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年底，拙作《拯救者》出版。这是一部虚构的小说。小说故事的确在中国没有发生过，但要说完全虚构，也不是。我觉得，小说不一定要写已经发生的事，而是要写有可能会发生的事。2010年发生在菲律宾的香港人质事件对我触动很大，相信对很多人的触动都很大。我当时就想，这样的事有可能发生在中国吗？如果发生在中国，会是个什么样子？这样的想法，促使我构思写作了这部小说。故事的基本框架也是刻意模仿那个事件，所以编故事倒省了力气，我只是把生活中观察到的一些人、一些事，还有我对现实人生的一些思考，都放进这样一个故事中去了。实际上，对作家来说，编故事并不重要，重要的还是观察和描摹生活，塑造典型形象，写出新颖的作品来。
    所以，我想尝试写一部与自己以往不一样的作品。劫持事件只是个外壳，主要还是写人，各式各样的人，有中国人、外国人，男女老少都有，有求职艰难的大学生，有婚姻危机的中年人，有孤独的空巢老人，有打工得病的农民工，几乎涵盖了社会各个方面。这些人聚集在旅游大巴车上，共同面临着被劫持的局面，每个人又有各自的故事，这些故事经纬交叉，就显得紧张、刺激、新鲜、好看。当然了，这并不是这部小说的全部追求。
    设置了被劫持的大巴车这样一个封闭的环境，又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在这样狭窄的时空里，完成一个长篇小说，难度还是很大的。作家也应该给自己的创作设置一定的难度。所以，这部小说从2010年就开始写，到2015年才写完，先后用了5年时间。时空狭窄，限制很大，最初进行得很缓慢。有一天，忽然想到让每个人都站出来说话，甚至是各种物也出来说话，多视角叙述，这才完全打开了，豁然开朗了。新与旧、窄与宽往往是相对的，窄到极致也就宽到极致。但就在写了一部分之后，我看到了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多视角运用到了极致，一种颜色都出来说话，这叫我感到很沮丧，想放弃不写了。
    放了一个阶段后，我自己给这部作品找优点，找立足点。这部作品把网民作为一个集体和个体的混合体来表现，引用了大量的网民评论。网民已经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很重要的群体，他们的言行对社会事件的影响很大，直接和间接地干预着社会事件的发展进程，影响人们的情绪。小说发展到现在，故事可以说写完了，叙述方式也几乎用完了。一部小说中，能有一点新发现，已经不容易了。因此，我又鼓足勇气写出来了。
    我试图通过这样一个故事，反映当下的现实人生百态，揭示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困境。故事中的人，有的要拯救朋友，有的要拯救婚姻，有的要拯救爱情，有的要拯救孩子，还有的要拯救家园，结果却是，谁都无法拯救别人，也无法拯救自己。小说采取的是事后追述的形式，人称转换灵活，第一、第二、第三人称交错使用，亲历、叙述、转述，使用多个叙述层级，表现手法、作品面貌与我以前的作品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
    作品出版后，看过的朋友都说与我以前的作品大不同。有位评论家甚至开玩笑说，这部小说不像是我写的。他们这样说，是有道理的。我一直都写的是清水河一带农村的故事，或者是农民工进城的故事，偶尔写点城市题材的作品。而这部小说不光是突破了我以往的写作题材，更重要的是，叙述方式、叙述语言也有很大的变化。但实质上，这部小说与我过去的作品还是有着内在的联系，关注社会、关注底层，这样的基本精神没有改变。
    我的文学理想也没有改变。作品设置一个极端的环境，反映社会的许多问题，并不是要把错误归结于谁，也不是想告诉人们，谁才是我们的拯救者，而是为了探讨在极端情况下的人性表现、人的自我救赎心理和文学的救赎功能。文学是可以救赎的，文学也是需要给人光明的。相信人类、相信生活是可以更美好的，这是作品的主旨。
    当下社会，有了巨大的发展和进步，但同时存在着很多的问题。这些问题不是单方面造成的，有着极其复杂的原因。可以说，是我们每个人共同造成的。发生在千里之外的事情，与我们有关；发生在世界各地的事，也与我们有关。中国问题、地球问题，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要想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每个人都责无旁贷。只有共同努力，才能拯救自己。当然了，拯救的意义还不止这些，还需要读者朋友自己阅读、体会。谁是我们的拯救者，我无法回答，但我相信世界一定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