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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江户时代是日本汉文学的全盛期，涌现出以江马细香、梁川红兰为代表的众多女性汉诗人。她们的作品在典故借用、诗句化用等方面对中国文学多有因袭，同时又具备较为鲜明的本土化特征，诗中意象构筑、女德体认以及乡邦风物描写都富有异趣，呈现出与同一时期明清女性文学不同的风貌。中日文化背景的差异，造成两国女性诗人立身之道有别，进而影响于各自创作。考察江户时代女性汉诗，对全面展现中国文学在日本的传播与接受具有重要意义。 关 键 词：江户时代/女性汉诗/中国文学 自1603年德川家康于江户(今东京)开幕府至1867年第十五代将军德川庆喜还政于天皇，此260余年被称为日本的“江户时代”。该时期偃武息戈，为政者倡导儒学，民间亦兴起向学之风，加之中国典籍大量输入，达到了“日本汉文学的全盛期”[1]①。而日本人用汉字创作诗歌的源头虽可上溯至7世纪的天智天皇，但此后1000多年，汉诗大抵由贵族及僧侣垄断。而到了江户时代，“汉诗发展到这个时期，成为家喻户晓的士人文学、儒者文学。一般知识阶层的日本人，几乎没有不会作汉诗的”[2]。 江户时代汉诗之隆盛还体现在女性汉诗人异军突起②。江户前期，以和歌名世的井上通女(1660-1738)等人的汉诗作品已渐受瞩目。内田桃仙(？～1720)在将军德川纲吉(1646-1709)的宴席上赋绝句一首，获赐丝绢两匹；在权臣柳泽吉保(1658-1714)50寿辰的诗会上，又与荻生徂徕(1666-1728)等当世大儒同席赋诗。日本首部女性汉诗集——立花玉兰(1733-1794)的《中山诗稿》也于1764年在江户刊行。到了江户后期，富冈吟松(1762-1831)、片山九畹(1777-1836)、江马细香(1787-1861)、津田兰蝶(1795-1815)、龟井少琴(1798-1857)、原采蘋(1798-1859)、高桥玉蕉(1802-1868)、梁川红兰(1804-1879)、篠田云凤(1810-1883)等一批女性汉诗人的活跃，逐渐颠覆了日本自古以来“汉文学专属男子”、“汉文学质性上与女性不宜”之类的思维定式，女性汉诗得到广泛认可，当世知名汉诗人菅茶山(1748-1827)、赖山阳(1780-1832)、梁川星岩(1789-1858)等都彰显女性汉诗，并对女弟子的创作悉心指导。 江户时代女性汉诗人中成就最著者，当推江马细香与梁川红兰。细香为大垣藩(今岐阜县)兰医③江马兰斋(1747-1838)长女，幼名多保，又名袅，字细香、绿玉，号湘梦、箕山，赖山阳女弟子，有《湘梦诗稿》、《湘梦诗草》四卷、《湘梦遗稿》二卷传世。红兰名景、景婉，号红鸾、红兰、道华，以“张”为姓，故又称“张红兰”④，梁川星岩之妻，有《红兰小集》二卷、《红兰遗稿》三卷传世。 细香与红兰在当世诗名颇著，俞樾曾应岸田吟香(1833-1905)之邀编纂《东瀛诗选》，收录细香诗28首，红兰诗14首，数量在36位闺秀诗人中居第一和第二。这两位女诗人虽“才情横溢，艳流笔端，使须眉男子为之失色”(《細香と紅蘭》吉川幸次郎序)[3](P1)，但长期以来，日本国内的汉文学研究偏重于男性作品，女性文学研究则偏重于《源氏物语》、《枕草子》等以假名创作的“国文学”，女性汉诗一直被忽视。即便近年越来越多的学者以“汉文化圈”为单位进行古典文学研究，东亚汉诗所受关注日增，朝鲜时代的女性汉诗文也已得到系统整理，但日本江户时代的女性汉诗人仍乏人问津⑤。本文选取细香和红兰这两位被奉为“双璧”(《細香と紅蘭》铃木虎雄序)[3](P4)的女性汉诗人为例，通过具体作品，探讨其对中国文学⑥的因袭及本土化演变。此外，细香为赖山阳女弟子，红兰为梁川星岩之妻，与当时的知名汉诗人交往密切，以她们为例，对探究江户时代中国文学在男性文人中的接受也具有窥豹一斑的作用。 一、对中国文学的因袭 江户时代著名儒学者、汉诗人江村北海曾言：“夫诗，汉土声也。我邦人不学诗则已，苟学之也，不能不承顺汉土也。”[4]这种观点在当时很具代表性，加之该时期中国典籍的输入“规模远远超过了以前的任何时代”且“速度前所未有”[5]，为创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本，女性汉诗人在创作中也有意识追求中国风味，这主要体现在用典与化用诗句两个方面。 (一)典故的借用 细香有咏雪诗曰：“身步蓝田琼玉间，趦趄老脚岂辞艰。乾坤一白眩银海，不见平生惯见山。”(《雪日陪户田大夫南庄饮即事》)[6](下P495)据诗后所附注释，“银海”原作“双眼”，由后藤松阴⑦改定，该典苏轼曾用于《雪后书北台壁》一诗，且有这样一则轶事： 道经以项肩骨为玉楼，眼为银海。……世传王荆公尝诵先生此诗，叹云：“苏子瞻乃能使事至此！”时其婿蔡卞曰：“此句不过咏雪之状。妆楼台如玉楼，弥漫万象若银海耳。”荆公哂焉，谓曰：“此出道书也。”(《苏轼诗集》卷十二王文诰注) 由此可知，即便对宋代士大夫而言，“银海”也属僻典。松阴刻意将“双眼”改为“银海”，体现了江户文人良好的汉学素养和对用典的热衷，这种倾向也影响到女性汉诗人，细香《闻藤城山人去冬为本邑里正，今夏赴犬山公召，赋此寄赠》一诗云： 人生蕉鹿梦悠悠，无限尘纷何日休。好与鴟夷混踪迹，春风一棹五湖舟。[6](下P493) 藤城山人即细香挚友村濑藤城(1790-1852)，应犬山城主之邀任藩儒官，细香借《列子·周穆王》中的“鹿梦”之典与范蠡自号“鴟夷子皮”辞官归隐之典，表达了人生得失荣辱如梦、居庙堂不如处江湖的规劝。再如两首画竹诗曰： 胸里无成竹，毫端岂得工。休嘲馋紫笋，拟贮渭川丛。(《题自画墨竹》)[6](下P438) 自骂袜材供苦辛，霜毫呵冻写修筠。莫言残岁闲中老，侬亦匆忙偿债人。(《辛亥岁晚作》)[6](下P512) 苏轼赞文同画竹“胸有成竹”，并调侃其食笋曰：“汉川修竹贱如蓬，斤斧何曾赦箨龙。料得清贫馋太守，渭滨千亩在胸中。”由于画名远播，“四方之人持缣素而请者，足相蹑于其门”，文同不耐其烦，将缣素投之于地，声称“吾将以为袜材”(苏轼《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细香13岁师从京都画僧玉潾(1751-1814)，成年后颇具画名，尤长于墨竹，借用典自比画竹名家文同，既是对画技的自诩，又使作品呈现中国风味。 江户时代是儒学在日本最兴盛的时期，兼之幕府对“朱子学”的大力提倡，“三从四德”等女德观念为知识阶层熟知，女性汉诗人亦通过用典表现对儒家女德的认可，红兰有诗曰： 谁剪梧桐失凤栖，丹山万里梦魂迷。多才敢望蔡雍(此处为“蔡邕”之误)女，知道愧非王霸妻。 黄壤无由终养育，青冥何路共昇跻。鹿车后约分明在，茅舍柴门白水西。(《客中述怀》)[7](P9) 客居新赁两三椽，灶额多寒稀见烟。反舌宁嗔翁子拙，同心夙得伯鸾贤。 林园啼鸟春来也，门巷无人昼寂然。慵役尖头临乞米，裙衫送尽拔花钿。(《客居》)[7](P75) 梁川星岩诗名虽著，却终身贫困潦倒，红兰随之颠沛流离，笔下多有“家贫为客久，岁晏怯衣单”(《寒夜侍外君》)[7](P19)，“断丝寻绪绽冬服，落叶添薪供午炊”(《寓笔》)[8](P113)的凄苦语，但二诗借王霸妻助夫守志、鲍宣妻鹿车共挽、朱买臣妻嗔夫贫贱、梁鸿妻举案唱随等典故，表达了安贫乐道、相濡以沫的贤妇志节。这体现出儒家女德观念在江户时代已具备一定影响力，至于这种由外来文化植入的道德观念在影响上达到何种程度，后文将继以论及。 (二)诗句的化用 用典之外，女性汉诗人还惯于将中国诗歌熔铸入己作，如红兰《思乡二首》云： 西征千里更西征，云态山容关远情。又是刈萱关外水，似闻阿爷唤儿声。 红事阑珊绿事新，每因时节泪沾巾。遥知樱笋登厨处，姊妹团圞少一人。[7](P13) 思亲怀乡之情的表述，几乎是“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木兰辞》)与“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的翻版。而细香在收到友人贯名海屋所赠梅花后，题笔写下“一枝分赠到寒房，偏喜江南遗意长”(《海屋先生留旅窗所插梅花而去》)[6](下P364)，化用南朝陆凯的名句“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赠范晔》)；患眼疾时所写的“绿叶红花见不明，三年患眼古人情。一身闲淡期行乐，岂料风光更隔生”(《癸卯夏日患眼，赋此遣意》)[9]之句，亦能看出对唐代诗人张籍《患眼》诗意的袭用⑧。 还有一些作品虽化用中国诗句，在构思上却反其道而行： 不闻钟响到闺扉，晓梦沈沈卧翠帏。半点灯摇断肠雨，故将春睡送春归。(《春尽》)[10](P229) 秋风犹未送些凉，剩热炎炎午景长。得意一时团扇在，何须箧里更相忘。(《新秋盛热》)[10](P41) 庭阶经雨气凄凉，冷艳茎茎发海棠。一任秋宵花睡去，无人秉烛照红妆。(《秋海棠》)[10](P131) 贾岛《三月晦日赠刘评事》一诗有“共君今夜不须睡，未到晓钟犹是春”之句，细香却“故将春睡送春归”，同是表现惜春之情，却有睡与不睡、送春与守春之别。而“秋扇见捐”在中国诗歌中虽几成定式，细香笔下的团扇却摆脱了“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的凄凉境遇。至于苏轼《海棠》诗中“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的香艳旖旎，则被细香笔下孤寂凄清的秋海棠所颠覆。赖山阳批点《春尽》诗“此雨断肠，此诗亦断肠，暗中使用古人语句”，批点《新秋盛热》诗“翻案佳”，批点《秋海棠》诗“翻案绝妙，卓然杰作”，都给予很高评价⑨。这种“翻案”作品不但显示了女性汉诗人对中国诗歌的精熟，也表露出她们试图自出机杼、摆脱中国文学窠臼的愿望。 除用典与化用诗句，有时为在表达形式上与中国接近，汉诗人甚至会对某些事物在本国的固有含义进行篡改。如细香在《同山阳先生及秋岩、春琴二君游砂川》一诗中写道：“缁尘不复扑衣裳，才出城门意转长”[6](上P116)，“砂川”位于京都郊外，京都别称“京洛”⑩，此处化用了谢朓的诗句“谁能久京洛，缁尘染素衣”(《酬王晋安》)。然而，日本并无中国意义上的城郭，“城”特指将军、大名等领主及其家眷的所在地，能够出入城门的只有侍奉领主的家臣及女官。细香刻意将前往郊外表述为“出城门”，目的是追求表达形式的中国化，这正体现了她对中国文学的推崇。 二、因袭中的本土化演变 汉诗虽以汉语写作，但正如某些学者所言，“其本质是‘日本文学’，‘汉’不过是外在形式”[11]。日本汉诗人在创作中效仿中国文学，也不断进行着本土化改造和创新，这在女性汉诗人之作中亦有体现。 (一)相同物象呈现为不同意象 物象是一种客观存在，“无论是自然物象还是名词、典故，它们作为意象的功能是进入一个诗歌语境，质言之即置入一种陈述状态中才实现的”[12]。例如“鹧鸪”这一物象，在中国诗歌中往往呈现为思乡伤别的意象，如唐代诗人孟迟的《闲情》： 山上有山归不得，湘江暮雨鹧鸪飞。蘼芜亦是王孙草，莫送春香入客衣。 该诗收入周弼《三体唐诗》，这部诗集江户时代以《三体诗》、《增注唐贤三体诗法》等书名在日本各地书肆大量刊行，被作为汉诗创作的入门教材，是当时普及程度最高的汉籍之一[13]，《细香藏书目录》亦收录此书[10](P357)。可以推断，细香曾阅读过孟诗，并以之为创作范本，她的《题自画墨竹》就表现出模仿的痕迹： 湘波万顷泊孤篷，苍翠依稀两岸风。千岁犹知怨难尽，鹧鸪声里雨濛濛。[10](P213) 湘波、鹧鸪、细雨等物象都袭自孟诗，用以表现伤离怨别之情，作为意象，其内涵与孟诗相同。然而，意象是“意中之物象”，既带有主观色彩，必不免受作者阅历、心境、文化背景等诸多因素影响，在细香的一些作品中，相同物象呈现为与中国文学不同的意象，比较典型的一例是“弓鞋”。 “弓鞋”在中国文学中指缠足女子所穿之鞋，代表女性的柔弱美，如“淡黄弓样鞋儿小，腰肢只怕风吹倒”(辛弃疾《菩萨蛮》)，“弓鞋一掬凌波迥，冉冉盈盈羞顾影”(杨慎《玉楼春》)，“赵后身轻宜入掌，沈郎腰细不胜衣。弓鞋窄得无三寸，锦带量来减一围”(孙原湘《立夏日作》)等；也时常充满香艳的感官刺激，如“稳小弓鞋三寸罗。歌唇清韵一樱多。灯前秀艳总横波”(赵令畴《浣溪沙》)，“直待朱幡去后，从伊便、窄袜弓鞋。知恩否，朝云暮雨，还向梦中来”(黄庭坚《满庭芳》)，杨维祯以鞋为杯与诸多文人恋鞋成癖的轶事俯拾皆是。另一方面，儒家道德要求女子温婉贞静，缠足有助于限制女性活动，成为规范女德的辅助手段，大约成书于明代的《女儿经》云：“为甚事，缠了足？不因好看如弓曲，恐他轻走出房门，千缠万裹来拘束。”明清时期，一些才女痛恨性别身份的局限，将“弓鞋”作为束缚的象征，如清初著名女词人顾贞立写道：“掠鬓梳鬟，弓鞋窄袖，不惯从来”(《沁园春》)，刻意对“弓鞋窄袖”等女性装扮进行颠覆，直到清末的秋瑾，仍于词中高呼：“算弓鞋三寸太无为，宜改革。”(《满江红》) 细香喜用“弓鞋”之语，作中屡有提及，但其笔下的弓鞋却呈现为不同意象： 弓鞋数里伴鬟丫，吹面东风细路斜。花绕高阁楼半露，遥知那箇是君家。(《访友》)[10](P37) 昨雨新晴丽日暄，弓鞋步到海棠村。隔花小楼筝声响，纵未相知欲扣门。(《游春》)[10](P37) 一路东风几里程，弓鞋不厌独闲行。村南村北梅开遍，处处香风闻野莺。(《还自多度途中》)[10](P50) 衣初减处觉身轻，凉伞弓鞋取路行。自是山村送春晚，松间几树见残樱。(《暮春到于一濑途中》)[10](P115) 树容山色近吾乡，转觉弓鞋轻更加。未谒高堂意先下，路傍惯看米囊花。(《还自京途中》)[10](P129) 弓鞋趁伴向溪亭，隔树灯光遥认明。知得故人酣宴处，风传笑语惯闻声。(重游砂川，余有事后至》)[10](P177) 微雨天街暮欲晴，参差楼阁出烟明。娇花媚柳春如海，一两弓鞋行入城。(《入京》)[10](P248) 林外月升邨路明，不须篝火照归程。弓鞋闲踏横斜影，身在梅花香里行。(《夜归》)[6](上P45) 日本女性并无缠足风习，“弓鞋”一词在此处只是女鞋的代称。细香热衷游山玩水，一生曾七次离乡远赴京都赏樱花、观枫叶、参加诗会，以上诸诗可谓游踪旅迹的实录。中国文学中虽间有弓鞋女子出游的描述，却终不脱纤弱香艳之感，如：“仰苏楼畔石梯悬，步步弓鞋剧可怜。五十三参心暗数，欹斜扶遍阿娘肩”(《随园诗话》卷五载李啸村《虎邱竹枝词》)，“苔阴小立按双鬟，贴地弓鞋一寸弯。行转长堤无气力，累人搀着上孤山”(《随园诗话》卷五载杨次也《西湖竹枝词》)。相比之下，细香诗中这位足着“弓鞋”的女子纵情山水、无所拘束，与中国文学中弓鞋的主人或柔弱、或媚惑的形象判若云泥。同样，汉诗人小野湖山(1814-1910)为梁川红兰的诗集《红兰小集》题词曰：“莫欺三寸弓鞋小，蹈破江山万里春”，虽借用中国文学中常见的“弓鞋”，指代的却是一位纵横各地、不让须眉的女壮士。 弓鞋以外，相同或相似物象呈现为不同意象之例也时有可见，红兰曾参加孝明天皇移驾新居的庆典，并赋赞曰：“山川争秀帝图壮，日月并悬文物章。任是唐虞亦犹慊，神州圣统自无疆。”(《甲寅十一月二十三日，上移跸御新殿，使士民纵观，恭赋》)[8](中P357)类似“日月并悬”的表述可见于李白《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之十：“剑门重关蜀北门，上皇归马若云屯。少帝长安开紫极，双悬日月照乾坤”，该诗的背景是玄宗安史之乱中幸蜀，肃宗即位后将其迎归长安，尊为太上皇。国有“二皇”，故曰“双悬日月”，李诗未必不含微讽之意，但红兰诗以“日月并悬”形容国力昌盛、人物繁阜，河山熠熠生辉，表现的是“神州圣统自无疆”的自豪感。 (二)对“三从”的接受与偏离 由于中国文学文化的普及与官方对“朱子学”的推崇，“三从四德”等女德观念在江户时代为知识阶层熟知，也获得女性汉诗人的认可。前文提及，红兰借王霸妻、鲍宣妻、梁鸿妻等女德楷模表现自身的贤妇操守，至于其诗中的“由来女有三从在，膏沐今皆夫子恩”(《旅感》)[8](上P176)，“天下滔滔悦己容，不知坤道有三从。虽然贫贱礼何废，恩义始于夫妇恭”(《偶成》)[8](中P343)诸语，几近道德说教。细香虽终身未婚，作中亦屡及“三从”： 一年流景掷梭中，随意闲身养懒慵。甲子徒过二十九，曾将风月欠三从。(《书怀》)[10](P33) 三从总欠一生涯，渐逐衰颜益放怀。拟试画毫裂罗带，为妆瓢口卸银钗。(《自述》)[10](P281) 性僻何曾修四德，身闲应为欠三从。半生赢得多行乐，月底花边情正浓。(《自赠》)[10](P130) 细香曾与赖山阳一见倾心，然婚事不谐，终身未嫁。中国的“三从”包含“在家从父，适人从夫，夫死从子”三方面内容，俞樾在《东瀛诗选》中称赞细香“孝事父母，终身不嫁，亦彼国之北宫婴儿子乎”[14]，将之视为孝女典范，而细香笔下的“三从”却特指婚姻。且“随意闲身养懒慵”、“半生赢得多行乐”表露出“欠三从”的潇洒适意，细香也并不讳言，恰恰是未涉足婚姻才得以耽于笔墨、成就文场声名：“一误无家奉舅姑，徒耽文墨混江湖。却愧千里来章上，见说文场女丈夫。”(《次韵平户藩铠轩先生见寄作》)[6] 对于明清女性而言，“三从”背后是强大的道德约束力，袁枚的三妹素文就是“少守三从太认真，读书误尽一生春”(袁树《哭素文三姊》)的悲剧典型。然而在大约同时代的女诗人细香笔下，“欠三从”意味着摆脱婚姻束缚，更便于一生登山临水、吟风咏月，这虽未必不是有情人未成眷属后的故作旷达，但丝毫没有违背正统女德的焦虑。既然细香频繁使用“弓鞋”，追求表达形式的中国化，且不拘泥于其在中国文学中的固有含义，可以猜测，细香将“三从”这一女德观念拿来为己所用，也是为了追求诗作的中国风味。关于细香对儒家女德的态度，下诗提供了参证： 幽庭绿湿柳丝斜，昨雨微微不损花。梳罢春朝无一事，闲翻女诫坐窗纱。(《闲闺即事》)[10](P94) 诗题后自注“近来读《女四书》”，却营造出一种慵懒闲适的氛围，对日本女性而言，阅读女训书或许与阅读其他中国典籍一样，都只是为了消磨时光和提高汉学素养，未必带有严肃的道德劝诫之意。即便诗中多有女德说教的红兰，自身也并非严格的践行者，她的《旅怀》诗云：“诗书只合毕生业，针黹动抛经日工。举案之贤妾何比，遐征幸侍五噫鸿”[7](P44)，后二句虽以贤妇孟光为楷模，前二句以诗书为业、不事女红的行为却恰与儒家女德相抵牾。这与众多明清女作家以“绣余”、“红余”、“针余”名集，声明诗书不误妇工颇有不同(11)。而红兰虽标榜“由来女有三从在，膏沐今皆夫子恩”及“妇无专制是常理”(《乙巳夏，将西归，奉呈象山先生》)[8](上P147)，关于其执拗悍戾、与其夫星岩争执得不可开交的轶事多有流传。星岩去世后，红兰声言“我家文派遍湖海”(《云如山人第四编刻成，喜题其后》)[8](下P433)，俨然以文坛前辈自居：“书画会上必就正席，向诸文士曰：‘后生，倘有诗作，且由老妇为尔等批正。’星岩门下诸生皆唯唯诺诺，赖山阳门下诸生则甚为不平，窃谓之‘粪婆’(讨厌的老婆子)。”[15]此类行为与其守寡后赠予诗社诸人的“休道老痴难独立，阴柔本自借阳刚”(《写所思赠同社》)[8](下P423)也似乎自相矛盾。由此可见，儒家女德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在日本的影响力与明清时期的中国不可同日而语，细香与红兰笔下的“三从”或指代世俗的婚姻生活，或仅仅流于字句，未必有更深层的道德内涵。 (三)本土风物与民族意识 汉诗发展到江户时代，越来越多的诗人开始尝试在中国诗歌的影响之外自辟蹊径。对汉诗中日本风味的评价也逐渐由贬义的“和臭”发展到中性的“和习”，再发展到褒义的“和秀”[16]。本土风物越来越多被描摹歌咏，在女性汉诗人笔下亦有体现： 数户茅檐晚树堆，近湖村落水田开。一齐抽绿灯心草，知是耕余织席来。(《至八幡途中书所见》)[10](P316) 一簇人家水北涯，鸣銮迹没草离离。春风吹湿青蓑雨，寸寸香鱼上钓丝。(《笠置山下作二首》其二)[7](P53) 第一首诗写农忙时节村景，在中国诗歌中亦屡见不鲜，但“灯心草”(12)却是日本风物的代表，也是俳句中夏季的“季语”，翻起绿波的灯心草田、农人编织灯心草席(即榻榻米)的景象在日本文学作品中多有出现。赖山阳评此诗曰：“风土诗邦人多不屑作此，亦恨不使茶山看。”[10](P316)茶山指著名汉诗人菅茶山，以风土诗见长，与赖山阳皆为推动汉诗“日本化”的重要人物，对风土诗的褒扬中，正蕴含着山阳对本土化诗风的提倡。第二首作品虽有“江汉交流波渺渺，晋唐遗迹草离离”(陆游《黄鹤楼》)与“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张志和《渔歌子》)的影子，歌咏的却是本土风物香鱼。因为只生存于清流之中、连内脏亦洁净可食的特性，香鱼在日本文化中被赋予“高洁”的内涵，捕香鱼、食香鱼也是极具节令感之事。红兰之夫星岩有《食香鱼》一诗曰：“芙蓉红浅雨初凉，鱍鱍银刀落夜梁。一段人生快心事，香鱼时节在家乡。”[17]星岩故乡的长良川是著名香鱼产地，此诗的灵感或许来自中国文学中的“西风鲈鱼”之思，但抒情载体却具本土特色。 江户汉诗人寄予最多热情的本土风物当推樱花，女诗人原采蘋有《樱花》诗云： 日出之邦产奇芳，百花坛头独擅场。风韵与梅难为弟，牡丹辟易不称王。 旸谷烟霞春三月，吐芳弄色媚艳阳。折枝罪当一枝指，赳赳武夫犹怜香。 海外商船辫发客，往往载春归殊方。仅入唐山便憔悴，应惭为渠助杯觞。 尤质未免神女妒，翻云覆雨啼红妆。封家有姨颇厚意，嫁与东风入玉堂。[18](P189) 该诗虽袭用旸谷、封姨、翻云覆雨、嫁与东风、玉堂等多处中国典故或中国式表达，着重强调的却是樱花“仅入唐山便憔悴，应惭为渠助杯觞”，“尤质未免神女妒，翻云覆雨啼红妆”的特质，表现出与中国的隔阂与釁隙。与之相类，赖山阳有咏樱之作曰：“蜀树心甘来作婢，洛花颜厚却称王”，“独立东方长擅美，懒从桃李竞芳标”(《咏樱花二首》)[19]，将樱花推尊至傲睨群芳的“东方花魁”之位，对“蜀树”、“洛花”的鄙夷中正隐含着与中国文化抗衡之意。 由此可见，江户汉诗人对本土风物的彰显中，蕴藏着强烈的民族意识，这在红兰的长诗《读菅公遗诫》中有更明显体现：“开国比汉后千岁，中古参考李唐制。不害遣使问礼文，亦如仲尼诘周礼。运世岂得无变通，皇天降下菅相公。遗诫备垂和汉辨，起立懦夫救弊风。……人皆武勇五谷丰，永永一姓存禘祭。宜哉州名为神州，古远时迁随东流。”(《读菅公遗诫》)[8](中P345)菅公即平安时代的学者、诗人菅原道真(845-903)，在日本被尊奉为“学问之神”。诗中虽追溯了日本仿效唐制、遣使问学的历史，却将之比作“仲尼诘周礼”。菅原道真是推进日本本土文学发展的重要人物，被认为是“和魂汉才”(13)的倡导者，红兰着重讴歌的正是他“遗诫备垂和汉辨，起立懦夫救弊风”的功绩。而“宜哉州名为神州”，“人皆武勇五谷丰，永永一姓存禘祭”诸语，与前文列举的“山川争秀帝图壮，日月并悬文物章。任是唐虞亦犹慊，神州圣统自无疆”之句，都体现着强烈的民族自豪感，甚至对中国表现出居高临下之态。 随着社会的安定与文化的繁荣，江户时代的文人不再甘于屈身中国的光环之下，萌生出与曾经的文化宗主国争胜之心，在作品中积极弘扬“国粹”。赖山阳曾写下六十六首乐府诗咏日本史，与当时日本的六十六州数相合，并声言“我国风气人物，何必减西土。恨余词鄙俚率薄，不足齿汉儿”(《日本乐府跋》)[20]。女性汉诗人笔下的灯心草、香鱼、樱花等本土风物，也同样体现着对本国文化的认同感，构筑出具有乡邦趣味的美质。 对于明清女性而言，“三从”背后是强大的道德约束力，袁枚的三妹素文就是“少守三从太认真，读书误尽一生春”(袁树《哭素文三姊》)的悲剧典型。然而在大约同时代的女诗人细香笔下，“欠三从”意味着摆脱婚姻束缚，更便于一生登山临水、吟风咏月，这虽未必不是有情人未成眷属后的故作旷达，但丝毫没有违背正统女德的焦虑。既然细香频繁使用“弓鞋”，追求表达形式的中国化，且不拘泥于其在中国文学中的固有含义，可以猜测，细香将“三从”这一女德观念拿来为己所用，也是为了追求诗作的中国风味。关于细香对儒家女德的态度，下诗提供了参证： 幽庭绿湿柳丝斜，昨雨微微不损花。梳罢春朝无一事，闲翻女诫坐窗纱。(《闲闺即事》)[10](P94) 诗题后自注“近来读《女四书》”，却营造出一种慵懒闲适的氛围，对日本女性而言，阅读女训书或许与阅读其他中国典籍一样，都只是为了消磨时光和提高汉学素养，未必带有严肃的道德劝诫之意。即便诗中多有女德说教的红兰，自身也并非严格的践行者，她的《旅怀》诗云：“诗书只合毕生业，针黹动抛经日工。举案之贤妾何比，遐征幸侍五噫鸿”[7](P44)，后二句虽以贤妇孟光为楷模，前二句以诗书为业、不事女红的行为却恰与儒家女德相抵牾。这与众多明清女作家以“绣余”、“红余”、“针余”名集，声明诗书不误妇工颇有不同(11)。而红兰虽标榜“由来女有三从在，膏沐今皆夫子恩”及“妇无专制是常理”(《乙巳夏，将西归，奉呈象山先生》)[8](上P147)，关于其执拗悍戾、与其夫星岩争执得不可开交的轶事多有流传。星岩去世后，红兰声言“我家文派遍湖海”(《云如山人第四编刻成，喜题其后》)[8](下P433)，俨然以文坛前辈自居：“书画会上必就正席，向诸文士曰：‘后生，倘有诗作，且由老妇为尔等批正。’星岩门下诸生皆唯唯诺诺，赖山阳门下诸生则甚为不平，窃谓之‘粪婆’(讨厌的老婆子)。”[15]此类行为与其守寡后赠予诗社诸人的“休道老痴难独立，阴柔本自借阳刚”(《写所思赠同社》)[8](下P423)也似乎自相矛盾。由此可见，儒家女德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在日本的影响力与明清时期的中国不可同日而语，细香与红兰笔下的“三从”或指代世俗的婚姻生活，或仅仅流于字句，未必有更深层的道德内涵。 (三)本土风物与民族意识 汉诗发展到江户时代，越来越多的诗人开始尝试在中国诗歌的影响之外自辟蹊径。对汉诗中日本风味的评价也逐渐由贬义的“和臭”发展到中性的“和习”，再发展到褒义的“和秀”[16]。本土风物越来越多被描摹歌咏，在女性汉诗人笔下亦有体现： 数户茅檐晚树堆，近湖村落水田开。一齐抽绿灯心草，知是耕余织席来。(《至八幡途中书所见》)[10](P316) 一簇人家水北涯，鸣銮迹没草离离。春风吹湿青蓑雨，寸寸香鱼上钓丝。(《笠置山下作二首》其二)[7](P53) 第一首诗写农忙时节村景，在中国诗歌中亦屡见不鲜，但“灯心草”(12)却是日本风物的代表，也是俳句中夏季的“季语”，翻起绿波的灯心草田、农人编织灯心草席(即榻榻米)的景象在日本文学作品中多有出现。赖山阳评此诗曰：“风土诗邦人多不屑作此，亦恨不使茶山看。”[10](P316)茶山指著名汉诗人菅茶山，以风土诗见长，与赖山阳皆为推动汉诗“日本化”的重要人物，对风土诗的褒扬中，正蕴含着山阳对本土化诗风的提倡。第二首作品虽有“江汉交流波渺渺，晋唐遗迹草离离”(陆游《黄鹤楼》)与“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张志和《渔歌子》)的影子，歌咏的却是本土风物香鱼。因为只生存于清流之中、连内脏亦洁净可食的特性，香鱼在日本文化中被赋予“高洁”的内涵，捕香鱼、食香鱼也是极具节令感之事。红兰之夫星岩有《食香鱼》一诗曰：“芙蓉红浅雨初凉，鱍鱍银刀落夜梁。一段人生快心事，香鱼时节在家乡。”[17]星岩故乡的长良川是著名香鱼产地，此诗的灵感或许来自中国文学中的“西风鲈鱼”之思，但抒情载体却具本土特色。 江户汉诗人寄予最多热情的本土风物当推樱花，女诗人原采蘋有《樱花》诗云： 日出之邦产奇芳，百花坛头独擅场。风韵与梅难为弟，牡丹辟易不称王。 旸谷烟霞春三月，吐芳弄色媚艳阳。折枝罪当一枝指，赳赳武夫犹怜香。 海外商船辫发客，往往载春归殊方。仅入唐山便憔悴，应惭为渠助杯觞。 尤质未免神女妒，翻云覆雨啼红妆。封家有姨颇厚意，嫁与东风入玉堂。[18](P189) 该诗虽袭用旸谷、封姨、翻云覆雨、嫁与东风、玉堂等多处中国典故或中国式表达，着重强调的却是樱花“仅入唐山便憔悴，应惭为渠助杯觞”，“尤质未免神女妒，翻云覆雨啼红妆”的特质，表现出与中国的隔阂与釁隙。与之相类，赖山阳有咏樱之作曰：“蜀树心甘来作婢，洛花颜厚却称王”，“独立东方长擅美，懒从桃李竞芳标”(《咏樱花二首》)[19]，将樱花推尊至傲睨群芳的“东方花魁”之位，对“蜀树”、“洛花”的鄙夷中正隐含着与中国文化抗衡之意。 由此可见，江户汉诗人对本土风物的彰显中，蕴藏着强烈的民族意识，这在红兰的长诗《读菅公遗诫》中有更明显体现：“开国比汉后千岁，中古参考李唐制。不害遣使问礼文，亦如仲尼诘周礼。运世岂得无变通，皇天降下菅相公。遗诫备垂和汉辨，起立懦夫救弊风。……人皆武勇五谷丰，永永一姓存禘祭。宜哉州名为神州，古远时迁随东流。”(《读菅公遗诫》)[8](中P345)菅公即平安时代的学者、诗人菅原道真(845-903)，在日本被尊奉为“学问之神”。诗中虽追溯了日本仿效唐制、遣使问学的历史，却将之比作“仲尼诘周礼”。菅原道真是推进日本本土文学发展的重要人物，被认为是“和魂汉才”(13)的倡导者，红兰着重讴歌的正是他“遗诫备垂和汉辨，起立懦夫救弊风”的功绩。而“宜哉州名为神州”，“人皆武勇五谷丰，永永一姓存禘祭”诸语，与前文列举的“山川争秀帝图壮，日月并悬文物章。任是唐虞亦犹慊，神州圣统自无疆”之句，都体现着强烈的民族自豪感，甚至对中国表现出居高临下之态。 随着社会的安定与文化的繁荣，江户时代的文人不再甘于屈身中国的光环之下，萌生出与曾经的文化宗主国争胜之心，在作品中积极弘扬“国粹”。赖山阳曾写下六十六首乐府诗咏日本史，与当时日本的六十六州数相合，并声言“我国风气人物，何必减西土。恨余词鄙俚率薄，不足齿汉儿”(《日本乐府跋》)[20]。女性汉诗人笔下的灯心草、香鱼、樱花等本土风物，也同样体现着对本国文化的认同感，构筑出具有乡邦趣味的美质。 三、江户女性汉诗本土化演变成因举隅 日本汉诗作为一种“变异体”，是本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在“相抗衡与相融合的文化语境”中形成的[21]，一方面受到中国文学潜移默化的影响，另一方面又持续进行着本土化演变。这种演变在江户女性汉诗人涉及“弓鞋”、“三从”的作品中正有所体现，而促成这种演变的，是文化传统与社会形态的差异。与同一时期中国及朝鲜的女性诗歌对照，江户女性汉诗呈现出自身的本土特征，这大致可从创作环境、家庭地位、道德观念等方面探究其原因。 在创作环境上，“朝鲜闺秀文学的交往活动基本上限定在家族以内……即便有刻本，也都是在其身后刊印，因此，几乎谈不上什么文学社交。凡有社交，皆属妓女文学”[22]。中国得益于明代中后期开始的思想解放风潮，女性文学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诸多文士提携女性创作、刊刻女性作品，越来越多的闺秀走出闺门，结成诗社，甚至参与文人交游，蕉园五子、吴中十子、随园女弟子、碧城仙馆女弟子等女性作家群可谓翘楚。然而，明清时期又是一个儒家女德观念空前强化、节妇烈女数量空前的时代，虽然创作环境的宽松使女性文学达到前所未有的繁荣，但“女子无才便是德”这一言论正出现于明末并在清代广为流传[23]，袁枚及其女弟子的文学活动亦招致不少儒林人士的抨击，章学诚便是其中代表。相比之下，虽然女性汉诗隆兴于江户时代，但日本女性自古就有用假名写作的文学传统，《源氏物语》、《枕草子》等日本“国文学”经典都出自平安时代的女性之手。日本学者加藤周一曾言：“平安时代的文学不一定就是‘女官文学’。但是就像这个时代的京都，妇女能肩负起一个时代的文学重任这种例子，在古今东西都是鲜见的”[24]，足见日本女性文学的悠久历史与深厚积淀。这与同时期的中国及朝鲜刊刻女性作品时，往往于序言中上溯到孔子删诗不废女性之作，以此来为女性文学正名颇有不同(14)。 至于男女诗笺唱酬，日本自平安时代起便在知识阶层间风行，不同于在朝鲜与文人唱酬的基本为妓女诗人，也无中国所谓“妇言不出于閫”、“男女授受不亲”的观念。不同文化背景造就了不同的创作环境，江户女性汉诗人师从男性学习汉诗文、参与诗会无碍“男女之大防”，舞文弄墨也没有“女子弄文诚可罪”的心理负担，因而细香诗中多有与男性文人交游赋诗的自叙：“日射缃簾卷起迟，水楼晚色待新诗。东山最好轻烟抹，例是先生呼酒时”(《奉访山阳先生凫川水楼侨居》)[10](P76)，“吟步三四里，清伴五六人。嵲峗撰平处，兼就眺望新。瓢酒甘于蜜，醉颜背斜日。入洛二旬余，此游是第一”(《己卯重阳，陪山阳先生、云华上人游吉田山纪事》)[10](P77)。 就家庭地位而言，中国古代“休妻”的决定权掌握在男性手中；而在江户时代的日本，妻子同样可以迫使丈夫写下离婚书，甚至自作主张舍弃婚姻返回娘家，或将入赘的夫婿扫地出门。“夫妇离缘”(离婚)之例在知识阶层中也并不少见，赖山阳年轻时多有放荡之举，第一任妻子婚后不久即与之“离缘”；星岩与红兰成亲后飘然远行，两年杳无音讯，亲戚中多有劝说红兰改嫁者。针对这种婚姻习俗，葡萄牙传教士弗洛伊斯曾惊叹：“在欧洲，除了犯罪，离婚是最有失体面的事，而在日本却很随意，随时可以离婚，且女性不会因离婚而毁坏名声，仍然可以再婚。”[25]同等状况在明清士大夫阶层的妇女身上是决不会出现的。非但如此，在江户时代的日本平民之间，女性拥有与男性同等的继承权，丈夫也不得擅自变卖妻子的嫁妆[26]。女诗人吟松为细香之友，继承了濒临破产的“富冈吴服店”并以一己之力使之复兴，细香为此赠诗曰：“读书千卷力堪支，当日曾逢倾厦时。兴业正闻因女手，持家何必在男儿”(《寿吟松女学士七十》)[6](下P317)，嘉许其振兴家业之功。女诗人原采蘋为秋月藩(今福冈县)儒生原古处长女，一兄一弟皆体弱多病，因而被寄予扬名显亲的厚望，二十八岁只身远赴江户游学前，其父勉之以“不许无名入故城”之语。而明清时期虽不乏寡妇辛勤抚孤、不堕家声之例，但女性不能独立继承家业，纵然出现黄媛介等依靠出售字画或担任闺塾师换取酬金的“职业艺术家和作家”[27]，也止于养家糊口，与江户时代的日本女性肩负一门盛衰之责显然有所不同。 在道德观念方面，出于巩固自身统治的需要，德川幕府大力推行儒学，倡导节、义、忠、孝等儒家道德，对当时的道德观念产生了较大影响，著名的“赤穗四十七士讨敌事件”(15)就发生于江户时代，被视为武士践行忠义的典范。然而，儒家道德作为一种中途植入的外来文化，未必能够在短时期内扎根民族文化深处，更何况男女之间暗通款曲从平安时代起就在贵族中风行，并被视为风流韵事而津津乐道(《源氏物语》便提供了佐证)。红兰有《失题》组诗，抨击了“夫弃寡妻妻亦然，共言彼此恶因缘”，“孀妇亦能专媚秾，不知膏沐为谁容”，“轻薄春风桃李容，宁知婉娩与听从”[8](下P366-367)等不良风气，虽本意在于道德说教，却恰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状况。儒家道德规范对中日女性的钳制力度反差巨大，造成了江户女作家与明清女作家对待“三从四德”等儒家女德的不同态度。 由于上述原因，江户女性汉诗与朝鲜女性汉诗、明清女性诗歌的不同风貌，广泛呈现于社会活动、个人心态诸方面。如随园女弟子虽热衷渲染袁枚“所到四方，裙钗引领”(孙云凤《湖楼送别序》)[28]的盛况，仍不免以“随园、兰泉、梦楼三先生苍颜白发，品望之隆，与洛社诸公相伯仲，海内能诗之士，翕然以泰山北斗奉之”(骆绮兰《听秋馆闺中同人集序》)[29]之语自辩，声名师生间绝无儿女私情。而江马细香与赖山阳虽未成眷属，却终身维系师生关系，细香笔端亦不乏“旧欢一梦十三年，犹记投侬诗句妍”(《奉次韵山阳先生戏所赐诗》)[10](P220)，“市灯未点长堤暗，同伞归来此际情”(《砂川饮赋呈山阳先生》)[10](P177)之类的暧昧表述。再例如，诸多明清才女囿于性别的限制，发出恨不生为男儿的呼喊：“算缟綦、何必让男儿，天应忌”(顾贞立《满江红·楚黄署中闻警》)，“闷欲呼天说。问苍苍、生我在世，忍偏磨灭”(吴藻《金缕曲》)，“慵折花枝对镜簪，可怜身不作奇男”(李媞《自悼六首》之二)，“非关剑不利，自惭匪男儿”(刘淑《感怀二首》其一)，或借助戏曲、弹词虚构女扮男装建功立业的传奇故事来实现心理补偿(16)。与之相似，朝鲜女诗人金氏在《自伤》诗中也悲叹：“自伤闺女身，苍天不可知。奈何无所为，但能各守志。”[30]而大约同时期的日本女诗人原采蘋却在前往江户游学之际赋诗曰：“一饮骑鲸觞，此行气色扬。唯我二十八，愧亮出南阳”(《乙酉正月廿三日，发乡》)[18](P137)，意气风发，以诸葛亮初出茅庐自比，充满建功立业之豪情：在有人嘲讽其年近三十尚未婚配时，又声言“如教志业青年遂，世上宁无逐臭夫”[18](P170)，显露出功成名就后自能觅得佳偶之信心。关于江户时代、朝鲜时代的女性汉诗文与明清女性作品的对比分析，限于篇幅，笔者将另撰专文作进一步论述。 ①本文所引日语文献如无特别注明，皆为笔者翻译。 ②目前可知的日本第一位女性汉诗人为嵯峨天皇的皇女有智子内亲王(807-847)，此后，创作汉诗的女性寥寥无几。 ③江户时代对学习荷兰等西方国家医学者的称谓。 ④红兰以“张”为姓之缘由未有定论，较通行的说法是红兰先祖为尾张藩(今爱知县西部)世臣，日本汉学者喜用“中国风”地名，故尾张又称“张州”或“尾州”，红兰以先祖家世为荣，并效仿中国姓氏以“张”为姓。 ⑤就笔者所知，仅伊藤信《細香と紅蘭》，柴桂子《江户時代の女たち——封建社会に生きた女性の精神生活》(东京：评论新社，1969)，猪口笃志《女性と漢詩》(东京：笠间书院，1978)，门玲子《江户女流文学の発見》(东京：藤原书店，2006)，小林徹行《〈湘梦诗草〉にみぇる中国女流詩人の影》(和漢比較文学，1996，(17)：65-77)，福岛理子《江户時代後期的女性漢詩人》(乔玉钰译。韩国梨花女子大学校。中国語文学誌，2012，(39)：52-68)中有过较系统论述。 ⑥本文的“中国文学”特指中国古代的汉文学，为与日本汉文学(日本人用汉字写成的文学作品)相区分，故称之为“中国文学”。 ⑦后藤松阴(1797-1864)，名机，字世张，号松阴。江户后期的儒学者、汉诗人，赖山阳殁后继以批点细香汉诗。 ⑧张籍原诗为：“三年患眼今年免，校与风光便隔生。昨日韩家后园里，看花犹自未分明。”见周弼编《三体唐诗》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⑨见《山阳先生批点湘梦诗草》各诗页眉所附批语。 ⑩京都为平安时代(794-1192)的国都，平安京西区的右京仿自唐都城长安，东区的左京仿自洛阳，后实际建造的只有左京，故京都别称京洛、洛城。 (11)据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增订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著录的明清女性作品统计，使用最多的集名为“绣余”，共158部，其他以“红余”、“针余”、“织余”等名集者计69部。 (12)灯心草即蔺草，是制作榻榻米的原料，中国古亦有之，但文学作品中鲜有提及。随着唐以后胡凳及高脚床的流行，榻榻米在中国逐渐衰落，盛唐时期传入日本后却成为家居必备之物，灯心草亦广为种植。 (13)“和魂汉才”即在汉文化的熏染中保持“大和魂”，出自《菅家遗诫》，但经当代学者考证，已基本确定《菅家遗诫》系镰仓时代之人托名伪作。 (14)如叶绍袁《午梦堂集序》：“大圣人删诗三百，于妇女所作，无论采薇捋茝，飞雉流泉，即狡童狂且之什，在所不废”(午梦堂集(上).北京：中华书局，1998.2)；《随园诗话》引蒋士铨语：“俗称女子不宜为诗，陋哉言乎！圣人以《关雎》、《葛覃》、《卷耳》冠三百篇之首，皆女子之诗”(随园诗话(《补遗》卷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590)；(朝鲜)洪翰周《智水拈笔》：“《国风》诸诗多妇人所作，《葛覃》、《卷耳》之咏，亦文也”(转自《朝鲜时代女性诗文集全编》(前言).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27-28)。 (15)四十七位武士为替主公报仇刺杀了仇敌，事后依法接受剖腹的处罚。 (16)参见华玮《明清妇女之戏曲创作与批评》(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3)，胡晓真《才女彻夜未眠——近代中国女性叙事文学的兴起》(台北：麦田出版，2003)。 参考文献： [1]猪口笃志.日本汉文学史[M].东京：角川书店，1984.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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