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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眺俄罗斯（之一） 一、世纪末的俄国大片 来到彼得堡近半年了，还没有去看过一场电影。为何要去电影院呢？如果你的周围有太多更高雅的艺术享受，冬宫艺术博物馆（即埃尔米塔什）、俄罗斯博物馆、玛丽雅歌剧芭蕾舞剧院、普希金话剧院、萧斯塔科维奇音乐厅、流光溢彩的伊萨克大教堂，这些令人神往的世界级艺术圣殿，哪一处不比如今平庸的电影市场更诱人！即使它们同一天统统都关门歇业，仅彼得堡那400多座造型各异、韵味无穷的桥梁，就足够我流连忘返，更别说芬兰湾涅瓦河上空流动的绚丽霞光。但是，新千年正月初一的早上，我却怀抱着一种少有的期待，匆匆走进了涅瓦大街上的阿芙乐尔电影院。 春节前有朋友告诉我，俄罗斯大导演米哈尔科夫（苏联著名诗人和苏联国歌词的作者米哈尔科夫之子）有一部新作相当轰动，堪称“史诗巨片”，在俄国影院上演的盛况超过了美国同期的大片《泰坦尼克》。此片1999年春天首映一年以来，几乎场场爆满，常演不衰，甚至成了一些影剧院的定期保留节目。他老兄冒着芬兰湾隆冬的寒风，已经去电影院连续观赏两次，仍余兴未尽，说是与众多观众一样，满含热泪走出影院。经他绘声绘色动情动容地这么一“侃”，还真让我颇为心动。这部名叫《西伯利亚理发师》的故事片真的具有史诗般的震撼效果吗？我将信将疑。 巨大的电影海报向每一位热心影迷这样预告着：“您将看到一部催人泪下俄国史诗，感受一个真正的俄罗斯男子汉”,“一部纯粹的俄罗斯的心史”。我环顾四周，果然，慕名而来的观众为数不少。我们看的是有优惠的早场，此时此刻本是“奥涅金”和“涅赫留多夫”们还躺在鸭绒被里的时辰，向来慵懒的彼得堡人能起大早来看电影，实在难得。国人的春节可不是俄罗斯的休闲日，但能容纳千余人的影院在上午时分竟然也上座八成。杜比环绕的放映大厅的壁灯渐渐黯淡下来，一幕悲喜交集的情殇就在莫扎特优雅歌剧的序曲中开场了…… 风韵犹存的美国寡妇简因商业使命来到俄国，她要利用她的姿色到俄罗斯上层攻关，协助其老板在俄研制和推销蒸气伐木机，因为这种新型的伐木机器威力无比，锯树易如剃头，它的研制者就戏称它为“西伯利亚理发师”。旅行途中，简偶遇拉练归来的俄国士官生安德列·托尔斯泰。相近的文艺爱好和共同的浪漫禀性使这对异国男女迅速坠入爱河。料想不到的是，托尔斯泰的上司军校校长雷洛夫将军恰恰就是简将要攻关的对象。一来二往中，这位北极熊体态的行伍老人真的被诱入情网，竟贸然向风流的美国女性献上了红玫瑰。于是，两个俄国军人之间骤然爆发了爱与嫉妒的战火。托尔斯泰于冲动中狠狠鞭打了情敌雷洛夫，为此不得不付出了一生的惨重代价，流放西伯利亚，并永远地失去了他的至爱。简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失”，追回真情，抚慰恋人永恒的心痛，她忍辱负重，为搭救托尔斯泰多方奔走，却无济于事；而后又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在十年后来到西伯利亚，试图与恋人重温旧梦。然而，她还是来晚了，一直暗恋托尔斯泰的仆女杜妮雅莎早已嫁给了他。身置堆满青苹果的小木屋，望着拖儿带女的“村妇”，绝望的简顿时感到一种无比辛酸的苦涩…… 影片的历史背景弥漫着世纪末的深深的感伤。这种忧伤的氛围暗合着苏联解体后民族失落的心态，易于在观众中引起强烈的共鸣。故事时间的跨度在1885年到1905年之间，这正是俄罗斯帝国的黄昏时代，更是社会革命风云激荡的年代。沙皇亚力山大三世虽然还抱有中兴帝俄的幻想，但他的继承者、无能且残暴的尼古拉二世却已命定要走向灭亡。片中民意党人在莫斯科街头向贵族发动了袭击，惊恐的爆炸场面很容易让观众联想到今日同样动荡的俄罗斯。走过百年沧桑的俄罗斯人仿佛在米哈尔科夫虚拟的爱情往事中感受着历史的“轮回”。 《西伯利亚理发师》的叙事风格相当传统，影片中有两条情节线索，托尔斯泰与简的恋情和机械制造商对伐木机的研制推销。两条线索相互交织，共同推动情节的发展，最终，“商业活动”获得了成功，而“世纪恋情”却遭遇毁灭。这样的结局似乎想表明，在以利润为目标的商业时代，浪漫的情感是多么的脆弱，是多么不堪一击。依旧是田园情怀的挽歌。影片的结构简单而清晰，由女主人公对儿子倾诉往事揭示其生世之秘的手法统摄全片，其间有诸多舒缓风趣的闪回，借以缓释压抑的历史氛围。本片重在演绎情殇，兼顾插科打浑，亦喜亦悲，叙事手法娴熟而简洁。在当今欧美电影人频频运用高科技手段打造包装自己的产品时，俄罗斯导演米哈尔科夫却不追风赶潮，他凭借对本民族历史文化和民族生活的深刻感悟，以如诗如画的镜头，以峰回路转的戏剧冲突，用如诉如泣的旋律感动着自己的观众。这样一部风格传统而意蕴丰富的电影作品能够让久违影院的俄罗斯观众安坐于银幕前，在对祖国往昔的追忆中沉思民族心路历程，的确显现了当代俄罗斯电影人的艺术功力和俄国审美文化的厚重。 二、文化象征的诗画浓缩 苏联解体以后，东正教文化全面回归俄罗斯。米哈尔科夫显然顺应了这一文化潮流，在他的影片中多处再现了19世纪俄罗斯社会东正教生活的典型场景。观众在片中除了看到熟悉的克里姆林宫教堂、科隆姆大教堂、丹尼洛夫斯基教堂外，还可以多次看到莫斯科河岸那座新近重建的金碧辉煌的耶稣救世主大教堂（柴可夫斯基闻名于世的《1812年庄严序曲》就是为这座大教堂而作的），它重建于1994年，1997年完工，作为俄罗斯东正教全国中心，这座19世纪巍峨教堂的复现俨然是俄罗斯传统文化回归的重大标志。无论是节日庆典的欢乐场景，还是囚徒流放的受难景象，观众总能看到宗教仪式的场面。无处不在的圣像仿佛在提醒俄罗斯人，上帝与他们同在。影片尤其浓墨重彩地渲染了俄罗斯宗教节日谢肉节的狂欢场面，表现了俄罗斯民间传统文化的诱人魅力。那里是一个童话般的幻境：白雪的严冬，冰雪覆盖的莫斯科河，晶莹剔透的雾凇，典型的俄罗斯冬季景观，这个北方帝国独特的地理文化象征。五颜六色的披肩，晶亮的红鱼子酱，狗熊狂饮伏特加，热情奔放的雪地游戏，五彩缤纷的焰火与作为背景的庄严寂静的新圣母修道院共同构筑一幅俄罗斯历史生活的多彩风俗画。 冰清玉洁的严冬世界是米哈尔科夫刻意雕琢的俄罗斯文化的又一个经典象征。女主人公被特意安排在白雪飘飘的时节来到俄罗斯并遇到她的意中人。走进俄罗斯，就意味着与严寒“亲密接触”。严冬，对于俄罗斯而言，不仅仅是一种自然景观，它早已成为俄罗斯国家的一种独特的地理文化和民俗文化符号。“冰雪覆盖着伏尔加河”，也覆盖着涅瓦河、鄂比河、勒那河、叶尼塞河和贝加尔湖。一到隆冬时节，西起波罗地海的芬兰湾东至太平洋西岸的萨哈林，整个俄罗斯简直就是“严寒”的代名词。但是，严冬给俄罗斯带来的不仅仅是环境的严酷，同时也奉献给俄罗斯人一种晶莹的美丽。在西欧世界里，新年民间文化的主角是圣诞老人，俄罗斯民间文化中也有类似的角色，不过，他“老人家”不叫圣诞老人，而称“严寒爷爷”。与西方孤单的圣诞老人不同，这位吉祥的老者还有一个可人的伙伴叫“雪花姑娘”或“雪美人”，从这两个尊称和爱称就不难看出，俄罗斯人对冬天是多么钟情。《严寒，通红的鼻子》（涅克拉索夫的长诗）、《十一月：雪橇》（柴可夫斯基的钢琴小品）、《陌生的女郎》（克拉姆斯科依的名画），随意检索艺术中的俄罗斯，它的冬天意象的确是独特而难忘的。严寒还是俄罗斯人的“天然盟友”，几个世纪以来，俄国的这个天然同盟军几度神助俄罗斯人打败和赶走了异国入侵者。前有拿破仑，后有希特勒，就连普希金在回顾1812年战争时也没有忘记这位天然盟友的那份“功勋”：1812风暴降临———谁帮助我们取得了胜利，是盛怒之下的人民，巴克莱，冬天，还是俄国的上帝？（《叶甫盖尼·奥涅金》）。米哈尔科夫特地在俄罗斯的冰雪世界里演绎他的悲情故事，可谓匠心独具，女主人公简·迈卡拉汉遭遇了严寒的俄罗斯，也就不能不体验它的美丽与冷酷。 当然，俄罗斯为世界瞩目还依赖于它近代以来辉煌的艺术文化。米哈尔科夫的影片着力表现了俄罗斯民族天赋的艺术素养和对高雅艺术的热烈追求。士官生们排演的莫扎特歌剧令人叫绝，从而赋予影片浓郁的古典艺术气息。故事从莫扎特开始，欧洲歌剧和俄罗斯文学媒介了男女主人公，“安娜·卡列尼娜”和“费加罗”成为他们爱情对话的先导。本片的文学母题显然源于欧洲经典文艺。片名脱胎于罗西尼的著名歌剧《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影片名称本身就是一个高雅的戏拟文本。在影片情感冲突的结构上也不难发现《费加罗的婚礼》的影子。除了哀怨抒情的原创音乐，《费加罗的婚礼》咏叹调简直成了男主人公的音乐代码。莫扎特的歌剧音乐与影片原创音乐在片中通过一个“慢板”而结合得天衣无缝。米哈尔科夫利用原创音乐与古典歌剧的文本互涉，意在表达俄罗斯与欧洲在艺术文化上同根同源。安德列·托尔斯泰在与简的艺术对话中，你来我往，互不相让，你说莫扎特，我就谈托尔斯泰；你讲卡门，我就说安娜·卡列尼娜。这些场景表现了俄罗斯人不甘屈居人下的傲慢秉性。无疑，编导的这种处理明显在暗示，俄罗斯的艺术文化有资格与西方平等对话。 俄罗斯与西方文化虽然同宗同源，但也有自己的特色。俄国宗教文化学家将俄罗斯民族文化的本质定位于“对苦难的审美”。本片编导在男主人公托尔斯泰的人生境遇的定位和原创主题音乐的基调上就特别强调了这一审美文化观念，并生动地加以演绎。“费加罗”旋律的欢快昂扬与“西伯利亚”主题旋律的悲凉形成极为鲜明的对照。影片的原创音乐似乎化用柴可夫斯基《第三组曲》，在优美的华尔兹旋律中流露出无限的忧伤。或许，米哈尔科夫感觉，与格林卡音乐的自信和以穆索尔斯基和鲍罗廷为代表的“强力集团”的激昂乐思相比，在柴可夫斯基音乐中，华美的忧郁和凄婉的悲怆更能代表俄罗斯的民族心态。 本片有一个重要而无言的角色，这就是俄罗斯的森林。这一角色贯穿整个影片。片名《西伯利亚理发师》就叠现在广袤无垠的绿色大森林上，片尾定格于浩瀚的绿色林海。俄罗斯民族源于森林，它的成长与振兴，它的灵魂的倚托始终系于这母亲般的绿色怀抱。俄语中的日常见面用语“你好”，其本源意义就是“愿你和树木在一起”。因为俄罗斯的祖先认为，和树木森林在一起，身体就会健康。俄罗斯的这种朴素的环保健身意识千百年来一直持续到今天。辽阔的俄罗斯森林如今依然是俄罗斯 民族生生不息的强大象征。因此，米哈尔科夫将俄罗斯大森林比喻为俄罗斯人的母亲，同样是传统的使然。遭遇厄运后，接纳托尔斯泰的不是别人，正是物产丰富的西伯利亚大森林。而象征着美国资本侵略的森林采伐机“西伯利亚理发师”在影片中则被塑造成形容丑陋的巨大恶魔。这台怪异的机器最初亮相就暴露了自身的巨大破坏能量。它的阵阵狂吼让萧瑟的白桦林也感到莫名的恐惧，在寒风中战栗发抖。影片无声地批判了现代工业特别是西方资本对大自然和谐的破坏，呼唤保护俄罗斯美丽宁静的大自然，爱护这个民族赖以生长的绿色家园，捍卫俄罗斯母亲。 三、创意中的诗学积淀 该片被称作“史诗大片”，并不仅仅因为它叙说了一段跨越世纪的历史虚构，而在于影片几乎包容了史诗作品必备的所有典型要素。这就是俄罗斯美学和诗学认定的“历史性”、“传奇性”、“英雄性”和激情。俄罗斯文学以及后来的苏联文学素以撼人心魄的史诗性作品著称于世。这类作品通常深沉而宏大，激越而悲壮。《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苦难的历程》、《日瓦戈医生》、《围困》、《岸》等19世纪和20世纪的鸿篇巨制不必细说，就是《青铜骑士》和《一个人的遭遇》这样的文学“小制作”，同样显现着俄罗斯文学深厚的史诗底蕴。当西欧文学进入“长篇小说时代”的时候，俄罗斯文学不仅及时跟上了世界文艺的前进步伐，而且还带着自己固有的历史感和使命感将这种体裁演化成工业社会的“现代史诗”。在黑格尔之后，不是别人，正是俄罗斯语言哲学家米哈伊尔·巴赫金更加清醒地意识到长篇小说的“史诗”本质和特征并对其作了充分而精辟的阐释。顺便提一下,“历史主义”是苏联文艺学界使用频率极高的一个术语，“历史主义”除了方法论原则的理解外，它在苏联文艺学界特指历史题材的创作。“历史上的今天”更是俄罗斯和苏联媒体情有独钟的日常栏目。俄国虽然仅有千年文化历程，但这并不妨碍苏联学者编撰出皇皇十一卷《俄国文学史》。不难看出，俄罗斯是一个“缠绵”于历史的民族，怀旧是这个民族的审美心理常态。俄罗斯民族具有难以释怀的“史诗情结”。难怪俄苏文学的“史诗感”那样突出而凝重。 导演米哈尔科夫不愧为苏联文坛的名门之后。他谙熟俄罗斯和苏联文艺的史诗传统并深得这种审美文化的要义和表现技巧的真传。在概要地理解了俄罗斯诗学的史诗观念后，再让我们回头看看导演是如何使其作品满足俄国史诗法则的基本要求的。《西伯利亚理发师》的确具有浓厚“历史性”。影片的故事时间距今已有一百余年，片中重现了当时典型的时代背景和历史事件，在民间狂欢节的场面中又戏剧化地再现19世纪初的重大历史场景（1812年战争），历史氛围可谓极其浓重。其次是“传奇性”，在穿越莽莽森林的列车上激情四溢的俄罗斯士官生偶遇禀性风流的美国女士，闪电般的异国恋情带给观众的是牵魂动魄的大喜大悲；男女主人公20年跨世纪跨国度的悲欢离合充溢着大起大落荡气回肠的激越情感，也绝对符合史诗情境的第四个要素“激情性”。在这部“史诗影片”的“英雄性”方面，导演努力将男主人公托尔斯泰塑造成一个忠于纯洁爱情，敢于面对人生失误和苦难的“勇士”。在艰苦的西伯利亚的磨炼后，托尔斯泰终于从一个优雅而幼稚的青年成长为坚韧不屈经得住任何挫折打击的典型俄罗斯“农夫”。（在俄语中“农夫”和“男子汉”是同一个词）。从这个意义来说，影片也算得上有些“英雄”气。不过，所有这些史诗的表象特征还不足以使这部影片如此感人。正如果戈理所说，表现俄罗斯的民族性格并不是仅仅描绘“萨拉方”（俄国的长袍或无袖上衣）还得写出民族的内在精神。米哈尔科夫的这部影片之所以赚取了俄罗斯观众的大把眼泪和感慨，更在于作品的内在史诗隐喻。 四、情殇中的历史反思 或许，米哈尔科夫亲手编织的这个异国恋情故事在浪漫感伤的岁月并不鲜见，但在物欲横流真情难觅的后苏联时代，这个由电影人虚构的情殇却依旧撼人心魄，这其中有诸多现实和历史缘由。除了上述所说影片或明或暗地蕴含了众多的俄罗斯审美文化基因外，还因为本片巧妙地借用一个催人泪下的悲情故事让俄罗斯人重温了近几个世纪俄国追恋西方的辛酸历程。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人渴望与西方重新融合，但是，追逐西方，对于俄罗斯来说，千百年来始终是一个苦涩的梦。俄国知识分子中的相当一部分坚定地认为他们是欧洲的一分子。利哈乔夫院士在其最后一部文化学著作《沉思俄罗斯》（1999年）中指出：俄罗斯从来就不曾属于东方。它虽然曾经脱离过欧洲，但它的文化根脉存在于拜占廷和斯堪的纳维亚的文化传统之中。从公元九世纪起古俄罗斯人就接受了基督教。彼得大帝时代从上至下更开始了一个全盘西化的狂潮。但时至20世纪末期，自认为“欧化”得可以的泱泱欧亚大国俄罗斯却依旧被西方，准确地说，被发达的美国和西欧拒之门外而悻悻不乐。西方对俄罗斯有交往，有需求，或许有时还有那么一点“真情”。18世纪彼得大帝在乔装游历西欧时，曾经与德意志国王称兄道弟；19世纪在共同对付拿破仑的法国后也曾经与西欧封建诸国结成所谓“神圣同盟”；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苏联和美国、英国亦有过成功的合作。但总的说来，西方从来没有从骨子里把俄罗斯看成是自己人。这里既有地缘政治和宗教上的深刻内因，更有西方人种族上的优越感。《西伯利亚理发师》出品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此时，新俄国又痴恋西方近十年，追来追去，冷战却始终没能变成热恋，西方的怀疑和歧视又将短暂的缓和演变成“冷和平”。米哈尔科夫世纪末的这部大片似乎像是对这个“千年苦梦”的总结和慨叹。 西方，恰似一个虽已徐娘半老却仍风韵不减的“贵妇”，是相对落后的俄罗斯千年憧憬的偶像。简扮演的不正是这样一个历史的角色吗？所以编剧给女主人公如下定位：气质高雅，风韵动人，身世沧桑而老于世故，温情是当然不可或缺的，而商业利益却永远占居生活的首位。而俄罗斯呢？年轻气盛，充满对未来的满腔激情。诚然，它自以为是欧洲文化的继承者，更有自己的创造，应当在西方世界占有一席之地，然而，俄罗斯融入西方之路却布满了辛酸和苦痛。 五、传统精神的重祭 剧中人安德列·托尔斯泰（多么“俄国文学”的姓名！）的成长和遭遇浓缩出俄罗斯民族的苦难历程。幼稚和冲动使这个本来前程美妙的准贵族青年也跟在“拉斯柯尼科夫”们的身后踏上了“弗拉基米尔大道”（著名画家列维坦的名画，描绘的是西伯利亚流放之路），在偏远寒冷的流放地服了十年苦役。遭遇了激情和苦难后，他终于领悟到“俄罗斯生活之路”的坎坷和凝重，劳役和苦寒铸就了他俄罗斯男子汉抗争和坚韧的成熟秉性。 杜妮雅莎，在本片中出镜率很少的女配角，却体现着俄罗斯民族的又一种典型的性格：以圣母般的爱心容纳苦难、坚韧的支撑。杜妮雅莎这个名字对中国观众而言，似乎有点新鲜，其实，,我们在许多著名的俄罗斯文学作品中经常与之谋面，还记得驿站长的女儿冬妮娅、拉斯柯尼科夫的妹妹杜尼娅、保尔的初恋情人冬妮娅吗？她们名字的爱称都叫杜妮雅莎。像“卡秋莎”一样，是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奥斯特洛夫斯基等俄苏作家钟爱的典型的俄罗斯女孩的名字。影片中这个面色红润，身躯结实的俄罗斯下层姑娘，在宽大的彩色银幕上悄然亮相，立刻就能让有美学素养的俄国观众联想到19世纪革命民主主义美学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那个著名的“美”的定义。美产生于健康和勤劳，一个纯粹的俄罗斯劳动阶层的美学理念，恩惠而实在，让人觉得可亲又可靠。托尔斯泰的母亲连三卢布的零花钱都不给他，杜妮雅莎却出于一个少女的纯情向她心仪的少年伸出了温热的援助之手，那可是她微薄收入的主要部分。熟悉俄罗斯19世纪历史的读者都不会忘记，十二月党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那些艰苦岁月里，有多少忠贞不渝的妻子毅然放弃了都市华贵的生活，跟随心爱的丈夫，远离故土，一起承受命运的磨难。托尔斯泰虽然不是贵族革命者，但他的正直、善良和男子汉的气概仍然让杜妮雅莎甘愿追随他到那凄凉的西伯利亚并与之终身相守。影片中的这个结局艺术地折射出19世纪俄罗斯妇女那些典型的悲情壮举。其实，在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高尔基和肖洛霍夫等等俄苏文豪的心目中，俄国劳动妇女原本就是这个民族最富于韧性的支撑。正是“杜妮雅莎”们的爱心、勤劳、忠贞、特别是吃苦耐劳的牺牲精神，千百年来才维系和传承了俄罗斯民族的历史与文化，衍续了它艰辛而丰厚的社会生活。正像影片中的一句台词所说：“俄罗斯的勇气不仅仅在于争胜，而更在于坚韧与耐心，坚韧加耐心，这就意味着胜利。”1812年如此，1941年也是如此。今天，衰至低谷的俄罗斯不也正需要这种精神吗？ 作者：中国社科院外文所 吴晓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