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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1936-）是秘鲁著名小说家。自1962年发表成名作《城市与拘》开始，至今已出版长篇小说十四五部。他的名气早已超出拉美，成为世界文坛上的风云人物。由于他的大部分作品以介绍到我国来，所以他也是我国读者颇为熟悉的拉美作家。在这种情况下，考察一下他的思想与创作的轨迹，看看其间发生的变化，应该是必要的、有益的。 一 从《城市与狗》到《酒吧长谈》（1969），是巴尔加斯•略萨小说创作的第一阶段。这个时期的略萨，风华正茂，血气方刚，充满革命热情，曾积极投身学生运动。他回顾那时的情景说：“我怀着青年人的热情，参加革命活动：在墙上写标语，号召工人罢工，批评老师，参予严密的阴谋活动。”[1]出版《城市与狗》时，他已是古巴革命和秘鲁游击运动的坚决拥护者和维护者。他在1962年写的新闻报道《古巴，被包围的国家》和《革命纪事》中，对古巴人民进行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表示了由衷的敬佩。1965年他和他的秘鲁同胞发表题为《夺取阵地》的宣言宣称：“我们赞成武装斗争，谴责试图歪曲游击战的民族主义性质的新闻宣传，反对政府的暴力镇压，在道义上支持还在为秘鲁人生活得更好而献身的人们。”[2]1966年他进一步指出，拉丁美洲的知识分子应该为本国的解放和建立社会主义而斗争： 我认为，两者——知识分子和创作者——应该占据一个阵地，为民族的解放进行斗争。此外我还认为，作为文化工作者，我们这些不发达国家的作家，对我们决心破坏和取代的制度的灭亡丝毫不感到可惜，拉美的统治阶级在文化方面和在经济与社会关系方面一样无能、腐败和不合理。他们治理的国家充满文盲，缺少文化生活和文化人，文学艺术活动失常，缺乏作家和出版家。对这种制度，我们没有必要维护，我们是天然的反对者，要为推翻和代替它而斗争，取代它的只有社会主义。[3] 1968年和1969年，他还赞赏切•格瓦拉的斗争精神说：“生前最后儿个月他在玻利维亚的表现，在拉美的历史上足可以使他同玻利瓦尔和马蒂一样占据重要篇章。不仅因为他也是一名知识分子和实干家，而且因为他的政治雄心和信念同他们有巨大的共同点。”[4]与此同时，他对拉美社会制度的重要支柱之一的基督教进行了十分激烈的抨击。他说：“我认为，任何一种学说，只要它宣扬对伤害行为应该容忍和宽恕，用某种设想转移穷人的注意力，它就是一种有害的学说，必须与之斗争。”[5] 显而易见，这个阶段的巴尔加斯•略萨，的确充满政治热情，积极支持革命运动，赞成社会主义，主张消灭黑暗腐朽的社会制度，对国家的现状、民族的命运和人民的处境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他的思想是革命的、激进的。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他创作了一种具有战斗精神和革新精神的文学。这种文学，在思想内容上，大刀阔斧，锋芒毕露，无情地针砭社会的弊病，抨击的矛头直指政权、军权、神权，具有强烈的批判现实主义倾向。在表现手法上，大胆尝试，勇于创新，构思新颖，时空多变，气势博大，笔力雄健。由于在作品结构上取得了打破传统的突出成就，赢得了“结构现实主义大师”的荣誉。 这个时期，巴尔加斯•略萨出版了三部小说，即《城市与狗》、《绿房子》（1966）和《酒吧长谈》。《城市与狗》写的是秘鲁一所军校的学生生活。这些学生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属于不同的种族，怀着不同的动机。但是在学校当局的铁的纪律的束缚下，都要被训练成合格的军人。正是这种纪律和训练，压迫、欺骗、摧残和戕害着这些青少年的心灵。漂亮的军服以及规章条令，掩饰不住军校内的种种矛盾、冲突和斗争。作者曾在该校学习，繁重的课程和频繁的军事演习，使他感到那里像个教养所。弱肉强食的人际关系和军事当局的腐败，给他留下痛苦的记忆。在小说中，他怀着满腔义愤，对军校的黑暗统治做了无情的揭露。这是作者第一次向军权发动的笔战，因而引起军事当局的仇视。上千册书在该校被当众焚毁，作者也被宣布为“秘鲁的敌人”，甚至几乎被取消国籍。然而正是这个事件，使他这个默默无闻的青年一举成名。小说也迅速流传欧美，被译成20几种文字，并获得西班牙《批评》奖和“简明丛书”奖。 《绿房子》以皮乌拉省城和原始丛林为背景，交替、穿插描述了若干令人触目惊心的故事，如“绿房子”妓院的兴衰枯荣、地痞流氓的伤风败俗、印第安姑娘的悲惨遭遇、投机商的为非作歹和警察当局的暴虐无道……作品通过这些故事勾画出当代秘鲁社会生活的一个缩影，刻画了各个社会阶层的人物形象：寻衅闹事的无赖、惨遭蹂躏的妓女、心肠毒辣的修道院长、明火执仗的强盗、横行不法的军警、受人宰割的土著等等。小说围绕“绿房子”妓院所描述的一切，令人信服地证明了秘鲁社会的黑暗、政治制度的反动、统治阶级的腐败、土著居民的愚昧和平民百姓的痛苦……同时作者也满怀同情地赞扬了印第安人为反对剥削、压迫而进行的反抗斗争。虽然这种反抗被野蛮地镇压下去，但它告诉人们，秘鲁像一座火山，类似的反抗会随时爆发，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必将被埋葬。 《酒吧长谈》的故事发生在长达8年的奥德利亚独裁统治时期。作品以对话、回忆往事和内心独白的形式描述了进步知识分子圣地亚哥、独裁政权的代表人物贝穆法斯、百万富翁萨瓦拉和有奶便是娘的司机安布罗修的经历和悲剧，以及其他许多人物(从将军、部长、参议员到工人、女仆、流氓、妓女、同性恋者等)的生活。小说通过对这些人物的描写，展示了奥德利亚统治下的社会现实。这个独裁者专用腐蚀、阴谋、两面派手法进行统治。在他的统治下，秘鲁社会变成了一个用手指一摁就流脓的毒瘤。用书中人物贝赛利达的话说，作者写这部作品的目的就是“使劲地摁，直到浓水流出来”。 从思想内容上不难看出，这三部小说明显地体现了巴尔加斯•略萨关于“文学是一团火”的创作思想。他认为，“写小说就是对现实的一种反抗”，“作家必须全面地反映现实”，“应该像兀鹰啄食腐肉那样，抓住现实生活中的丑恶现象加以揭露和抨击，以加快旧世界的崩溃”。对秘鲁的社会状况和社会制度，他了如指掌。秘鲁社会是一个充斥着种种流弊、陈规陋习、种族压迫，等级森严的社会。他认为这种腐败的社会有如一条恶狼，它有三张血盆大口，分别代表政权、军权和教权，不断从腐烂的内脏里喷出毒焰，将千千万万善良的人民熏倒、吞噬。总之，文学是一团火，应该以火一般的烈焰，像火化尸体一样焚烧腐朽、反动、毒害人民的社会。巴尔加斯•略萨正是以这样的精神，运用他那“抗议压迫、揭露矛盾、批判黑暗”的笔，写出了上述三部激浊扬清、振聋发聩的小说。 在表现手法上，这三部作品各有特点。特别是《绿房子》和《酒吧长谈》更以其结构现实主义方法著称。仅以《绿房子》为例。 《绿房子》打破传统小说的旧套子，大胆吸收欧美现代派表现技巧，创造了一种崭新的小说结构和叙述形式。全书的故事由五个主要情节组成。按照习惯，作者本可以将五个情节依次叙述。但是他认为，现实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文学作品也应该用富有诗意的艺术品来反映，不然就缺乏魅力，单调乏味。所以他便采用了一种新式的结构，即把五个情节分割成若干断面或小块，把本来的时间、地点、独白、写景等的顺序打乱，把这些小块规则地交错穿插在一起，分头叙述。井且在叙述中运用跳跃、颠倒、独立、交叉、并行、混合等多种形式，故事中套着故事，对话中夹着对话。这样的结构和叙述形式新奇别致，多姿多彩。在作者的安排下，现实生活仿佛万花简一般五彩缤纷、斑斓悦目。作者把这种手法具体概括为三种方法，即“中国的套盒术”、“连通器法”和“突变法”。按照他的解释，“中国的套盒术”就是像中国的套盒那样，“故事里的人物可以再讲故事，他讲的故事中还可以再套别的故事”；“连通器法”，即把不同时间和地点发生的事件、人物和环境通连到一个大故事中，从而合成一个新的整体；“突变法”，就是“不断地积累一些因素，或者说制造紧张气氛，直到所描写的事物突然发生变化为止”。运用这些方法的目的是“使读者产生好奇、疑惑和惊讶，从而产生催化作用”。当然，如果对这种手法不了解，读时可能不得要领，甚至眼花缭乱，感到困惑，如堕迷宫。而一旦明白作者使用的技巧和结构形式，就会感到柳暗花明，茅塞顿开，津津有味地读下去。 二 大约从1971年开始到80年代初，巴尔加斯•略萨的政治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就是说，他的立场从左翼转向了右翼。他的这一变化是从古巴的“帕迪利亚事件”开始的。诗人帕迪利亚被指控为美国情报局特务，锒铛入狱。后来他写了“自我检查”，公诸于世。这个事件在西方文坛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巴尔加斯•略萨和60名拉美与欧美的著名作家联名写信致古巴总理菲德尔•卡斯特罗，对古巴政府迫害作家的做法表示抗议，接着他辞去古巴“美洲之家”杂志的编委职务，离开了古巴，不再支持它的革命。1974年，他发表谈话，对社会主义感到失望。他说：“我一直认为社会主义不仅可能在地球上建立更合理的秩序，而且可能实现真正的人类自由。但是经验证明，我已经不能像从前那样怀着幻想、兴奋和乐观的情绪选择社会主义了。”1976年他认为“政治是有害的，因为它是一切现代大屠杀和为人类带来种种灾难的战争的根源”。1978年他发表文章，直截了当地抨击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他说：“如果说年轻时我拥护它们，今天我觉得自己几乎完全同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相对立了。因为我认为在纠正不合理的现象方面，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和方法不如自由与民主的学说和哲学有效。”在他看来，社会主义是地球上最糟糕的制度，它还不如智利、阿根廷和菲律宾的独裁政治，因为“那里没有那么多审查，新闻自由多一些，甚至可以批评当局。” 巴尔加斯•略萨的这种转变，的确是根本性的。在此之前，他本是反动、腐朽的社会制度的不共戴天的敌人。现在却背弃了他前期的进步政治主张和激进的思想立场。 这个阶段的略萨，由对社会主义感到失望进而抨击它，公开袒护资本主义制度，放弃了自己过去的信仰和主张，所以在文学创作上也转向了保守和传统的轨道。 在创作思想上，他认为对腐朽、堕落的社会进行暴露已不重要，对统治阶级的抨击已不必要，对社会制度带来的弊病的批评已不实际，现状即使混乱也要维持。面临的现实问题不再是社会性的、集体性的，而是个人的、个别的。由此出发，他的表现重心再也不是社会和它的现实，而是一两个人物或问题。如在这个时期出版的《胡利娅姨妈和作家》（1977），小说描写的重点是发生在18岁的作者本人和远非妙龄的胡利娅姨妈之间的、被斥之为“大逆不道”的爱情故事，而能够说明社会如何吃人的剧作家卡马乔的悲剧和表现世道不公平的短篇故事却被放在了次要地位。从小说的全部内容看，它的暴露意义同作者前期的作品相比，显然微不足道；在反映现实的深度上，也远远不能和以前的作品相提并论。 《世界末日之战》(1981)的情况也大同小异。在题材上，这部小说干脆转向了历史。它写的是巴西已故著名作家达•库尼亚（1866-1909)在《腹地》中写过的故事——巴西历史上有名的卡奴杜斯农民起义。对当今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依然尖锐的拉丁美洲来说，这种题材虽然具有现实意义，但是它距离今天毕竟太遥远了。在人物表现上，小说更多的是注重人物的个性，而不是人物生活的时代。甚至把反面人物在一定程度上当正面人来描写。例如卡尼亚布拉瓦。他是封建贵族的代表人物，帝国时期曾任部长和驻英大使，是巴伊亚洲自治党的党魁。他拥有大片土地、矿山和工厂，支配着和操纵着州政府和州议会，是个道道地地的土皇帝和专制主义者。这种人物本应是作者疾恶如仇、口诛笔伐的反动派。但在小说中，他被赋予了种种美好的品质：态度沉着、冷静、乐观，善于分析问题，讲求实际，不耍两面派，足智多谋，令部下信服、尊敬，彬彬有礼，待人热情，连渔夫都对他脱帽致意。在作者的笔下，这个独裁者似乎不是恶魔，而是天使；不是狡诈的统治者，而是值得人们效法的典范。此前，巴尔加斯•略萨从没有以赞赏的笔调描写过任何一个反面角色。由此可以证明，他已经改变了他对他一直谴责的拉丁美洲独裁者们的观点和评价。《胡利娅姨妈和作家》中属于统治阶级的企业主小赫罗纳也被写成了一个进步、勤奋、友善、平易近人和充满活力的人。他和他父亲老赫罗纳都很慈悲：应卡马乔要求辞掉可怜的小巴勃罗时，他们表现出了宽宏大度的容忍态度。略萨对这类人物的看法截然不同于在前期小说中对同类人物（《城市与狗》中的军校校长、《绿房子》中的镇长和《酒吧长谈》中的贝穆德斯等人）的看法。 在表现手法上，这个时期的小说明显地发生了向传统手法回归的现象。如〈世界末日之战》。虽然在部分结构布局上采用了少量现代派小说的技巧，但从总体上说，运用的却是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事实上，这时的巴尔加斯•略萨已经对具有创新特点的表现技巧不感兴趣。他认为“当代小说正陷入一种荒唐和危险的矫揉造作之风中。为追求形式而把小说引向了令人生厌的道路，而且作者麻木不仁，把文学弄成了古墓一类的玩意儿……许多人正在转回传统小说的路上，虽然还在利用现代小说已有的成果，虽然还在不断革新，但终究还是转回到传统文学的路上来了”[6]。显然，他自己就是这么做的。正如他自己说的，他之所以采用传统的现实主义方法，是因为这部小说“情节复杂，人物众多，我不得不做出最大的努力使之简化，否则真要变成一座迷宫了。我花这么大的力气就是为了找到鲜明、简洁的表现方式”[7]。《胡利娅姨妈和作家》的叙述形式也是现实主义的。不同的只是结构形式。在这里，作者独出心裁，玩了一个新花样：在全书的20章中，单数的10章讲述一个完整的大故事，即作家与胡利娅姨妈的恋爱过程和戏剧家卡马乔的悲惨遭遇。双数10章则是一些独立成篇的小故事，如婚礼上被揭出的丑闻、警长的夜间巡逻、强奸幼女案、推销员的厄运等。大故事和小故事之间毫无关系。如此结构虽然不失为独到，但这不能和作者以前的作品(《绿房子》和《酒吧长谈》)同日而语。而且这样做的结果，也为读者的阅读带来了麻烦：为了不中断单数各章讲述的大故事，不得不把双数各章讲的小故事抛开。如果不分开读，对记忆力不强的读者来说，不知会感到多么困惑。 三 在几乎整个20世纪80年代，是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文学创作的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他出版了《迈塔的故事》（1984）、《谁是杀人犯？》(1986)和《继母的赞扬》（1988）三部作品。 关于这个阶段的思想状况，他自己曾经做过一次概括。他说：60年代，“我被一种先入为主的思想模式所辖制，每当我采取的立场同左派发生冲突时，我就感到内疚。如今我没有任何偏见，我不在乎自己的思想和言行是否同左派或右派一致。现在我是讲求实际的，我赞成改革，主张社会必须改革，但是这些变革只有在不扼杀个人自由的民主制度下进行才能达到目的。”[8]的确，他这个时期的思想更讲求实际，不再受左派和右派的支配，也不以左、右派的立场去衡量事物，而是从实际出发，现实生活中有什么问题就回答什么问题。正如他自己讲的：“重要的是我每天要给现实生活提出的问题找到实在答案。”比如暴力问题。这是拉美的现实生活中普通存在的问题。为了镇压人民的反抗斗争，反动当局总是使用暴力，酿成流血事件；为了反对反动政府的黑暗统治，革命人民自然也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而某些受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影响的组织和个人，则认为暴力可以解决拉美大陆的各种问题，动辄起事造反，占山为王打游击。其结果往往是一场空想，除了个人的英雄行为和若干果敢的行动外，剩下的只是不必要的牺牲和毁灭。《迈塔的故事》就是针对这种倾向而写的。 小说描述了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和托派分子的冒险故事。此人叫迈塔，为了通过武装暴力夺取政权，他组织了若干十三四岁的少年和一名军人模进城去攻打监狱，然后上山打游击，进而解放秘鲁全国，建立社会主义。在国家机器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这种蛮干的做法必然碰壁。迈塔因此锒铛入狱，那名军人在枪战中丧生，那些孩子也被父母揪回家中。这样的“革命”，显然是脱离实际的左倾盲动主义。它缺乏马克思主义指导，不依靠广大工农群众，更没有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只能以失败告终。除了牺牲和毁灭，不可能取得什么成功。作者用一个简单的故事论证了一个深刻的道理：作为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暴力手段，不是万能的，更不是可以随便运用的。像迈塔那样的左倾、盲动、冒险， 不可能解决任何问题，这样的暴力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武装斗争学说毫无共同之处。巴尔加斯•略萨写这部作品的目的正是要指出和批判这种危害社会、危害革命的极左思潮。正如作者所说的：“我最近的这部长篇小说《迈塔的故事》可以看作是许多拉美人对自己政治立场的修正，其中，也包括我自己的立场。”[9] 《谁是杀人犯?》表现的是拉美现实生活中经常发生的另一个问题：凶杀。空军基地司令敏德劳上校和自己的女儿有乱伦行为。当他得知其女爱上了青年帕洛米诺•莫雷罗时，便派人杀死了他。为了干扰警察的破案工作，他设置了种种障碍。当案件即将查清时，他又打死了他的女儿，自己也开枪自毙。这是拉美社会生活中不断发生的形形色色杀人案中的一例。人们对诸如此类的凶杀事件已习以为常。但是小说描写的案情和一般的图财害命或报复杀人事件相比却有其更重要的鞭挞意义。因为它发生在军界，是堂堂的上校司令干的。这就从更高的层次上揭露了军事当局和统治者的腐化堕蓓、道德沦丧和知法犯法的丑恶面目。对军方和统治阶层中存在的种种丑行，人民是深恶痛绝的。作为富有责任感的作家，巴尔加斯•略萨不能袖手旁观，应该对现实生活中存在的这种丑恶现象做出回答。他做出了回答，又一次发挥了“文学是一团火”的作用，把军界的罪行公诸于世，宣布他们是社会的败类和蛀虫。 《继母的赞扬》是一部中篇，写的是性爱，幼子对继母的爱。性爱也是拉美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作者屡屡亲自感受到的问题。里戈维托的前妻留下的孩子阿尔丰索是一个小学生。他很爱继母卢克莱西娅。为了表示他的爱心，他起誓争取第一名，作为献给继母的生日礼物。然而出于人类的本能，早熟的孩子竟对继母产生了恋情。每当继母洗浴，他都爬到屋顶的天窗上窥探继母的裸体。由于觉得不为继母所爱，他哭哭啼啼，甚至想自杀。继母得知此事，沐浴之后未及穿好衣服即跑到孩子的房间去看他。阿尔丰索十分激动，大胆、热烈地吻她，抚摩她的面颊、乳房。继母也很激动。此刻的他们活像一对恋人。后来阿尔丰索在题为《继母的赞扬》的作文中透露了此事，致使父亲恼羞成怒，忍受着离异的痛苦把自己爱恋的妻子逐出了家门。 爱情和伦理是个既古老又时新的问题，在拉美也不例外。在那里，时兴性自由、性开放，传统的爱情观和伦理观受到冲击和挑战。成年男女间的性爱司空见惯，不足为奇。但 发生在孩子和成年妇女间的恋情却并不多见。而且那个孩子柔情似水，情意绵绵，俨然是个成熟的男子。在感到不为继母所爱时，他哭泣，甚至想自杀。而当继母让他拥抱、亲吻和抚摸时，他得到了最大的满足和快乐。继母也激动得红了脸。在这里，人类的感情得到了自然而充分的表露。在谈到这部作品时，略萨说：“这本小说写的是爱情，肉体的爱情的欢乐”，“我认为这是人的最丰富、最激动的经验，也许这是人类产生的最丰富的经验的根源。所以我认为，不应该贬低它。”“而文学、艺术和宗教是有利于爱情的，应该研究它，崇拜它，不应该把它视为庸俗。”[10]这些话可以看做是作者写这部小说的动机。巴尔加斯•略萨的创作一向以表现社会政治斗争题材著称，现在写出了这么一部情意绵绵、温情脉脉的小说，这个变化引起了批评界的普遍注意。 在表现手法上，这几部小说都比较平常，运用的都是现实主义的叙述形式。和他的头几部杰作相比，没有什么惊人之处。但是，每部作品却有自己的特色。如《迈塔的故事》，其结构独具一格。全书由10章组成。在前9章中，主要人物迈塔始终没有出场，但讲的还是他的故事。讲述者不是一个人，而是他的若干亲朋好友和熟人。读过这9章，人们对他的为人和经历有一个较深的印象。在这个基础上，到了第10章，作者才让他姗姗露面，现身说法，进一步把这个悲剧角色的悲惨、凄楚、痛苦、恼怒和健忘的处境展示出来。《谁是杀人犯》采用的是侦探、推理小说的叙述形式和笔调，其结构比较简单，但情节安排紧凑，描述生动，悬念一个接一个，造成了引人入胜的效果。《继母的赞扬》突出特点是把现实生活与历史传说揉和在一起，使发生在现实中的故事笼罩着一层神活或神秘色彩。书中还插入若干幅名画，使小说显得斑斓多彩。叙述风格质朴、流畅，字里行间散发着生活气息。 结束语 综上所述，可以清楚地看到，从文学生涯开始以来，巴尔加斯•略萨的思想与创作发生的变化是明显的。其变化可以慨括为三点。 一、青年时代的略萨，思想激进，充满革命热情，关心民族的命运和人民的疾苦，赞成用武装斗争的手段摧毁旧的社会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其言论和创作都清楚地表现了他的这种思想倾向。但是后来，在自身的经验和拉美政治风云的影响下，他对政治、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产生了逆反情绪，思想发生了向右的转变，认为资本主义在某些方面比社会主义更好，比如“那里新闻自由多一些，还可以批评当局”等等。 二、在强烈的忧患意识支配下，其早期的创作，如《绿房子》和《酒吧长谈》等，激烈抨击世道的不平，揭露社会的黑暗，谴责政权、军权、教权，对腐败的统治阶级和种种丑恶现象表现出势不两立的批判态度，表现了创作倾向上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有力地体现了“文学是一团火”的创作原则。但后期作品在一定程度上疏远了依然严酷的社会现实，把视野局限于某些个别问题，诸如暴力、性爱之类，影响了作品的现实意义，丧失了前期创作那种锋芒毕露的锐气和批判精神。 三、巴尔加斯•略萨早期热心于艺术革新，不囿于传统，勇于博采、借鉴欧美现代小说的表现手法和技巧，在小说结构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被誉为“结构革命的先锋”和“结构现实主义大师”。《绿房子》和《酒吧长谈》是当代拉美结构现实主义的杰出代表作。但是后来的作品表明，他的艺术倾向发生了向传统现实主义回归的现象。表现形式力求简单明了，创新之处微乎其微。因为他认为“现代小说己陷入荒唐和危险的矫揉造作之风中。为了追求形式而把小说引向了令人生厌的道路。” 参考文献： [1]巴•略萨《逆风顶浪》，1983年，第381页。 [2]巴•略萨《逆风顶浪》，1983年，第74页。 [3]巴•略萨《调查：知识分子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作用》，《美洲之家》杂志，1966年，总第35期第97页。 [4]巴•略萨《切的日记》，《面具》杂志，1968年，总378期第27页。 [5]巴•略萨《总之，一位热心写作的作家》，《微型文选》，1969年，第74页。 [6][7]见西班牙1981年10月31日《ABC》报。 [8]1984年12月2日作者会见哥伦比亚《时代报》记者的谈话 [9]1984年12月2日作者会见哥伦比亚《时代报》记者时的谈话。 [10]引自《在利马的会见》，1989年《拉丁美洲》杂志第4期。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朱景冬 来源：《外国文学集刊》1993年第5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