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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隐喻”——切换式结构与“意义” 村上小说中有这样一段对话——“不用说，你看过弗兰茨•卡夫卡的作品喽？” 我点头：“《城堡》、《诉讼》、《变形记》……” 这样的描述似可证明，村上春树的小说题名、荒诞故事以及人物构想，受到奥地利现代主义作家卡夫卡的显著影响。然而卡夫卡的小说诸如代表作《变形记》，尽管故事、人物是变形的和荒诞不经的，小说的结构和语言却给人以完整、统一的感觉。相反村上春树作为20世纪末期的新一代日本作家，却在一种类似的表现中展现了人物、故事、结构等等形式上的强烈变异。从这个意义上讲，村上春树的荒诞性不同于卡夫卡的荒诞性，或者说村上文学的“特异性”不仅表现在作品人物、故事与结构的别出心裁上，也体现在作家之于小说意义的特异理解上。在村上春树眼中，已经破坏的小说结构和支离破碎的意象语言，具有特异的表意功能。 当然，对照日本现代小说的传统性结构，村上小说的破坏性结构具有更加鲜明的特异性质。小说中那般机械的生硬切换，生生扯断了传统小说意义上原本具有的有机关联。就是说，村上文学经常有意解析小说中正常的故事结构，进而在一种“板块式”的反复拼接中，令具有“关联性”或“异质性”特征的人物与故事增添特异的象征、隐喻或寓意功能。此等作用常常是通过极其怪异的意象来实现的。小说中有一段十分离奇的描写——突然，有滑溜溜的不明物体自天而降，打在他们脚下的地面上，发出“呱唧呱唧”的奇妙音响。那伙人不再踢打围在中间的猎获物，而纷纷抬起头来仰望天空。天空不见云彩，却有物体由天空一角连连掉落。开始还零零星星，旋即数量增多劈头盖脑地一倾而下。落下的物体约有三厘米长，乌黑乌黑，在停车场灯光的照射下，犹如光灿灿的黑雪。这黑雪样的物体不祥地降落在那伙人肩上、臂上、脖颈上，就势紧紧地贴在一起。他们用手抓扯，却轻易扯不下来。[1] 这种异样的表现，统统包容在前述“切换”式的结构中。天上掉下成筐成篓的蚂蝗！真是极端超现实的荒诞表现。那么此等表现是否具有明确的所指或目的性呢？小说本身似无明确答案。或者说答案本身是抽象模糊的。作者的细部描述具有正常的因果关系——中田对打人的暴徒无能为力，心中却想制止那帮暴徒的野蛮行径。单单是心中那么一想，便出现了“天降蚂蝗”的一幕。也就是说，这里的因果关系虽说没有问题，但其结果却无任何现实性。作者也许并不在乎那样的现实性，而时时扩大或强化那般超现实表现的频度或影响力。批评性的观点认为——村上文学“在那般现代印记下述说的故事，有着无法完全接合的部分。不知为何，（村上那些）带有探究现实性质的故事却颇具讽刺性地缺乏现实感，有时甚至象似童话。当然村上春树的特殊技巧正是将外部世界封闭起来，进而在空虚中酝酿出仅仅浮游于现在的、忧郁不安的心情。这给读者留下了一种感觉，那种心情的表现超出了某种必要……基于巧妙叙事的心情薄膜反而距现实更远。”[2] 菅野昭正的这个评语十分准确。但某种意义上或许又是一个误解。 我们发现，小森洋一的批判性观点更趋尖锐。小森认为读解村上春树的这部作品不能离开日本社会的现实语境。毫无疑问，小说人物的“失忆”描写同样包容在前述“切换”式的结构中。但值得一提的是，小说的创作是在2001年，2002年刊出后获得了文坛轰动，印数一再飙升。小森洋一指出，正是在这新旧世纪相互交替的时期，日本国内的民众和文化界沉浸在一种如何面对20世纪战争历史的迷惑之中。因而《海边的卡夫卡》有“媚俗”之嫌。作品中至关重要的“关联性”人物中田是一位战争中失去记忆的人，是他在“失忆”的状态下杀了卡夫卡的画家父亲。相反，离家出走的田村卡夫卡并未杀人，却在梦境醒转时发现衣服上沾有血迹，第二天又在报纸上获知父亲被杀。小森洋一认为村上作品的寓意在于——或许是我杀了人，但我却没有记忆，以此获得虚幻的精神慰藉。说得直白一些，小森洋一认为村上春树提供了一个逃避责任、迎合大众的“媚俗”途径。[3] 小森的这个说法或许是成立的，同时评价体现了日本学者的道德良心或正义感。但是实话实说，这里似有两个问题应附加说明。小说中的中田当时是个中学生，并未参与过战争或者说他也是一个战争受害者，失却记忆后的杀人亦与战争没有太多关联，那么如何将人物的“失忆”与“战争犯罪”的失忆联系起来呢？其二，田村卡夫卡是当代社会中现实性的人物，即便在梦幻中有过种种越轨行为，或在梦醒之后身上沾染了象征性的血迹，却也无法将此人物直接与“战争犯罪”的失忆划上等号。 因此，尽管日本有良知的学者也对日本社会否定战争侵略性的行为嗤之以鼻，但要对一部文学作品的寓意做出裁定，就应当有实实在在的证据或理由。村上春树在其作品的人物对话中，也曾竭力点明其怪异表现的独自用意。他说“因为，这里边存在着irony(讽刺或反语)。”村上春树藉作品中人物对白强调了某种情况下的无可救赎。人物说，“不过irony使人变得深沉而博大，这将成为通往更高境界的救赎之门。在那里可以找出普遍的希望。惟其如此，仍有许多人至今阅读希腊悲剧，它成为艺术的一个原型。再重复一遍：世界万物都是metaphor(隐喻或暗喻)。不是所有人都会弑父奸母。对吧？就是说我们是通过metaphor这个装置而接受irony，进而使自己变得深沉而博大。”[4] 显然Irony也是有所指向的。不妨说，作者的表述只是将其独具特色的“关联性”意图表露出来。同时，小说人物做出的那般表述——人物“自白”，也是解读这部特异作品的必备钥匙，小说中变异的人物行为与关系也在告诉读者，世界本身就是荒诞不经的，但它常常会有某些隐喻式的预言存在，这预言决定了人们的现实命运。 或者说，村上春树试图根据自己的当代世界切实感受，通过变异性的故事或事件告知读者，现实世界是充满危机或危险的，这是一个荒诞的、暴力性的世界，而你对它绝对是无能为力的，只好顺从那奇异的预言，或仰赖、任凭非现实·超现实的事象发生。 村上春树这样描写了田村卡夫卡的经历与感觉。——我站在墙前，从最近处再一次细看那绘画。少年目视远方，眼里饱含谜一样的纵深感。他所注视的天空一角飘浮着几片轮廓清晰的云，最大一片的形状未尝不可看作蹲着的斯芬克斯。斯芬克斯（我追溯记忆）应该是青年俄底浦斯战胜的对手。俄底浦斯被罩在谜语之下却解开了谜底。怪物得知自己的招数失灵后跳崖自杀。俄底浦斯则因功获得底比斯王位，与王妃（生母）交合。[5] 为了进一步示明自己的艺术理念，村上又藉小说中人物山德士（“肯德基”白发老头）之口，阐释了俄国作家契诃夫的美学理论——“契诃夫想要表达的意思是：所谓必然性是自立的概念，它存在于逻辑、道德和意义之外，总之集职责的功能于一身。论及职责，非必然的东西不应存立于彼，它是作为必然性之物而存在的。这便是dramaturgie (德语‘剧作艺术、戏剧理论或编剧方法’)。……逻辑、道德、意义并不产生于其本身，而是产生于‘关联性’之中。契诃夫理解dramaturgie之为何物。”[6] 显而易见，村上春树是赞同这些理论的，他通过人物对话重提了理论的基本内容，也在自己的作品中实践了契诃夫的所谓“必然性”。或者说在村上眼中，现实世界恰如小说中的人物行为、故事情节或离奇结构那样，给人以荒诞、混乱的无序之感。但世界仍旧存在着“必然性”，恰如小说中时时显现的预言或隐喻。村上春树又说，隐喻会大大缩短现实的距离。或许两种状况又是互为补充的，即实际性地接近隐喻性的真相或隐喻性地接近实际性的真相。村上春树在这样的话语中表露自己的艺术美学思想。 换而言之，村上文学早就不以现实非现实的尺牍来衡量。“作者（经常性）的意图在于揭示如下奇妙的感觉——有些现实的事物令人产生非现实的感觉，而有些非现实的事物却又给人以现实的感觉。毋庸置疑，这正是渗透于现代生命之中的感觉。……”[7] [ 1 ] 村上春树《海边的卡夫卡》，林少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6月版，第207页 [ 2 ] 菅野昭正《文艺时评》（上），日本集英社2002年版，第367页 [ 3 ] 引自小森洋一2005年3月31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讲演 [ 4 ] 村上春树《海边的卡夫卡》，林少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6月版，第204页 [ 5 ] 村上春树《海边的卡夫卡》，林少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6月版，第248页 [ 6 ] 同上，第314页 [ 7 ] 菅野昭正《文艺时评》（上），日本集英社2002年版，第432页 文章来源：中国社科院外文所 作者：魏大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