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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眺俄罗斯（之二） 还在未名湖畔求学的岁月，我就常读一份苏联报纸《文学俄罗斯》。其实，当我从鲁迅翻译的《毁灭》后记中第一次发现“文学俄罗斯”这种称谓时，就感觉其语言结构的新鲜。从那时起，我才知道，除了“礼仪之邦”、“诗歌王国”这类抽象修饰之外，还可以用具体的精神现象来修饰一个具体的地理空间。《文学俄罗斯》创刊于20世纪50年代，我当时不甚明了苏联人为何要用“文学”来称谓俄罗斯？要知道在那个“老大哥”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的时代，苏联（放大了的俄罗斯）在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领域都已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准，而不只是文学傲视环宇。也许是我孤陋寡闻，视野狭窄，但我的确不曾见过俄罗斯人用“物理的”、“航天的”、“化学的”，哪怕是“哲学的”、“史学的”学科名词来修饰自己的祖国，至今也未曾见过例如《化学俄罗斯》、《物理俄罗斯》或《哲学俄罗斯》这样命名的学术刊物，尽管化学元素周期表和门捷列夫是他们俄罗斯人的骄傲。难道仅仅是因为物理或哲学等学科不是俄罗斯民族的传统长项? 说来也巧，90年代，我先后访问的两个学府都以俄罗斯著名文学家的名字来命名。前者荣幸地冠以俄罗斯民族文学之父普希金的大名，这就是世界闻名的普希金俄语学院（它原来是莫斯科大学的对外俄语教学部）；后者以对中国现代文学影响巨大的文学家赫尔岑的名字命名，这就是著名的俄罗斯国立赫尔岑师范大学。我想，这种巧合看似偶然，其实，在十分寻常的文化教育事业中显露了俄罗斯人对祖国文学的特有的敬重。上个世纪末我曾三次访问俄罗斯，特别是在彼得堡历经完整的春夏秋冬后，更加深和丰富了我对俄罗斯民族“文学性”的认识，切身地感受到，文学在俄罗斯人的精神生活和日常生活中的独特地位。因此，由衷地想描述一下几乎每座楼宇每条街巷每座桥梁甚至每块砖石都恨不能吐露自己文学典故的“文学的彼得堡”。 91年的夏天我陪同国内几个教授初次造访了慕名已久的英雄城市列宁格勒（今又复称圣彼得堡）。为了确保及时返回莫斯科，我们下了火车就去奔回程车票。车站售票处告诉我们，作为外宾必须去市中心的“国际旅行社”购票。借问“社”在何方？答曰：地铁涅瓦大街站旁边的格里鲍耶多夫运河畔。涅瓦大街！多么熟悉的地名，虽说多数俄国文学爱好者仅仅在文学的地图上见过它的位置。对外国读者而言，小说《涅瓦大街》，要比这条大街本身更加知名，因为，它就意味着果戈理，它就代表着俄国文学。被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写尽浮华和凄凉的这条大街，从东到西不过六七公里，而在它的两旁或附近，文学的名胜遗迹几乎随处可见。它的西端有普希金人生的最后一个“驿站”，彼得堡著名的“文学咖啡馆”；而东端就是欧洲现代小说鼻祖之一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后归宿，亚力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名人墓地。从西向东走去，你会很容易地找到普希金故居、果戈理故居、左琴科故居纪念馆、勃洛克纪念馆、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图书馆、普希金话剧院、陀思妥耶夫斯基故居、阿赫玛托娃故居、普希金广场和古米廖夫故居等等。再说说格里鲍耶多夫，此君是普希金的朋友，俄罗斯文学“多余人”形象塑造者的先驱。想不到这里还有“他的”运河。刚到俄国故都就“遇上”俄罗斯文学故人，还颇有些亲切感。初来乍到，对地铁不熟，我们只好乘出租前往。司机是个热情的小伙儿，很健谈，当他告诉我他叫亚力山大时，我开玩笑说：“这个名字可威震欧洲啊”。因为亚力山大的“大名”曾属于马其顿大帝和俄国19世纪三代帝王，尤其是那个战胜驰骋欧洲的拿破仑的亚力山大一世。我本以为他会意识到我的语义。不料，这个可爱的列宁格勒小伙儿却说:“是啊，是啊，我和普希金同名”。我这才回想起俄罗斯文学之父也叫亚力山大。我没有忘记，是普希金在彼得堡创办了俄罗斯第一份大型文学报纸《文学报》，前所未有地提升了俄罗斯文学的诗学水准，扩大了俄罗斯本民族文学的影响。从19世纪初创刊以来，除了一度停刊外，一直出版发行至今。每周三面世的《文学报》是今天还“活在”俄罗斯媒体界最古老的报纸，它是普希金留给俄罗斯民族最珍贵的文学遗产之一。难怪在诗人诞辰200周年时《文学报》亲切地戏称：“普希金才是‘我们的亚力山大一世’呢!”当我和教授们泛舟风光旖旎的枫丹卡河上（又称“喷泉河”），体格健壮而风度儒雅的船长也饶有情趣地给游人们讲起普希金的风流佳话。哦，原来普希金就是在阿尼齐科夫桥附近那座蓝色巴洛克别墅里结识了他“纯洁之美的精灵”凯恩夫人。我走进的是彼得大帝的杰作彼得堡，但感受到更多的却是普希金和他事业的杰出后继者果戈理、莱蒙托夫、屠格涅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文学巨人的无处不在的诗魂。也只有身临其境，你才会理解普希金晚年著名诗篇《纪念碑》的潜对话。当亚力山大一世纪念石柱落成的前几天，诗人借故回避了，却留下了他对那个“高贵的”同名人的挑战：“我为自己竖立了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在通往那里的人行道上，青草将不再生长，它高高地昂起那颗不屈的头颅超越了亚力山大纪念石柱，……我将长久地为人民景仰，……”俄国历史上这两个“亚力山大”在今天的境遇不禁让我想起一句唐诗：“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普希金不愧为具有历史远见和自信的伟大诗人，近200年后，他的后辈子孙们对他英名的记忆远胜于曾经显赫一世的帝王。虽然，冬宫广场上的亚力山大一世纪念石柱今天还孤伶地立在那里，似乎坚固依旧，但如果与普希金相比，这个“神圣同盟”盟主在俄罗斯人民的心中几近空旷。 在彼得堡访学时，我住在宏伟的喀山大教堂后面的赫尔岑师大宾馆。这个地方被人称为彼得堡“中心的中心”。闲暇时，我常常沿着楼下的喀山街漫步，欣赏古老的街景。这条小街不仅建筑精巧雅致，而且文化氛围浓厚。我们宾馆隔壁就是著名作曲家格拉祖诺夫的故居。他被认为是柴可夫斯基风格的最佳传人。每当路过他宅第的门口，酷爱俄罗斯音乐的我都会回想起《伏尔加船夫曲》那澎湃的声浪。正是有了格拉祖诺夫的改编，这支独唱式的民歌才更加表现出俄罗斯劳动大众巨大而古朴的合力。亚力山大红旗歌舞团的合唱风格就是继承了他的传统。再往前走是普希金的亲密朋友、著名波兰浪漫主义诗人密支凯维奇旅居俄国的旧居。由他的故居前行100米就到了细木工小街。初来此地是被它的花园街景和小桥流水深深吸引。花园的右侧有一栋二层小楼，其风格样式与普通的俄国民居并无二致，但在小楼拐角处的一块纪念牌却吸引了不少游人的注意。纪念牌由灰色的大理石构成，上面雕刻着一个青年的身影和楼梯图案，下面刻着如下文字：在这座楼里曾经发生过一个人类的悲剧，米·费·陀思妥耶夫斯基由此创作了著名的小说《罪与罚》。哦，原来这里就是那部不朽名著故事原型的发生地。“拉斯柯利尼科夫”正是从这座小楼走向荒凉艰苦的西伯利亚流放地。那个悲惨的故事已经过去一百多年了，放高利贷老妇的住宅也早已易主。我们并不能进去参观，只能伫立纪念牌前想象当年那紧张可怖的一幕，回味陀思妥耶夫斯基因此而生发的社会哲思。在此参观时，我忽然想起小说家当年就住在离此楼不远的干草市场附近。果然，仅仅拐过一个路口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当年居住的国库街。在他的故居窗边也有一块纪念牌，上面记载的正是他在此创作《罪与罚》这个俄罗斯文学史上的重大事件。一个民族为自己的著名文学家保留故居在世界上可谓司空见惯。为一部不朽的文学巨著的诞生地树碑立传并不鲜见，但也多与作家的生前旧居结合而建。如我家乡成都的杜甫草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诞生地。而为一部传世的文学名著故事原发地刻碑纪念，我还是第一次大开眼界。我感觉，俄罗斯人似乎非常追恋他们民族文学名著的那些情境，不断在历史的建筑中通过各种形式再现它们。例如，涅瓦大街和莫伊卡河交界处有个“文学咖啡馆”，普希金生前常来这里与友人小聚。1837年2月8日诗人在这里喝完他人生最后一杯咖啡后毅然走向了彼得堡郊外的黑溪。160多年过去了，“文学咖啡馆”不但依旧在营业，而且还保留着诗人生前的风格。为了向前来用餐的游客展现普希金当年的风采，还专门请来特型演员模拟普希金生前在咖啡馆活动的种种情景并将这些情景拍成照片，悬挂在橱窗里。我感觉，俄罗斯人刻意以这些文学名胜的建筑完整性和历史真实性拉近文学巨人和普通读者的距离。 站在冬宫桥上可阅尽涅瓦河水天一色的蔚蓝。两岸的美景婉约迤逦，引人入胜。我忽然发现，这条大河的南北两岸竟然有许多俄罗斯文学名著的诞生地。涅瓦河北部是彼得堡的发祥地兔子岛，那里有该城最早的军事要塞。现在每天正午12时，守卫者还按照彼得大帝时代的古老习俗鸣炮报时。要塞里建有彼得保罗教堂，它是彼得堡最古老的标志，高耸如云的教堂尖塔在十几公里外就能看见。这个军事要地本是为对付瑞典设立的，可惜它建成后并没有什么显赫的战功。而使它扬名的除了皇家的陵寝外，就是俄国的革命家和文豪在此地的经历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当年被囚禁在要塞，这位意志极强的俄罗斯的“普罗米修斯”没有虚度时光，在昏暗囚室里写下了唤起几代革命者的长篇小说《怎么办?》。后来苏联文学的奠基人高尔基也在此地接受革命的磨炼。来此处游览，仿佛是前来参拜俄国文学的圣地，领略俄国文学创作的奇迹。无论是听导游的生动讲解，还是自己去阅读景点简介，你都必然会“遭遇”文学经典。 涅瓦河的南岸有彼得堡最早的城市中心花园——夏花园。这里芳草遍地，鲜花婀娜，宁静的湖泊中，对对天鹅在自由地游弋，一座座造型和谐的古希腊罗马诸神雕像掩映在郁郁葱葱的椴树林中，它们姿态各异，维妙维肖，令人驻足。由于这些雕像的装点，整个花园仿佛都充满了奥林匹斯神山的灵气。或许你觉得这一切已经够舒心够惬意了。但这还不是夏花园的点睛之作和园艺中心。走过层层花圃和道道林荫，在花园的中心位置，你就会看见一个巨大的青铜雕像。它的主体是俄罗斯也是世界著名寓言大师克雷洛夫的坐像，他手持书卷，像是在给孩子们讲故事，又像是构思新的寓言。他的坐像下围聚着他寓言中形形色色动物主人公造型的群雕。谁能想到，这个由彼得斥巨资建造的花园的重心竟然不是帝王的纪念像，也不是欧洲城市常见的神灵造型，而是给俄罗斯民族人生启蒙的文学巨匠。当年克雷洛夫常与普希金、茹可夫斯基等文坛名宿来此散步。俄国读者不会忘记，这个比普希金年长30岁的前辈其实是第一个用文学创作全面表现俄罗斯民族习性的作家。他的许多寓言形象都已经变成了俄国成语，至今流行在俄罗斯生活口语中。在抗击拿破仑入侵的艰苦岁月里，克雷洛夫以自己的寓言为利器，“辅佐”库图佐夫元帅，支持他的战略。连白发苍苍的元帅本人也在参谋部的会议上用他的作品启发将士，讥讽敌人。20世纪的苏联少年儿童通过他的寓言不仅认识了人世间的种种品行，而且还从他的寓言故事中初识自然科学原理。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在60年代中国翻译出版的《趣味数学》中，苏联科普作家就以《天鹅·狗鱼·虾》的故事演绎“力的分解”。如此想来，一个老少皆宜、朝野同乐的文学巨匠，又有如此显赫的民族文化功勋，他的纪念雕像（1855年落成）占据俄国故都文化休闲中心，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了。于是，到此一游者不能不感到，尽管这里有西欧园艺的传统，古希腊罗马的灵气，但凝聚游人神思并使他们体验尤深的还是俄罗斯文学的永恒的神韵。 说到俄国文学名著的诞生地，就不能不提及与夏花园渊源密切的普希金的魔幻小说《黑桃皇后》。小说主人公格尔曼就是在这里开始了他的冒险历程。在新历史主义吸引新俄国文艺学视界的今天，普希金的这部名作创作的动机和隐喻又唤起文学史家和文论家对这片历史遗迹的新兴趣，赋予他们阐释新颖而前卫的空间。与夏花园毗邻的工程堡在普希金出生的第二年曾发生过俄国历史上一桩罕见而又神秘的宫廷凶案。保罗一世在他精心修筑多年的“安全堡垒”工程堡内竟被暗杀了。而替代他的就是那个崇尚拿破仑又击败拿破仑的亚力山大一世。当时彼得堡城内有关亚力山大一世是元凶的传闻在上流社会不胫而走。据某些普希金专家的“新历史主义考证”和文本分析，后来的普希金显然深信这种传闻，就用小说的形式隐晦地言说了这段秘史，借此表达了他对这个窃国沙皇的讥讽。于是，读者在小说中看到了一个侧面长相酷似拿破仑的冒险者。传说，亚力山大一世的长相也很像拿破仑皇帝。在冬宫我看见了亚力山大一世的油画肖像，与拿破仑还真有点相似。而格尔曼“军事工程师”的职业则暗喻夏花园旁边的工程堡。俄罗斯新历史主义文论家的这种考证是否言之成理，我们姑且不论，而从文艺学界的这个热门现象倒可以看出俄罗斯文学生活的某些特点。无论是90年代初俄国评论家把普希金的某些手法纳入后现代创作范畴也好，还是90年代末将他的名著视为新历史主义的“俄国版本”也好，都显现出俄罗斯文学经典在俄国文化生活中的永恒活力。 大学时代，我在阅读俄罗斯文学史或作家传记时，十分羡慕俄罗斯人的文学生活，并时常陷于遥远的文学幻境里：典雅的沙龙，浓香的咖啡，轻缓悠扬的琴声，浸人心魄的朗诵，当然更有心智与心智映照情愫与情愫的会意。来到俄罗斯，特别是被俄国人誉为“诗意之都”的彼得堡后，我就迫不及待地渴望切身体验那久远的文学梦。现在我终于可以走进这样的文学境界了。世纪末初冬的一个傍晚，涅瓦河上空雪花飘飘，河水尚未封冻，觅食的海鸥怡然地在水面上滑翔，宫殿桥上的华灯适时地接续着芬兰湾悄然隐退的瑰丽霞光，悠闲的彼得堡人又开始重复一个习以为常的浪漫之夜。应朋友之邀，我来到涅瓦岸边的彼得堡大学主楼里的彼得宫参加一个小型文学晚会。彼得宫名为宫殿，到达那里以后才发现，它其实就是一个空间很大的贵族客厅。古希腊罗马式的浮雕、精美的油画、华丽的地毯、柔和的宫灯会把每一位光临者带进欧洲的启蒙时代。晚会的主题是“阿赫玛托娃的彼得堡”。安娜·阿赫玛托娃在俄罗斯文学界有许多美誉，其中最高的就是“俄罗斯诗歌的月亮”。虽然我知道这个荣誉有些过奖，（须知最早获此比拟的是莱蒙托夫，那是别林斯基的评价）但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个身世坎坷诗韵凄婉的女诗人，因为她的人生经历与中国南宋的文学家李清照有些相仿。类似的文学生涯和诗歌风格唤起中国不少学者对她的兴趣。俄罗斯的文学晚会具有独特的文化和生活情调。参加者都像去朋友家作客一样，衣着得体，情趣盎然。这是彼得堡大学语言系的文娱活动，参与者多为学校和系里的师生，晚会的表演者则是特邀的彼得堡文艺团体的专业演员。人们陆续到齐后，年轻的钢琴家用悠扬的琴声凝聚了众人的注意。彼得宫雕花的厅门悄悄开启，从外面走进一位优雅而略显忧郁的中年女士，她向来宾致意后，便像对友人叙旧一样，讲起了“自己的”身世和经历：……我们离开时这座城市还叫圣彼得堡，回来时它已经是彼得格勒……”随着“安娜·阿赫玛托娃”深情的追忆，沙龙里渐渐充溢起旧时俄国的氛围，听众的思绪跟着安娜·阿赫玛托娃从乌克兰奥德萨出发辗转到皇村，又来到枫丹卡河岸，从19世纪跨入20世纪，从风雨飘摇的彼得堡走进炮声隆隆的彼得格勒。此时此刻，无论是演员，还是晚会参与者都自觉不自觉地进入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戏剧情感体验中。经过新彼得堡数月的生活，我已经发现，今天的彼得堡人即昨天的列宁格勒人与他们的老乡安娜·阿赫玛托娃一样，共有一种世事沧桑感。不是吗？昨天还是列宁格勒的同志，几乎一夜之间就又成了圣彼得堡的先生。与莫斯科人比较而言，彼得堡人就像生活在不停转动的历史走马灯里，最能感受俄罗斯历史和社会的变迁。在20世纪，这个传奇的城市竟然四度变更自己的芳名，这还不传奇么?世界上还有哪个大都市有这样的“变脸”经历？朗诵者显然已经把自己当作那位杰出的女诗人，仿佛她面对的已不再是彼得堡大学的师生，而是安娜·阿赫玛托娃生前的那些亲朋友好。而听众也渐渐忘却现实情境，也把朗诵者当作安娜·阿赫玛托娃本人。听！有人发出了轻微的叹息，看！有人已流出伤感的泪水。此情此景让我联想起列夫·托尔斯泰聆听柴可夫斯基《如歌的行板》时的潸然感伤。我还回想起80年代初在北大办公楼礼堂听的一场美术讲座。演讲者是一位50年代留苏的美术家，他回忆了在列宁格勒听柴可夫斯基《悲怆交响曲》的动人情景，只是他当时不太理解俄罗斯人为何如此易于动情，当看到身旁的听众悲泪盈眶时，他心里还说，“至于吗?”我想，那位讲座人当时主要是没有体味到俄罗斯听众与“老柴”的人生共鸣和民族情愫的认同。俄罗斯作家维·伊万诺夫说过：“俄罗斯民族性格的基本特点是赤裸裸的激情。它的美德、力量和弱点、偏颇、危险和堕落都与此相关。”十年后，我在苏联亲身感受了俄罗斯文化的这种典型情境后，对维·伊万诺夫的这种概括才有了深刻的感悟。 在这种典型情境中我感触颇深的是俄罗斯民众对本民族的生活、历史和文化的理解有惊人的延续性和认同感。自普希金时代以来，俄罗斯经历了近200年的社会历史演进，期间多次发生重大的国内外变革，1861年“农奴制改革”、1905年革命、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国内战争、新经济政策、工业化和集体农庄运动、卫国战争、赫鲁晓夫的“解冻”、勃列日涅夫的“停滞时代”、戈尔巴乔夫的“重建”、苏联解体和俄国“再生”；不到30年就经历了1914年和1941年两次世界大战；这些重大历史事件强烈地震荡了俄罗斯社会及其民族的心灵，丰富多变的历史生活又成为俄罗斯文学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俄国文学大师们往往是俄罗斯生活哲学设问的高手，他们不断地发现俄罗斯社会的问题，诸如奥涅金们的“多余人”问题、马尼洛夫们的“空想误国”问题、巴扎洛夫们的“虚无主义”问题、拉斯柯尔尼科夫们的“超人哲学”问题、“战争与和平”的问题、“谁之罪”的问题、“怎么办?”的问题、俄罗斯三套车奔向何方的问题、“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的问题、“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问题以及“你到底要什么?”的问题等等。岁月如梭，光阴似箭，百余年如烟散尽，然而，19世纪和20世纪俄罗斯文学大师提出的这些关切俄罗斯社会生活、民族发展或历史文化的重大问题，今天依然萦绕在当代俄罗斯人的身边，沉淀在他们的心头。曾经以“我是苏联公民”（马雅可夫斯基诗句）自豪的超级大国转眼间就沦为二流甚至三流国家，俄罗斯的国际地位仿佛又回到了彼得大帝改革时代以前，这究竟是“谁之罪”呢？苏联解体了，俄国又再生了，那么“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呢？苏联各民族曾在一个和谐友好的联盟内平静地相处了70年，而今在高加索山地又战火重燃，二战结束40余年后俄罗斯人又面临“战争与和平”的选择。近两百年过去了，俄罗斯民族居然还要面对上个世纪或上上个世纪俄国作家提出的老问题。难道真如俄国哲学家弗朗克所说：“俄罗斯人不会调理自己的生活”吗？尽管能够聪明地发现问题，却总不能聪明地解决问题。由于仍旧要面对困惑了几辈子的老问题，也就必然会引起相同的生活感受，那些文学经典怎能不在新老俄国人心中产生强烈共鸣呢? 我在彼得堡访学期间，常常在学校的布告栏上看见“阅读某某作家”的通知。这实际上是学校或系里组织的经典文学阅读研讨会，它形式上虽与文学沙龙不尽相同，但本质上仍有共同的文化基因。在俄国，文学作品不只是被独自孤立地阅读，而常常是众多志同道合的友人聚在一起“共同阅读”、“集体欣赏”和“整体感受”。陀思妥耶夫斯基回忆当年热读果戈理的情形就非常典型：“当时这在青年人之间是常有的：两三个人聚在一起：‘先生们，我们干吗不读一读果戈理！’……于是大家坐下来便读，大概，会读上一整夜。”而涅克拉索夫和他的朋友们也正是在这种集体阅读中最初发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天才。别尔嘉耶夫在谈及俄罗斯灵魂时有一句名言：“俄罗斯民族始终喜欢生活在温暖的集体里”。他们渴望在这样的集体里交流思想和情感。的确，俄罗斯民族自古以来就具有斯拉夫主义哲学家霍米亚科夫所说的那种“无形的教会集体主义”。在集体的阅读欣赏的过程中特别能够体现东正教里强调的“集体共聚”原则，而这是东正教的灵魂。顺便说说，在俄罗斯音乐中它就体现为“合唱原则”，这就是为什么俄罗斯的合唱艺术如此发达的深层文化根源。别尔嘉耶夫说，俄罗斯的“一切”都带有宗教性。在我看来，其实这宗教的特性首先体现于俄罗斯文学（特别是20世纪以前）。我感觉，文学对于俄罗斯人来说，就是一种独特艺术的宗教。熟悉俄罗斯文学的都可以从史诗《伊戈尔远征纪》、《编年史》、《圣徒传》到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等作家的创作中体会到这种宗教意韵。尽管普希金本人是个无神论者，但陀思妥耶夫斯基仍把普希金最钟爱的典型形象塔吉雅娜（《叶夫根尼·奥涅金》的女主人公）称作“俄罗斯妇女的圣像”。俄国文学，这种艺术化了的宗教可以让俄罗斯人找到一种世俗里没有的神圣而祥和的精神寄托。当然，赋予浓厚宗教色彩的俄国文学在具有神圣感的同时也就让读者感到了它的沉重。即便是追求讽刺喜剧效果的“含泪的笑”，也让读者在开怀之余感到“泪水”的分量。当我们阅读果戈理的《死魂灵》或契诃夫的《一个官吏之死》等作品的时候，这种感觉尤为明显。除此之外，俄国文学家和文学批评家向来把文学看作是民族历史生活的记载和现实生活的教科书，习惯在认识论的平台上阐释文学，注重文学的教育和教化作用，强调文学对民族前途的使命感。而教育和教化的对象不仅仅是个人，更多的时候是集体。从这个意义上讲，俄罗斯文学的社会意义远远大于欧洲其他民族文学。这是它的特点，也是它的优势。所以，无论俄国形式主义者怎样怀着天真烂漫的闲情要为文学“减负”，俄罗斯文学却依然故我地承担其固有的民族神圣使命，在复杂艰难的人世间负重前行。或许，这可以用来解释形式主义文艺理论或“为艺术而艺术”的理念以及“文艺游戏说”为何在俄罗斯都不配有什么好命运。 彼得堡人对文学的热爱还体现为对戏剧的迷恋。我所指的戏剧包括话剧、音乐喜剧和轻歌剧等等。每当夜幕降临，我住处周围的冬宫小剧场、普希金话剧院（原亚历山德拉剧院）、喜剧剧院、高尔基大剧院、音乐喜剧院门口总是观众如云。而类似的剧场全城拥有近三十个，通常上座率能够达到七八成。这样的上座率该令我们的戏剧人何等羡慕啊！除了那些古老的或现代的大型中型艺术剧场外，彼得堡还有一些开设在住宅楼里风格别致的小剧场，或称为实景剧场。在这样的剧场中，已经不是打破布莱希特的“第四堵墙”的问题，而是让观众完全融入戏剧情境。一次，文学课讲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名短篇小说《一个荒唐人的梦》，为了使听课者对19世纪俄罗斯社会生活有直观的切身体验，教授就为学生联系了一场家庭戏剧。在一个灰暗潮湿寒冷的傍晚，典型的彼得堡“黑暗时代”氛围里，我们一行随着教授来到古老的城市贫民区，那是19世纪保留至今的“井式”居民楼，在先听了教授对这种历史生活环境的讲解后，大家就跟着他沿着昏暗狭窄的楼梯爬进了一个破落的住宅。房门之狭小足以让人想起乞乞科夫与马尼洛夫进客厅时的尴尬窘相。客厅的黯淡几乎叫观众分辨不出相互的模样。大家摸索着客厅四周的墙壁勉强落座，这哪里是什么家居，简直就像耗子洞！哎，有这种感觉，就对了。殊不知，就从我们随教授蹒跚上楼的那时起，戏剧其实就开始了，观众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了角色。让人惊诧的还是在主人公出现的那一刻。进屋时，我就隐约看见客厅中心放着一个大箱子。观众谁也没料到，主人公竟然要从箱子里登场。当衣着凌乱蓬头垢面的“荒唐人”突然像幽灵一般从箱里钻出时，大家几乎是被震撼而进入他的精神世界的。从此，那“荒唐人”开始如梦如痴地絮叨他的感受和梦境。他时而自言自语，如入无人之境，时而又直奔到观众跟前，握住你的手倾诉衷肠。整场戏剧没有对白，只有独白，而独白的全部内容就是那篇短篇小说。突然，隔壁响起了“邻居”的吵闹声和敲击声，呼应着主人公的语境。哦，这戏剧效果原来是立体全方位的。其实，观众的“参与性”是从果戈理时代就开始的戏剧审美探索。果戈理在戏剧观念上很前卫，他把观众纳入戏剧的整体里，将他们看成是剧场内的一个独特角色，与舞台上的演员共同完成戏剧的表演。《一个荒唐人的梦》也继承了果戈理的传统，虽然整场戏剧里只有一个演员，一个主人公，但进入客厅的每个观众作为实景舞台的一员，实际上都参与了戏剧的表演过程。除了俄罗斯古典戏剧外，世界著名古典剧目也经常上演。我以为，俄罗斯人之所以如此热爱戏剧，是与他们从小养成的较高文学素养分不开的。有一次，我在穆索尔斯基歌剧芭蕾舞剧院观看《茶花女》，旁边坐的是彼得堡市郊的七年级学生（相当于我们的初一学生），那些小观众看得津津有味。当我问他们能否看懂剧情时，学生回答说，他们在文学课上听老师讲过这个作品，理解不困难，到这里来看戏，不过是把学过的文学课再复习一遍。哦，原来如此，在俄罗斯人心中的戏剧不是别的，而是能够“闻其声，观其形”的文学。 彼得大帝本想把彼得堡建成俄罗斯的政治中心、军事中心和航海业中心。然而，俄国人民博采各国的文化成果倾情创造，却造就了比军事要塞和远洋海港更加耀眼的俄罗斯文学和艺术的辉煌。有一次，我站在伊萨克大教堂的观景回廊上，俯视美丽的“北方威尼斯”，觉得这座城市诗意无限，心中涌出一个感慨：究竟是彼得堡“太文学”了呢，还是我这个研究俄国文学的学徒在彼得堡只“看见”了文学呢？我想，大概兼而有之吧。 作者：中国社科院外文所 吴晓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