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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笑飞 内容简介： 阿拉伯近代翻译文学对其新文学的产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本文试通过对翻译文学的梳理，分析了在近代阿拉伯社会这个特定历史环境下，其翻译文学所具有的独特表征，并浅析了其对新文学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文学翻译 本土化 新文学 19世纪末 20世纪初，西方文化凭借着其工业革命成功而形成的强大经济实力，在世界文化的舞台上也逐渐成为强势文化。在这样严峻的形势面前，东方各文明古国为求生存求发展，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和文化领域都相继发生了深浅程度不一的变革。而与之并行甚至先期发生的，乃是这些国家在文学领域呈现出的显著转型，从而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新文学。在这个重大转型过程中，“师仿西方”成为其共同迈出的第一步，应运而生的翻译文学于是成为新文学诞生的催生剂。本文试图对近代时期阿拉伯文学翻译在其新文学产生的变革过程中所起作用的个案分析，揭示出其新文学在由“依傍西方文学而生逐渐走向独立成长”之过程中的诸多特点。 一、文学翻译成为新文学产生的酵素 近代时期，阿拉伯国家处在动荡之中，原有的思想文化体制已严重地束缚了文化和文学的发展，本土文学创作陷入停滞，亟待转型和变革。而在当时的形势下，阿拉伯文学要想能够跟紧时代发展，在西方日渐鼎盛的文学中，由小心翼翼地求生存到迎刃而上敢于挑战，除了继承传统文学的精髓之外，还必须大量汲取西方文学的新鲜营养来壮大自己。因此，在这个文学转型和变革过程中，近代阿拉伯的文学翻译活动起到了无可否认的媒介作用。 阿拉伯近代翻译活动首先发生在文化领域，并以此揭开了西学东渐的序幕。在赶走法国侵略者之后，穆罕默德·阿里（1769-1849）成为埃及的新统治者。他十分注重发展埃及的科技及军事力量，从1826年起，就曾先后派遣多批留学生团，前往欧洲学习其先进的军事、政治、医学、农学以及艺术等。以雷法阿·塔赫塔维（1801-1873）为代表的一批埃及青年成为首批赴西的留学生。他们广泛接触西方文化，并于归国后开始了科学翻译运动。此外，穆罕默德·阿里还成立了语言学校，教授西方语言以满足翻译需求。1841年，他还成立了翻译处，由雷法阿·塔赫塔维任主席。据统计，在穆罕默德·阿里统治时代，一共有191种译作问世，其中关于航海军事学的最多，有64种；医学译作有56种，大部分是从法语翻译过来的；而有关社会科学的一共只有28种；文学最少，只有2种。[①]尽管此时的翻译活动主要集中在应用科学领域，但这毕竟为日后文学翻译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契机。这种文化交流在易司马仪统治埃及时期（1863——1879）有了更大发展。他建立了许多中高等院校，大量派遣留学生前往欧洲学习文化。19世纪最后30年里，许多毕业于欧美教会学校的叙利亚和黎巴嫩人为了躲避奥斯曼帝国的残酷统治，也大量涌入埃及。他们对西方文学也有大量系统的研究，经常在报纸上评论西方歌剧。有了以上诸多前因，阿拉伯国家的近代文学翻译渐渐繁荣起来。 文学翻译的繁荣首先得益于报纸、期刊的出版发行。自1821年埃及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成立了布拉格国立印刷所后，阿拉伯的印刷业有了飞速发展。创刊于1876年的埃及《金字塔》首先开始刊登文学作品。1892年，《新月》杂志开始刊登翻译作品。1894年，埃及的亚历山大·卡尔库尔出版了《小说选》，这是埃及出现的第一本以刊登翻译小说为主的文学杂志。此后的《小说月刊》（1901年）、《酒友夜谈》（1902年），《民间夜谈》（1904——1911年），《时代笑话》（1908年）、《东方青年》等刊物都开始纷纷刊登翻译作品。这些刊物为了取悦读者，获取更好的销售量，大量刊登能够迎合读者趣味的作品。一时间，充斥刊物的译作几乎都是冒险、爱情与侦探小说。出版利润使许多出版商不断出版那些市场好、销路广的译作，而优厚的稿酬又刺激了译者的翻译激情。这使文学翻译与期刊出版形成了一个互相刺激、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几乎一度使翻译文学成为了主流文学。虽然这种以经济效益为目的的循环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消极的作用，使得许多文人为了博取读者欢心，追求翻译速度，在选材和译文质量上往往过于草率，很多冒险、探案、情爱小说充斥大部分翻译文坛，乃至读者将西方的通俗文学误以为是严肃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读者认知西方文学的全面性。但是，我们更应看到，在当时，文学期刊是阿拉伯文学革新的重要载体，是文学革新的阵地和新文学的苗圃。因此，文学期刊的繁荣成为文学革新的重要保证。 有了报刊业的刺激，阿拉伯国家的文学翻译活跃起来，而其活动首先发轫于诗歌领域。早在1831——1836年间，埃及文人雷法阿·塔赫塔维于法国留学之时就曾阅读过卢梭、拉辛等人的诗作，并曾尝试做过一些翻译。这些译诗数量不多，也未对当时文坛产生什么影响，但它们可以算做是阿拉伯国家出现的最早的翻译诗歌。此后文人也有效仿。诗作翻译影响较大的是旅居埃及的黎巴嫩文人苏莱曼·布斯塔尼（1856-1925），他翻译了荷马史诗《伊利亚特》（1904）。为了翻译该部作品，他曾经认真学习希腊文，并尝试采用新方法，新标准进行翻译，为阿拉伯国家翻译理论的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此外，现代戏剧也作为一种新的文学形式飘洋过海来到阿拉伯国家，其首先登上阿拉伯本土的方式是通过演出。1848年，叙利亚人马龙·奈卡什（1817——1855）组织了家庭剧团，将法国诗人莫里哀的戏剧《悭吝人》删改为阿拉伯文剧本上演，他被认为是最先介绍西方戏剧的阿拉伯文人。此后，旅居埃及的叙利亚和黎巴嫩文学家赛里姆·奈卡什（?——1884）、艾迪布·伊斯哈格(1856-1885)、优素福·海亚特（1938—— ）也翻译并上演了多种外国剧目。 而在翻译活动中，数量最多，对文学创作影响最大的当属小说翻译。阿拉伯国家出现的最早的翻译小说应是1876年雷法阿·塔赫塔维翻译的法国作家费讷隆（1651-1715）的《特勒马科斯冒险记》。于此之后，诸多翻译作品纷纷问世，涉及范围也由最初介绍西方科技国情而延伸至多角度、多形式的文学作品，如爱情小说、教育小说、冒险小说、侦探小说等，其中又以爱情与冒险小说为主。雷法阿的学生欧斯曼·杰拉勒（1828——1898）曾翻译过莫里哀的《达尔杜弗》（《伪君子》）、《丈夫学堂》等作品以及拉辛的《亚历山大大帝》、《爱丝台尔》等悲剧。纳吉布·苏莱曼·哈达德（1867——1899）除翻译多种戏剧以外，还翻译了法国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1888）。尼古来·里兹古拉（？——1915）翻译了小说《拿破仑三世的覆灭》（1904）。1907年拉希德·哈戴德翻译了俄国小说《追求》。1912年穆罕默德·斯巴阿翻译了狄更斯作品《双城记》。埃及文学家穆斯塔法·鲁特夫·曼法鲁蒂（1876-1924）翻译的作品有删改成较短篇幅的《牺牲》（即小仲马的《茶花女》）、《殉难者》，（即法国作家夏多布里昂（1768-1848）的《阿达拉》）等，收录在他的作品集《泪珠集》中。此外，他的长篇译著还有《菩提树下》（又名《麦吉杜林》）[②]、《为了王冠》[③]、《布勒和薇吉尼》（又名《美德》）[④]等等。埃及文人穆罕默德·奥斯曼·哲莱勒（1828-1898）以及其他埃及文人还翻译了莫里哀、斯威夫特等人的作品。塔尼尤斯·阿卜杜还创办了杂志《说书人》，登载了包括《浮士德》、《伊莎布皇后》等在内的许多著名小说。苏莱曼·布斯塔尼（1856——1925）翻译《伊利亚特》时所写的前言和结语还探讨了阿拉伯文学翻译在发展的过程中遇到的诸多问题，该文章堪称早期探讨阿拉伯翻译理论的开山之作，他也被誉为“阿拉伯现代科学批评的先驱之一。”[⑤] 1892年，埃及还成立了翻译学会。据埃及书库资料统计，仅到19世纪末，阿拉伯翻译作品就逾百部，以英法译作为多，也包括少量意大利、德国、俄罗斯的文学作品。 1919年埃及大革命之后，这种翻译活动在文学创作日趋活跃的同时，仍然继续着其繁荣之路。著名埃及文人塔哈·侯赛因(1889-1973)除从事教学和文学创作外，还致力于欧洲文学特别是希腊和法国文学的翻译介绍工作。法尔赫·安东（1861-1922）1922年翻译了小说《印度小屋》、《保罗与薇吉尼》、《阿达拉》等。阿拉伯现代许多著名文人如艾哈迈德·绍基（1868-1932）、马齐尼（1889-1949）、鲁特夫·赛义德（1872-1963）、海卡尔（1888-1956）、陶菲格·哈基姆（1898——1987）等等都既是文学翻译的实践者，又是其受益者，他们在汲取西方文学创作手法的基础上，同时吸收阿拉伯古代文学的精粹，并将二者融合，为阿拉伯文学的振兴作出了卓越贡献。 中肯地说，文学翻译开阔了人们视野，活跃了国民思想，提高了国民的文学鉴赏力，加强了与世界文学的联系，为阿拉伯新文学的产生起到了重要的酵素作用。 二、文学翻译的本土化 仔细考察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阿拉伯文学翻译活动，我们可以发现，“本土化”是其最重要的特征。它包括译者对原作的本土化以及读者作为受众对译作的文学内涵进一步本土化这两个方面。其中译者作为原著的第一受众，其主观能动作用更大，在对原作“本土化”过程中的影响力也就尤以为著。这主要反映在下述三个方面。 第一、译作故事题材的本土化倾向。阿拉伯民族具有游牧民族乐天知命、慷慨好施的特性，《安塔拉传奇》、《一千零一夜》等等诸如此类故事趣味极强的民间文学作品又深为阿拉伯民众喜闻乐见，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民族审美情趣，而这类故事往往又具备了侦探故事的某些因素，加之近现代阿拉伯国家，民族教育普及率极低，要众多劳苦大众去关注艺术审美层次高深，思想深刻尖锐的严肃文学，实在是缘木求鱼之事。因而，大多数读者在初次接触翻译文学时，首先关注的往往是情节性极强的冒险、爱情、侦探等娱乐通俗小说。有鉴于此，尽管阿拉伯国家的翻译文人中不乏以宣扬人道思想、自由平等为目的而进行翻译，提出重视小说宣传革新思想的功用的，如埃及文学家穆斯塔法·鲁特夫·曼法鲁蒂也曾说他翻译小说《为了皇冠》是旨在 “鼓舞埃及人民”，也尽管后来宣扬爱国思想、新民风、民智的小说对阿拉伯社会乃至自身文学创作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是，译者们在翻译之初为了更迅速、更广泛的传播异域文学，往往更多选择易于被读者接受的上述题材作品。这也在阿拉伯新文学诞生的过程中开创了一个“娱乐小说（情爱、冒险、侦探类小说）——思想小说（政治、历史、宣扬个性的小说）——自身创作小说”的渐进发展之路。 刊登此类译作的先行者，当属随着阿拉伯国家近代化而诞生的新兴行业——报刊杂志业。19世纪末，众多阿拉伯期刊杂志对其刊载消遣小说从不讳言。1893年,《青年》杂志刊登了法国作家亚历山大·大仲马（1802-1870）作品的阿拉伯文译本，宣称其目的就在于娱乐读者。而经常在《光明》杂志上刊登译作的纳斯布·迈什阿拉尼也说自己翻译小说是为了博读者一笑。《东方青年》杂志也刊登了《福尔摩斯探案集》的作者柯南道尔（1859-1930）的其中一部短篇《夫妻俩》，并称刊登此作是因为“这是一部充满了睿智的小说，奉劝男士将其作为夫妻生活幸福之道的基础。”[⑥]从埃及书房保存的《山鲁佐德系列》杂志篇目里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译作主要是一些能够吸引读者阅读兴趣的冒险和爱情小说。独立出版的长篇爱情小说有穆罕默德·鲁特菲翻译的《命运之指》，纳欧姆·马克尔兹勒翻译的小说《爱的酒杯》等。侦探小说的译作于二十世纪初出现于阿拉伯文坛，影响较大的有柯南道尔的作品。而埃及作家曼法鲁蒂的翻译小说《麦吉杜林》所揭示的凄婉的爱情故事，《布勒和薇吉尼》为我们所揭示的自由、幸福的生活，也是被本国读者反复颂读。 一般来说，严肃文学较多地反映了西方国家社会、政治乃至思想领域的真实状况，而这些状况往往与阿拉伯国家有较大差异，令其读者在接受西方作品时深生隔阂之感。而娱乐小说的主要内容大都是描写人们生活中的故事和爱情，既贴近普通民众的生活，又满足了东方读者的猎奇和向往爱情的心理，接受起来容易。因此，先娱乐小说后思想小说，是读者本土阅读习惯和接受心理的必然趋势和结果。 第二、译作翻译、出版形式的本土化。阿拉伯国家最初的译作大部分都不著名原著的作者以及原著书名，并且常常出于追求典雅，或是便于国人接受，给译作再次命名。在阿拉伯国家近代文学翻译过程中，曾大量存在翻译时删改原作、不注明原文为何种语言，不标明原作者，或另起书名的现象，往往使人误以为是创作作品。例如艾哈迈德·哈菲兹·奥德在《民间夜谈》杂志上发表他翻译的法尔德里克·马尔伊特的小说《贾菲特寻父记》时，将其分成五篇，给各篇起了本土名字，其名称看上去似乎毫无关联，像《复仇记》、《娶妻记》、《皆大欢喜》等。诸如此类的译作不胜枚举，这给后人的梳理、研究带来了极大困难。但这些现象随着翻译活动的逐步发展与成熟而渐渐减少。 第三、译作思想内容的本土化。近代阿拉伯文坛大多数译者往往喜欢在翻译中加入自己的再创作。例如埃及影响颇大的文学翻译者曼法鲁蒂，居然不懂外语，颇似中国近代的著名翻译家林纾。他的译作或是由一个懂外语的讲述者为他讲述原作，由他执笔将其翻译成阿拉伯文作品，或是增改前人、当时文人翻译的粗稿进行再创作。这种现象在当时的阿拉伯文坛并不是一种偶然。纵观阿拉伯近代文学翻译，即使是精通外语的译者，其译作中本土化的现象也是随处可见，甚至可以说已形成了一种风气：埃及作家穆罕默德·奥斯曼·哲莱勒也曾对《布勒与维尔吉尼》进行过删译。乔治·宰丹（1861-1914）在《阿拉伯文学史》中曾说黎巴嫩的沙克尔·沙戈尔将十多部法国作品阿拉伯化，加入了许多个人创作。许多文人还于翻译过程中将原作的地名、人名、环境、习俗等李代桃僵换成阿拉伯国家的，便于读者接受。 在阿拉伯近代文学翻译进程中，出现这种浓厚的本土化特征，笔者认为是有其特殊原因的。一方面，这与阿拉伯文人对文学价值的共同认知分不开。阿拉伯文人认为小说的作用应该建立在“道德说教的基础之上。”[⑦]由于近代东方国家特殊的社会状况，每个爱国文人都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来为社会进步，为国家富强做出贡献。因此，他们在选择小说题材时，都着重选择那些反映进步思想，揭露社会黑暗和民生疾苦的作品。即便是在情爱小说、冒险小说的外衣下，读者仍旧能够发现译者的良苦用心。曼法鲁蒂曾在其为翻译小说《为了王冠》所写的序中说：“这部小说描写的是一个爱国英雄。他具备勇敢、坚毅、不畏牺牲的品德，……介绍这个巴尔干英雄是为了鼓舞埃及人民。”[⑧]埃及文学家阿卜杜·穆哈辛·塔哈·白德尔也说曼法鲁蒂翻译作品是为了描写神圣、纯洁的爱情，特别是对祖国的热爱，以及对穷苦人，尤其是妇女和儿童的感情。[⑨]正是因为重视小说的社会功用，许多文人才会在译文中融入大量自我情感，对精彩片断加以渲染，加入再创作成分，或是借对话和演说抒发自己观点，使其能结合当时本土的国民状况，与国民特别是穷苦人民的内心产生共鸣。 而另一方面，从接受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近代阿拉伯文学翻译的本土化也与当时本国民众的阅读习惯不密不可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首先作为第一受众阅读西方文学，从他们对原著的了解，以及考虑到当时本土社会普遍的接受心理和接受程度来选择翻译的方式与侧重点。在这一点上，译者往往对翻译的影响更大。因此，他们在反映原作思想内容的基础上，删去了许多国人不太容易明白的描写，或是为了照顾本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对原作叙事进行调整，并加入了适合本国读者鉴赏口味的内容。而在接受的最初阶段，东方民众在习惯了本地传统创作方式作品之后，初次接触新鲜的文学作品时，未能对其进行文学理论层面的分析，而是着重感受作品所体现的新鲜情节、新鲜思想和主旨。这些都决定了受众对作品的接受重点，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了译者的翻译侧重点。他们会有意选择一些能够反映这种思想、描写爱情以及侦探情节的作品，在翻译时发挥创作本能，加入其想要宣扬的思想，亦或是删去原作中的对话和对人物性格的描写，对情节发展脉络加以发挥。可以说，好的译者对于处在接受初级阶段的读者来说，会在输出的过程中适当地将原作本土化，这等于赋予了原作第二生命，使其刚好适合本国人的口味。 因此，尽管对译作进行本地化的再创作曾引起某种程度上的接受误区，但在当时来说，文学翻译的本土化使外来文学能够较好地被本国民众接受，从而改变了人们对文学的传统认知，为新文学的产生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其历史功绩是不可否认的。 三、文学翻译推动本土文学的革新 文学内部自身亟待变革的内因，加上文学翻译这个外因的推动，促使阿拉伯文学在20世纪初叶发生了声势浩大的文学革新运动，由此揭开了阿拉伯现代文学的新篇章。 首先，文学翻译直接促进了文学语言的变革，进而促进了新诗的产生。阿拉伯近代诗歌翻译最初采用传统诗歌的形式和语言，使用严格的古典格律、韵脚。但诗人们很快发现，旧的诗体及语言模式一方面很难适应翻译西方诗歌的需要，另一方面也使他们在模仿西方诗歌之时感到障碍重重。面对西方文学灵活多变的艺术手法和表达技巧，更多文人感到，过去时代遗留下来的讲究词藻、格律、音韵的创作方式，在经历了几千年发展后，已经变得僵滞、缺乏变化。诗歌创作语言及形式的变革已势在必行。埃及文人穆罕默德·奥斯曼·贾拉勒为使诗歌进一步走向人民、走向生活，曾经提出用阿拉伯土语来创作诗歌，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完全用普通话来进行创作。侯赛因·穆拉萨法的《艺术手法》，从现代人的角度研究了阿拉伯语的语法、修辞、韵律等。由于接触西方文学较多，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埃及等国的诗歌改革走在阿拉伯国家诗歌振兴的前列。曾经留学法国的埃及是人艾哈迈德·绍基（1868——1932）被誉为是阿拉伯诗歌“复兴派”的代表诗人，他不仅在诗歌语言上有所革新，而且还成为阿拉伯诗剧的创作先驱。其他诗人，如黎巴嫩诗人纳绥夫·雅兹基谢赫（1800-1871）、优素福·埃希尔谢赫、埃及的迈哈姆德·萨米·巴鲁迪（1838-1904）德国都为诗歌复兴奉献了一己之力。 在诗歌创作形式上，翻译文学也促使诗歌摆脱了单一的长诗形式，出现了诗剧，长短诗等多种形式。韵脚也由古诗一韵到底的形式渐渐变为每句一韵或是两句一韵。诗剧创作成就最大的是埃及诗人艾哈迈德·绍基，他深受法国文学的影响，师法许多大师如拉封丹(1621-1695)、缪赛(1810-1857)、维克多·雨果(1802-1885)等，曾尝试创作诗剧《大阿里贝克》。他被认为是阿拉伯诗剧创作最有成就的先驱者，其诸多诗剧如《克娄巴特拉之死》、《莱拉的痴情人》等至今仍有很深的艺术感染力。阿卜杜·拉赫曼·舒克里（1886-1958）、马齐尼（1871-1932）、阿卡德（1889-1964）等诗人深受西方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更注重表达人类的情感与思想。1909年舒克里发表了他的诗集《曙光》，这部诗集是他开始在韵律、形式、语言等方面对诗歌改革进行创造性探讨的开始。是他开始尝试改变诗歌的押韵方式，采用每句押一韵或两句押一韵的方法，并试图将西方的自由诗引入到阿拉伯诗歌的创作中来。诗歌是阿拉伯传统的重要的文学形式，所有这些复兴诗人所进行的诗歌革新在阿拉伯诗坛开创了生动、活跃、富于生机与活力的局面。 其次，文学翻译促进了阿拉伯本土文学创作形式的变革，进而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小说。在翻译小说的推动下，阿拉伯文人在汲取古典创作题材的同时，开创新的思想内容，力求丰富阿拉伯国家的小说创作题材，并在创作手法上不断革新。近代阿拉伯许多文人都是在翻译的同时大量进行创作。在不断翻译介绍西方文学的过程中，他们开始陆续受到西方现实主义、自然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新浪漫主义以及总称为现代主义的表现主义、未来主义、达达主义等多种文学流派的影响，迸发出极大的创作潜能。在创作形式上，阿拉伯的故事叙述也逐渐从玛卡梅文体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产生了多种形式的小说。玛卡梅文体是中世纪时期流传下来的一种古老的小说创作文体，其形式和特点非常类似于中国唐宋时期的话本小说，主要有一个说书人，以旁观者身份叙述故事内容。而近代小说创作手法，则逐渐摆脱了这种千篇一律采用第三人称全知性叙述的叙事模式，开始尝试其他叙事技巧。例如著名埃及近代翻译家曼法鲁蒂即是在翻译的同时亦从事文学创作，留下了《管见录》和《泪珠集》两本著作集。其中《泪珠集》中收录了他根据外国小说而创作的一些短篇小说，如《牺牲》（据《茶花女》改编）等，其它则有《孤儿》、《面纱》、《悬崖》等。埃及《东方明灯》（1898——1900）杂志的创办者穆罕默德·穆维利希（1868——1930）也曾在该杂志上连载了自己的长篇小说《伊萨·本·希沙姆叙事录》，该小说是传统玛卡梅文体与西方小说形式的糅合尝试。1906年，埃及《论坛报》刊出了迈哈穆德·塔希尔·哈基的中篇小说《丹沙微少女》，这是较早摆脱玛卡梅文体，采用西方小说创作形式而写的埃及现实主义小说之一。此外还有黎巴嫩籍作家法拉哈·安东（1874——1922）写的《科学、宗教与金钱》、《野兽、野兽、野兽》等故事小说。1914年，穆罕默德·侯赛因·海卡尔发表的《宰奈布》被认为是阿拉伯世界出现的第一部具有较完整艺术性质的中长篇小说；1917年，埃及作家穆罕默德·台木尔发表了阿拉伯历史上第一篇现代短篇小说《在火车上》等等。至此，阿拉伯现代小说创作基本上完成了破茧而出的新生过程。在新文学时期，这种技巧迅速成熟化，已经能够被文人们得心应手的广泛运用，进而研究探索适合本土的创作方法与表达方式。 近代阿拉伯的文学翻译是一个艰苦的、充满探索与徘徊的进程。处在新旧体制与新旧文学转型的特殊历史阶段，文学翻译承载的是在吸收古典文学精华的基础上，学习、借鉴西方新的文学养分的任务，让本土文学能够在应变中积极地求得生存，并进一步努力形成自己的特色，能够独立地屹立在世界文坛之林。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阿拉伯近代翻译文学在今天看来有太多的不足与稚嫩之处，但它在阿拉伯文学发展史上是不可或缺的一环，为推动其新文学的发展起到了深远作用。 [①]参见《穆罕默德·阿里时代的翻译及文化活动史》，1881年，出版社不祥。 [②]法国作家阿尔丰斯·卡尔（Alphonse Karr 1808——1890）的小说。 [③]法国法郎士·古贝（François Copée 1842——1908）的剧作。 [④]法国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Jacques Henri Bernardin de Saint-Pierre 1737——1814）的小说。 [⑤] <黎巴嫩>汉纳·法胡里，《阿拉伯文学史》，郅溥浩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第571页 [⑥]该小说见《东方青年》杂志，第三年度，1909——1910，第113——120页。 [⑦] <埃及>绍基·塔伊夫，《阿拉伯埃及近代文学史》，李振中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227页。 [⑧] <埃及>穆斯塔法·鲁特夫·曼法鲁蒂，《为了皇冠》，黎巴嫩贝鲁特文化局出版，第5页 [⑨] <埃及>阿卜杜·穆哈辛·塔哈·白德尔，《埃及先到小说的发展》，埃及知识出版社，1968年，第181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