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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卡伦·索恩伯（Karen Laura Thornber，汉名唐丽园），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的副教授、研究生主任。首部著作《运动中的文本帝国：日本文学在中国、韩国以及台湾的跨文化影响》（ 哈佛大学出版社2009），获约翰·惠特尼霍尔亚洲研究图书奖（2011年），该书被认为是关于日本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出类拔萃的英语语言书籍。索恩伯女士目前从事的研究方向是战后东亚、南亚、东南亚、中东以及非洲之间的文化流动。 本文选自卡伦·索恩伯2011年12月20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举办的讲座《大江健三郎：区域、全球和核问题的书写者》。 2011年3月，日本东北部发生了地震、海啸和核泄漏。仅仅过去两周时间，一篇题为“历史重演”的文章便在《纽约客》（The New Yorker）上刊载出来，作者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他在文章中重申其一贯坚持的主张——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都应该“尊重人类的生命”（《纽约客》（在线网）2011年3月28日）。对于大江而言，人类生命的缩影长时期地体现在“被爆者”，即原子弹受害者的身上。早在大约五十年前发表的《广岛札记》（1965）中，大江就曾有感于广岛幸存者身上体现出来的尊严，并对此致以崇高的敬意，他写道： 在这片土地上，最坏的绝望、无可救药的疯狂的种子，在不断地萌芽滋生。但是，我却见到了不屈的人们……尤其是那些没有确切希望的地方，我反而经常听到一些人坚持正气、意志坚强的声音。（《广岛札记》，翁家慧译） 原子弹爆炸中的幸存者在《广岛札记》中被赞扬为“未向任何事物屈服的人们”。大江造访广岛是在这座城市遭受原子弹轰炸的二十年后，在那里，大江相信自己“找到了思考人类正统性的具体线索”。因而，2011年3月大江“历史重演”一文的发表属于意料之中的事。他坚持认为，重建核反应堆是对人类生命的无视，将会成为“对广岛受害者记忆最严重的背叛”，希望“由福岛的设备引发的事故可以让日本人重新联想起广岛和长崎的受害者，认识到核能带来的危险，由此彻底地终结核能组织机构鼓吹的核能具有威慑效果这些假象”。他断言，死亡正虎视眈眈地觊觎日本人，迫使他们不得不尊重战后人道主义理想。 《纽约客》文章的焦点关注的是一种连接，在想象和现实之间，在当代日本人和已经去世的原子弹受害人之间的纽带，这条纽带作为敬重人类生命最重要的发动机或能量。大江呼吁国人“认识核能的危险，彻底地终结核能组织机构鼓吹的核能具有威慑效果这些假象”。 针对福岛灾难带来的严重后果，大江自然会提到关于原子弹受害者的记忆。他总结说：“透过由三种人群构成的三棱镜，我们可以窥见日本最近的历史：一群人死于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轰炸；一群人暴露在比基尼环礁的氢弹测试（Bikini tests）当中；另一群人则在核设备的事故当中受害。”换句话说，大江长年累月地思考一个问题：“日本人”同“核”之间的关系“亲”如手足，根据这层关系可以检验日本的历史，从而突出修正“日本人”和“核”之间关系的刻不容缓。 将“当代”日本人与“死亡的”日本人连接起来从而去激励前者，让他们为“未来”谋益处，造福于全球社会，从一定程度上说，这种提法本身没有任何问题。但是这么做又存在着很大的风险，至少可以说有失公平，尤其对于中国大陆、台湾地区、韩国人民以及其他曾受日本虐待的亚洲人民而言，这么做并不公正。 无论是撰写于日本东北部灾难发生后不到20天的“历史重演”，还是发表于原子弹轰炸二十年后的《广岛札记》，均没有留以足够的空间来反思日本人在亚洲犯下的罪行。我们发现，在《广岛札记》中出现一个词组——“道德主义者的广岛”，大江声称原子弹受害者是“道德主义者”，这些人理解与深层道德密切相关的具体词汇，例如“勇气、希望、诚实和悲惨的死亡”。因为他们经历了“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为残酷的岁月”，而且此后一直在痛苦的煎熬中持续忍耐着。 声称原子弹轰炸和其后的日子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为残酷的岁月”这样的语句和其中饱含的情绪，在原子弹余波发生的瞬间姑且可以理解，但在二十年之后依然发出这样的慨叹就完全没有必要了。毕竟，这样的情绪对于由其他众多的罪行带来的人类精神创伤而言是不公平的。这些罪行包括最显著的大屠杀、奴隶制度、种族灭绝，而最为亚洲人所牢记的是日本在二战期间对中国人和韩国人的虐待。倘若宣称一种精神创伤比另外一种更为严重，或者表明某个个体的精神创伤是最为严重的话，那么这样的表述方式通常归类于一种无效的运用，甚至会转变成为日本自身的殖民和军事遗产。 另外，《广岛札记》中谈论的中国和世界问题不容忽略。在第四章“关于人类的威严”的开头，大江谈到中国时，中国不是作为日本的受害者形象出现，反倒是由于中国新研制出了原子弹氢弹一事被推向话题的浪尖。在这一章开头段落，大江交代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地点位于罗布泊，确切时间是1964年10月16日——这个时间恰逢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时期（1964年10月10—24日）。大江评论说，中国一夜之间变成了“另外一个国家”。在中国进行核试验的当天，大江家里的电话一直鸣响不停，一干记者试图打听他对中国近期发展状况的看法。只不过，当时的大江的重点仍然集中在广岛上。 相形之下，这一边，面对着原子弹受害者不断遭受的痛苦，另一边，核武装比赛却我行我素，两边对比，可以想象大江当时的心情。考虑到大江在写作《广岛札记》时个人所遭受的精神痛楚，他的表达也是可以理解的。他第一次造访广岛是在1963年的8月，三个月前先天有缺陷的儿子光诞生；将大江带往广岛的，与其说是他本人对这座城市的兴趣，不如说是“如果不把自己的情感推向更广阔的视野里去，就会被孩子的苦恼所压垮。”（《康复的家庭》，郑民钦译）大江很长一段时间都把广岛与自己的儿子联系起来，他在1990年写出以下文字：“今年六月是光的二十七岁生日，我的把以广岛为中心思考社会、世界和人作为自己文学活动支柱之一的工作也已经过了二十七个年头。” 1986年9月，在美国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举办的“第三世界文化的挑战”大会上，大江做了一个讲座，题目是“日本的双重身份：一个作家的困境”。他在讲座中公开地谈到日本对亚洲大陆的侵略。光就这篇文章本身而言，很有意义，然而，大江在广岛问题上使用了相对柔和的词藻，从表面上看来，他似乎很不情愿地将两种精神创伤相提并论。 讲座一开始，大江便表示对日本文学不赞成。他指出，日本文学“也许正在衰退”，并把自己比作一个“令人失望的小丑”。他解释说，因为日本人已经不愿意去“接受他们是第三世界成员的事实，也不愿意去发挥相应的作用”。日本人觉得即便他们不是作为一个巨大的非西方地域的巨大群体而存在，他们也不愿意去接受他们是亚洲“成员”这一事实。当然，许多人都会论争说，日本现在不是也从来不是“第三世界”的一部分，一直以来，日本都与美国结盟，并且属于经济实力雄厚的国家。 在评述完自己以及日本文学正在走下坡路之后，大江详细地说明，一个多世纪以来，日本“对（它的）同伴亚洲的第三世界民族表现出露骨的不友善，（它）对韩国的霸占和对中国的侵略可以证实这一点。（它）对邻国的不友善甚至持续到今天”。 日本，大江强调说，在赎罪问题上背信弃义：“即使现在，战争结束已经四十多年了，我认为我们日本仍然没有充分地弥补我们‘可以’弥补的——无论在经济上的还是文化上。”修护日本与中国的关系在日本人看来似乎不需要优先考虑，他们不断地伤害中国人的感情，不仅没有采取特殊的修护行动，日本人更多地表现是不行动、不作为。 在处理同韩国的关系上同样如此，即使在非殖民化四十年以后。大江观察认为，日本公然地对韩国不友好；1986年他耳闻目睹日本歧视成百上千在日本居住的韩国人，他批评日本政府支持“压制在国家内实行民主的渴望”的政体。总结日本对待中国和韩国人的态度，大江表示：“日本和日本人背叛了在第三世界国家中渴望民主者。我们总是处于第三世界的侵略者的位置上，其实我们自身也是其中的一员。” 大江在杜克讲座中也提到原子弹轰炸事件，不但没有把日本置于受外国力量迫害的位置上，反而描述日本为自作自受，考虑到语境，他认为日本是一个不断地让周围邻国受到伤害的国家。演讲开始不久，大江便评论道：“我感到生活在这样的国家很危险，这个国家尽管经历了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轰炸，但是如今却被一味地支持美国SDI（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计划的政府所操纵，协助美国在远东传播核具有威慑力的神话。”SDI计划是由罗纳德·里根（Ronald Regan）总统在1984年策划的，旨在促进使用地面和空中武器系统来保护美国免受核导弹的袭击，自问世之初就备受指责，因为它使得原本就岌岌可危的平衡变得更加地不稳定，还有这项提议本身潜含的挑衅意味。 美国是所有与核相关问题的罪魁祸首。大江谨慎地指出，通过支持SDI计划，日本政府协助美国将核威慑的神话推广至全球。对美国来说，日本人是有价值的同盟者，不仅因为日本国内繁荣的经济、政府推行民主政策，而且还有广岛和长崎两座城市本身具备的意义——深受核害的日本人尚且可以与美国的议程共进退，不在乎自己的国土曾发生过什么，那么其他的国家还会有什么顾虑呢。 在“日本的双重身份”中，大江认为，有些作家已经认真探究了“如何从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轰炸经历中恢复过来……在他们为了经济救济、为了原子弹受害者所进行的反核抗议和斗争中，我们可以为自己找到一项原则，即日本和日本人应该怎样在目前的核时代、在目前的亚洲生活”。日本人应该作为亚洲的一部分，作为亚洲人的一分子去生活，这是最终的目标。 这里所指的不是幸存者，也不是为了创造新日本而在社会贡献方面功不可没的活动家们，他关注的焦点集中在作家身上。大江专门举的例子是原子弹受害者原民喜（1905—1951），他在原子弹余波后进行了大量的创作；尽管原爆文学经常被排斥于主流文学以外，但是出版商仍然不断地发行这一类型的选集，不过现在都是由那些从未受过原子弹伤害的人撰写。 难道大部分战后作家都能像大江建议的那样关心日本对亚洲做了些什么吗？有证据表明：事实不是这样。诚然，有一部分作家为此努力过，大江相信在这些人当中，或者至少在他们的作品和遗产当中，存在着面向未来的最伟大的希望。大江的讲座深刻指出：“战后作家遍寻日本的新方向，这个方向与日本在现代化中所取得的进步背道而驰。”大江将这些作家与战前的知识分子加以对照，指出战前的知识分子曾经“认同世界的中心国家——美国和欧洲诸国，并把它们作为学习的典范而紧随其后”。相比之下，战后的作家们则希望日本正视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并不是位于中心，而是处在边缘”。 实际上，大江的看法很难得到确认。战后的日本作家并没有在很大程度上用一种整体的眼光去看待冲绳、韩国和其他亚洲国家这些生活在“边缘”的模范，反倒是亚洲其他国家的“作家们”用这样的视角更为开阔地正视亚洲地区。 一方面，大江观察到一些日本作家像武田泰淳（1912—1976）、堀田善卫（1918—1998）、野间宏（1915—1991）和大冈信（1931—），他们曾书写亚洲的经历，寻找广岛和长崎从原子弹轰炸中走出的康复之路，大江肯定了这些作家的努力；另一方面，大江也肯定了亚洲其他民族地区作家的重要性。他声称：“韩国作家用日文写作，搜索日本对韩国半岛的殖民统治问题，迄今为止，这一问题依然存在它的衍生结果和遗留问题。” 截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已有相当多的韩国作品被翻译成了日文，大江并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一文学。1974年，韩国诗人金芝河（1941—）因为撰写了严厉批判国家军事独裁和经济政策的诗集而被韩国当局判处死刑，大江在一份国际请愿书上签名，进行抗议。 1990年，在获得诺贝尔奖的四年前，大江与金芝河见面，这位十五年前曾遭判刑的韩国诗人最终由于民众的绝食抗议而赢得胜利。他们初次会面是在日本NHK电视台的特别节目“世界记得广岛吗？大江健三郎·对话与思索之旅”上。NHK策划此次节目是为了纪念原子弹轰炸四十五周年。当时金芝河指责大江只专注于日本的原子弹轰炸事件本身。 1995年，当两位作家在一次会议中再次碰面时，金芝河回忆说：“我还记得当时我抨击你，一开始就很激烈，围绕着你那个‘记住广岛’的主题。为什么日本人要选择那样的题目呢？为什么他们不谈谈有三十万人遇难的南京大屠杀呢？那是象征日本罪行的事件，或者讨论韩国‘慰安妇’的问题……（为什么他们声称）日本把亚洲从西方列强的势力中解放了出来并予以保护呢？……我认为，提起广岛问题就应该一并提出或者在此之前就应该提出一个具有说服力的论点，来谈论日本民族本身的种种罪恶。我发现事实很荒谬，NHK完完全全忽略了以上的要点，而仅仅就广岛问题而谈。” （大江健三郎、金芝河：《一个自治主题的长期等待、和平共处》，载《位置》1997年第5期）金芝河回应的是亚洲人更为普遍的情绪。 大江诚恳地接受了对方的指责，他向金芝河保证，关于慰安妇的问题、强迫劳工、强征入伍、日本对东亚的支配等问题的讨论都应该取代对广岛的谈论：“基本上，我认为你指出这些事情的做法是正确的。的确，我无法在韩国向当地人询问：‘请问你还记得广岛吗？’当然，你记得南京大屠杀，我也没有忘记。在谈论任何事情前，我们都应该先讨论慰安妇问题、讨论强迫劳动、强征入伍以及日本对亚洲的支配等问题，还有战后的一系列议题。” 1995年的会议上，大江告诉金芝河，五年前当他们两个第一次碰面时，大江还在困惑：“为什么我居然遭到了批评？”他继续说：“我当时觉得我应该撰写关于南京大屠杀的问题，而不是广岛。所以，在这后来的五年间，关于亚洲，我思考了很多。” 但是话题从广岛向亚洲的转变并没有立刻呈现出来。在1990年11月的论文中，大江写道：“如果我再次被问及如何概括我的思想的话，我会以下面的几行文字进行回答：描述原子弹袭击广岛和长崎人民，认为他们的经历是二十世纪最悲惨的事件这样的话语，显然没有以偏概全、言过其实。”（《十分吻合》1990，收录于1995年的散文集《康复的家族》）大江再一次以一种孤高的态度，迁就了这种过分夸张。他似乎再一次忘记了亚洲大陆所遭受的痛苦。而这样的遗忘仅仅发生在他与金芝河见面的三个月后。 1995年，大江在与金芝河交谈时，金芝河痛惜地说道：“真是不幸啊，当一位小说家与一位诗人相遇，他们在心灵上不能拥抱彼此，无法交换令人振奋的故事，却必须谈论如此暴力的、悲剧的历史。”大江毫不掩饰他对这位韩国作家的钦佩之情，他回忆：“当我获得诺贝尔奖，被询问谁是我最想感谢的人时，我说，我继承了日本战后一些作家像大冈升平和安部公房的工作。我也说到金芝河，他五年前的评论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我在暧昧的日本》)大江与大冈升平和安部公房的关系，至少在大江的描述中，是相对疏远的，是被动的——他只是简单地回答了一句“继承了他们的工作”而已。与金芝河的关系是紧密的，也更为积极——韩国作家亲自真正地以实际行动反对他，改变着他的思考。虽然这里的谈论本身与金芝河文学作品关系不大，但是大江在某种程度上暗示了日本作家们留下了一份强大的文学遗产，他们的韩国同行更多的价值在于他们直言不讳的批评。 在两位作家1995年的谈话当中，大江声称：“我不认为是一位日本人获得了诺贝尔奖或者说这个奖颁给了日本国。当日本人夸赞我时，的确感觉不错，不过，我认为我不是作为一名日本作家而接受奖项，而是作为一名亚洲的作家。如果你接受了它，那么我很高兴你把它作为亚洲作家而予以接受。另外，如果一位中国作家，比如说莫言或者郑义得到这个奖，我也会感到欢欣鼓舞。”在随后撰写的文章中，大江越发直率地表达心中所想。举个例子，2001年莫言的作品《师傅越来越幽默》的英译本封面上，赫然印着大江对这位中国同行大力支持的文字：“如果让我推荐一位诺贝尔荣誉获得者的话，我选莫言。” 大江在诺贝尔奖获奖词中提到广岛时，把它放在了日本人侵略其他亚洲人民的背景之下，他暗示，日本修改宪法的行为将把侵略行为扩展至世界范围各个社会当中，无异于背叛那些受害的个体以及亚洲大陆人民。他把两个群体一并提了出来。 无论是纽约客的文章“历史重演”（2011），还是《广岛札记》（1965），抑或是在杜克大学举办的讲座“日本的双重身份”（1986），大江都公然地揭露了日本人在亚洲犯下的罪行。广岛的记忆不是为了证明一种精神创伤比另外一种更为严重，而是大江和其他作家耗尽毕生精力直面的问题，即范围更为宽广的亚洲战争的遗留问题。不仅需要有为民族、为地区赢得未来的构想，而且要考虑到整个世界，因为它们已经紧紧地缠绕在一起了。 大江建议，如果日本真的要成为或重新成为亚洲一员的话，那么日本的知识分子需要通过熟悉韩国同行，熟悉中国以及亚洲大陆其他国家同行的作品，并以此树立榜样。今时今日，亚洲大陆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不会再遭到忽视，也不再是日本人和其他发号施令者强加意志、加重苦难的地方。事实上，亚洲完全可以进行正确地自我评价，尤其是对当代的文化产品业已具备了足够的鉴赏能力。 作为日本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大江不希望看到日本独善其身，并将自身作为一名受害者而顾影自怜。不过，他也表露出，在个人小环境中去纵观全球以及在全球大环境中去关注个人是何等地艰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