，才使得吸烟者的所有器官都有事可做。这样，消费的有限性就被突破了，转而趋向无穷的发展，甚至走向了无意义消费、为消费而消费（从我是什么到我有什么）。一次性的消费，一次性的筷子、一次性的塑料包装袋……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雅斯贝斯早已指出：“然而到最后个人不再为自己的需要去制造任何东西的时候，当每样东西只是用来满足暂时的需要，用完毕之后便丢弃时，当人们住的房子也是机器造的时候，当日常的工作不再成为劳动生活中的一部分时，那么便可以说，人已经丧失了他的世界。如此，他被迫随波逐流，失去了一切对过去或对未来历史连贯性的感知，人便不能保持作为人。生活秩序的普遍化，势将使真实世界中真实的人的生命降格为单纯的功能。”“这些必需品只不过是用金钱立刻就可换到的东西，它们缺少了那种由个人努力所造成的东西的芳香。消费品整批地供应，并消耗，用完之后便丢弃；它们随时可以替换，各种产品都一样好，在大量生产制造出来的东西中，人们并不想形成一个独特而宝贵的品质，也不想生产某种具有与超越时尚风格的东西或让人小心珍藏的东西。” 消费对象是否具有使用价值，本来是考察物品能否成为消费对象的价值尺度，但是现在哪怕仍旧具有使用价值，也要退出消费过程，转而成为垃圾。这，显然并非一种可持续性的消费观，而是“不求天长地久，只求一朝拥有”。结果，经济的发展的原则不再是“是否对人类有益”，而是“是否对经济发展自身有利”。时尚之为时尚，正是因此应运而生。消费并不真正需要的产品，正是时尚的根本特征 。我们看到，在时尚之中，人类从向心的生活转向离心的生活。不穿时尚的衣服，就是没有穿过衣服，不听时尚的音乐，就是没有听过音乐，不享受时尚的生活，就是没有享受生活……总之是处处疲于奔命（甚至没钱就去犯罪，有钱就去挥霍），以追求时尚为时尚。这，无疑正是与当代消费社会的特征完全一致的。 同时，还有必要指出，在当代消费社会， 时尚本身也正是消费的对象。也因此，不同于传统社会的时尚，在２０世纪，时尚本身也成为“炒作”、“策划”、“促销”的对象。在这方面，意大利时装设计大师范思哲在迈阿密自己家门口的遇害应该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一事件，竟然成为１９９７年最具轰动的新闻，倘若提前２０年，能在报缝中出现就不错了。那么，为什么一个裁缝竟然会成为设计大师？关键正在于他在推动时尚方面所起到的不可取代的作用。推而广之，在２０世纪，时尚的背后存在着一只看不见的手。时装设计师、时装发布会、时尚杂志、各类明星、超级模特、娱乐业、娱乐记者、电影电视、制片人、策划人、制造商、推销商……都可以称之为时尚的操纵者（传统社会一般认为只有妇女应对所谓的赶时尚负责。在中国甚至到了８０年代，也没有人借时尚赚钱，例如气功热中就还没有数不胜数的大师）。世界时装发布会的第一排往往要留给《女装时报》、《纽约时报》、《哈泼时尚》、《都会佳人》、《时尚》，等等，道理就在这里。例如《时尚》美国版，它的发行量为１３０万，凡是想打入美国市场的时装厂商，都必须在此亮相。而牛仔裤的流行，也与１９７９年斥资１６００万美元请当时年方二八的波姬•小丝做广告密切相关。在此意义上，我们应该说，在２０世纪，时尚绝非空穴来风，而实在是一个消费时代的最大陷阱，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一幕永远不会谢幕的城市假面喜剧。它使得大众失去了属于自己的眼睛，只能借助公用的眼睛去观看，但倘若不用这双眼睛，却又只能生活在黑暗之中。这样，当我们说时尚具备蝴蝶效应，大西洋东岸的一只蝴蝶扇动一下翅膀，太平洋西岸就酿成一场飙风；当我们说时尚就象一个魔方，魔方的每一个面都潜藏着某种可能，我们又必须时时提醒自己：当一场时尚的晚宴开始之时，我们不能不首先搞清楚，谁是其中的犹大？ 四 由上所述，我们看到，在２０世纪，所谓时尚，应该说，就是“一时之崇尚”。它不关心结果，只瞩目过程，不追求最终目标，只欣赏沿途风光。这，恰似那个每天都在推石头上山的西西弗斯，对于他来说，由于关注的只是推石头上山本身，因此，任何惩罚也就失去了意义。沉重因此而轻松，流行因此而成为时尚。然而，什么东西都有玩累的时候，何况，还有些东西是根本就不可以被亵玩的。这样，进入世纪之初，回眸百年来的时尚历程，我们不能不问：我们在时尚中的满足究竟是否能够补偿我们在社会生活中的损失？我们在时尚中又究竟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 必须承认，在２０世纪，时尚之为时尚，绝对并非一无是处。像历史上的所有时代一样，２０世纪同样也存在着对于时尚的种种咒骂、嘲弄、蔑视，然而，时尚却仍旧历经百年而不衰，其中肯定存在禀赋着人类本性的某种必然性，倘若简单地看作一种无比愚蠢的行为，无疑是不尽妥当的。事实上，时尚，可以称之为一个时代的晴雨表。它是一个时代充满生命活力、勇于探索的象征，也是人类社会的一大风景。时尚的诞生，源于人类的模仿心理与从众心态，也是人类社会行为的一种正常倾向。无论何时，在社会生活中时时关注社会群体的行为、兴趣、喜好的变化，都是每一个体在社会生活之中生存的基本方式。每一个体正是借助于这种努力才得以获得一种安全感，否则，他就会陷入一种焦虑状态，甚至会被社会所抛弃。再者，也正是在对于时尚的追逐中，个体才充分地激发起自身的创造性，实现了彼此之间的情感交流，由此，说一个社会的进步离不开对于时尚的追逐，应该说是丝毫也不算过分的。因此，片面地指责时尚为人类堕落的开始，是毫无道理的。康德说过：时髦的蠢人比不时髦的蠢人要好，应该说，确实如此。 然而，勇气往往也是一种诱惑人心的鸦片。倘若一味对时尚完全加以肯定，也未免武断之嫌。要知道，时尚虽然是一个时代充满生命活力、勇于探索的象征，也是人类社会的一大风景，然而毕竟同时也是一大陷阱。面对时尚，人类的最大苦恼无疑是：完全不追逐时尚，显然是落伍的开始；但假如一味追逐时尚，为追逐时尚而追逐时尚，却又难免会以丧失自我为代价，反而使自己成为时尚的对立面。以时髦始，以庸俗终，这，已经是无数追逐时尚者的血的教训了。看来，追逐不应成为关注时尚者的目的，关注时尚者的目的应该是超越。因此，以恐惧的心情看待时尚固然不足取，被时尚携裹而去同样也不足取。 而这就涉及到对于流行的深刻反省。时尚的根本缺憾，与当代社会中人类生命活动中的根本缺憾误密切相关。这就是：不再以生命的自由活动作为自己的存在方式，不再把生命的自由活动当做生命活动的根本目的，而是转而以与生命的自由活动背道而驰的狂欢、放纵作为生命活动的存在方式和根本目的。之所以如此，无疑由于人类生命活动自身的异化。这一点，不难从人类需要的异化中看出。我们知道，人类的自由内蕴于种种需要之中，正因为这样，人类需要的异化显然就会导致人类的本性的异化。遗憾的是，我们在现实社会中所看到的，正是这样的一幕。首先，是人类需要的贫乏化、病态化、功利化。人类的需要本来应该是既有其广度又有其深度的，然而现在深度却被丧失殆尽，仅仅成为一种平面化的广度追求。而人类的需要一旦丧失了深度，丧失了底蕴，悬浮于表面，就同时丧失了对于人类而言最可宝贵的自我肯定、自我确认、自我实现的自由追求，丧失了充实、愉快、尊严、崇高之类生命中“非如此不可”的“沉重”。其次，是人类需要的错位。人类的需要本来既服从于外在的需要，更服从于内在的需要，而现在却只服从外在的需要。这显然就是我们在前面已经批评的为消费而消费的消费观出现的根本原因。其结果，不但是人类自由本性的泯灭，而且是人类有限资源的极大破坏。就后者而言，人类在消费的名义下所做的一切，导致的恰恰是大量的资源的浪费。我们知道，人类与动物之间存在着一个根本差别，即动物只有食物需求，而人类还有非食物需求，这个非食物需求毫无限制，可以无穷开掘。例如，美国人在６５岁的一生中，消费资源的速度就竟然比印度人要快５００倍。因此，占人口总量２０％的发达国家消耗的能量却占了全球的８０％，而美国即便是浪费掉的能源也比占世界人口一半的穷人所实际使用的能源还要多。另一方面，人类为了满足自己的“食不厌精”的深加工方面的需要而频繁进行的不同能量层次之间的转换，所导致的能量的浪费就更加突出了。在生态学方面存在着一种“１０％递减率”的规律，意即生态系统中不同营养级之间能量转移的效率一般不超过１０％，其中９０％的能量在转化过程中消失了。为了满足人类的为消费而消费的需要而进行的大量的深加工，在这个方面所导致的浪费是极为惊人的。据统计，人类的消费量在１９００年可以供６００多亿人口，但是在世纪末却已经远非如此了。必须强调，人类的非自生能量是有数量限制的，可再生能量是有时间限制的，而毫无必要地更新换代，大量占有、消耗各种资源、能源，任意抛弃仍旧具有使用价值的物品，毫无节制地消耗自然资源、物质财富，却恰似一个完全打开的潘多拉魔盒，极大地损害着人类的生存。其三，是人类需要的满足手段的错位。为了满足需要，人类创造了一系列的满足手段，然而，现在这一系列的满足手段却反而成为目的。例如，本来金钱是爱情得以实现的满足手段，现在却是有金钱就有爱情，甚至是先有金钱后有爱情。 而人类生命活动自身的异化的最为集中的表现，则是符号的异化。对于作为工业社会中人类生命活动自身的异化的主要表现方式的物的异化（机器等人造物），人们往往比较熟悉，例如，人们都熟知那个在卓别林《摩登时代》中出现的机器异化的现象，然而对于作为信息社会中人类生命活动自身的异化的主要表现方式的符号的异化 ，却往往并不熟悉。事实上，在卓别林《摩登时代》中出现的那个机器异化的现象，现在已经大大缓解了，值得注意的是，符号异化的现象却大大突出了（这应该是哲学、美学研究的重大主题）。简单而言，符号异化与机器异化之间无疑也有其相同之处，这就是：反客为主、工具性压倒目的性。然而符号异化与机器异化之间无疑更有其不同之处，这就是：在机器异化中是起作用的是实实在在的机器，而在符号异化中却是真假易位、虚实混淆的符号。在信息时代，我们当然不能完全否定符号价值的正面作用，然而也必须看到，在符号价值中毕竟存在着“不追究其意义，只追究其用法”（维特根斯坦说）的偏颇，一旦出现异化，就必然导致人类生命活动中的一场场假面舞会。而沉沦于符号异化中的当代人，最终也势必成为一个个总是在模仿各种个性但偏偏实际又最无个性的“假人”。 与人类生命活动自身的异化相直接对应，时尚自身的根本缺憾就表现在，首先，就时尚的内在方面而言，是丧失了自由的个性。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应该说，时尚完全是心理自居倒错的结果。只有首先在心理上出现自居倒错，然后才可能出现时尚。这样，在时尚之中，人类自己的灵魂、个性、魅力都被无偿地出让。时尚成为人类生活的中心，而人类自己却丧失了一切。人们都纷纷像蛇蜕皮一样地悬搁灵魂而毫无吝惜之情，都争相成为时尚中的演员，但却从未意识到在时尚中事实上早已没有了观众。“美化”变成了“俗化”，“通俗化”变成了“庸俗化”。不赶时尚，人人有落伍之感，一旦跻身其中，又发现自己已经消失了，只好以追求时尚为时尚。而且，尽管从表面上看时尚是个性的代名词，然而实际上却并不如是。一切都只与时尚有关而不再与个性有关。时尚的胜利就是时尚的胜利，时尚的胜利只是时尚的胜利。丰富多彩的永远是形形色色的时尚，而人类自身却从来就没有什么丰富多彩可言，到处呈现而出的都只是呆板、单调。但是失落自我于时尚之中的人们却懵然不知，却错把时尚的胜利误解为个性的胜利，误解为自我的趣味、修养、格调、气质的胜利 。就以当代人津津乐道的“不同凡响”为例，弗洛姆曾作过精辟剖析：“他们生活于这样的幻觉中：我依照自己的看法、意愿行事，我是个人主义者，我的见解都是我独立思考的结果；我的想法的确与多数人的观点相同，但这纯属偶然巧合；人有同感，这恰好说明我的看法正确合理。不过，由于人们在心理上仍需要某种个性，他们总是要设法找到一些微不足道的差别来满足这种心理；在手提包、毛衣或银行出纳员的名牌上标记的名字，拥护民主党而反对共和党，加入麋社而非圣坛社，诸如此类的玩意儿都成了他们借以表达相互间个性差异的手段。流俗的广告术语‘不同凡响’最典型地说明了人们多么狂热地需要表现出自己与众不同，尽管他们之间实际上几乎毫无差别可言。” 事实上，对于时尚，我们也可以做如是观。 其次，就时尚的外在方面而言，是丧失了自由的世界。物质社会的发达，并没有使人类随遇而安，也没有给人类带来一种在家的感觉，却反而导致了自由个性的丧失，这无疑会淘尽人类的灵魂，导致一片内在的苍白和想象力的阙失。人类不再为内心而生活，意义、目标、价值转而成为贬义词，势必沦为精神乞丐，也势必终生离家出走，在街头狂奔，在商场漂泊，无休无止地一次次包装自我的形象，想方设法地向人们证实自己“自己是什么或者拥有什么”，以免被社会所冷淡，并且最终委身于花花绿绿的物质世界（甚至人与世界之间的唯一联系也只是购物）。而时尚的缺憾也恰恰由此而生。“桃花终日随流水，洞在清溪何处边？”时尚作为人类的藏身之所，处处以“适时”为目标（时尚只有做给别人看才有意义）。在时尚中，我们失去了与消费对象的真正联系，被允诺的快乐根本就不存在。我们只是在消费一个作为幻象的时尚，我们的口味、身体都被排斥在时尚之外。消费活动不再是一种有意义的、有人性的、有创造性的活动，而成为一种被异化了的活动。人类就像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一个时尚饥饿者，永远被更新的商品、更新的可能性所迷惑，永远被购买最新的时尚用品所引诱，永远感到饥饿、不满足，永远张开嘴吸收给予他的一切，把当代社会强迫他接受的东西都通通接受过来。唯一的目标就是拥有更多的东西，使用更多的东西。吃东西、买东西、玩东西，但却都不是为了需要吃、买、玩，而是为了驱散心头的焦虑。换言之，消费本身成为目的，它与买来并且消费、享受的东西没有关系。对于形形色色的物品，我们也根本没有使用的欲望，而只有占有的欲望（甚至是看到别人的欲望得到了满足才被唤起了的占有欲望）。人类成为贪婪的消费机器。他之所以需要那些东西，只是为了要“有”。一切都是过眼烟云，唯独强烈的物质消费欲望经久不息；一切只与是否“新潮”、“刺激”、“派”、“酷”、“潇洒”有关， 而与内心无关。传统的拥有商品的方式逐渐消失了，对于物品的珍惜、爱护之情也逐渐消失了。不是用到不能再用为止，而是即买即扔，即用即扔。 在此意义上，显而易见，所谓时尚，无异于一个使人类变得懒惰、消极的天堂。人们在其中既是出卖商品的买主，又是被在市场上出卖的商品，而且命中注定是无法自主的。时尚中人就是无个性但又总是在模仿别人的当代人，异化于自己、异化于同类、异化于自然，为得到时尚的认可而兴奋，又为无法得到时尚的认可而沮丧。其中的关键是，人们已经无法对 自己准确地进行评价，因为自我的价值已经不是由自我的本质构成，而是由外在的世界构成。因此，对于自我的估价肯定就是靠不住的，要不断地靠“他人”来证实。结果，自我以及自我所创造的东西，变成了外在的、与他自身脱离的东西，变成了供他人判断的和使用的东西。这样，他的自我评价就被动摇了，转而需要依靠他人对自己的看法。同喜同悲同生同死，共同承担责任也共同推卸责任，我和我的角色被分离了，我的自我被我所能卖到的价格所构成，“我就是我”转而成为“我就是你所需要的”。人们关心的已经不是如何通过自己的力量去自我实现，而是如何在出卖自我的过程中获得成功、认可。声望、地位、成就以及在他人眼中自己所是的样子，变得至关重要。永远在希望，也永远在失望，永远期待着从别人的眼睛中来看自己。本来，人们在客观上已经成了不属于他的外在世界的奴仆，但是在主观上却还自以为是受自我的力量所驱使，这，就是时尚的秘密之所在。 最后，就时尚的根本内涵而言，是丧失了自由本身。不言而喻，正如人类文化乃至人类对于时尚的追求一样，当代文化乃至人类对于当代时尚的追求同样是对于人类的对于自由的追求的回应。而自由，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它包括对于必然性以及客观性、物质性的抗争，以及对于超越性以及与之相关的主观性、理想性的超越两个方面。而２０世纪文化正是转向片面关注对于超越性以及与之相关的主观性、理想性的超越，是从片面认识必然转向片面体验自由，是对自由的享受。其结果，就是导向“非如此不可”的“轻松”。显然，面对这一“非如此不可”的“轻松”，正确的选择只能是生命的执着与精神的恪守，尽管这必将是智慧的痛苦、灵魂的长旅。然而，时尚之为时尚却并非如此，它所作出的选择是：逃避自由。自由本来应该是一种负担，然而在时尚那里却表现为一种格外的轻松。这是一种生命的放纵、精神的放逐。既然怎么都不行，最终必然就是怎么都行。从表面看，时尚往往十分“潇洒”，然而实际上这“潇洒”却无非是用一种故做轻松的姿态来掩饰内在的空虚。它固然表现为一种竭力去修饰空洞灵魂的不懈努力，但是这努力却并非去消除空洞的根源，而是转而把对于空洞的感受消解掉了，因而事实上只是精神萎缩的标志。空虚灵魂的自慰器，温情脉脉的梦乡，失去目标的尴尬，这，就是时尚之为时尚！ 当垮掉的一代的代表、诗人金斯堡的诗歌印刷出版的时候，另外一位诗人曾经在序言中对读者说：女士们，请提起你们的裙摆，我们就要经过地狱了！ 面对时尚的今日风行，是否也应该说：人们，请睁大你们的眼睛，我们也就要经过地狱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