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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欧文学十年回顾 高 兴 一，东欧文学：一个需要重新打量的概念 说到东欧文学，一般人都会觉得，东欧文学就是指东欧国家的文学。这好像不构成什么问题。但严格来说，“东欧”是个政治概念，也是个历史概念。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它特指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等七个国家。因此，“东欧文学”也就是指上述七个国家的文学。这七个国家都曾经是社会主义阵营的成员，都曾经是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组织的成员。大家都知道，华沙条约组织由苏联牵头，成立于一九五五年，目的就是对抗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就形成了冷战时期的两大阵营：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 一九八九年底，东欧发生剧变。需要指出的是，东欧剧变是我们的说法，而所有当事国都称当时的事件为革命。东欧剧变后，情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苏联解体，华沙条约组织解散，捷克和斯洛伐克分离，南斯拉夫各共和国相继独立，所有这些都在不断改变着“东欧”这一概念。而实际情况是，波兰、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家甚至都不再愿意被称为东欧国家，它们更愿意被称为中欧或中南欧国家。 同样，不少上述国家的作家也竭力抵制和否定这一概念。昆德拉就是个典型。人们往往习惯于把捷克当作东欧国家，昆德拉却屡次三番强调，他的祖国属于中欧而非东欧。小说家昆德拉强调这一点，至少有两个意图：一。尽可能地躲避政治的阴影。二。表明他的文学渊源。第二点于他尤为重要。这样，他便把自己纳入了欧洲小说传统；这样，他便使自己同中欧文学四杰：布罗赫、卡夫卡、贡布罗维奇和穆齐尔处于同一片星空之下。我遇到的许多东欧作家对东欧这一概念都表现出了非同寻常的警觉。在他们看来，东欧是个高度政治化、笼统化的概念，对文学定位和评判，不太有利。这是一种微妙的姿态。在这种姿态中，民族自尊心也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然而，在中国，“东欧”和“东欧文学”这一概念早已深入人心，有广泛的群众和读者基础，有一定的号召力和亲合力。因此，继续使用“东欧”和“东欧文学”这一概念，我觉得无可厚非，有利于研究、译介和推广这些特定国家的文学作品。事实上，欧美一些大学、研究中心也还在继续使用这一概念。我曾经访问过的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就有一个实力雄厚的俄罗斯东欧研究中心。只不过，今日，当我们提到这一概念，涉及的就不仅仅是七个国家了，而应该包含更多的国家：立陶宛、摩尔多瓦等独联体国家，还有波黑、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塞尔维亚、黑山等从南斯拉夫联盟独立出来的国家。我们之所以还能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谈论，是因为它们有着太多的共同点：都是欧洲弱小国家，历史上都曾不断遭受侵略、瓜分、吞并和异族统治，都曾把民族复兴当做最高目标，都是到了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才相继获得独立，或得到统一，二次大战后都走过一段相同或相似的社会主义道路，一九八九年后又相继推翻了共产党政权，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之后，又几乎都把加入北约、进入欧盟当做国家政策的重中之重。这二十年来，发展得都不太顺当，作家和文学都陷入不同程度的困境。用饱经风雨、饱经磨难来形容这些国家，十分恰当。 二，确立并发出自己的声音 严格说来，东欧文学是影响和交融的产物。这同东欧各国特殊的历史有关。在影响和交融中，确立并发出自己的声音，十分重要。那些能发出自己的声音的作家，在东欧国家，受到读者持久的青睐，这十年间也不例外。比如捷克的赫拉巴尔、克里玛和卢斯蒂格，波兰的舒尔茨和米沃什，立陶宛的托玛斯·温茨洛瓦，匈牙利的凯尔泰斯和艾斯特哈兹。他们中，有些已经离世，可其作品依然处于阅读的中心。有些曾长期被埋没，可终究拂去历史的尘埃，放出自己的光芒。有些依然活跃在文坛，以一部又一部新作吸引着读者的目光。 博胡米尔·赫拉巴尔（Bohumil Hrabal,1914-1997）被公认为捷克当代最伟大的小说家。他是哈谢克的传人。但仅仅继承，显然不够。继承时所确立的自己的声音，才是赫拉巴尔的魅力所在，才让赫拉巴尔成为赫拉巴尔。赫拉巴尔从来只写普通百姓，特殊的普通百姓。他将这些人称为巴比代尔。巴比代尔是赫拉巴尔自造的新词，专指自己小说中一些中魔的人。他说：“巴比代尔就是那些还会开怀大笑，并且为世界的意义而流泪的人。他们以自己毫不轻松的生活，粗野地闯进了文学，从而使文学有了生气，也从而体现了光辉的哲理……这些人善于从眼前的现实生活中十分浪漫地找到欢乐，因为眼前的某些时刻——不是每个时刻，而是某些时刻，在他们看来是美好的……他们善于用幽默，哪怕是黑色幽默，来极大地装饰自己的每一天，甚至是悲痛的一天。”这段话极为重要，几乎可以被认作是理解赫拉巴尔的钥匙。 巴比代尔不是完美的人，却是有个性、有特点、有想象力、也有各种怪癖和毛病的人。兴许正因如此，他们才显得分外的可爱，饱满，充满了情趣。《河畔小城》中的母亲和贝宾大伯就是典型的巴比代尔。 赫拉巴尔的小说情节大多散漫，淡化，细节却十分突出，语言也极有味道。是真正的捷克味道。这来自他的生活积累，也是他刻意的艺术追求。你很难相信，他在小学和中学，作文总是不及格。他硬是通过生活闯进了文学殿堂，并成为捷克当代最受欢迎的作家。“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是生活、生活、生活，观察人们的生活，参与无论哪样的生活，不惜任何代价。” 深入作品，我们发现，赫拉巴尔和哈谢克有着许多相同，更有着诸多不同。哈谢克像斗士，无情，英勇，总是在讽刺，在揭破，在游戏，在痛骂，在摧毁。赫拉巴尔则像诗人，总是在描绘，在歌咏，在感慨，在沉醉，在挖掘。哈谢克的幽默和讽刺，残酷，夸张，像漫画。赫拉巴尔的幽默和讽刺，温和，善良，贴近生活和心灵。读哈谢克，我们会一笑到底。而读赫拉巴尔，我们不仅会笑，也会感伤，甚至会哭。赫拉巴尔还满怀敬爱，将语言和细节提升到了诗意的高度。这既是生活的诗意，也是小说的诗意。 在许多捷克读者看来，赫拉巴尔才是他们自己的作家，才真正有资格代表捷克文学。正因如此，在捷克，对赫拉巴尔作品的喜爱，经久不衰。 伊凡·克里玛（Ivan Klima,1931—）是捷克人心目中“始终没有缺席的”作家，至今依然活跃在捷克文坛。他生于布拉格一个犹太家庭。二战期间，曾被关押在集中营里。‘布拉格之春“中，发挥过重要作用。除了短暂的出访外，他一直生活在布拉格。 克里玛的小说手法简朴，叙事从容，语调平静，结构松散，讲述的往往是一些小人物的小故事。整体上看，作品似乎都很平淡，但平淡得很有韵味。一种大劫大难、大彻大悟后的朴实、自然和平静。他总是以谦卑的姿态，诚恳地给你讲几个故事，一段生活，然后完全由你自己去回味，去琢磨。他有从第一刻就消除同读者之间距离的本事。他的作品无疑更加接近生活和世界的原貌。他笔下的人物一般都有极强的幽默感，有极强的忍耐力，喜欢寻欢作乐同时又不失善良的本性。而这些正是典型的捷克民族特性。没有这样的特性，一个弱小民族在长期的磨难中，恐怕早就消亡了。 许多小说家认为，小说仅仅提出问题并进行讨论，并不提供答案。克里玛更加干脆，提出问题后，连讨论都显得多余。他更愿意通过“原封不动地“描述一个个故事来呈现世界的悖谬和人性的错综。有评论家称他讲述的故事“触及了人类心灵极为纤细的一面”。 小说外，克里玛还写有大量的随笔。他显然拥有好几种武器：用小说来呈现和挖掘，用随笔来沉思和批判。进入新世纪，年过七旬的克里玛又接连出版了《在安全和不安全之间》（2000）、《我疯狂的世纪》（2卷，2009）等散文和小说作品，让人们惊叹他不竭的创作活力。《我疯狂的世纪》实际上是部自传。在书中，克里玛结合个人经验，对整个二十世纪作了深刻的反思。此书出版后，引起了捷克读书界的高度关注，并为他赢得了文学大奖。 阿尔诺什特·卢斯蒂格（Arnost Lustig,1926—2011）捷克小说家，同克里玛一样，身上流淌着犹太人的血液，也曾经历过集中营的磨难。他的全家几乎都在纳粹大屠杀中遇难。由于这一心灵创伤，他的小说大多讲述犹太人的苦难和二战经历。卢斯蒂格于1968年“布拉格之春”后被迫离开捷克，定居美国。其实，在他离开捷克前，就已是捷克享有声名的记者、主编、编剧和小说家。几十年的海外生活，让他暂时淡出了捷克读者的视线。1989年东欧剧变后，卢斯蒂格主要生活在布拉格和华盛顿两地。人们重又读到了他的《为卡特琳娜·郝洛维佐瓦的祈祷》、《天国护照》、《夜之钻》等小说作品。《白桦林》等小说也以完整的样子出现在读者面前。作家还写出了《美丽的绿色眼眸》（2000）等新作。2008年，捷克政府为表彰他对捷克文化所作的贡献，特授予他2008年度弗朗兹·卡夫卡文学奖。 捷克文学有鲜明的混合和交融的特征，自上世纪初以来，出现了两种基本传统。一种是哈谢克确立的幽默、讽刺的传统。另一种是卡夫卡创造的变形、隐喻的传统。这两种传统深刻影响了一大批捷克作家。昆德拉、赫拉巴尔、克里玛、塞弗尔特、霍朗等等都是在这样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卢斯蒂格自然也是。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在影响和交融中，一个个都找到了自己的声音。昆德拉冷峻，机智，注重融合各种文体和手法，作品充满怀疑精神和形而上意味。赫拉巴尔温和，亲切，关注生活，关注小人物，语言和细节都极富韵味和诗意。克里玛平静，从容，善于从日常中发现诗意和意义，作品表面上不动声色，实际上充满了意味。塞弗尔特豁达，饱满，满怀爱意地捕捉着一个个瞬间。对于他，瞬间就是一切，就是“世界美如斯”。霍朗像个隐士，躲在语言筑起的窠中，为自己，也为读者创造一个个惊奇。 卢斯蒂格呢，与他的这些同胞既有相同之处，更有不同之处。相比于他的这些同胞，他显得更加朴实，专注，投入，他似乎不太讲究手法和技巧，只在一心一意地讲述故事，自己始终隐藏在作品背后，只让人物和情节说话。非凡的经历和内在的激情成为他写作的最大的动力。他还特别重视对话，是真正的对话艺术大师。小说创作中，要写好对话，实际上是件很难的事情。这不仅要有天生的艺术敏感，更要有深厚的生活积累。《白桦林》中，就有着大段大段的对话，支撑起小说情节，甚至推动着小说情节发展，同时又丰富着小说的外延和内涵。对话中，有人物心理，有个性，有思索，有锋芒，有智慧，有幽默，有捷克味道，有故事中的故事。我们不太清楚人物的外貌，但我们却能辨别出他们的声音。声音成为他们的主要身体特征。声音在回响，对话在进行。对话让整部小说变得生动，真实，充满了活力。 卢斯蒂格的不少小说，没有抗议，没有道德评判，没有简单的对与错、好与坏，只有静水流深般的叙述，只有自然而然的挖掘和触及，只有客观而又准确的呈现，只有渐渐加快的节奏，小说恰恰因此获得了无限的感染力和震撼力。 2011年2月，当中国读者刚刚读到他的小说《白桦林》（杜常婧译）时，卢斯蒂格却溘然长逝。 布鲁诺·舒尔茨（Bruno Schults,1892-1942），波兰文坛上一个独特的作家。出生于犹太家庭。读舒尔茨时，会有这样的感觉：绚烂的画面，无边的想象，迅即的转换，突然的中断，密集，刺眼，反常，神秘，速度，空白，跳跃，这一切会让你晕眩，你常常需要停顿，然后又不愿放下。 舒尔茨的小说格局有限，人物就那么几个，背景基本固定：那就是作家的家乡，波兰东南部加利西亚地区德罗霍贝奇镇，有时甚至就是他和父母居住的“黑洞洞的”公寓。可有限的格局、人物和背景却常常在不知不觉中衍生出辽阔的世界，充满了各种景致和意味。 想象力在此发挥出奇妙的作用。对于作家而言，想象力有时就是创造力。正是凭借想象，舒尔茨总是孜孜不倦地从日常和平庸中提炼诗意。他常常通过儿童或少年的目光打量世界，展开想象。童年目光，纯真，急迫，无拘无束，可以放大一切，可以冲破一切界限。画家天赋又他让对色彩极度敏感，给想象增添了表现层次和空间。 倘若舒尔茨仅仅停留于诗意的想象，那他很有可能成为一名浪漫主义作家。但他显然又往前走了一步。这一步至关重要，又意味深长，是质的飞跃。事实上，他在不断提炼诗意，也在随时摧毁诗意。想象因而获得残酷却又激烈的质地，上升到梦幻、神话和寓言的高度。在神话和寓言中，边界消除，自然规则让位于内心需求。内心，就是最高法则，就是最高真实。这顿时让他的写作获得了浓郁的现代主义特征。 舒尔茨曾翻译过卡夫卡的《审判》，也读过卡夫卡的其他小说。变形，也许就是卡夫卡给他的最大启示。在父亲形象上，这一手法用得最为彻底。变形是更高层次上的想象、象征或隐喻，能让写作获得更大的自由，更深的意义。变形既能打通生死之间的隔板，也能大大丰富生命的形式，还能让世界成为一个神话天地和魔术舞台。 正当他梦想着要写出更多的作品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他同其他犹太人一样受到冲击，只好停止写作。一名纳粹军官欣赏他的画作，充当起他的临时保护人。没想到，恰恰是这一保护为灾难埋下了伏笔。一九四二年，一个“黑色星期四”，布鲁诺·舒尔茨正在街上行走时，突然，一名对舒尔茨的保护人怀恨在心的纳粹军官向他举起了枪。这竟然是一名纳粹军官对另一名纳粹军官的报复：“你打死了我的犹太人，我也要打死你的……”天哪，这是怎样荒诞的世道！一位天才的作家和画家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倒在了血泊中。那一刻，舒尔茨年仅五十岁，只留下了两本小说集、一些书信和两百余幅绘画作品。 由于格罗斯曼等犹太作家的努力，在经过了几十年的埋没后，近十多年来，舒尔茨越来越受到世人的关注，已成为在波兰文坛和世界文坛重现的经典作家。 二00四年，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law Milosz,1911—2004）在波兰克拉科夫辞世，成为波兰文坛以及世界文坛的大事。 对于米沃什，我们已十分熟悉。他始终被视为波兰诗歌的良心。他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从波兰驻法国文化参赞任上出走，最终来到美国。生活在美国，他却念念不忘自己的祖国，一直坚持用波兰语写作，还将大量的波兰作家介绍给西方读者。他为诗歌下的定义：对真的热烈求索。真理和真实，人生和历史，这其实就是米沃什诗歌一贯的主题。他无法背对公众，无法背对二十世纪血腥的历史，去追求什么美学上的完美。宁可粗砺一些。宁可残缺一些。他的平实，他的雄辩，他的坚硬，他的冷俊，他的沧桑感和悲剧感，他的道德倾向和人道主义情怀，统统来源于此。出版过《关于凝冻的时代的诗篇》等十几部诗集和《被禁锢的思想》及《诗歌见证》等散文、随笔集。一九八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在辞世前不久，他在家乡出版了好几本著作，其中有诗集《二度空间》（2003）以及《最后的诗篇》（2004）。 从二0一一年年初起，一位立陶宛诗人的名字就不断地在中国报刊和网络上出现。那就是托马斯·温茨洛瓦。 托马斯·温茨洛瓦（Tomas Venclova，1937—），著名立陶宛诗人、学者和翻译家。1977年，流亡美国。在美国，他被认为是“布罗茨基诗群”的重要成员。现为耶鲁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系终身教授。代表性诗集有《语言的符号》、《冬日对话》、《枢纽》等。他的诗歌已被译成二十多种语言。他也因此收获了诸多文学奖项和世界性声誉。欧美评论界称他为“欧洲最伟大的在世诗人之一”。如今，他已当之无愧地成为了立陶宛文化的代表人物。 温茨洛瓦是一位沉重的现实成就的沉重的诗人，把诗歌当作抗衡黑暗的最后的武器。约瑟夫·布罗茨基在论述温茨洛瓦的诗作时指出：温茨洛瓦“将诗歌当做抵御现实的一种形式”。历史感和命运感，像两个难解难分的主旋律，不断地在他的诗歌中回荡。这同他的出生环境和成长历程有着紧密的关联。他在诗中写道：“我学会在黑暗中看，分辨快乐与快乐”“在最后的黑暗中，在冰或火到来之前/我们还能看到听到”。这就是诗歌的力量。他的诗忧伤、沉重、冷峻，基调幽暗，但字里行间却有着鲜明的精神抱负和心灵慰藉。他的诗充满着人类精神世界的冬日意象，却给每个孤寂的心灵送去了温暖；他是一个世界主义者，但是他极具人性光辉的诗篇，却是他的祖国永远不可分割的部分。鉴于诗人托马斯·温茨洛瓦对当代诗歌作出的杰出贡献，2011年度青海湖国际诗歌节特授予他金藏羚羊奖国际诗歌奖。 二00二年十月，诺贝尔文学奖让人们知道了凯尔泰斯·伊姆雷。这又是一位苦难成就的作家。他在十五岁时，被纳粹投入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后获救。 十九岁时，他开始在布达佩斯一家报社当记者，一九五一年被解聘。从此，靠翻译和写作维持生计。由于他的作品印数极小，而且不被官方认可，他实际上一直处于默默无闻的孤寂状态。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情形有所好转。他的一些作品被介绍到了德国、法国、瑞典等西欧国家。但在世界范围内，他则长期属于名不见经传的作家。 瑞典文学院在宣布伊凯尔泰斯·伊姆雷获奖理由时说，他的写作“支撑起了个体对抗历史野蛮的独断专横的脆弱的经历”。文学院高度评价了他的处女作《无法选择的命运》，认为对作者而言“奥斯威辛并不是一个例外事件，而是现代历史中有关人类堕落的最后的真实。” 实际上，凯尔泰斯的所有作品都在经营一个主题：大屠杀。“每当我考虑写一部新的小说时，我总会想起奥斯威辛。”他说。“每位作家都有一段决定性的成长经历。对我来说，大屠杀就是这样的经历。” 就这样，大屠杀的阴影变成了他文学创作的光亮。 除了这几部小说外，凯尔泰斯·伊姆雷还有《作为文化的大屠杀》（1993）、《我，另一个：一种变形史》（1997）、《行刑队重新上膛时静默的瞬间》（1998）以及《被流放的语言》（2001）等散文作品。 世界文坛上，以大屠杀为主题写出不朽篇章的作家很多。普里莫·列维、保尔·策兰、大卫·格鲁斯曼、辛西亚·奥奇克、伊凡·克里玛等等等等。波兰、捷克、以色列等国家甚至有大屠杀文学的传统。为何偏偏匈牙利的凯尔泰斯·伊姆雷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的青睐呢？ 还是再来听听瑞典文学院的说法吧。 瑞典文学院说凯尔泰斯·伊姆雷的作品探讨了“在一个人们受到社会严重压迫的时代里继续作为个体生活和思考的可能性”。他的小说中“没有任何道德愤慨和形而上抗议因素，可恰恰正是这一点使得他的描写获得了令人震惊的可信性”。这段话实际上在肯定凯尔泰斯·伊姆雷作品的深度和高度以及艺术独特性的同时，已将他同其他大屠杀文学创作者区别了开来。言外之义就是他的大屠杀文学创作已摆脱了时空的羁绊而到达了一种对人类具有永恒意义的角度。作者自己也表示：“我的作品是对自己、对记忆以及对人类的一种承诺。” 凯尔泰斯是第一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匈牙利作家。同中东欧其他国家相比，匈牙利当代作家中有世界性影响的极少。长期以来，裴多菲成了匈牙利文学的标志性作家。而这已有一些令人悲哀的味道了。首先，从今天看来，裴多菲成为匈牙利文学的标志，有着某种艺术以外的因素。其次，十九世纪的裴多菲毕竟不能代表匈牙利文学的现在。如此情形下，凯尔泰斯的获奖不仅为匈牙利文学，也为整个匈牙利赢得了巨大的荣耀。全世界读者的目光也肯定会顺便关注一下“被忽视的匈牙利文学”。 事实上，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凯尔泰斯似乎处于沉寂状态，没有什么新作问世。而另一位匈牙利作家艾斯特哈兹·彼得（Esterhazy Peter，1950— ）却凭借自己频频问世的作品引起了世界文坛的注目。二000年，他的代表作《天堂的和谐》刚一出版，就成为欧洲文坛关注的焦点。匈牙利评论界甚至称它为“一部圣灵之书”。在此之前，艾斯特哈兹已写出《十七只天鹅》、《赫拉巴尔之书》、《心脏助动器》、《一个女人》等小说作品。他的作品已被译成二十多种语言。其作品注重语言实验，又不乏趣味和含义。就连世界文坛宿将巴尔加斯·略萨都说：“艾斯特哈兹·彼得是我们时代最有趣、最具原创性的作家。” 纵观十年间的东欧文学，我们会发现：那些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老作家依然受到人们的青睐，他们的作品大多把笔触伸向过去那段特殊的历史，有浓郁的反思、怀旧、清算和拷问的色彩。人与历史，人与社会，特殊境遇下的人性，战争和专制中人与人的关系，等等，往往是他们努力要表现的主题。在此方面，哈维尔的剧作，凯尔泰斯的小说和随笔，米沃什的散文和诗歌，扎加耶夫斯基和温茨洛瓦的诗歌，卡达莱的小说，都具有相当的代表性。而一些更年轻的作家，则把目光投向了当下。他们更加关注道德状况、过渡时期人们内心的困惑和迷惘、精神和信仰的缺失和寻找、生命意义和生活方式等问题。他们中有些已经引起世界文坛的瞩目，匈牙利的艾斯特哈兹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三，欧美语境下的东欧文学 值得注意和警惕的是，由于语言的局限以及话语权的控制，我们目前所了解的东欧文学往往是欧美语境下的东欧文学。而欧美语境下的东欧文学，常常带有浓郁的意识形态色彩。这似乎是件自然而然的事。因为，东欧文学，根本上，就更多的是个政治概念。当然，它也是个历史概念。不得不承认，恰恰是意识形态色彩成全了不少作家的声名。赫尔塔·米勒如此。昆德拉如此。卡达莱如此。马内阿如此。 2009年10月，德国女作家赫尔塔·米勒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赫尔塔·米勒生于罗马尼亚，长于罗马尼亚，前前后后在罗马尼亚生活了三十四个年头，同罗马尼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翻开赫尔塔·米勒的作品，我们几乎处处可以感到罗马尼亚的存在。尽管后来生活在德国，并享有不小的声名，但赫尔塔·米勒坚持书写罗马尼亚题材，更确切地说，书写齐奥塞斯库专制下的罗马尼亚生活。这是她的策略，也是她的聪明之处。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把她当做东欧作家。用德语写作，写的却是专制下“那些被剥夺者”的境遇，赫尔塔·米勒顿时有了得天独厚的主题和题材上的优势，还为自己增添了一道迷人的道德光环，同时也明确了自己的身份：“被剥夺者”中的一员。小说家赫尔塔·米勒于是又成为了控诉者赫尔塔·米勒。而且她的后一个角色似乎更加鲜明。文学，不知不觉间，同政治纠结在了一起。我们认为，赫尔塔·米勒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相当程度上，是文学与政治的某种微妙平衡。 米兰·昆德拉（1929—）,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就进入中国读者视野的捷克小说家。如果让我来推荐昆德拉作品，我要推荐的恰恰是他的短篇小说集《可笑的爱》。《搭车游戏》、《没人会笑》、《爱德华和上帝》、《永恒欲望的金苹果》等等都写得特别机智，又十分好读。读读《搭车游戏》，那是场多么耐人寻味的游戏。一场游戏最后竟走向了它的反面。世事常常出人意料。任何设计和预想都不堪一击。我们无法把握事物的进程。最庄重的可能会变成最可笑的。最纯真的可能会变成最荒唐的。最严肃的可能会变成最滑稽的。关键是那道边界。可谁也不清楚边界到底在哪里。再读读《爱德华和上帝》，一个追逐女人的故事却如此巧妙地把信仰、政治、性、社会景况、人类本性等主题自然地糅合到了一起。层次极为丰富。手法异常多样。加上不少哲学沉思，又使得故事获得了诸多形而上的意味。字里行间弥散出浓郁的怀疑精神。显然，在昆德拉眼里，信仰值得怀疑，爱情值得怀疑，政治值得怀疑，革命值得怀疑，真理值得怀疑，语言值得怀疑……总之，一切都值得怀疑，一切都毫无价值。这些小说表面上看都是些情爱故事或干脆情爱游戏，实际上却有着对人生、对世界的精细的思考。 还有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玩笑》。一个好笑但更可悲的爱情故事，“一首关于灵与肉分裂的伤感的二重奏。”有着绝妙的构思和相当的深度，算得上他所有小说中最像小说的小说。小说中有关世界是个罗网的思考成功反映出了人类的某种基本境况。卢德维克和露茜那两个人物也饱满，立体，神秘，有吸引力。按理说，昆德拉的艺术价值在他的这两部处女作中已经清楚显现。 然而，“布拉格之春”的缘故，昆德拉在西方的成名有点阴差阳错。他被当作了“纯粹出于义愤或在暴行的刺激下愤而执笔写作的社会反抗作家”。他的小说也因此自然而然地被简单地划入政治小说一类。作为一个真正有文学野心和艺术追求的小说家，昆德拉感到了其中的危险和尴尬。他千方百计地要表明自己的文学渊源，树立自己纯粹小说家的形象，甚至改用法语写作，更愿意人们称他为法国作家。但不管他承认与否，政治都是昆德拉小说中摆脱不了的基本背景和主题。 伊斯梅尔·卡达莱（1936— ），阿尔巴尼亚小说家，目前定居巴黎。在我眼里，一直是个分裂的形象。仿佛有好几个卡达莱：生活在地拉那的卡达莱；歌颂恩维尔·霍查的卡达莱；写出《亡军的将领》的卡达莱；发布政治避难声明的卡达莱；定居巴黎的卡达莱；获得曼布克国际文学奖的卡达莱……他们有时相似，有时又反差极大，甚至相互矛盾，相互抵触。因此，在阿尔巴尼亚，在欧美，围绕着他，始终有种种截然相左的看法。指责和赞誉几乎同时响起。指责，是从人格方面。赞誉，则从文学视角。他的声名恰恰就在这一片争议中不断上升。以至于，提到阿尔巴尼亚，许多人往往会随口说出两个名字：恩维尔·霍查和伊斯梅尔·卡达莱。想想，这已有点黑色幽默的味道了。 但凭借《亡军的将领》和《梦幻宫殿》这两部小说，卡达莱完全可以在世界文坛占一席之地。 《梦幻宫殿》中的人物几乎只有一个，那就是马克-阿莱姆，所有故事基本上都围绕着他进行，线索单纯，时间和空间也很紧凑。可它涉及的主题却广阔，深厚，敏感，有着丰富的外延和内涵。卡达莱于一九八一年在他的祖国发表这部小说。作为文本策略和政治策略，他将背景隐隐约约地设置在奥斯曼帝国，似乎在讲述过去，挖掘历史，但任何细心的读者都不难觉察到字里行间弥散出的讽喻的气息。因此，人们也就很容易把它同卡夫卡的《城堡》、奥威尔的《动物农场》等寓言体小说连接在一起，将它当作对专制的揭露和讨伐。难怪出版后不久，《梦幻宫殿》便被当局列为禁书，打入了冷宫。卡达莱本人在谈到此书时，也意味深长地强调：“我试图描写地狱的情形。”他在移居法国后曾再三说过：“我每次写一本书，都感觉是在将匕首刺向专制。”尽管他说此话有讨好和迎合西方读者之嫌，真诚中夹杂着一些虚伪和狡黠，但起码《梦幻宫殿》可以成为他的这番言论的有力证明。倘若说走向西方，需要亮出某种通行证的话，卡达莱肯定最愿意亮出《梦幻宫殿》了。事实上，他也这么做了，而且效果极好。欧美已有评论家呼吁：“单凭《梦幻宫殿》一书，伊斯梅尔·卡达莱就完全有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目前已定居美国的诺尔曼·马内阿（Norman Manea,,1936— ）凭借其回忆录《流氓的归来》（2003）获得了2006年度法国美第奇奖，引起了世人的关注。马内阿似乎有两个身份：作家和持不同政见者。文学和政治的平衡，在他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马内阿在罗马尼亚期间并不属于特别突出的作家。即便现在，罗马尼亚一些评论家依然把他当作比较一般的作家。他的作品主要写集中营经历，着重人性在极端环境中的闪烁和呈现。 关于马内阿，现在有人把他和昆德拉一样当作流亡作家。“流亡”这两个字我们要慎用。典型的流亡，应该是带有物质和精神双重苦难的性质，就像俄罗斯那些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诗人和作家，而昆德拉、马内阿，他们的流亡更多的只是精神意义上的。有趣的是，在他们的祖国，不少人把他们的流亡当作一种逃脱，一种缺席。捷克、罗马尼亚等国的读者更加尊重那些始终在场的作家，比如哈维尔，比如克里玛，比如赫拉巴尔。 马内阿在写作中，抨击了齐奥塞斯库的独裁。说到齐奥塞斯库，又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们并不能一刀切地把他说成是糟糕的独裁主义者，这样有失公允。实际上，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刚上台的时候，齐奥塞斯库曾经是很受欢迎的开明领袖，他竭力摆脱苏联的控制，以独立的姿态斡旋于苏联和美国之间，在国际社会也曾有过良好的形象。当时的罗马尼亚文学界曾一度呈现出了繁荣发展的局面，很多作家得到了优厚的待遇，诗歌界甚至出现了“抒情诗爆炸”的可喜景象。但最后因为迷恋个人崇拜，逐步走向独裁，走向反面。事实上，齐奥塞斯库上台之际，也差不多正是马内阿踏上文坛之时，从发表作品的数量和频率来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马内阿的创作还是比较顺利的，还多次获过奖。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文学和政治的某种微妙平衡成就了不少作家，尤其是从东欧阵营中走出来的作家。我们在阅读和研究这些作家时，需要格外地警惕。过分地强调政治性，有可能会忽略他们的艺术性。而过分地强调艺术性，又有可能会看不到他们的政治性。如何客观地、准确地认识和评价他们，同样需要我们的敏感和平衡。 四，在走和留之间：海外文学和本土文学 关注东欧文学，我们会发现，不少作家，基本上，都在出走后，都在定居那些文化大国后，才获得一定的声誉。贡布罗维奇、昆德拉、齐奥朗、埃里亚德、扎加耶夫斯基、米沃什、马内阿、史沃克莱茨基等等都属于这样的情形。各种各样的原因，让他们选择了出走。生活和写作环境、意识形态原因、文学抱负、机缘等，都有。再说，东欧国家都是小国，读者有限，天地有限。昆德拉就曾坦言，他写作时，心里想着更加广大的读者群。因此，他才特别看重自己作品的翻译。 在走和留之间，这基本上是所有东欧作家都会面临的问题。因此，我们谈论东欧文学，实际上，也就是在谈论两部分东欧文学：海外东欧文学和本土东欧文学。它们缺一不可，已成为一种事实。 而那些出走的作家，不少又为介绍和推广祖国的文学，做了大量的工作。定居美国的波兰诗人米沃什，定居加拿大的捷克小说家史克沃莱茨基，尤为突出。米沃什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有了一定的声名，也有了各种机会，他同人合作，将大量波兰诗歌介绍给西方读者。他不仅帮助波兰作家，也竭尽全力帮助其他流亡作家。布罗茨基在最艰难的时候，就曾得到他不少帮助。事实上，在欧美，有一批来自俄国和东欧的作家，常常互相帮助、互相提携。而且米沃什始终坚持用波兰文写作，始终强调自己是波兰作家。史沃克莱茨基在“布拉格之春”被镇压后，流亡加拿大，在加拿大创办了68出版社，专门翻译出版捷克文学作品。欧美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读者就这样读到了哈维尔、昆德拉、赫拉巴尔、克里玛、霍朗、塞弗尔特的不少作品。史沃克莱茨基本人就是一位优秀的小说家，写过不少长篇和短篇。他的代表作《懦夫》曾让他跻身最优秀的捷克作家的行列。 一九八九年后，东欧国家都相继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不少作家也有了自己所追求的自由。但奇怪的是，这二十年里，我们反而没有见到什么杰出的作品。那些有一定价值并产生了影响的作品基本上都是作家们在过去，甚至在社会主义阶段完成的。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在不太自由的环境里，不少杰作问世了。而在自由的环境里，反而没出什么作品。 当然，这是个复杂的话题。过渡和转轨时期，各类社会矛盾突出，竞争激烈，生存面临巨大压力。用罗马尼亚文学评论家内格里奇的话说：“目前，他们尝到的只是自由的苦涩。”如此情形下，作家们都面临或陷入各种困境，都会表现出各种焦虑和浮躁。在焦虑和浮躁中，是难以安心地写作的。也许，还需要时间。 五，十年间，东欧文学在中国 一九八九年底，东欧国家先后发生剧变，共产党政府纷纷垮台，社会主义制度遭到抛弃。这一剧变深刻影响并改变了东欧国家的历史进程和发展模式。这种影响和改变自然会波及社会的各个领域，包括文学。 东欧剧变后，我国东欧文学翻译者和研究者再一次面临困境：学术交流机会锐减，资料交换机制中断。看不到报刊，看不到图书，看不到必要的资料，又没有出访机会，这对于文学研究，几乎是致命的打击。这种局面持续了好几年，到后来才逐渐得到改观。而此时，不少东欧文学翻译者和研究者已进入老年。翻译和研究队伍已青黄不接。中国社会科学院曾经人丁兴旺的东欧文学研究室，也随着最后一位研究者的退休，而不复存在。 事实上，尽管艰难，东欧文学翻译一直在进行。只是节奏放慢了一些。粗略统计一下，这十年间，在中国，东欧文学翻译还是取得了不少的成果，先后出版了《世界经典散文新编·东欧卷》（冯植生主编，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呼唤雪人》（林洪亮译，漓江出版社，2000）、《诗人与世界：维斯瓦娃·希姆博尔斯卡诗文选》（张振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无命运的人生》（许衍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伊凡·克里玛作品系列》（5卷，星灿、高兴主编，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4）、《安娜·布兰迪亚娜诗选》（高兴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东欧国家经典散文》（林洪亮主编，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世界美如斯》（杨乐云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塔杜施·鲁热维奇诗选》（张振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河畔小城》（杨乐云、刘星灿、万世荣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一个女人》（余泽民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梦幻宫殿》（高兴译，重庆出版社，2009）、《赫拉巴尔之书》（余泽民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托马斯·温茨洛瓦诗选》（高兴译，青海人民出版社，2011）等作品。这段时间，诺贝尔文学奖这盏聚光灯照亮了凯尔泰斯和赫尔塔·米勒这两位东欧作家，让读者对他们产生了浓厚的兴致。此外，由于中国青年出版社成功地出版了赫拉巴尔、塞弗尔特的作品，一股小小的捷克文学热在中国读书界悄然掀起。 文学杂志中，《世界文学》在译介东欧文学方面最为突出。十年中，先后译介了赫拉巴尔、凯尔泰斯、鲁热维奇、米沃什、舒尔茨、基富、温茨洛瓦、卡达莱等一批东欧作家。 这几年，捷克作家赫拉巴尔、诗人霍朗和霍卢布，阿尔巴尼亚小说家卡达莱，罗马尼亚作家马内阿，斯洛文尼亚诗人萨拉蒙，立陶宛诗人温茨洛瓦，波兰诗人赫伯特和扎加耶夫斯基，匈牙利小说家凯尔泰斯、艾斯特哈兹·彼得和雅歌塔·克里斯多夫等开始受到中国读者的注意。 近些年，读者对东欧文学的期待越来越高。他们渴望着读到更多的东欧文学作品。有评论家认为，在俄罗斯文学、法国文学、美国文学、拉美文学等纷纷掀起过热潮之后，人们自然而然地把目光转向了东欧文学和东方文学，期待着东欧文学和东方文学掀起新的文学热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