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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西方和港台媒体有两种说法，一种是“现在是资本主义全面胜利的阶段”，另一种认为“全球化即全球资本主义化”。西方的这两种论调往往伴随着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体制的猛烈批判，而香港媒体上多次出现的同样提法更多地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肯定。 笔者以为，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这两种思想体系之争的视野来观察大约180年以来的世界历史，也是必要的，可以帮助我们更客观中肯地了解这段历史。这即是说，180余年以来的世界史不光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史。这种视野与前现代性/现代性/后现代性/后现代之后视野具有互补性。而在这种视野观照下，“现在是资本主义全面胜利的阶段”的观点只看到了表面现象，因而是肤浅的，因为它忽视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社会主义因素的诞生和发展，并误把中国的经济转型视为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这个问题不是我们提出的），我们宜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看作两种思想体系，而非两种制度标签，才能把问题看得更清楚，对经济和社会现象的分析才会更中肯。从理论上讲，制度应该与思想体系相统一，但实践中两者的差距是很大的。就社会主义国家而言，有执政党及其领袖人物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理解和实践问题，还有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进展程度问题。而资本主义国家先是以工人阶级为主体、后来演变为以社会中下阶层为主体的人民群众争取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和平形式的斗争，一直就没有停止过，并取得了丰硕成果。这即是说，资本主义国家也有社会主义因素，社会主义国家也有资本主义现象。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文中曾经谈到过这个过渡阶段“既有资本主义的也有社会主义的成分、部分和因素”[1]，邓小平1992年南巡时及此前也曾多次谈论过“不够格”的社会主义问题。资本主义思想体系的基本内容是：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制形式、自由竞争和获取最大剩余价值（最大利润）而导致的贫富差距悬殊现象。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基本内容包括：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形式（这一点在实践中逐渐演变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共存”）、公平与正义和共同富裕。从两种思想体系的角度看问题，西欧和北欧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成分、部分和因素主要体现在福利制度、社会再分配、法制建设、社会公正、新型国家体制建设和所有制改造诸方面。我对美国没有感性认识，一向不敢妄谈美国的情况。西欧和北欧的福利制度主要反映在社会保障制度方面，包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养老保险、意外事故保险等，这些都是通过高税收和社会再分配而实现的。法制方面的遗产税旨在改变青年人的不均衡起点，也把大量的财产纳入第三次分配的范畴；高收入税则意在改变收入差距过大的情况；1995年，法国的当选总统希拉克和政府总理巴拉迪尔分别交纳了90多万法郎的个人财产税。教育公正是社会公正的最大体现，西欧和北欧国家一般都实行小学至高中毕业的义务教育制度，大学教育的收费也很低，并对低收入家庭的子女实行助学金（奖学金）制度。对资本主义国家体制之改造和新型国家体制建设方面如行政监督法，用法律规范国家机制的运行，要求国家公务员忠于职守，公正廉洁；又如把企业与政府机构相剥离，并制定反垄断法等，使市场经济有序健康地运行等。这些都属于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共产党宣言》提出的实行高额累进税、废除继承权、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之间的对立逐步消失、对所有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等措施，在西方发达国家已基本变为现实。在西欧和北欧的发达国家里，一般山脉和河流属国家所有，部分森林属于农民。所有制改造主要体现在大中型企业推行股份制方面，几乎所有大型企业和相当数量的中型企业都实行了股份制并上市，由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少数人的私人占有制转变为企业员工和无数股民的集体私有制。集体私有制与社会主义的集体公有制性质仍然不同，但在所有制改造和生产力的发挥两方面都是很有益的举措，避免了社会财富向极少数人名下的积聚。小企业仍然维持着私人占有制形式，总体上在整个经济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企业主们的个人资本在社会资本总量中所占比重已经微不足道。我们谈论上述事实绝非张扬资本主义制度，恰恰相反，它们是人民群众抵制资本主义固有之种种弊端、通过长期坚持不懈的和平斗争形式而取得的社会主义成果，现在人民群众的斗争是一百多年前的工人阶级的斗争的继续。这说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也是人民创造的，人民是这些国家历史前进的推动者。它们还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国家的知识分子中有着广泛的支持率，在普通群众中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1999年和2000年，英国剑桥大学和BBC公司分别以“谁是两千多年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和“谁是两千多年以来最伟大的科学家？”两道问题进行了问卷调查，所得结果都是马克思是最伟大的思想家和爱因斯坦是最伟大的科学家的相同结论。国内学术界对这样的结论甚感吃惊，说明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传播广度和影响深度估计不足。1997年，我在两个场合说过，法国高中学生在思想史课程中是要学习马克思《资本论》的一些基本概念的，如“劳动与雇佣劳动”、“资本”和“剩余价值”等，引来一片疑惑的目光，其实我保留了这样一本教材，也曾在巴黎的教材书店里翻阅过同类教材。在我自己看来，马克思胜过了西方哲学的鼻祖柏拉图，也胜过了中国的至圣先师孔子，因为他描绘了截止当时人类发展历史中最重要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并为全人类指出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美好前景。因为资本主义这种现象还在继续，而且还将继续很长时间，还因为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愈来愈深入人心。 这里顺便说明一个问题，自由竞争之能力与福利和社会保障的程度要保持一个合适的“度”。西欧和北欧国家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影响，通过过去一百多年来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不懈斗争，获得了很好的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那时，政府和人民都没有估计到后来的许多新情况以及相应支出增长的幅度和广度。如今，继续维持同等水平的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已经使国家不堪重负，财政亏空，企业缺乏活力，在世界竞争中缺乏优势，而变更制度又极其困难，致使许多社会问题得不到解决。这一现象应该成为我们的前车之鉴。欧盟国家由于社会保障负担太重、企业缺乏竞争优势和欧元币值过高而吃了来自美国方面的不少哑巴亏，但并不愿人为地轻率降低欧元汇率，当然有来自美国的压力，但我猜想，还可能有着不愿引发恶性竞争之循环、导致全球经济秩序混乱并引发全球性经济倒退恶果的想法。 我国经济转型以来出现的“权力寻租”、“权钱交易”、把公权力“私有化”、“资本化”和“商品化”等，就是资本主义现象。例如，承包工程项目之“批件”及其层层“倒卖”，借发放贷款把国有资金和社会财产转化为个人资产，通过审批土地和矿产等资源利用权而进行的掠夺和牟取暴利，利用种种税收减免优惠条件之通道、利用国有企业的股份制转制之机绕过证券市场低价收购国有股等方式侵吞国家利益，官员以参股形式与商业利益合谋、“官煤勾结”、“官矿勾结”等，官员的家属或子女凭借权力通道做生意发大财、然后把巨额资金转移到国外，开发“黑煤窑”“黑矿井”，贩卖濒稀野生动物，残酷压榨和剥削矿工、包身工、女工和童工、甚至无视他们的生命安全，残酷剥削农民工，强行剥夺农民的土地使用权、甚至雇佣流氓地痞以种种手段威胁、恐吓、迫害农民，囤积房源、制造虚假信息、操纵房价、权力与开发商合谋以消费者为掠夺对象，豪富们以种种合法与非法手段逃漏大量税款，利用公权力收受贿络巨额资金来源不明等，都是资本主义现象，都属于资本主义思想体系。我们对市场经济还准备不足，国家监控市场经济中出现的资本主义现象的强力手段还不完全到位，抵御权贵资本主义、黑帮资本主义和强盗资本主义的能力和手段还比较脆弱，但中央政府的态度是明确的，各种法律法规正在逐渐健全，各种手段正在强化之中，上述种种现象都是中国政府打击和治理的对象。另外，正如许多经济学家所说，世界上任何一种市场经济都必须经历从无序走向有序，从非理性走向理性的发展成熟过程。市场经济的“序”就是法制、民主、公正所代表的“公共理性”机制下的自由竞争。我们理应更积极更有效地建设良好市场经济运行的“公共理性”机制。 但是，中国的经济转型不是从社会主义转向资本主义，而是从完全的僵化的指令性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对此，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有着清醒的认识和坚定的态度。他曾说过，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正是因为他打破了理论上的禁区，中国执政党的代表大会才隆重决定，实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美国学者罗尔斯的新自由主义也改变了自由主义历来对社会主义的否定性批判。罗尔斯认为，社会主义也可以利用市场经济的优点，发挥效率，并在原则上认为社会主义体制下也可以实行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公平的正义”。[2]中国没有全盘私有化，而是以“国资委”的形式，掌控着25，000多家国有大中型龙头企业，并通过股份制改造，使这些企业的生产力大大增强，国际竞争能力提高，国有资产越滚越大。诚然，私有企业的资产总量和纳税总量目前已经超过国有企业，但多为第三产业，主要以庞大的数量总和占优势，而影响国家经济命脉的企业基本上都是国家控股企业，这一点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另外，中国农村实行的是土地承包责任制，土地的所有权属于国家，农民实际上只拥有土地的使用权，这与西方可耕地归农民私有的所有制形式性质也是不同的。几位瑞士朋友曾经向我解释，在他们的国家，即使国家规划的高速公路也不能强行通过农民的私有耕地，如果农民不肯有偿出让自己的土地，高速公路也只好改道。这两点足以从所有制上保证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中国二十六年来改革开放的成就举世瞩目，经济以每年大约10%的高速增长。中国政府已经注意到无序市场经济带来的贫富不均现象，正在通过惩治腐败现象和再分配缩小收入差距，正在通过建设新农村、推行穷人的经济政策缩小城乡差别。 苏联东欧国家崩解除了国际上的因素之外，还有其深刻的内在原因，这就是，这些国家的执政党和领导人恰恰没有很好地实践社会主义思想，没有很好地发展生产力并努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保证人民自由权利和广泛的社会监督方面，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1986年岁末，我与妻子携4岁的女儿从维也纳出发去布达佩斯，想实地感受一下布达佩斯的情况。当时布达佩斯的商店里空空如也，我们仅看到两家商店有土豆出售。一整天没看到一张笑脸。没有一个地铁或公交车乘客逗一下我的女儿。我们感到的是一种冷漠和压抑的氛围。而匈牙利当时的总体经济形势好于东欧的多数国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可是在这些国家里，人民没有什么自由。为了防止党的领导人滥用职权，独断专行，列宁生前建议联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设立了中央监察委员会（1921），并建议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改组了工农检查院。列宁去世后的六十多年时间里，苏联共产党从来就没有把人民群众的监督提上议事日程。勃列日涅夫当政几年后，苏联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特权阶层，党群关系紧张。勃氏本人思想僵化，独断专制，任人唯亲。这个时期苏联党的领导集团已经变质了，不再是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集团，不再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而是为个人和小集团谋利益。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后，党的领导集体提出了“代表先进的生产力，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的思想。我相信“三个代表”的提出是发自肺腑的，是对国际共运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有着深远的意义。 既然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在西方国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那么资本主义思想体系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既然马克思主义相当深入人心，那么马克思深恶痛绝的资本主义制度为什么没有消亡而资本主义社会反而有所发展呢？ 实事求是地说，资本主义思想体系目前和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有较强的生命力，因为它所包含的自由竞争内容能够大大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九十年代中期以来的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爆发就是证明。诚然，马克思当年确实号召全世界工人阶级联合起来，用暴力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马克思的号召没有错，暴力革命的形式也适合当时社会的总的环境和发展水平。但是，后来的形势发生了变化。马克思之后资本主义制度没有消亡、资本主义社会反而有所发展，我以为有以下这些相对比较具体的原因： 1，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无情揭露和尖锐批判为资本主义国家、为资产阶级敲响了警钟； 2，联共（布）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契机领导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使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从而对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的行为进行反思并改变策略； 3，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人民群众坚持不懈、持续不断的非暴力形式的合法斗争，如罢工、罢课、罢市等，各种形式的争取民主、权力和利益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改造了资本主义国家。这是第一条内因。即使没有前两条原因，资本主义国家也得发生变化。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民主制度的发展是人民群众一百多年前赴后继斗争的结果，每一项成果的获得都来之不易。我所接触过的西方各界人士向我们谈起这一点时都很激动，都深恐我们把这些成果理解为唾手可得。在西方生活的多年中，我对此亦深有体会。诚然，罢工、罢课、罢市对国家经济生活的破坏是严重的，但其政治影响是巨大的，人民群众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正是这些持续不断的斗争，一点一点地赢得了工人阶级民主权利和经济利益在制度上的保障；我以为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群众的这些斗争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组成部分。 4，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本身迫使几乎所有企业都由资本家个人经营向股份制转变，剩余价值也由资本家个人占有逐渐向股民集体按投资比例分成的私人占有转化。企业的规模也由相对自然经济成分为主向外向型经济转变，即继续向着更大规模的社会化大生产的方向转化。这即是说，市场经济的发展本身也在改造着资本主义的占有方式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 5，科学技术这个第一生产力的发展进一步改变着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的构成和生产关系的形态。科学技术在生产力构成中占有的比例愈来愈高，生产关系也相应地发生变化。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先行一步，基础较好，科学技术的发展也较快，从科学技术发展中的获利也更多。企业的规模和社会化大生产的规模也愈来愈大。人民群众的斗争，市场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世界属性，使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家私人占有的特性逐步下降，集体性的私有制比重逐步上升，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因素逐步增加。这一点主要是说，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在改造和改变着资本主义国家所有制的属性； 6，两次世界大战是资本主义恶性竞争的结果，两次世界大战对全人类的巨大破坏和教训引起了各方面的全方位的思考。二战之后，西方的民主制度、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7，物质生产的高度发展，社会保障制度、福利制度等社会主义性质的事物的发展，使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人民过上了小康生活，过去赤贫、没有工资就无法活命的庞大的工人阶级变成了有产阶级。这些因素逐渐消解了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群众通过武装夺取政权、推翻资本主义政权、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暴力革命的诉求，而宁愿通过非暴力的合法斗争形式，通过议会斗争形式获得自己的利益，通过普选制来选择自己相对比较满意的执政者和执政者集团； 8，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形态逐步异化为左派、右派、极右派、马克思主义派等派别，个人及家庭的阶级属性淡化； 9，发达资本主义的国体随着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随着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的不断斗争，正在向现代国家体制转化。国家愈来愈向着职能型国家的方向发展。 上述这些原因大概是资本主义制度没有消亡、资本主义国家整体上反而发展的一些主要原因。这些原因综合起来，又保证了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比较旺盛、经济持续发展之实现。而这一过程又符合马克思的下述论断：“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4]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把上述这种转化过程纳入他的“社会自调节系统”[5]，说得轻巧了。英国《新左派评论》主编佩里·安德森也把它归结为资本主义这个经济系统“自我适应不断调节的能力”，归结为该系统“把竞争作为经济生活的核心而迸发出的非同寻常的生产资源”，比较欣赏新自由主义。[6]毛崇杰先生是从资本主义的“自身否定性”去理解这种调节能力的，即“资本主义这种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方面全面的自我调节正是通过其内部的否定性产生的，是为这种自我否定性之表现与实现”（“现代性与后现代自由主义”）。毛先生更把它概括为“资本主义与生俱在的内在的反抗逻辑，这种反抗逻辑来自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导致的自身否定性”（导论），他讲得更宏观一些。我更重视人民群众的主动斗争，没有他们的斗争，天上是不会掉馅饼的。事实上，经过二战以后的这种发展过程，资本主义国家比较旺盛的生产力中包含着大量的社会主义因素，其支柱就是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 概言之，断言“现在是资本主义全面胜利的阶段”的观点完全忽略了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影响以及西方国家的社会主义因素，缺乏具体中肯的分析。现在的总的情况是，社会主义思想体系愈益深入人心；资本主义国家仍然保持着强劲的生产力；在许多情况下，生产力的表现形式中，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思想与许多社会主义因素缠绕在一起；资本主义国家保持强劲生产力、资本主义制度没有消亡的重要原因是因为社会主义因素在这些国家的大量出现。 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社会性质的变化并没有消除国与国、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更没有消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发展和竞争的一种新形式，也是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挤压发展中国家的一种全球战略；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是科学技术的激烈竞争和高速发展，因此其发展有其必然性。经济全球化重现了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残暴性和野蛮性。这是在西方社会，马克思的《资本论》再次引发人们强烈兴趣的原因之一。这种残酷竞争一定会引发新的问题和新的思考。 [1] .《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5页。 [2] . 罗尔斯：《国家自由主义》，1996，第22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1卷，第273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33页。 [5] . 系哈贝马斯在《全球化探究超越民族国家？—论经济全球化的后果问题》一书中提出的概念。 [6] . 安德森：《向右的时代向左的人》，见《读书》杂志2005年第6期。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史忠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