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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伯夫认为文学现象是作家的性格、气质、心理等因素的反映， 要了解一位作家，必须研究作家的出身，他所受到的教育，与他交往的人，他的家庭生活和私人生活，他的性格和思想形成的过程。要想实现这个主张，对圣伯夫来说，没有比传记与肖像批评更合适的方法了。圣伯夫首创了肖像批评，他描绘的第一幅文学肖像《布瓦洛》出现在1829年4月5日的《巴黎杂志》上。《巴黎杂志》的主编维隆（Véron）称圣伯夫以充满学识和优雅的笔触创造了文学肖像。他为贵妇人、显贵和文学家都画肖像，表现出敏锐的洞察力和心理分析的特长，比如《文学肖像》、《妇女肖像》、《当代肖像》等。圣伯夫对文学肖像的定义相当于一种文学传记。作者不以堆砌材料为手法，而是要利用圣伯夫所说的“通信、谈话、思想、性格、风俗的所有细节”，构造一部传记。有了这些材料，就可以着手描画了。但圣伯夫强调，肖像终究不是一幅画，不需要无尽的描绘和事无巨细的目录，只要选择最基本的和最有揭示性的特征就够了。他甚至认为文学肖像的批评功能是次要的，批评家只是采取一种特殊的形式，传达自己对世界和生活的感受，曲折地得出某种内在的诗意。如果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判断和感觉，每个画家的肖像画自然不同。尤其是面对圣伯夫这样一个运动的、活跃的、谨慎的、复杂的模特，描绘的难度可想而知，连他本人有时都无法认清自己。下面就是笔者为他画的一幅肖像。 故乡与早期教育 圣伯夫的父亲夏尔•弗朗索瓦•圣伯夫（Charles François Sainte-Beuve）1788年来到海滨布洛涅，这是一个最英国化的法国城市。1804年3月21日，他五十二岁时与一个四十岁的当地女子奥古斯蒂娜•科约（Agustine Coilliot）结婚。他是入市税的检查员，但懂拉丁文和希腊文，酷爱阅读，喜欢伏尔泰、百科全书派和拉丁诗人的著作，特别是维吉尔，他在书上写满了评注，小纸片上也写满了摘录。父亲的爱好预示着儿子未来的事业。圣伯夫在父亲身上找到了自己当作家的生理原因:“他是一个简朴的和苦行的人，他五十多岁才有了我，当他的头脑最充实的时候，他在一生中积累的这种文学成果才有时间牢牢地固定在他的身体组织里。他生我时传给了我；从儿童时期开始我就喜欢书，文学梗概，作家精选，总之他喜欢的东西。”1他从事文学批评的时候，也在书上做旁注，在小纸片上密密麻麻地写下自己的思想。他的母亲出身于布洛涅的大资产阶级家庭，没受到多少教育。外祖母是英国人，外祖父是一个船长，像圣伯夫的小说《情欲》（Volupté）中的男主人公阿莫利（Amaury）的父亲一样死在海上。乔治•桑在读了圣伯夫的小说《情欲》之后，说：“我注意到大海、船和岩石的形象以35或40种方式出现。风平浪静、暴风雨、暗礁、灯塔、浪花的飞沫……”2圣伯夫钟爱大海和描写大海的词语，把海洋的意象也用在他的批评中。他把真实而生动的作品比喻为扬帆飘流的大船，像邀请旅人共同远游一样，等待批评家的评判。他认为真正的批评家应该对作家有所帮助，他不该像海盗一样对船舶失事感到幸灾乐祸，而应该像领航员一样，让那些在进出港口时遭遇暴风雨的人安然无恙。同样，由于他的部分英国血统，他开始发现并喜爱英国诗歌，成了马修•阿诺德的朋友。 夏尔•弗朗索瓦结婚当年，就死于心绞痛，他的儿子夏尔•奥古斯丁三个月后出生了。圣伯夫太太在一个给儿子的小本子上写道：“结婚、死亡和出生。”这句话概括了她的全部幸福和不幸。抚养奥古斯丁的还有一位寡居的姑母。政府每月发给她们1800法郎的退休金，并准许她们卖扑克牌，但他们的日子很拮据。圣伯夫过着阴郁而倦怠的生活，母亲对他更加疼爱。他从童年开始就提前老了。他青年时期的忧郁和感伤就来自母亲的哀痛。因此，他整个一生都喜好清静、淡泊名利和渴望孤独。他在《情欲》中塑造的阿莫利就是他本人的精神写照。1813－1818年，圣伯夫在外省的世俗学校里受教育，每门功课都很优秀，但他认为这种教育有很大的缺陷：没有希腊文，没有几何，没有科学，没有文学。只有教拉丁文的先生给他留下了好印象，他后来化名普洛阿先生当了阿莫利的老师。他在学校里并不快乐，很容易受到伤害。他后来写道：“从孩提时代起，我看待事物异常敏感，好像有一个锋利的刀片无时不刻插入我的心。”他不喜欢暴力游戏，天主教文学深深地吸引了他。他为自己的主人公赋予了天主教的情感，他的诗集《约瑟夫•德洛姆的生活、诗歌和思想》（Vie,Poésies et Pensées de Joseph Delorme）的同名主人公“几乎把所有娱乐的时间都用在做礼拜上，他规定自己早晚进行长长的祷告，这使他变得平静而坚强。”阿莫利童年时“严肃、虔诚和纯洁”，规规矩矩地领了第一次圣餐。圣伯夫在家乡完成了修辞学教育。但这个外省小城不能再给他提供更多的知识营养了。他像阿莫利一样，开始自学希腊文，而且希望到巴黎去学希腊文。 巴黎与崭露头角 1818年9月，圣伯夫和母亲一起到巴黎，从此再也没踏上家乡的土地。他脱离外省的阴郁生活，融入令波德莱尔着迷的巴黎城市中。巴黎这个19世纪的世界首都，集中了所有的文化资本，不同的街区代表不同的政治立场，空间的临近或疏远不容许文人们保持中立的态度，他后来从事文学批评时深刻地感受到无法不偏不倚的矛盾心情。关于这一点，布尔迪厄在《艺术的法则》中进行了精彩的分析。他绘制了《情感教育》的巴黎的地形图，文人、艺术商人、资产阶级在这个结构化的和等级化的空间活动并互相作用。巴黎为他带来了生活的欢乐，他如此热爱的遭诅咒的城市减轻了他忧郁的天性。母亲把他送进了朗德里寄宿学校，他在查理曼大帝中学注册。他开始阅读荷马、普鲁塔克和福音书，并在希腊语作文和历史竞赛中获奖。他的修辞学老师就是后来《环球报》的创立者保尔•杜布瓦（Paul Dubois），杜布瓦帮他形成了讲究节制和避免过度的趣味，因为他富于感性、容易急躁。1821年他又在波旁中学注册，重修修辞学。圣伯夫在古典修养方面取得了异乎寻常的进步，为将来的批评奠定了基础。此外，波旁中学的哲学教师菲利贝尔•达米龙（Damiron）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一方面，达米龙认为时代表现在一些个体身上，为了认识这些个体，必须寻觅他们的生活细节；另一方面，他的唯灵论动摇了圣伯夫的宗教信仰。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与宗教断然决裂。他读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卢梭的《新爱洛绮丝》，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的《保尔与维尔吉妮》，醉心于描写世纪病的作品，他与夏多布里昂的《勒内》产生了共鸣：“我读了《勒内》，我颤抖了。我不知道是否所有人都在这个人物身上认出了自己的几个特征；对我来说，我完全认出了自己，当我思考这一点时，这种回忆把我投入到一种深刻的忧郁中。”3这是他16岁时的一条笔记。他与同学高声朗读拉马丁的新作《沉思集》，他有一种超常的敏感，他的感性觉醒了，他的自我主义很快就发展到一种道德上的不安，就像约瑟夫•德洛尔姆和阿莫利一样，患了世纪病，他幻想着作为文学化身的女精灵出现，女精灵变成了德•拉克洛小姐，莱斯皮纳斯小姐，日后的《妇女肖像》的主人公。他生活在一个世纪病的年代，那时的思想精英都自诩患上了忧郁病。这种病症，如福楼拜在《习见辞典》（Dictionnaire des idées reçues）列出的：“忧郁：心理优雅和精神高贵的标志。”圣伯夫把他的忧郁秉性归于他不幸的出身。 在寄宿学校，圣伯夫几乎每天晚上都去王宫的雅典娜中学听文学课，还有生理课、化学课和自然史课。圣伯夫遇到了他的同乡颇具反宗教精神的多努。唯物主义，也就是大革命动乱后被加强的科学信仰，变成了观念学。观念学者意欲解释一切，包括政治。他又通过多努认识了观念学派的卡巴尼斯（Cabanis）、德屈特•德•特拉西（Destutt de Tracy）。他思考着孔蒂亚克、洛克和夏尔•博内（Bonnet）的理论。他试图了解观念学和数学的原则。对他来说，观念学是生理学的组成部分。他为一种异乎寻常的感受性折磨着，观念学和数学对他心灵有一种慰籍作用。他建立在生理学基础上的批评观念来源于观念学。在论巴尔扎克的文章中，圣伯夫强调“一个作家的生理学和卫生学变成了人们对他的才能进行分析的必不可少的部分。”4但他没有成为观念学者，他很早就把感性当成了唯物主义的基石。圣伯夫的文学观念一直是一个矛盾的共同体，他既欣赏浪漫派的宗教神秘主义，又受到实证主义的唯科学主义吸引。于是，他在阐释作品时仿佛施展了一种魔法，个性化的解释看似漫不经心，实际上很有逻辑性，由此得出散乱、变化的结论，印象中夹杂着判断。 1823年，中学毕业后，出于生计的考虑，圣伯夫进了医学院，医学最接近他向往的科学研究。他尤其对生理学和解剖学感兴趣，迷恋做实验。一旦好奇心得到了满足，他就再也不愿搞医学了，艺术敏感性让他对医学厌恶起来。在此期间，他的老师迪布瓦邀请他参与《环球报》（Globe）的事务，于是他加入了年轻、默默无闻又雄心勃勃的编辑队伍。《环球报》是一份文学报纸，办刊之宗旨是恢复“文学正义”，清除政治对文学的干预，但不寻求文学的非政治化和批评的民族化。如托克维尔所看到的，政治总是采取文学的形式，而文学则自视为政治讨论的最高论坛。1824年10月，圣伯夫在《环球报》上发表了第一篇文章，接着便开始了他与这家报纸的合作。在当时希腊研究热的感染下，他开始关注希腊岛屿的问题。他也读回忆录，“正派而有用”的人写的回忆录，他从中学到了对人物和事件的忠实描绘。1827年他最终放弃了医学，但医学让他感受到生理学的重要性，为他后来的文学批评打下了观察与剖析的基础。与此同时，他逐渐开始放弃天主教。 1828年，他写了一篇称赞雨果的《短曲与民谣集》的评论，与雨果结下了友谊。这是年轻批评家的一个转折点。一方面，圣伯夫开创了心理批评，并以灵敏的嗅觉，识破了诗人的主要缺陷：表达的过度和夸张。另一方面，他与文社的领袖建立了私交，他放弃了《环球报》的空谈理论和自由主义腔调，成为新生的浪漫派的使者。圣伯夫在浪漫派的好斗圈子里才真正恢复了青春的活力，他结识了快乐的同路人德拉克鲁瓦、大仲马、李斯特、戈蒂耶、拉马丁、奈瓦尔、梅里美、维尼。从此，圣伯夫在法国乃至整个欧洲文学界开始有了名声。同年，他在《地球报》上发表了《十六世纪法国诗歌和戏剧概貌》（Tableau historique et critique de la Poésie française et du Théâtre français au XVIe siècle），提出了浪漫主义诗歌发源于16世纪的观点。但是，圣伯夫始终忠于古典主义传统，维护节制和良好的趣味，他与雨果在钦佩中保持距离，如同他后来厌恶巴尔扎克的题材，不了解斯丹达尔的风格，不同情波德莱尔的个人生活，不赞同福楼拜的小说观念。他感到现代派的力量太强大，而他的内心倾向于模糊的美学、隐秘的梦想。但圣伯夫并不自信，无法肯定他的感性和判断能力能否协调起来。正是他的充满怀疑的判断，他的摇摆不定和适应能力，在巴雷斯眼里魅力十足：“我爱你，1828年的青年！”5 圣伯夫为报纸写专栏，实属身不由己，批评对他来说不过是权宜之计，谋生的手段。他过着幽居的生活，勤奋地工作，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更糟的是，他有时不得不借债度日。但他从未放弃诗人的梦想，他一直热爱诗歌，小心翼翼地不去谈论诗歌，害怕判断会伤害诗歌。在《月曜日丛谈》中，圣伯夫满怀兴致地描述了法国17世纪的教士和诗人让•德•桑特尔（Jean de Santeul）在写诗、诵诗中穿过巴黎的大街小巷，度过愉快的一日。这也是他向往和期待的生活方式。他承认，“年轻并生活在巴黎却不想写诗”6是很难的。1829年，圣伯夫发表了诗集《约瑟夫•德洛尔姆的生活、诗歌和思想》。诗中充斥了竖琴、诗琴、天使的意象，与雨果、拉马丁不同，他拒斥伟大的主题，不描绘自然，而是关注内心，与波德莱尔那样的城市诗人脉息相通。普鲁斯特把这部诗集誉为“《恶之花》的雏形”。1830年，《安慰集》（Les Consolations）问世，散发着一种悲怆的情感。之后的诗集《八月思想》（Pensées d’août,1837）则乏味、平淡、沉重、冰冷，但也包含了关于批评的粗糙断想：形式、韵脚、古典趣味。无论如何，诗人的荣誉最终没有降临到他头上。现代批评家开始认为，圣伯夫的诗歌在那个时代体现了他的新意，对波德莱尔、魏尔伦、科佩（François Coppé）产生了影响，在法国诗歌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圣伯夫与雨果的关系也逐渐恶化。1830年，雨果的代表作《欧纳尼》（Hernani）上演时，他虽在欢呼的队伍里，却没发表评论。他对雨果的解释也是含混的，他觉得这样的激烈争论并不令人愉快，雨果太受制于公共舆论，以雨果为首的浪漫派有走向极端的危险。他对雨果的诗集《黄昏之歌》评价也不高：描写过度，道德病态。与雨果的最终决裂不可避免。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与雨果的妻子阿黛勒产生了一段恋情。为了逃避阿代勒和自己的感情，他到诺曼底短暂旅行，结果错过了七月革命。他不能原谅自己在革命时居然不在场，他本该英勇地倒在街垒上。他的态度与其说表达了一种政治立场，不如说表达了一种爱情的狂热。为了澄清自己的感情，他计划写一部小说《阿蒂尔》，但最终发表的是长篇小说《情欲》（1834）。主人公阿莫利也是一个不幸的世纪病患者，倘若按照圣伯夫未来的精神家族观念，他大约与歌德的维特、塞南古的奥伯曼、维尼的查铁墩、夏多布里昂的勒内属于一个家族。这是一部自传体小说，是圣伯夫的精神画像。它写出了灵魂的焦虑和怀疑，表现了顽强的自省精神，对女性的深刻洞察力，显示了他日后的批评家才能。1843年，他发表了最后一部诗集《爱情之书》（Livre d’amour），将他与阿代勒的私情公之于众，批评家斥之为平庸的暴露之作。面对失败，圣伯夫终于认识到了自己是不被缪斯眷顾的。他决定平息自己的创作欲望，一心一意地赞赏别人。他克服了沮丧和失落，找到了自己作为批评家的真正道路：“我理解集团、文学家族不费吹灰之力，我几乎一眼就能辨认出它们，我抓住了它们的精神和生活。这是我的天职。”7他敏感而活跃，具有永不满足的好奇心，不同寻常的细腻心理和持之以恒的精神。死去的诗人在批评家身上复活了：批评，不只是为了表达别人的思想，也要揭示自己的灵魂。这样，批评最终完成自我的某种移植。人类灵魂的吸引力，对时间的感觉，是他的独创性所在。 批评家的文学与政治嬗变 圣伯夫生活的巴黎社会是一个文学社会，一个出版商和作者的社会，一个演讲者和听众的社会。这个密切的文学圈子组成的社会网络左右着批评家本人的社会轨迹。七月革命之后，圣伯夫写过一篇预告未来文学扮演政治角色的文章《文学和诗歌运动的希望与愿望•1830年革命之后》，提出政治和文学为了人类的幸福联合的可能性。1789年革命之后，艺术自主和美学中立的梦想被彻底摧毁，复辟时期艺术与政治问题的分隔导致艺术家的麻木不仁和作品的苍白冷漠。于是，一种结合社会政治和艺术的社会介入的社会艺术应运而生。社会艺术的观念打上了圣西门主义的印记。圣西门主义之所以吸引圣伯夫，在于它对现代的一个基本问题即如何调和宗教与科学问题提供了答案：未来的工业社会不会存在科学与信仰的对立，两者都是巨大的生产力和社会和平的保证。圣伯夫正经历着深刻的信仰危机，离天主教教条越来越远，圣西门主义提供了一种可能的现代信仰形式。他也成了雨果的忏悔神父拉美内的信徒，拉梅内认为法国或罗马的天主教过于狭隘，无法适应未来工业社会的状况，宣扬一种基督教社会主义。 如同巴特躲在无数理论的大伞下从事文学批评一样，圣伯夫一直寻找各种思想流派的支持，但他从未固定下来：“我是最破碎的、最善变的人。我果断直接地从最激进的18世纪开始，从特拉西、多努、拉马克和生理学开始：那是我真正的本质。从此我转向《环球报》的教条派和心理派，但对此有所保留并不予赞同。从那儿我转到浪漫派诗歌和维克多•雨果的世界，我表面上融入其中。接下来我穿过或者更确切地说触及了圣西门主义，差不多立刻还有天主教色彩还很浓厚的拉梅内。1837年，在洛桑，我触及了卡尔文教义和卫礼会公理，我努力关注之。在所有这些经历中，我从未丧失我的意志和我的判断（除了在雨果世界的一段时间并由于魔法的作用），我从未投入我的信仰，但我理解物和人如此透彻，我给予真诚的人最大的希望，他们想要改变我并相信我已经属于他们。我的好奇心，我想看到一切、仔细地观看一切的欲望，我发现每个物和每个机体的真正关系的极端乐趣把我引向这一系列经验，这些经验对我而言是一节漫长的道德生理课。”8 在经过诗歌和小说的练习与挫败之后，圣伯夫如《情欲》中的阿莫利那样，发现了冉森派的作品，决心做伟大的人波尔-罗雅尔修道院的隐士们的书记员和服务员，于是圣伯夫的最重要的批评著作《波尔-罗雅尔修道院》诞生了。由此，他创造了一种新的体裁——宗教文学史。为了离开巴黎这个情殇之地，圣伯夫意图旅居瑞士，洛桑学士院接受了他的冉森派讲座计划。这就是波尔-罗雅尔修道院文学史的起因。1837年11月6日到1838年5月25日，他在洛桑学士院的大厅里做了81次演讲。他不是一个迷人的演说家，连即兴发言都是事先准备好的。他讷于言辞，底气不足，带有浓重的庇卡底口音。但他选择的“内心基督教”的主题在新教地区引起了深刻的同感。1858年，圣伯夫的笔记本有这样一条记录：“今天7月15日下午1点5分，我完成了《波尔-罗雅尔修道院》，我大约21年前开始写的。”9从此，《波尔-罗雅尔修道院》变成了他的教堂，修士们陪伴他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对他们受迫害充满了同情和怜悯，但这种情感是纯粹人道主义的，来自一个温和而好奇的史家。这本书也是他个人的心灵史：他的热情最终化为智力的好奇，宗教上的冷漠、怀疑主义终于占了上风。1840年，他被任命为马扎林图书馆馆长，在法兰西学院有一间办公室。马扎林图书馆馆长的职位不仅每年有四千法郎收入，还巩固了他的文学声望。可是，那里的读者多么令人羡慕，有圣伯夫为他们提供阅读的指导！1842年2月-1845年7月，他为《瑞士杂志》匿名写专栏，后结集为《巴黎纪事》（Chroniques parisiennes），匿名的好处显而易见：在巴黎他什么都能知道，在洛桑他什么都能说。1840-1845年间，他把自己发表在《巴黎杂志》（Revue de Paris）、《两世界杂志》（Revue des Deux-Mondes）等报刊上的文章结集出版，包括《批评与文学肖像》（Critiques et Portraits littéraires,1832），1844年这个文集分为《文学肖像》（Portraits littéraires）和《妇女肖像》（Portraits de Femmes），还有《当代人物肖像》（Portraits contemporains,1846）和《最后的文学肖像》（Derniers Portraits littéraires,1852）。 1845年2月，圣伯夫进入法兰西学士院。入院仪式是由雨果主持的，这件事成为那年冬天巴黎的一桩事件。1848年革命后，一家报纸散布谣言说，他领受秘密补助，与法国王室联系密切，实际上不过是一百法朗，用来修理马扎林图书馆的火炉。他不等澄清自己就去了比利时，担任列日大学的法国文学教授，开始写作《帝政时期的夏多布里昂及其文学集团》（Chateaubriand et son groupe littéraire sous l’Empire,1860）。圣伯夫曾经加入夏多布里昂的森林修道院小圈子，聆听了《墓中回忆录》的朗读。在这本批判浪漫主义的书中，他对浪漫主义投以怀恋的一瞥，他与自己的过去斗争，最终大彻大悟。他对过去时光的追忆，仿佛普鲁斯特的口吻！1849年，他回到巴黎。从10月1日开始直到他1869年10月13日去世（除了1857-1861年他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上课之外），每个星期一，他都在《立宪报》（Constitutionnel）、《箴言报》（Moniteur）、《时代报》（Temps）发表一篇评论文章。《月曜日丛谈》（Causeries du Lundi,1851-1862）和《新月曜日丛谈》（Nouveaux Lundis,1863-1870）就是由这些“连载”组成的。他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学批评样式——丛谈批评。这些评论是一座丰富的人类博物馆，它保存着常见的、异域的人性藏品，每个星期一早晨向读者开放。从此圣伯夫的生活被阅读、写作和修改占据。他的文学创作严格按照一周的节奏进行，他的写作质量之严格，题材之广泛让人惊叹，他的谈话往往以迷人的口吻开始：“很久以来，我们不再谈论维吉尔了……”圣伯夫把维吉尔当成现代人，他试图描绘拉丁诗人的精神面貌，通过他的青年时代，他读的书，来抓住维吉尔本人的特征。《牧歌》中的牧羊人多么像维吉尔，而维吉尔多么像圣伯夫！这个自恋的人在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中，认出了自己，他宣告诗人对秩序、休憩和拯救的热爱时，说的不正是自己对帝国的态度吗？他在维吉尔身上看到了感情细腻的艺术家典型，以逃避浪漫主义的感情泛滥或现实主义的过度行为。 1850年11月17日，圣伯夫的母亲去世了。一直感到被抛弃的他更加孤独。1851年他搬到了蒙帕纳斯街他母亲家里，生活和工作到去世。拿破仑三世当政时期，他归附第二帝国，希望路易•拿破仑能够推行把权力与自由联合的政治，文学和艺术能够扮演教育和培养国民精神的角色。1857年，他被任命为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副教授，他讲授中世纪文学史，不涉及现当代文学，他很快感到讲课使他偏离了真正的使命——文学批评。1861年课程结束后，他重新拿起了笔。最初，《月曜日丛谈》带有清新的放诞不羁的色彩。随着帝国的稳定，谈话的调子越来越严肃。《新月曜日丛谈》的自信和攻击性让人想起《月曜日丛谈》之初，他试图为当代历史人物提供一个中立的地域，文学批评在这里是一个避难所。他的影响日益扩大，他似乎应该对时代感到心满意足。他从未被19世纪前半叶的浪漫主义忧郁和狂热裹挟，当法国社会终于厌倦了革命，在第二帝国平静下来之后，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智识生活上，乏味的和可悲的现实主义都取得了胜利。圣伯夫的秉性中不乏这种现实主义。他觉得文学的民主化不过是令人惋惜的必要性而已。1865年他当选为参议员。波德莱尔报之以嘲讽，他的敌人们把他看成帝国宣传的武器。他谨慎持中，只求宁静地生活，但他并不保守，步入老年时产生了青年时代都不曾有过的勇气。他无法掩盖对帝国的失望，自诩左派。1862年，勒南在法兰西学院的文学讲座上说耶稣是“一个无以伦比的人”，这句话令他失去了讲席。1867年，圣伯夫在议会为勒南辩护，从此在议会不再受到礼遇。他还为新闻自由和教育自由而斗争，为女子争取更好的教育条件。他越来越有反抗精神，对他的时代的批评也越来越尖锐。 生活与艺术 圣伯夫在巴黎过着一种外省的生活。他在蒙帕纳斯街住了将近二十年。那个街区很有乡野的风格。街道的石子路铺得不平，还没有人行道。房子和花园都很小，花园里养了鸡和鸽子。这不是牧歌式的田园生活，而是僧侣的苦行日子。写《月曜日丛谈》时，他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接连三天向他的秘书口述，通常同时写两三篇评论，星期五白天，他专心撰写，星期五晚上他受到第一批校样，星期六早晨修改。星期天早晨修改第二份校样，星期天下午改定第三份校样。接下来，到星期一早晨他都是空闲的。不要以为这些文章都是即兴之作，它们来自真正的研究成果。是圣伯夫到各个图书馆查找资料、档案并访问作家的亲属得来的。揭露文学生产工业化的圣伯夫自己就是一个计件劳动者，本身就是一个悖论。 在工作了一整天之后，圣伯夫会邀请他的朋友们（勒南、福楼拜、龚古尔兄弟、梅里美、乔治•桑、泰纳、戈蒂耶等）参加丰盛的晚宴。他亲自监督菜肴的烹制，他的酒窖也小有名气。他依旧单身，对爱情和婚姻早以心灰意冷。作为遗腹子和不得意的情人，他很难相信别人。他与雨果夫人的爱情终告结束，他对达尔布维尔夫人的爱情得不到回报，他与佩尔蒂埃小姐的婚姻最后破产。他在日记中，以一种惊人的坦率写道：“我或许是在爱情上遭到拒绝最多且拒绝了最多友谊的人。”他满足于在书斋里孤独的、安静的、冷清的生活，他说：“我的心灵就像人们所说的圣路易登陆的这些海滩：大海和信仰，唉，很久以来就退去了；一切都完了，除非有时，穿过沙滩，在干燥的酷热或寒冷的米斯特拉风中，我寻觅片刻，坐在一株罕见的柽柳的树荫下。”10这部分地由于他的外表。他容貌丑陋，身高不过1.61米，毫无夏多布里昂、拉马丁的风流俊雅。再加上他早年写诗和小说都不成功，所以缺乏自信，虽然在批评领域树立了至上的权威，都始终摆脱不了自卑的感觉。 一个外省人在巴黎，若无行头和容貌，在崇尚风度和骨相学的上流社会总是被嘲弄。圣伯夫的同代人对他的相貌多有描绘。格扎维耶•马米耶（Xavier Marmier）这样描述圣伯夫：“他的不幸之一……是有一张与他殷勤的热情丝毫不协调的脸。有一天，他用责备的语气对他母亲说，您为什么把我生得这么难看？”11作家巴尔贝•多尔维利（Barbey d’Aurevilly）为圣伯夫画了一幅漫画：“……他的头上有一个棕色的半月形，秃得像患了脱毛病的狐狸的屁股，他的脸色像绣球，他的耳朵红得像达尔杜弗的耳朵，随时会被气得发青”。12龚古尔兄弟也为他画了一幅肖像：“这是一个小个子的、圆圆的、有点笨重的人，脖子粗壮，穿着简单，有点土气，略似贝朗瑞，不大修饰。高耸的前额突出，直达白色的秃头。大大的眼睛，长长的、好奇的、贪吃的鼻子，大嘴巴，笑起来时，露出白牙。脸上颧骨突出，类似囊肿……总的来说，是一个聪明的外省人，仿佛刚从图书馆出来，从书斋里出来。”13他们在日记和闲谈中不断地中伤他，描述他的小市民气和学究气。左拉的描述倒是带点好感：“我发现杰出的批评家站在他的工作室中央。我最多呆了一分钟。但我现在还会看到我面前的这张轮廓坚毅而宽厚的面孔。整张脸肥胖、精心刮过胡子，像一个好身体的善良的大孩子的脸。这副面具是骗人的。暴风雨藏在这苍白的面色之下。”14但后来，他又宣称自己没有见过圣伯夫，似乎对自己从前的善意感到羞愧。 圣伯夫还被描写为有猫一样的蛊惑力和爱记仇的女性化批评家。亨利•詹姆斯说：“圣伯夫真是了不起：他打动读者比女人还利害——简直就像猫似的。不容置辩的是，有时他有猫的爪子。另外，可以说圣伯夫的爪子实际上总体来说是防卫性的，或最坏是爱记仇的；但在我看来，从来不是无理由的或攻击性的。他有猫的敏捷和灵活。有什么比他也要咬人更自然的吗？”15龚古尔兄弟也持同样的观点：“圣伯夫的谈话，简而言之就是一种女性谈话或猫谈话：有呼噜声，有优雅，有善意，有俏皮话，有毛茸茸的脚和爪子；不是男人的谈话。”16批评家朗松在《大百科全书》的圣伯夫词条中断然写道：“或许他对夏多布里昂的弱点和错误过于幸灾乐祸了：他作为诗人和小说家的失败让他心地刻薄并生出在伟大人物身上寻找小人的一种无意识愿望。这种恶意，这种‘嫉妒’，如果我们可以用这个词，他对维尼和夏多布里昂都有过。他恶语中伤，人们通过他的日记就可以看出。他对雨果、拉马丁、巴尔扎克都没有衷心地做出公正评价”。通过这类描述，我们看到，圣伯夫被贬低为女性，女性的温存、非理性、心胸狭隘、报复心强，没有男子气和雄辩的气势，更糟的是，他被视为睚眦必报的资产阶级庸人，他自己当不上作家，所以用批评对作家实行报复。这无疑说明，十九世纪批评家的地位不仅是低下的、次要的、附属的，而且连品行也受到了怀疑。圣伯夫去世后，他的日记经节选后被加上了一个不恰当的名字《我的毒药》（Mes Poisons）发表。他对许多人和事都发表了坦率的看法，说“那是我未经粉饰的思想。”因为他措辞激烈，许多人责备他在日记中进行诽谤、讽刺和恶毒的攻击。他承认：“我肯定有我的罪恶和我的弱点；但由于我身上的优点，由于我对公正和真实的爱好，由于我的判断的独立性，我激怒了我生活中的很多人，我点燃了这么多怒火。”17他自认为没有杰出的创作才能，但也没有偏见。他追求批评的真实，力求公正。不可否认，有时他的赞赏比他的批评更伤人。 不可否认，批评家的性情对批评行为至关重要。一方面，圣伯夫的谨慎态度和怀疑精神让他的批评更加公允。他力求掌握分寸，从不夸大自己的才能。他嫌自己的批评不够完善：“我的灵魂在哪些方面没有掌握或理解我致力描绘的优雅的或伟大的灵魂？我在何处忽视了忒奥克里托斯18、拉法耶特夫人或黎世留红衣主教？”但是，另一方面，他的好奇、真诚和热情也让他受害。他崭露头角时，直言批评家的特征应该是好奇心、洞察力、灵活性。他甚至希望读者将他的文章看作一些无评论意图的普通随笔，作者只是找借口来发表自己对世界、对生活的个人感受。这种说法让人感觉他缺乏自信，有损于他的声望，因此获得业余评论家的名声。但是，正是这种好奇心、洞察力和灵活性造就了他的创造性的批评才能，他不断提出新的观点，发现新的视角，产生新的感悟，不断地探索批评的可能性。他在1847年写给8月21日写给达尔布维尔夫人的信中说：“在我生命中的任何时刻，我都不会停止看毯子底下的木板，镀金天花板下的板条和顶楼，随便穿什么衣服的骨架”。19 如上所述，圣伯夫的批评趣味也在随时代而不断变化。在浪漫派文社时期，他的批评是战斗，他捍卫浪漫派的原则。他的批评染上了圣西门主义和自由的天主教色彩。他与浪漫主义决裂之后，出入沙龙并进入法兰西学士院，古典主义在他身上复活。在第二帝国时期，他成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向导和新古典主义的领袖。他的抱负越来越大，试图做一个精神的自然学者，创立精神家族的原则，发现一种理想的和普遍的秩序。但是，艺术的独特，心理的微妙，使他意识到普遍主义最终是要归于失败的，因为人的价值恰恰在于独特性，适度的印象主义还是必要的。他的印象主义是一种以考据为基础的感知能力，他称之为个人的触觉或趣味。但是，他也清楚，无论自己多么具有诗人的资质，也不能让印象主义泛滥成灾，心理分析和历史研究是对印象主义最有效的补充。所以，作家和诗人从他的批评中能读出典雅的趣味，哲学家能看到实证主义的痕迹。当他把16世纪文学与19世纪文学对比时，当他把17世纪文学与波尔－罗雅尔修道院联系在一起时，他的批评具有历史的意味，当他试图通过夏多布里昂或谢尼埃来发现创造者的精神机制时，他的批评又充满了实证色彩。但是，分得太清楚又往往会歪曲批评家的意图，《波尔－罗雅尔修道院》的心理分析与文学史成分几乎是不相上下的，他的诸种《肖像》和《丛谈》兼有心理分析和印象主义的特征。鉴于圣伯夫的批评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日内瓦批评的代表人物之一让－皮埃尔•里夏尔承认：“圣伯夫是我们的伟大祖先之一，思考他的批评能使我们更好地提出我们批评的问题”。20同样，有人因此责备圣伯夫的批评前后矛盾，缺乏连贯性，圣伯夫的这段话或许能提供反驳的依据：“人类精神如此不完善，乃至从相同事物得到的印象因人而异：瓶子的形状或底部造成了水的颜色。‘目前，这对我来说很好’，圣彼得神父赞同某物时说。一个知晓人类命运的挫折的智者会这么说。”21 当然，圣伯夫仍然有经不起考证的缺陷。比如，他对维尔曼、维尼等人的生卒年代全然不知。某些对浪漫派、布瓦洛和拉辛的误解，均可以从他那里找到根源。他在写作《月曜日丛谈》的时候，经常使用匆忙收集的二手材料。即使在他正当盛年的时候，也并非言必有出处的。除了英国文学之外，他对世界文学相当缺乏了解。但是，圣伯夫的批评成果是不可否认的。他是一个具有不同寻常的探索能力的人，他是那个时代最富于感受的、最有接受能力的人。他从他的时代脱颖而出，摆脱了空话和学究气，力求达到最深刻的真实，理解和表现独一无二的个人。他使批评成为一个独立的文学体裁，他在批评方面取得了巴尔扎克在小说中的地位。他这样评价自己：“如果我评判别人，我也是在评判我自己；我不像人们以为得那么好。我的作品，尽管没有什么价值，还是胜过了我的思想。年轻时，我不断摸索；榜样不多，我不大会引人注目；我经过很久才找到我的路，避免走错路；我发现了各种流派。我不是一个卓越的人。但我得到了趣味，我应该在经过我面前的事物中进行选择，我懂得掩饰和组合。我有点优雅的气质，但尤其有敏锐的感觉”。作为批评家、心理学家、道德家、历史学家，他曾经对那么多作品、事实、人物进行判断，他努力认识全面地、深刻地认识并展示它们的真实。但是厚重的考据没有掩盖生动的真实，他总要传达优雅的感悟。现在，他的作品也在得到仔细地研究，他的观点也在不断被讨论。即使关于他的一切材料都被找到并被阐明，我们就能自诩彻底认识这个人吗？圣伯夫并不相信他描绘的那么多人物肖像都是绝对真实的。 圣伯夫很久以来就患有肾结石，严重时疼痛难忍。1865年，他写道，他可以死了，因为他活到了他的老师贺拉斯、蒙田和贝尔的年龄。1869年10月13日，圣伯夫，不知疲倦的读者和作者，在蒙帕纳斯街的公寓里，在藏书的包围中去世。16日，巴黎文学界前往蒙帕纳斯公墓为圣伯夫送葬，按照圣伯夫的遗嘱，没有宗教仪式，没有葬礼致辞。只有鲜花，一个紫罗兰花环放在他的棺木上。许多作家、艺术家、教师、学生和工人出现在葬礼上，大仲马，小仲马，泰纳，乔治•桑……福楼拜在圣伯夫的灵柩前遗憾地说：“现在与谁谈论文学呢？”22“我写《情感教育》部分原因是为了圣伯夫，可他一行没读就死了。”23毕竟，圣伯夫是一个可以提好建议的聪明人。可是他再也无法得到圣伯夫的建议了。哪一位批评家会受到如此的礼遇？墓穴关闭了。圣伯夫的死，结束了一个批评时代。 作者：刘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