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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百年的历程，这并不意味着百年前的中国人不懂审美，只是其丰富的审美经验多散见于诗论、文论、书论、画论、乐论、剧论乃至山水园林和其他日常生活的审美观感之中，未能构成专门的学问。故具有独立形态的美学学科实乃上个世纪之初从域外移植过来的，最先引进的是西方古代与近现代的美学，1930年代起大力弘扬以俄苏为中转站的马克思主义美学，而后更借助这些既有的美学理念来观照和整理中国传统的美学思想，由此形成20世纪中国美学以西学、马学与中学三大板块分立并峙的总体格局，迄今未变。这一三足鼎立的局面是否将永久延续下去呢？应该承认，中、西、马三大板块的建立有其历史的渊源，今后若要从思想史的角度来梳理其演化的脉络，仍离不开就各自的传承关系分别立论。但作为未来中国学界可供选择的某种原理性建构，中国美学自当有其表里完整、前后贯通的理论体系，决不能停留于板块拼接的状态，于是要求我们在不同传统之间进行综合会通，以生成真正属于中国未来的新的思路和新的理念。这将是新世纪赋予广大美学工作者和爱好者们的严峻课题，需要我们认真对待。 然而，在这一综合创新的过程之中，马克思主义又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作为一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观念形态，且在20世纪中国美学的进程中打下深刻印记的思想流派，马克思主义对于未来中国的美学构建仍会保持重大影响，不过它的具体职能或将有适度的调整。众所周知，产生于19世纪中叶的马克思主义，是充当强有力的革命、批判的精神武器登上历史舞台的。它批判资本主义，批判私有制文明，批判各种专制政治与虚假的意识形态，批判一切扭曲人性的丑恶现象，锋芒锐利，所向披靡。这一革命、批判的功能在20世纪中国美学和文艺学领域内也曾有过出色的表现。与此同时，亦应注意到，马克思主义的作用不仅在于批判，它还有一个建设的维度。批判旧世界，目的是为了构建新世界，是要指向未来。正是这一建设人类未来文明的信念，促使马克思本人从前人创造的精神财富中，广泛吸取各种有用的成分以构建自己的思想理念，并努力保持自身理论的开放性以应对未来。这样一种立足建设、开拓视野、兼容并包、勇对未来的取向，当是21世纪中国学界的马克思主义思潮所须采取的积极的姿态，不这样，就不会有中、西、马三大板块的综合会通，也就不可能构建成具有崭新格局的中国美学的未来。 其实，马克思本人的著述中即含有大量极具前瞻性与包容性的论题，有待后人去精心开发。比如说，在其早年撰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里，他鲜明地揭示出旧唯物主义的一个根本性缺点，是只从客观存在上去理解世界，而未能从“人的感性活动”即“实践”的角度来把握世界，从而丢失了事物发展的能动的一面。恩格斯将这篇文献称之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且在他自己后来写成的《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中，将马克思的上述观点推演为“劳动创造了世界，也创造了人本身”这样一种说法，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的观念。这个观点的重大革命意义，在于扬弃了2000多年来传统哲学一直将世界本原归结为某种实体的做法，而认定创造活动才是本原，正是由于人的创造性劳动和各种社会实践活动的结果，才有了属人的世界和人自身的存在形态，这是一种崭新的看待世界的方式。拿这个观点应用到美学领域中来，我们当能承认，审美也是一种创造活动，是有别于物质生产劳动的精神创造活动。它固然不能像物质生产劳动那样直接创造社会物质财富，却可以也必然会创造出某种精神财富，那就是美的世界。恰如同整个属人世界连带人自身归根结底是人类劳动的产物，各种审美的现象(美、丑、崇高、滑稽等美学属性)连同审美的人(指人的审美观念、情趣、需求与能力等)，亦皆是由审美活动过程所孕育、生成并不断得到发展、演化的；那种脱离审美活动性能的考察，先验地设定审美客体和审美主体的做法，注定不会有结果。当然，审美活动并非孤立的存在，它必然要植根于人的总体生存与实践活动的基础之上，审美的需求与能力也必然要同人的多方面需求与能力相协调，故而从“人学”的角度，也就是从人的总体生存与实践活动的角度切入审美研究，确有其合理性。但如马克思所指出，“对世界的艺术的掌握”(即审美观照)，并不同于哲学的、宗教的或实践—精神的掌握方式(《〈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这又提醒我们不能单纯停留于实践层面的探讨，要努力寻求从“人学”进入美学的通道。而不论这一寻求还将遭遇怎样的曲折，由马克思所开启的“活动本原”之说，终将一劳永逸地结束西方美学自柏拉图以来苦苦追索那虚无缥缈的“美本身”的命运，将关注点转移到现实的人的审美活动上来。与此同时，也就相应地打开了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西方现象学、解释学、存在主义、生命哲学诸流派之间对话、交流的渠道，并使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中的许多精华有可能获得重新提炼与整合的机会，反过来亦有助于拓宽马克思主义自身的视野，使美学创新落到实处。 再举个例子。大家都知道，马克思的“人学”关怀有个终极目标，叫做“一切人的自由发展成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通俗的说法即“全人类解放”。不过后者多用于社会学和政治学的涵义，指劳动者打碎了私有制的枷锁，从剥削和压迫下解脱出来，真正成为自己劳动的主人，而前者除了这层含义外，另具有一个精神世界得以自由解放的向度，亦便是人们常说的“个性的全面发展”了。马克思本人在其《资本论》第3卷里将这两层含义界定得甚为分明，他说：“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他还进一步申说道：“这个领域(按指物质生产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这段话语里明确区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自由”：一种是“必然王国”里的“自由”，指人们在其社会实践活动中掌握规律以驾驭并改造对象世界的能动作用；另一种则是“自由王国”里的“自由”，意味着超越实际需求的范围以谋取人自身精神生活日趋丰富与发展的追求。在其未发表的手稿里，马克思更将这后一种“自由”的实现，归结为社会必要劳动减少到最低限度以使个人自由时间内得以充分享受艺术与科学教育活动。由此看来，审美(包括艺术活动)在马克思的心目中当属于那种超越必然的心灵开发需求，跟实践活动中掌握必然以改造世界的规划并不处在同一层面之上；人也只有摆脱了自身紧迫的实用功利计较，方有可能悉心领会美的熏陶。这也便是马克思为什么要发出“忧心忡忡的穷人甚至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无动于衷；贩卖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特性”这样的感慨，进而主张扬弃私有财产，转变那种“对物的直接的、片面的享受”，以达致一切属于人的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整体而言，马克思在“人的自由发展”的两重关系上的思考是十分深刻且辩证的，既看到了审美之类精神超越的需求不同于实用功利的需求，“个性的全面发展”应包含两种“自由”的相互协调与相互促进，同时承认超越性的精神追求终当以人的现实的生存与实践活动为依托，而心灵世界的彻底解放更离不开物质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和社会机制变革的大前提。西方美学史上长期争议不休的有关“审美”与“功利”关系的话题，以及当下中国美学界在“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之间的反复驳难，是否有可能从这一天才的提示中找到某种相互沟通与整合的渠道呢？ 以上举了两个简单的例子，用以说明马克思主义的确具有巨大的前瞻性和包容性，也正是这一无可置疑的前瞻性与包容性，促使马克思主义从革命、批判的思想武器转化为极富于魅力的建设指针。用好这一指针，让它为中国美学的未来建设广开道路，让它继续生气勃勃地从古今中外人们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中汲取养料以推陈出新，我们的事业才会大有希望，理论研究亦才能精益求精。那种拘执于经典作家的某些言辞，斤斤于划分“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之间界限的做法，恰恰起到了封闭和禁锢马克思主义的不良作用，是理论建设工作中所当极力避忌的。 来源：《探索与争鸣》2013年4期 作者：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陈伯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