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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在跨学科中发育，在跨文化中旅行-----可谓当代外国文论的一个基本特征。当代欧陆文论、英美文论、斯拉夫文论中的重大学派与知名大家的文学理论探索，大多发育于语言学、哲学、美学、诗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诸多学科的交融之中，大多发育于语言哲学、现象学、符号学、修辞学、解释学、文学人类学、话语诗学等诸多学科的交接点上，大多行进于穿越民族、国界、语言、文化的跨文化旅行之中。当代斯拉夫文论中的几个重大学派----俄罗斯形式论学派、布拉格结构论学派、塔尔图--莫斯科符号论学派-----的文论，当代斯拉夫文论中的几位知名大家-----罗曼•英加登、扬•穆卡若夫斯基、米哈伊尔•巴赫金、尤里•洛特曼-----的文论，都是在在跨学科中发育在跨文化中旅行的。罗曼•雅各布森的文论探索，堪称当代文学理论之跨学科跨文化这一基本特征之最具典型性的一个个案。 【关键词】 文学理论，跨文化， 跨学科， 雅各布森 在跨学科中发育，在跨文化中旅行-----可谓当代外国文论的一个基本特征。当代欧陆文论、英美文论、斯拉夫文论中的重大学派与知名大家的文学理论探索，大多发育于语言学、哲学、美学、诗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诸多学科的交融之中，大多发育于语言哲学、现象学、符号学、修辞学、解释学、文学人类学、话语诗学等诸多学科的交接点上，大多行进于穿越民族、国界、语言、文化的跨文化旅行之中。当代斯拉夫文论中的几个重大学派----俄罗斯形式论学派、布拉格结构论学派、塔尔图--莫斯科符号论学派-----的文论，当代斯拉夫文论中的几位知名大家-----罗曼•英加登、扬•穆卡若夫斯基、米哈伊尔•巴赫金、尤里•洛特曼-----的文论，都是在在跨学科中发育在跨文化中旅行的。 当代文论的生成路径之一，在于一些哲学范式、美学范式、语言学范式、符号学范式、 社会学范式、文化学范式、修辞学范式、话语理论范式被实实在在地被改造了，以便构建出一些能更为专门地运用于文学研究的理论视角。罗曼•英加登、扬•穆卡若夫斯基、米哈伊尔•巴赫金首先是哲学家、美学家、符号学家，他们都是从哲学视角美学视角符号学视角进入文学理论的。 当代文论的存在方式之一，则是跨文化的旅行。德里达或伊瑟尔之于美国文论、巴赫金或海德格尔之于法国文论、罗曼•英加登或扬•穆卡若夫斯基之于德国文论、阿尔都塞之或马舍雷之于英国文论、威勒克或伊格尔顿之于中国文论，已然是相当生动而引人驻足的个案；“俄罗斯文论在法国”，“法兰西文论在美国”，“欧陆文论在俄罗斯”、“俄苏文论在中国”，已经是实实在在而值得勘察值得清理的话语实践。 当代外国文论正是在跨学科中发育，在跨文化中旅行的。 罗曼•雅各布森的文论探索，可以说是当代文学理论之跨学科跨文化这一基本特征之最具典型性的一个个案。 当代语言学界是这样来描述罗曼•雅各布森（1896----1982）的主要贡献：20世纪最大的语言学家，出生在俄罗斯，曾长期侨居在捷克（1920—1939），后流亡丹麦、挪威、瑞典；自1941起定居美国，1982年在剑桥去世。这期间，自1967至1979年几乎每年都去苏联，出席各种研讨会，作学术演讲。雅各布森一生的整个创作都是在确立语言学与诗学、与民间文学、与人类学之相互作用。雅各布森学术探索的核心主题在于确立语言中声音与意义之关联。他曾经围绕这一主题开过一门课程，其讲稿后来收入《论声音与意义的六次讲座》（1976）;他时常围绕这一主题来建构其对文学作品之诗学的分析。有别于研究声音之本身的经典语音学，雅各布森是从其在语言中的意义区分功能这一视角来考察声音。雅各布森所运用的结构分析，将音素（语音单位）归结为一组意义区分特征，将这些特征本身排列为一组组的二元对立。雅各布森的著作《音位研究》（1962，1971）至今仍是这一领域里经典性的且具有现实意义的一部著作。雅各布森所创立的理论，已经为电声学与神经生理学的一些研究结论所佐证。雅各布森坚持将数学中描述结构的手段应用于语言学。他将这一方法运用于动词这一语法范畴的分析，这使得他得以创建生成语法----后来由乔姆斯基加以详细建构的生成语法。……雅各布森对语言的历史发展之关注，使他有别于与之观点相近的结构主义者索绪尔与乔姆斯基。雅各布森并不把二元对立作为一种孤立的维度来接受，而是作为系统的位移。…… 雅各布森在语言学本身之研究的同时，还涉足与之相邻的一系列学科-----精神病学、哲学，等等，而将一些精确科学中的方法与成果加以应用。他的著作《儿童语言与失语症》（1941，1963）就属于这个领域，在那本书里他采用了从信息论中借用的术语“代码”，而涉及语言与大脑之关系这一问题。在其晚年的著述里，他又回到这一问题上，探讨在患有精神分裂症的情形下语言的特征（譬如，《荷尔德林，Клее，布莱希特》，1976）。 雅各布森的诗学研究、民间文学研究、比较神话学研究都具有“大符号学”的视界。不论是从事单个作者的诗学（莎士比亚、波德莱尔、勃洛克）或者早期斯拉夫诗歌研究，雅各布森首先是从其中的语法形式之功能这一视角来分析诗的结构。雅各布森以语言学的方法与结构人类学的方法丰富了斯拉夫神话与其他印欧神话之比较研究。……在其篇幅不大的符号学简史《符号学发展的基本路径》（1975）里，雅各布森将研究者的目光引向艺术的符号系统，并勾勒出这一学科所面临的任务。雅各布森在符号系统领域的研究涵盖非常广阔的材料----自神话与仪式，至电影中的潜意识的象征。 雅各布森在语言学史上的那些特写，他的著作《诗，其创造者与研究者》（1978）----是对学科史的重要贡献。《雅各布森选集》著有9卷本文集（1971---1988）；雅各布森的著作译成24种语言。 若从20世纪文论或诗学的发展历程来做一番梳理，我们的面前会呈现这样的一幅画面： 我们会看到，从莫斯科到布拉格的雅各布森。雅各布森在布拉格的侨居，他与彼得•鲍加兑廖夫的合作，他与已然在维也纳安顿下来的流亡学者尼古拉•特鲁别茨柯依的合作，他与虽然人在列宁格勒那边但也参与这边布拉格同行之研究活动的尤里•蒂尼亚诺夫的合作，为布拉格学派获得真正的国际性学者集群之品位，发挥了不可低估的关键作用。 我们更会看到，从欧洲到美国的雅各布森。在定居美国之前，雅各布森有着一段非同寻常的经历。他不远万里，中经布拉格、哥本哈根、奥斯陆、斯德哥尔摩和乌普萨拉，从莫斯科来到纽约，更不必说他频繁地出入巴黎、华沙。把雅各布森一生的行程倒过来，恰恰与结构主义运动的国际路线相重合。 纳粹军队占领区版图的扩大，使得雅各布森不得不逃离欧洲，流亡美洲。1941年5月23日，雅各布森搭乘一艘瑞典货轮驶往纽约。 1942至1946年，雅各布森在纽约的“自由高等研究学院”执教。这个学院是二战期间流亡美国的法国和比利时学者与1942年建立的。在这个流亡学者之家，雅各布森又大显身手。他是普通语言学教授，语言学专业主任；又是斯拉夫语文学（尤其是捷克斯洛伐克语文学）教授，斯拉夫专业主任；雅各布森讲授的课程有：语言学导论、语音和意义、音位学、语言变化；语言系统描写和分析、语言家族和语言联盟；普通韵律学；俄语、法语、英语语法结构比较；诗韵学导论；比较诗韵学；斯拉夫和印欧诗韵学；伊戈尔亲王叙事诗；俄语作为文化的一面镜子和工具；苏联的语言问题；巴尔干斯拉夫人的文学语言；捷克中古时期和胡斯时期的贡献；捷克斯洛伐克民间诗歌的根源；捷克诗歌远古史；捷克文献中的日耳曼人；捷克民谣；捷克中古时期的犹太人及其语言；大摩拉维亚，历史和读写。1942年，他组织了庆祝柯米尼亚斯（Comenius）的6次讲座；1943—1944，他组织了《捷克斯洛伐克对世界文化的贡献》的10次讲座 。 1946至1949年，雅各布森在哥伦比亚大学执教。其实，1943年，雅各布森就以访问教授的身份在哥伦比亚大学讲学；1944年起，任哥大比较语言学访问教授，讲授普通语言学、比较语言学、捷克斯洛伐克文化和文学史，还负责一个语言分析研讨班。 这几年，雅各布森在美国众多的学术机构作演讲。这些活动对促进美国学术界对斯拉夫文化斯拉夫文论的了解具有积极的意义，也向人们展示了他个人研究兴趣的多样。譬如， 在芝加哥大学讲“索绪尔和布拉格语言学派”（1943），“捷克斯洛伐克和法国”（1943）； 在耶鲁大学讲“俄语作为文化的镜子和工具”（1944），“俄语动词的体”（1944）； 在印第安纳大学讲“中欧和东欧历史上民族和语言问题的重要性”（1944），“语言心理学和布拉格语言学派”（1944）； 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讲“现代声学对语言学的重要性”（1945）； 在法国大革命史学会讲“法国革命和俄罗斯革命时期的语言”（1943）； 在依地语科学研究所讲“11---13世纪布拉格犹太人使用的捷语”（1942），“犹太人语言中的斯拉夫成分”（1944）； 在美国-斯堪的纳维亚联合会讲“挪威与捷克斯洛伐克”（1942）； 在美国波兰人文和科学研究所讲“波兰和俄罗斯在语言科学方面的合作”（1943）； 在俄罗斯文化之友协会讲“从中世纪斯拉夫人的角度看日耳曼人”（1943），“俄罗斯民族史诗中的鞑靼因素”（1944），“伊格尔亲王叙事诗新研究”（1945）； 在哥伦比亚大学俄罗斯小组讲“俄罗斯民间诗歌的根源”（1945）； 1942-1944年间，雅各布森在美国电台讲捷克斯洛伐克问题；还应纽约公共图书馆的邀请描述阿留申民俗和语言材料，堪察加和爱斯基摩材料。 雅各布森曾写有一份《1939---1945 活动报告》，详细记录了他自二战期间的学术活动。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是他从捷克---丹麦----挪威---瑞典----至美国这一流亡过程；流亡过程以及在美国最初的几年，对他的科学研究工作带来诸多不利（后来，八十年代初雅各布森与他的妻子、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克丽斯蒂娜•泼沫斯卡合著的《对话录》（1983）对这一段岁月有回顾）；另一方面，不断变换科研环境也促使雅各布森得以产生不同的研究兴趣，接触到不同的思想，而重新思考、修订自己的问题，同是也扩大对方的研究视野。正是这种跨文化的国际体验，使雅各布森在不利的情况下仍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一段的经历，也典型地表明雅各布森善于博采众长、变不利为有利的治学风格。 ６年的流亡，反倒成就了学者雅各布森的国际声望。1939-1945期间，雅各布森先后当选为挪威科学院、哥本哈根语言学小组、美国语言学学会、美国东方学会、美国俄罗斯文化协会顾问委员会等学术团体的委员。1943年，他与别人共同创建纽约语言学小组并担任副主席。该小组负责协调纽约市所有大学和纽约州部分大学语言学者的研究工作，1945年，该小组创办学术期刊《词》（Ｗｏｒｄ）。雅各布森是其编委会成员。《词》第一期简直就是结构主义纲要的压缩版，探讨的是结构分析在语言学与人类学中的应用问题，追求巩固“美国与欧洲不同学派的语言学之间的合作”。雅各布森不仅又找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而且占据了极其有利的位置。 1946至1967年，雅各布森一直任哈佛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教授。从哈佛大学退休后，他成为麻省理工学院教授。 自1967至1979年，雅各布森几乎每年都去苏联，出席各种研讨会，作学术演讲，为苏联的语言学与符号学的发展，为在西方传播苏联学者的著作（譬如，Л.维戈茨基的著作）作出重要贡献。某些以色列研究者认为，雅各布森身为犹太人，懂得意第绪语，为犹太语文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但雅各布森自认为并且在他人心目中首先是被视为一位俄罗斯学者，属于俄罗斯学派，承传了俄罗斯传统。在去世之前不久的一次采访中，雅各布森曾称自己是一个“俄罗斯学者”。 “家国不兴诗人兴”。迫不得已的跨国跨洋的迁徙状态，反倒向雅各布森提供了与他国学者广泛合作的机遇，提供了与他国同行一同建构、培育结构主义语言学、结构主义诗学、结构主义文论的机遇。 雅各布森一生真可谓不断开拓的一生。这开拓，具有多重内涵。这里，仅举一例。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与罗曼•雅各布森1942年在纽约邂逅，从此建立终生友谊。他们拥有共同的方法、 观念和动力。《结构人类学》的作者，后来为雅各布森法文版的文集《声音与意义六讲》（1976年）作序； 一直到去世前夕，雅各布森还要把他的一篇文章的单行本送给他的朋友，献给“我的兄弟克洛德”。他们甚至联手撰写那篇结构主义文本细读的名作-----被特里•伊格尔顿称为“高级结构主义实践的经典之作” ----“评夏尔•波德莱尔的十四行诗<猫>”。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不仅在于这两位大学者的私人友情，更在于以他们的名字为标志的结构主义思想理念的“跨文化对接”：结构主义语言学向人类学敞开了心扉，人类学开始借鉴结构主义音位学模型。 对于列维-斯特劳斯而言，从音位学中借用模型，代表着一场真正的哥白尼-伽利略式的革命。音位学在努力建构一般规则时引进了系统观念。整个结构主义方法都体现在这一方案之中。列维-斯特劳斯后来回忆道： “那个时候，我只是一个朴素的结构主义者。我正在搞结构主义，但对其一无所知。雅各布森向我展示了包含着一种学说的著作，这种学说已经融入语言学中，而我却从来没有研究过它。对于我来说，这是一次启蒙”。 列维-斯特劳斯参加了雅各布森在纽约的研讨班。雅各布森的启蒙，使列维-斯特劳斯的总体视野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认识到音位学原创模型的战略意义。雅各布森的“音位三角理论”直接启发了列维-斯特劳斯的《烹饪三角》一书的诞生。“三角模型”成为《亲属关系的初级结构》的基本图示。 “三角模型”与“二元对立”的结构模式，由结构主义语言学分析方法扩展为人类学基本分析方法。列维-斯特劳斯发现：“血族关系系统是一种语言”：如果在语言结构与血族关系系统之间存在着实质上的一致，那么就会在后一个世界领域中发现语言的影子，语言的结构是一种可与血族关系系统相媲美结构。 于是，列维-斯特劳斯把语言学提升到了领航科学和原创模型的高度，把人类学建立在结构与文化上而不是自然上。于是，致力于超越众多可以识别的变量而寻求常数，追求避免诉诸言说主体的这种意识，使人类学行进在科学化的道路上。列维-斯特劳斯运用“隐喻与转喻”这种二元对立模式，来分析原始思维与神话，认为它们是理解神话与原始思维的一把钥匙。 结构主义音位学模型也影响了精神分析。 雅克•拉康与雅各布森相识于1950年，从此结为挚友。拉康采用这一模式，将其转化为弗洛伊德的“浓缩”与“置换”观念，以解释无意识的运作机制。拉康发现，在梦幻结构的研究中也存在着“毗连性”与“相似性”的二元模式。弗洛伊德的“转移”与“凝聚”基于毗连性，而“认同”与“象征表示”则基于相似性。拉康认为，组合、移位、历时性可视为换喻，替代、压缩与共时性可视为隐喻。 结构主义音位学模型成为结构主义向诸多学科扩张的基本动力。一个法国学者总结道：对于所有与语言沾亲带故的学科来说，音位学成了一个模型；许多学科的形式化程度还很低。音位学借助于成双结对的对立关系（它们既简单，又诱人），向它们提供了一个形式化系统，因为这种对立关系是适于输出的，它是结构主义的核心因素。 布拉格学派建立的音位学模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开始了真正的扩张。及至六十年代，它在结构主义的重镇，在法国，大显身手，为不少人文学科领航。在音位学模型的这种领航过程中，行走在欧美之间的雅各布森的确是一个功不可没的领航员。 “领航员”雅各布森的航线，以其语言学诗学理论在英国学者的文学研究也刻下轨迹。大卫•洛奇在其《现代写作模式》（1977）一书中就用了雅各布森的“隐喻与转喻”理论来讨论现代文学。雅各布森认为，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再到象征主义的历史进程，可以理解为从隐喻到转喻再回到隐喻的转换。大卫•洛奇在雅各布森这一理论基础上“接着说”，在这个循环过程中增加了新的阶段：现代主义和象征主义本质上是隐喻的，而反浪漫主义则是现实主义的、转喻的。 其实，雅各布森的“隐喻与转喻”理论的孕生，也是得力于其跨文化的旅行与跨学科的探索。这一理论的基础，立足于对于失语症的语言学研究。后者是雅各布森流亡瑞典期间完成的一项学术成果----“儿童语言，失语症，以及音位的普遍现象”（1941）。那是这位“流亡学者”借助斯德哥尔摩医学图书馆的丰富馆藏，加上乌普萨拉精神病诊所主任雅可鲍斯基的帮助，才得以完成的一个研究。这项研究的主题是“失语症的音位丧失与儿童习得音位对立的次序两者之间的镜像关系”。 雅各布森对两种类型的失语症所做的区分，使得考察语言的习得机制及其特定法则成为可能。雅各布森对符号的组合性和符号的选择性做出了区分，研究了以一种符号取代另一种符号的可能性问题。 在“语言的两个方面与失语症的两种类型” 这篇著名论文中，雅各布森指出：对于第一种类型的失语症（缺乏选择）来说，语境是必不可少、至关重要的因素。……他的言词越是依赖语境，他就越能应付自己的言语使命。……因此，在其病情严重时，这种类型的失语症忽略的只是框架，或称交流的链接”。 在另一种类型的失语症中，患者缺乏的不是语境，而是毗连性方面出了问题，它派生了非语法现象，或词语堆集现象。 重要的是，雅各布森把这两种现象与两种重要的修辞格来联系在一起。其一是隐喻，其二是转喻。隐喻在第一种类型的失语症中是不可能出现的，因为患者在寻求“相似性”方面存在障碍；转喻在第二种类型的失语症中是不可能出现的，因为患者存在着寻求“毗邻性”方面的障碍。 更为重要的是，隐喻与转喻，这两种普通的修辞方式被雅各布森提升为关涉语言运作机制的两种基本模式-----二元对立的机制，它们表明语言是怎样通过“选择与组合”来运作的，提升为关涉文学表达机制的两种基本的思维模型。 至于“领航员”雅各布森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为推动国际符号学研究而在法国、意大利、波兰、苏联等国的语言学界、文学学界、诗学界、美学界所刻下的轨迹，更是不胜细述。 英国著名文论家特里•伊格尔顿也认为，“在形式主义、捷克结构主义和现代语言学中，到处都可以发现雅各布森的影响。” 像雅各布森这样以学者个体的跨国跨洋的迁徙，而促成理论思想跨文化旅行跨学科投射的情形，是20世纪人文学术思想生产中越来越普遍的现象。这一富有生产性的规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继续发生作用。战后文学理论思想的中心，在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渐渐转移到法国。在法国，有犹太血统的罗马尼亚籍哲学家与文学社会学家卢西恩•戈德曼（1913—1970）、立陶宛籍的阿吉达斯-于连•格雷马斯（1917—1992）与从又一个侨民浪潮中来到法国的保加尼亚人茨维坦•托多罗夫（1939---）、茱莉叶•克里斯特瓦娃（1941---）。这些“移民学者”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丰富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符号学文论、叙事学文论、结构主义文论、精神分析文论、女性主义文论与后结构主义文论。 正是后来成为法国学者的托多罗夫和克里斯特瓦，在20世纪六十年代对“俄罗斯形式主义文论”与巴赫金文论的发现与传播，推动了“俄罗斯文论”由东欧西行；也正是他们这样的“法国理论家”多年在北美高校的执教讲学，推动了“俄罗斯理论”漂洋过海，走向美洲 ，营造出当代世界“理论旅行”的一道道十分别致的风景。 然而，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放逐、流亡、侨居”，在其文化品位上还是有别于二战后与之类似的经验。新出道的巴黎知识分子（格雷马斯、托多罗夫、克里斯特瓦娃），作为群体，都是在法国的大学里获得博士学位的；相反，其积极的学术活动展开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那一代人中最著名的活动家，在离开故土而侨居异国之前，已完成高等教育而在其故国就已然是成熟学者。还有一点不同：如果说，谈论格雷马斯、托多罗夫、克里斯特瓦这样的学者，（在较小程度上，戈德曼也是），可以言之有据地说他们在文化上是被同化了，----而当年正年富力强的鲍加兑廖夫与特鲁别茨柯依，在一定程度上还有雅各布森，终究不曾完全接受其栖居地文化。宁可说他们是被放逐者，而不是在新地方安顿下来的新移民，他们一个个都是在真正的多元文化语境中受煎熬受磨炼，更重要的一点是，在智力活动水平上他们原则上竭力守持真正的双语生存。 一些当代文论家的“放逐、流亡、侨居”，颇有戏剧性甚或悲剧性。雅各布森的传奇际遇，不过是杰出的斯拉夫文论家之曲折命运的一个个案。 然而，这些大学者个体命运的戏剧甚或悲剧，却换来了当代斯拉夫文论的勃勃生机。 正是像雅各布森这样的一些大学者的跨文化跨学科的“漫游”，像俄罗斯形式论学派与布拉格结构论学派这样一些大学派的跨文化“集结”，构成了当代斯拉夫文论的独特建树。 当代斯拉夫文论，是在跨文化跨学科的语境中发育起来的，也是在跨文化跨学科的语境中展开其生存与发展的“理论旅行”的。 当代斯拉夫文论，堪称跨文化跨学科的文学理论之一个信息相当丰富而颇具价值的“标本”，也是跨文化跨学科的文学理论研究中一个积淀颇丰而有待深度开采的“典型”。 作者：周启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