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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传记文学发展史》(寒山碧 著，香港传记作家协会、东西文化事业公司2003年版) 1999年，在九龙召开的香港传记文学研讨会上，当我读到寒山碧的长篇论文《六七十年代香港传记文学的发展特色及其影响》时，我曾当面建议他在此基础上写一部香港传记文学发展史。当2003年底我访问台湾经过香港时，见到位于湾仔的“天地图书公司”书架上摆着一部砖头般厚实的《香港传记文学发展史》(香港传记作家协会、东西文化事业公司2003年版)，我毫不犹豫买了回来，连夜翻读，觉得很有嚼头。我头一个感受是，香港传记文学终于有“史”了，且这部“史”不是出自内地，而是“本港制造”，更令人欣喜不已。 关于香港文学能否写史，学术界一直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香港文学史料还未整理出来，连大事年表都没有，怎么可以写史？还有的学者认为，缺少时间的距离，众多文学现象还在发展之中，不少规律性的东西还未充分显现，许多作家也还健在，远未达到“盖棺定论”的地步，匆忙地为这些文学现象作历史叙述和为作家定位，就有可能掩盖还未理解到的真相，遮蔽住更为本质的东西。更重要的是，当代人写当代史固然有感同身受的一面，写起来不容易“隔”，但由于写作者经历了这些文学运动和文学现象，就有可能带着主观偏见去叙说，很难做到一碗水端平。 这里不妨回顾一下人们对传记文学的认识过程。曾有不少学者认为，香港的传记文学，尤其是政治人物传记，系政治读物，不属文学范畴。也有人认为香港的传记文学多半有“传记”无“文学”或少“文学”。亦有人认识到香港传记文学从生产到传播的重要性，但由于传记内容与政治贴得太近太紧，因而只好逃避它，以免不慎踩到地雷。到了上世纪末，人们的文学观念有了新的变化，尤其是香港传记文学研讨会召开后，传记文学的重要性已被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所认识，使得我们有可能对香港传记文学来一番全面的审视与检阅，而寒山碧从1970年代开始一直在传记文学领域中耕耘，在耕耘时不忘资料的收集和理论的探讨，后来还写有传记文学断代发展史的论文，又主持过研讨会并主编过论文集，可以说他是写香港传记文学史的理想人选。他本人也认识到写传记文学史的紧迫性与重要性，因此他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完成了这部巨著。 总括起来，寒山碧的《香港传记文学发展史》在触摸香港传记文学史时有鲜明的历史现场感。他在把重点放在对传记作家作品评价的同时，不过多去阐述传记文学理论和传记文学发展趋势，而是努力把各个不同年代的传记文学放在历史情境中去审视，如在谈到1970年代富豪传记时指出:“还不是雇佣文学、奉命文学。作者与传主还保持相当距离，其地位也还是平等的。作者只是根据资料而写，事先既无须得到传主的同意，也不希冀从传主处得到任何好处”；“作者对传主的成就虽然多作肯定，但还未出现太难看太肉麻的吹捧辞语”，这与1990年代的富豪传记“不仅把传记写作变成一种世俗职业，而且变得不知羞耻”大不相同。这里先不谈对富豪传记的具体评价，而花精力去考察富豪传记产生的背景、历史依据、渊源和变异。这样写的目的，是为了达到历史的真实，增加读者了解、靠近历史的可能性。 面对这样一种高度自由化反规范化的传记文学，寒山碧在重读作品时虽然也有对李谷城等人的尖锐批评，对笔者的《香港当代文学批评史》有关曹聚仁的评价也提出过商榷性的意见，但作为一位传记文学史家，作者把主要精力放在香港传记文学繁荣背后所存在问题的探讨上。因而，作者在关键处常指出香港传记文学受商风干扰所出现的种种硬伤，如1990年代富豪传记由富豪出钱雇用作家写，借传记文学吹捧自己，把过去干过的错事、丑事尽量掩盖和修改。又如指出冷夏的近三十万字的《金庸传》只展览传主光鲜亮丽的一面，只说传主想说的话，这就把自己变成传主的录音机、摄影机，“或者只是传主的宣传部主任，而不是能够独立思考具有独立意志的传记作者了。”另一种情况是传记作者之间为追逐名利而闹矛盾引发出纠纷，如《中国当代作家小传》不同版本的出现，便是突出的例子。作者详述了几位合作者友谊破裂的过程。在这里，作者用的均是第一手资料，可信性甚高。尤其是书中评述的许多重要著作乃至一般回忆录，作者都有版权页和开本的介绍，有时还辅之于书影，这说明作者均见过和读过这些书，而不是凭二手资料拼凑而成。这种扎实的学风，在学术界普遍浮躁的今天，显得更难能可贵。 从寒山碧评价的传记文学作品看，有一部分属纯文学范畴，如第二章《曹聚仁和他的传记文学》、第十二章《八九十年代中国作家研究》和第十三章《港台作家传记研究》所评述的《我所认识的三十年代作家》、《香港文学作家传略》等作品，可为香港文学史及其批评史补缺。必须指出，寒著有众多评述对象文学性严重不足。如果要说“文学性”，也是从“大文学”而非“纯文学”角度取舍的。鉴于像张国涛《我的回忆》等著作，更多的属于历史，寒山碧这本书并不是作为“文学”史，而且作为文学“史”写作的。也就是说，他更着重的是作品的史实史识部分，而非文笔部分。他这种入“史”标准和叙述方法，人们不一定赞同。该书材料也显得有些芜杂，复述作品内容过多过长，个别段落还有重复之处，这都留下了李商隐《无题》诗中说的“书被催成墨未浓”的痕迹。 从这个意义上说，寒山碧这本《香港传记文学发展史》，也只是他研究香港文学的初试啼声之作。他自然不会满足于对传记文学的研究，我们有理由对这位既写诗，写小说又写评论的作家化的学者有更高的期待。 原载：《文学报》2007年3月29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