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世纪末和新千年的逼近，知识界对中国百年现代化的历程进行了全方位的盘点和反思，以期找出一些问题，总结一些可靠的经验。处在这一蔚为壮观的潮流中，文学理论也对自身的学科发展进行了深刻的反省。这其中最为耀眼的，当属曹顺庆先生及其弟子提出来的“失语症”和“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等一系列问题。 “失语症”一说，最早见于曹先生发表在《东方丛刊》1995年第3期的《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战略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一文。曹先生痛感中国文论话语近代以来即已“全盘西化”，患上了“失语症”：“中国现当代文化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理论话语，而没有自己的话语，或者说没有属于自己的一套文化（包括哲学、文学理论、历史理论等等）表达、沟通（交流）和解读的理论和方法”。曹先生扼腕道：“一个患了失语症的人，怎么能够与别人对话？”曹先生的忧虑似乎刺痛了中国文论的神经，一石击起千层浪，一时间反对者甚众。反对者普遍不承认中国文论的失语，指陈“失语症”只不过是一个“伪命题”，甚至有人对曹先生等人加以戏谑，而失去了应有的学理姿态。如今冷静地面对这些纷纭聚讼，毋庸讳言，“失语症”一说，正如陶东风先生所指出的，本身就是面对西方文论冲击的一种情绪化的反应。虽然曹先生的姿态有些激进，但承认也罢，反对也罢，“失语症”道出了中国文论所面临的危机。这种危机使曹先生有了临危受命的感觉，于是高举“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大旗，施以“传统文论的现代性转换”、“杂语共生”等策略，以图为中国文论开创一个新局面。然而，正如陶先生所指责的一样，曹先生的立足点在几经摇摆之后，还是回到了古代文论上来，因而有人讥之为“话语复古主义”。这些批评有些刻薄，却也击中了要害———重建中国文论话语需要更多学理式的可操作的策略，而非看上去有些单薄的口号。显然，以曹先生为核心的学术群体也意识到这一问题，他们必须以实际的行动和成果来回击这些批评。近些年来，他们取得了一些新的突破，阎嘉先生的新著《多元文化与汉语文学批评新传统》（下文均简称《多元》）就是其中之一。 作者首先策略性地将困扰学界百年的中西之争悬置起来，把中国文论批评纳入中国现代化进程之中来考察，从而使问题本土化，也使得某些以前被遮蔽的问题凸显出来。 显然，作者并不追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那种独立苍茫而又有些君临天下的感觉，对他来说，重要的不是建构一个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宏大体系，而是踏踏实实地带着问题意识回到汉语文学批评本身，对汉语文学批评的嬗变历程进行认认真真的梳理。换言之，作者要为汉语文学批评“寻根”。因为在作者看来，汉语文学批评所面临的困惑，首当其冲的就是学术上的“无根”状态。究其原因，一方面起因于我们主动地背离自己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我们对西方文化的隔膜和误读。因此，回归本土也就成为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只有回归本土的思想文化语境，才能找到不同思想文化的“契合点”。但如何回归，切入口在何处？曹先生认为这就是汉语文学批评的实质，也就是“汉语性”，这与刘小枫等人多年以来所提倡的“汉语学术”、“汉语思想”遥相呼应。阎先生并不满足于此，他认为：回归本土并非一次臆想的符号旅行，“最重要的，首先是立足于对中国本土文化语境的分析，培养本土问题意识，在认真清理百年来所形成的文学批评新传统的基础上，提出针对汉语文化和汉语文学批评本身的实际问题。”（19页）而且，非常关键的是，“本土”这一概念本身就有些飘浮，我们能回归什么样的“本土”？作者致力于找出本土所在，这首先要面对的就是传统问题。作者认为，我们必须坦率地承认，的确有一部分古代文化和文学批评的传统断裂了，它们再也难以与现代语境中的新传统进行对话、沟通和融合。这么说，应当不成问题。但是，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承认这一事实，而在于必须追问：实际上断裂了的是什么样的文化传统？哪些文化传统在今天再也难以延续下去？作者认为，从总体上说，断裂了的文化传统主要是一部分以文本方式体现出来的文本文化的传统，一部分以制度方式体现出来的制度文化的传统，一部分以形态体现出来的文化观念，以及作为文化与传统承载物的语言的表述方式和思维方式。（71页）具体到文学批评传统而言，作者认为断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言说方式与思维方式之间的断裂，新传统已经得到了当代教育体制的强大支撑；其二，古、今文学批评范畴体系之间的断裂；其三，古今话语系统之间的断裂。与此相反，作者认为，到今天还在发生重大影响的活着的传统，主要有：文学与学术政治化的传统，道德教化的传统，现世主义的传统和实用主义的传统。在中国本土文化传统中，文学和学术从来就没有独立的地位。 对传统的梳理，使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到了今天我们所遭际的话语生存样态和我们处身其中的“生活世界”。无论你对某些话语嗤之以鼻也好，顶礼膜拜也好，我们都必须承认，我们生存在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这恰恰构成了我们理论言说的基础。作者显然并不想徘徊于此，他要为汉语文学批评找到一个更坚实更本真的基础，这就是“生活世界”。他认为，汉语文学批评一个积重难返的问题在于：不少文人在“西化”心态的支配下，宁可朝“外”看，就是不愿意面对中国本土“生活世界”的真实情景，不大关注现实的“生活世界”，不大关注理论建构与“生活世界”的互动关系。在历史、文化传统、“生活世界”、文本与理论构想复杂的“多维关系”中，理论家往往只把眼光盯在“文本”之上，关在“象牙塔”中闭门造车。什么是“生活世界”？作者引用了哈贝马斯的观点，所谓“生活世界”，是一个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理性化”，尤其是与“工具理性”对社会各个方面的支配完全相反的世界。在“生活世界”中，包含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内心这三方面的关系，它们与“系统”相对立，不能完全规范化和理性化，不能纳入工具理性的范畴。作者指出，这个可规约的“生活世界”的核心，仍然是作为主体的“人”及其内心世界。因此，他将理论建构与“生活世界”的关系表达为：“生活世界”（包括历史、文化、传统）→理论构想（理论假说）→文本。 对于汉语文学批评的新传统，作者开列了这样一副清单：政治和意识形态对文学与文学批评的介入，中西二元定势，革命与文学的密切关系，马克思主义理论，强烈的功利主义和实用态度，追寻“现代化”的唯新心态，启蒙心态，现实主义理论的威力，等等。（251页）并且，作者对“唯新是尚”的新传统进行了非常详尽的分析。但是，在我看来，这本书的价值并不在于勾勒了多少新传统，它的价值依然在于怀抱本土意识，走向“生活世界”。我曾经在《人间词话的“人间情怀”》（《天府新论》2005年第4期）中有过类似的想法，我在文中指出，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之所以能在古今中西交会点上取得至今无人企及的成就，这与他的对“生活世界”所抱有的“人间情怀”有很大关系。 在我看来，《多元》一书所提出来的一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如汉语文学批评的语言性问题。我并不主张把“汉语性”抽象为一个文化问题，因为它首先还是一个语言学的问题，我们有必要对发生在断裂时期汉语文学批评的语言学根源进行追问。也就是说，所谓的批评断裂、文化断层，这背后与古代汉语的层级结构有着关联（这是一个需要专门加以论述的问题，此不赘言）。另外，该书的一些提法也还是值得商榷，如“唯新是尚”是否构成汉语文学批评的一种新传统呢？因为“唯新是尚”更多的是一种价值评判取向，而不构成汉语文学批评本身固有的肌理。 原载：《中国图书评论》2006年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