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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看，音乐是一种权力技术，它的根本功能性是纯粹秩序。在此基础上审视“高雅音乐”，会发现高雅的空洞性。也是在这个基础上，“低俗的”流行音乐的意义就浮现出来。高雅的音乐文化的基础是高雅的社会生活，走向灵魂的高贵和姿态的优雅，不仅要警惕低俗的流行音乐，也要警惕被命名为“高雅”的“高雅音乐”。 [关键词]流行音乐；高雅音乐；权力技术；文化结构 在贾克·阿达利的《噪音：音乐的政治经济学》看来，音乐是世界之本。面前的这个世界不是给眼睛观看的，而是给耳朵倾听的；世界用眼睛看不清，用耳朵却可以听得懂。音乐具有先知的能力，预示了世界的未来；音乐不仅是一个研究对象，而是体认世界的一种途径；现成的经济学原理、社会学原理、政治学原理已经无法描述和表达我们的前途，而音乐可以。音乐中，有这个世界的真实。 一、音乐是一种权力技术 音乐不仅是一种有秩序的声音，而且“它的根本功能性是纯粹秩序”。它必被社会秩序利用，它必反映社会秩序。在“全能政体”（totalitarianism），权力不仅是最大的、甚至是唯一的社会秩序。这时候，音乐的存在理由即：它是权力技术的组成。 阿达利认为音乐有三种功能：让大众遗忘，让大众相信，让大众沉寂。这三种情形中，音乐都是权力的工具：当用来使大众忘却暴力的恐惧时，它是仪式权力的工具；当用来使大众相信秩序与和谐时，它是再现权力的工具；当用来消灭反对的声音时，它是官僚权力的工具。 “礼乐刑政，其极一也”（司马迁《史记》）。“音乐自存在以来一直是一种杀戮权力独占的一种拟像，一种仪式性谋杀的拟像”，音乐的符码模仿了社会接受的规则，音乐的落实，也是权力的显身。“它们的形式、来源和角色都随着、也藉着权力系统的转变而变化”。于是，音乐被用来组织社会，维持秩序，镇压边缘，收服异己。 古代社会，人们生活在各种各样的恐惧之中，所有的社会都建立起宗教的或政治的权力，通过对某一“牺牲”（替罪羊）的认定，来在仪式上结束恐惧的流传和暴力的扩散，从而获得安定的秩序。音乐作为有秩序的声音，当然要被最大的秩序——权力利用。在音乐带来的有秩序的声音信息之下，人们对这个世界的不确定感降低。那些增强不确定感（怀疑论）的音乐，被命名为“噪音”，遭到驱逐。 在古代中国，礼乐制度使音乐彻底成为维护等级制度、统治秩序的工具，帝王钦定音乐内容和表演形式，“以和为美”来维系统治秩序，而禁止那些扰乱民心的郑卫“靡靡之音”。在中世纪欧洲，教廷颁布法令（一二○九年亚威农会议），“在圣诞节日前夕，教堂禁止演出任何剧场舞蹈、不入流的娱乐、歌者聚会，或者世俗歌曲，这一切都会挑动听者的灵魂犯罪。”噪音被清除，安定就在清除仪式后获得了认定和加强。 这种技术被各种社会形式运用，当然名号更堂皇、衣装更华丽。冷战时期美国对摇滚的限制，二战时期日本对爵士的限制，中国大陆1949年后对全部流行音乐的限制，都是如此。区别在于，美国的限制没有效果，因为它的权力是受限的。 古典音乐（classic music）天然和统治秩序契合。一个指挥，诸多人各司其职，奏出悦耳的声音。就像一台机器，贯彻通畅，咬合紧密，行动有序。欣赏古典音乐简直就是参加国家仪式的演练：衣着庄重，举止得体，正襟危坐，肃穆聆听，热情鼓掌；同时，音乐到底在讲些什么，不需要讲得清，只需要知道它是正确的，甚至是高贵的、优雅的。 “民族音乐”是个怪怪的说法，在英语中难以找到对应的词语。“folk music”（民间音乐）？可是我们的民族音乐早已告别江湖之远，而欣欣然居于庙堂之上。“music of ethnic group（族群、社群）”？听着是像是“社会音乐”，和我们强调的民族国家相距甚远。“national music”（民族音乐、国家音乐）？英语中很少用到。“民族”本身就是权力笼罩下的歧义丛生，“民族音乐”也只能是权力操作后的歧义丛生的语言呈现。但是权力不用管这些，只需要“民族音乐”的形式和功能是清晰的：运用了本土的传统曲调和乐器，借用了古典音乐的配器和作曲法和表演方式，“弘扬民族文化”，“加强民族认同”。 流行音乐（popular music）就不一样了。流行音乐不是“流行的音乐”，而是和世俗化的音调、摇曳动荡的节奏这些大众（popular）趣味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国歌的作者聂耳斥之为“鲜艳肉欲”，左翼文艺家冠名为“黄色歌曲”、“资产阶级音乐”、“流氓无产阶级音乐”，有三十年被整体消灭，1980年唱《乡恋》、《军港之夜》还被套上“靡靡之音”的帽子，1990年是清洗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要对象……流行音乐发展出另一套“狂热崇拜的工具”，“爆发出不受约束的暴力”，如今它被挑选出来充当时代的祭品，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流行音乐是今天的噪音，并且是有蛊惑力的噪音，权力需要它成为“牺牲”。 全能政体不约而同保持了对维护音乐主调、主旋律的关切，异口同声地宣布查禁噪音是必需的，因为噪音代表着对文化自主的要求、对差异与边缘游离的支持——于是，它成为“低俗音乐”、“资产阶级艺术”（美国保守势力则指责摇滚为“社会主义艺术”）、“靡靡之音”。 二、“高雅”是一个空洞的概念 高雅音乐是权力仪式的重要组成。 全能政权中的权力并不媚俗，它高高在上，只是在有限需要的时候做一下有限的亲民表演。绝大多数时间，它神秘、沉默。苏联时期的意识形态主管日丹诺夫说过：“音乐作为一项政治压制工具，必须是安详、令人心安平静的”。这样的音乐被规定为“高雅”，相反，个人本位的令人愉悦、刺激、放松的音乐则是低俗的，被摒除在权力的仪式之外。 归顺秩序就会被命名为“高雅”，在秩序中获得位置，所以一些流行音乐也会模拟仪式以获得推广。比如《大中国》、《红旗飘飘》、《国家》、《今儿真高兴》等等，虽然被诸多无权者诟病，但是依然能在各处的仪式中红火上演。市场不可谓不重要，但“市场他爸叫李刚”，“李刚”比市场厉害很多。 “李刚”的眼中，高雅程度也就是音乐符码和权力符码之间的相契程度。高雅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不同的人往里面填充的东西不同。文化主管部门往里面填充的是《黄河》、《茉莉花》、《思乡曲》、《红色恋人》，王西麟《第三交响曲》这样的结构、形式、内涵更为精心和崇高的交响乐，则被摒除在外。在现有秩序中，以高雅文化为名号的文化行动，最终总是成为单纯的政治表演——高雅文化的驱动力本就是权力。不改变这种结构，就不会有其他结果。 “意义的欠缺是技术官僚权力合法的一个必要条件”。音乐的无意义在权力面前成为仅有的意义。歌功颂德也是无意义的——权力不会注重超越性的存在，它本就超越一切、规定一切。权力注重的只是是否“听话”，正如“指鹿为马”的典故。高雅是和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联系在一起的，这样的意义恰恰是为权力所恐惧的。当音乐的高雅和低俗的定义来自于“相关部门”而不是社会力量、公共话语，高雅和低俗都失去意义，在这个进程中都不过是权力在行动。高雅音乐会已经成为政治实践在社会中的自然延续。那是确认欣赏倾向、自身地位、文化素质的一个场所，音乐会从而成为权力表演的场所；人们不是作为一个艺术学意义上的听众，而是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听众存在。 即便假设柏拉图国家主义的“理想国”是可行的，权力话语中“高雅音乐”是正义的，那么高雅消灭低俗之后，会不会到达高雅的“理想国”？答案是明确的：不会。 首先，对“高雅”的认定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公安机关和法院还广泛存在连“诽谤罪”是属于自诉法律程序还是公诉法律程序都分不清的情况（参看“彭水词案”、“吴忠诽谤案”、“河南王帅帖案”、“山西稷山文案”等），让文化管理者分清音乐的高雅和低俗，真是为难。 其次，在实践上，被认定的高雅往往堕入不堪。权力具有洁癖，绝对的权力具有绝对的洁癖。八个样板戏倒是“高雅”，不过高雅到李玉和无父无母无妻无儿（《红灯记》）、唯一让人联想到夫妻关系的阿庆嫂其丈夫阿庆也要去跑单帮（《沙家浜》），怕是连人性都丢了。身边的例子还很多：《神州颂》曾被各方媒体奉为形式和内容结合的高雅典范、艺术和市场结合的超级榜样，但在王益被逮捕法办之后，留下的不过是“作者”不识谱、“高雅”作曲家当枪手、音乐不过是“大路货”的一地鸡毛。 再次，权力话语下的高雅文化的独尊，只能是一场灾难——不仅是文化灾难。以文化之名实施的对低俗的围剿，本质是一种权力扩充的3途径。更为可怕的是，“我花开罢百花杀”、官方文化之外再无文化还不是终点。权力需要制造敌人，借以凝聚人心。敌人越来越重要，“我们”和“高雅”越来越暧昧，“羔羊变成了模范”，这只是第一步。权力必须走向第二步：在内部之中制造敌人，“高雅”内分出低俗（比如对《告诉我，来自祖国的风》、《九九艳阳天》、《军港之夜》这样的“歌德”歌曲和纯音乐、“无标题音乐”、“无调性音乐”展开围剿）。本性贪婪的绝对权力之下，不仅寸草不生、无民可牧，而且自我倾轧、自我吞噬。 媚俗固不可敬，但媚权更可怕。规模更大的媚俗，当然是媚权力之俗，因为权力最大。在老百姓的生活中，低俗成不了什么“大事”，但是高雅会，“高大全”会笼罩四野，样板音乐会成为唯一标准。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我们又这么聪明。高雅到后面恐怕和灵魂的高贵、姿态的优雅全然无关，而成了匍匐的、被任命的“高雅”。有心计的高雅，比没心灵的低俗更腻歪。 需要提及的还有，现在的“低俗”现象，不妨是“高雅”推行的结果。被管制的社会不会诞生高贵优雅的文化，因为传播给不高雅人士的东西本质上不可能是不高雅之外的东西。即便他在表面上接受高雅，实质上也是以不高雅的方式。整顿后的声音据说高雅了，但是本就羸弱的社会在文化净化中也更加猥琐和无助了。在强力推行高雅的同时，人们欣赏高雅的能力恰恰会进一步退化，堕入绝对低俗的梦魇。比如网络BBS、微博等被“高雅”后，是更低俗的娱乐化。民间丧失了拥有高贵、优雅的机会，媒体又要追求收视率，只能使出低俗的伎俩。“高雅”总是这样的结果，闹剧总是这样一再“从头再来”，只是城头旗帜上的“赵钱孙李”一再变幻，如此而已。 三、“低俗”的意义 美国伟大的民谣歌手、著名的左翼人士伍迪·格斯里说，“一首民歌应该是关于什么是错的，以及如何修补；关于谁是饥饿的，而他的嘴在哪里；关于谁失去工作，而机会在哪里；关于谁破产了，而钱在哪里；关于谁带着枪，而和平在哪里。”这些曾有过社会主义理想的歌者的眼中，音乐并不高雅，就是身边的生活。 当左翼都开始“高雅”，那一定是只有左翼，没有右翼与之平衡的时候。但是只有一翼的鸟飞不起来，它只好趔趄在市场经济的大地上。这时候，不但“计划”可以为他们提供温饱、财富和荣誉，市场同样可以，那么面向市场的冲动就不可抑制——毕竟市场更自由。“高雅的”的颂歌体只存在划定的圈中，市场上却是宽容的，雅俗共生，鱼龙混杂，风生水起。艺术可以理想（所以并不拒绝高雅）， 而社会发展必须现实（所以要允许“低俗”）。 在复制时代，音乐的节庆性必定会被可亲性代替。在网络时代，音乐的可亲性不可遏制。在现有的“群众基础”之上，“可亲性”与“低俗”关系紧密——我们缺少高贵、优雅的人来和高雅音乐亲近。社会没有发展到高雅的程度，低俗就不会消除，没有低俗音乐，人们转到的其他地方或许更可怕。 音乐接受的民主化阶段必然会带来低俗，我们的问题还不是像西方社会在于民主过头，而是远远不够。我们行走在卡夫丁峡谷之中，不可能揪着自己脱离地面。这是我们必经的阶段，理想化的“跨越”会把脚踝崴伤。 黄钟锵锵有声，也要允许瓦釜喑哑呜咽，想想黄钟又哪是升斗小民尝试得起的？清除低俗的时候，不用说把一些极具价值的音乐给消灭了，更重要的是，升斗小民的话语权被剥夺了。音乐是以一种表达和沟通的方式，如果有低俗存在，就有低俗的音乐存在。这种情况并不值得赞赏，比这更不值得赞赏的是，低俗存在但是低俗的音乐不存在。另外，这个社会的噪音很大程度上恰恰是权力造成的，权力难以自我约束，那么它转而约束声音中的噪音，完成“低俗被消灭”的拟像。这只会带来更深重的噪音和低俗。 假如权力切实是由民主赋予，权力切实是在完成服务而不是管理的职责，噪音也不会消除；即便千万年后理想社会切实来临，噪音也不会消除。因为，人生而悲苦，任何一个个体都将奔往唯一的归宿、无尽的黑暗——死亡。除非人是长生不老，否则“低俗的噪音”就不会灭绝。 音乐的活力，不是摆在那里图好看的。而有活力的音乐，不免要和百姓的日常生活所思所感结合起来，不免“俗”了起来。回避黑暗，只会更加黑暗；禁止低俗，只会更加低俗。阿多诺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可耻的”，这里的诗正是高雅的代表。也有人说，“奥斯维辛之后，不写诗是可耻的”，只是这诗已经不是高大全伟光正，只是这诗在强权看来很低俗，只是这诗充满了对苦难和死亡的抗拒以及受刑时的尖叫，不中听、很低俗。鲍勃·迪伦形容的自己的歌曲“不容易入耳”、“不友善”、“乖僻”，但正是这些音乐，组成了20世纪流行音乐中最闪光的部分，组成了人类的光荣史。痛苦的“嚎叫”中，有不屈的精神在。遗憾的不是我们的音乐中噪音太多，而恰恰是缺少这样的噪音。 伟大的艺术并不总是来自光明，恰恰相反，它往往来源于对黑暗的体悟。重要的是，我们在黑暗中艰难向往光明，而不是白痴式的在所谓光明中歌颂光明。听听民乐《步步高》或者交响曲《田园》当然有趣，来两段低俗的摇滚乐也没必要去横加指责。其实权力何曾真心向雅？男女授受不亲的高雅时代，掌权者有几个不是三妻四妾？州官放火也没办法，还请恩准百姓点灯。 愤怒、忧虑、茫然、无所适从，虽然“低俗”，却不虚饰，不让丑恶光明地笼罩天下。这正是低俗音乐的意义。没有忧郁、没有愤怒、没有沉思、没有直面现实、黑暗与死亡的文化，如何会是卓越的文化？长歌当哭，对酒当歌，俗则俗矣，却有独立与自由的气息在。 即便把人类视为机器，把人视为螺丝钉，也要认识到：机器发展到今天已经无比复杂，千篇一律的标准配件无法组装出来一部机器；即便螺丝钉不需要娱乐，也需要休闲。面对复杂的、荒诞的世界，面对必将堕入永恒黑暗空虚的生命，敏感的心灵，绝对不是高大全所能抚慰得了的。假如人人都听交响乐，看文艺片，读哲学，喝白开水，谈柏拉图恋爱，高雅则高雅矣，然而不仅像精神病，而且连人类都无法延续了。 四、如何高雅？ 历史一再证明，就文化而言，“管”是“管”不出一个好结果的。从“选秀”到“营业性演出”，广电局、文化部、宣传部等等“相关部门”的“管理”从来没有缺少过。对于从未独立过的流行音乐来说，低俗只是国家意志和社会情绪在流行音乐中的一种反映，你把低俗的流行音乐甚至全部流行音乐都管没了也不会变好。我们有三十年是完全删除流行音乐的，那样的情境值得推崇吗？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相关管理部门不得不允许流行音乐的存在；在政治主导的条件下，又要求它一心歌德。结果就是，优秀的提升人们生命感受能力的流行音乐恰恰不能出现，煽情的甚至色情的流行音乐因为具有商业价值恰恰大行其道。造成流行音乐低俗局面的，恰恰是管理本身。 流行音乐的低俗问题是民主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必须通过民主的进一步发展来解决，发展人们的主体性，提高认识能力、审美能力和历史责任感，使社会文化环境适合于产生优秀的流行音乐文化。社会文化环境的恶化并不是缺少管理，而是体制性的，是管理本身出了问题。流行音乐审美能力的提高，是一系列开放行为的结果，是各种社会力量在开放中博弈的结果，而不可能是一个政体通过努力达到一个公认的标准的过程——计划经济和计划社会的失败已经告诉了我们。 没有高雅的社会文化环境，就不会有高雅的音乐文化。高雅文化得以实现的根本是国民具有高雅的生活，良好的民情和国民良好的音乐审美能力，才是高雅音乐发展的基础。就文化而言，其发展需要的不是权力的进入而是退出。现代国家是去道德化的，不用去负担高雅还是低俗的责任。现代政府是有限政府，它是调节利益的，而不能把文化也包下来。调节利益不仅不能诉诸道德，而且道德往往还有掩饰利益的作用。利益调节要靠制度，制度的设计重要的是公民的独立思考和理性参与。国家权力对低俗音乐的围剿，显示了国家的道德化（这是一个前现代社会的命题）和禁欲主义化（这是一个宗教的命题）。 管制之下，社会丧失自主性，从而丧失自觉性，从而丧失自我修复、自我净化的能力，从而为“被管制”增加合理性。周而复始，陷入怪圈，不仅民间话语丧失影响力，并且民间对国家话语也产生了疏离。没有自主的灵魂，能够接受的高雅必定是形式上的和规定的高雅，和崇高的灵魂、优雅的姿态无关。恰恰是“纯粹为了一己的享乐”，才能建立起自己与世界的真实联系，不为外物外力所役。以声音的形式，表达个人对世界的独特的感受。这种感受可能高雅可能低俗，但是和生命体验力有关的，而不是和外在压力有关的。不尊重自己的人，不会尊重别人；把自己视为工具的人，当然会把世间一切甚至上帝视为工具。先乐己，再乐人，与人、社会建立起愉乐的关系。音乐活动中不自主的快感很大程度上既与音乐无关，也通常会给他人、社会带来压力。 一个有文化、尊重文化的国家，是提供个人发展文化的地方。国家为人们提供有尊严的生活，让有尊严的人去创造音乐，而不是由国家生产音乐。文化，当然不能说和国家、政府无关，但是却不能由国家、政府制定。那样的礼治正和宣称的“法治”背道而驰。规则意识远远比高雅重要，规则面前民众要遵守，执法者更要遵守。经常会听到人们说，“好政策遇到坏执行”，在我看来，政策的好坏与高雅或低俗无关，甚至与公正或偏狭无关，而和是否有公民的充分参与有关；执行的好坏与彻底或敷衍无关，甚至与奉献或贪婪无关，而和是否有第三方充分监督有关。政府改革的目标是从传统的管理行政转向公共行政、服务行政，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治理需要发挥社会力量（非政府组织）的作用。没有公正利益调节的制度、法治和社会自治，高雅不仅发挥不出美好，而且会造成人格的分裂和社会的分裂。 文化结构比“高雅”重要，这时候需要抛弃整齐主义。俗民也有文化权利，文化发展都是文化对话的结果，比如春秋的“百家争鸣”，清末的“中西碰撞”。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时候都是礼乐制度失效的时候。这也显示出来，虽然我们渴望权力为文化发展提供支持和服务，但是自上而下的权力总是倾向于钳制文化。 高雅音乐的发展，有赖于和异质音乐的对话，而不是自我复制——自我复制必定是粗鄙的伪美感文化。没有博弈，就诞生不出来深刻，没有深刻的高雅，只会是傻瓜式高雅。饮食男女，食色性也，面对艰难的活命，自然会有低俗的需要；面对必将消失的生命，自然会有超越的需要。高雅和低俗，如果不为外物所役，本可以对话、转换、和谐共处。学生有当学生的累，官员有当官员的累，矿工有当矿工的累，白领有当白领的累，去低俗地放松一下本无伤大雅，倒是非要被正襟危坐去欣赏“高雅”的表演，会败了我们向往高雅的胃口，伤了低俗生活和高雅艺术之间的和气。 五、警惕低俗，也警惕高雅 有正义感是好事，不过认清什么是正义却需要智力，不必从“高雅”的字眼中就推导出“正确”的结论。何不向社会生活印证一下电视报纸上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的文化管理部门推广的“高雅”到底是什么？“马照跑舞照跳”的低俗的娱乐场所的后台又是什么？音乐中出现低俗的现象，虽然不值得赞赏，但是心急火燎地拿起“管理”的大棒并没有必要。处处遭受凌辱在生存危机边缘徘徊的底层也有统治阶级的思维，一看到“高雅”这等字眼就兴奋，立马想阿Q般拿起来在旁人身上演示一番，好像操一口威权话语自己也即威权了似的。殊不知，用一种专制摧毁另一种专制，获得的还是专制——三重的专制。 音乐依着权势行走，无论高雅还是低俗，都是让人高兴不起来的。高雅是一种人文精神，还是以人文的方式而不是行政的方式来进行吧。高雅和低俗也不用打架，它们其实有着共同的事业：反对异化。所以，是否符合某一权力单位的正确的高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面前的音乐先要完成“自主表达”的基本目标。首先，音乐是真诚的，而不管高雅还是低俗。再者，音乐是一种沟通方式，而不是一种压制方式，无论这种压制是高雅还是低俗。然后，音乐是一种结构，这种结构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只有高雅去压制低俗或者只有低俗而丧失对高雅的想象，都是偏狭的；同时，音乐以自己的方式与外在世界构成更大的结构，它可以与各种力量化合。 音乐的高雅与低俗不是由国家机构来定义，也不是由媒体来定义，而是由一个个自由的心灵来定义。每个人都有权去选择，有权去倾听契合自己灵魂的声音，有权去谱写自己的生命之歌，到底最终呈现出来的音乐形式是高雅的还是低俗的，又有多重要呢？民主化的过程，也是文化生产力得到解放的过程，虽然所谓俗文化的数量超过了雅文化，但是这时候的雅文化也比“高雅的黄金时代”数量要多、质量要高。 交互的权力允许人发言，说服人相信；单向度的权力中，噪音控制才是重点。低俗的肉欲被剪去，同时被减去的，还有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考。醉翁之意不在酒，权力总有潜台词，只看到台面上的口号就激动得好像看到福音降临，这正是权力乐见并极力促成的。在官方高雅文化崇拜意识浓烈的国家，给民间俗文化甚至低俗文化争取生存空间，显得更有意义。如果民间俗文化丧失自主发展的能力，则政治学下的商业文化、意识形态学下的大众传媒文化会以它们不可一世的方式把庸俗低俗媚俗大力铺陈开来，卓越、高贵、优雅只会愈来愈远，粗鄙必将统治一切。 千百年来，“大一统”的高雅文化也就这样走过来了。但是，面对一个全球化的世道，十九世纪已经行不通的控制方式，如何可能在二十一世纪有效？文化被视为一种“软实力”是在国际视野中的一种定位，这种认识虽然偏颇，但也揭示了一个事实：国家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文化的发展，以一种控制的方式对待文化，会使国家丧失在国际上的地位。国家权力自身的扩张，恰恰带来在世界权力格局中的萎缩，在与国际的交往中丧失权利。现实中，不断强调统一的文艺思想，总是在不断的分化中遭遇危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这是规律；思想不自由则文艺无发展，民众无权则国家受辱，这也是规律。音乐不过是音乐，低俗一点天塌不下来。真正的问题不能成为话题，更不能成为命题，这才可怕。 大家虽然喜欢甚至享受低俗，但是保持着对低俗的警惕。反而是在“高雅”面前，丧失了起码的怀疑能力。如同“伪善”比丑恶更加可恶一样，有时候，“高雅”比低俗更为可怕：一经出台就成了不言自明的公理，而另一方完全没有了辩护的权利。十几年来我一直在高校里讲授“高雅音乐”，我向往高雅。然而，独占性秩序而非竞争性秩序中的高雅，不仅自身总是走向不堪，而且即便不走向不堪也还是不能提高人们的音乐素质——没有选择和鉴别，哪里来的什么品位？低俗被禁止，高雅必虚伪。 交易的关系诞生低俗音乐，主奴的关系诞生高雅音乐，在这种意义上，高雅音乐更值得警惕。我欣赏小国寡民、自给自足的音乐作品，但是同时认为，不通过工商文化的卡夫丁峡谷就不可能到达幸福的彼岸。我们就处在这个发展阶段。在强力推行的高雅（即便是真正的高雅而不是被命名为“高雅”）和社会情绪自由表达的低俗（即便是真正的低俗而不是被命名为“低俗”）之间，我站在低俗这边——当然，我对那些在尘世间自主追求高雅的人心存敬意。 参考文献 [法]贾克·阿达利：《噪音：音乐的政治经济学》，宋素凤、翁桂堂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0页。 作者简介：张燚，中国传媒大学博士后，河南理工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音乐文化产业研究所所长，研究方向为民族音乐学与流行音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