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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的学术界，颇兴域外汉学、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之风，为传统的文学研究注入了新的内容。流传海外的现代新儒学，即是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冲突与融合的背景下，儒家思想的新展开。对传统儒学和现代新儒学，尽管在哲学界已成关注焦点，但在文艺美学、诗学层面上的研究，至少在中国大陆却涉足者稀！因此，当我们读到张毅教授的《儒家文艺美学———从原始儒家到现代新儒家》（以下简称“张著”）一书时，欣喜之情自然难以掩抑。 “张著”的特点是把儒家美学当做生生不息、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传统，对从原始儒家到现代新儒家的文艺思想作了较全面的梳理，揭示了在面对异质文化的挑战时，儒家文艺美学不断自我调整、自我更新的创造性转化过程。作者认为，从原始儒家到现代新儒家，儒家思想的发展经历了早期的政治儒学、中期的伦理哲学和近期的人生哲学等不同阶段，其文艺美学也从以政治教化为主的各种命题，演变为文道、理气、心性、体用等范畴为核心的文论和诗论，再进一步到会通中西文化的文艺观和生命美学。每一期的思想发展都有文化大融合的背景：第一次是先秦至两汉的中华民族本身的文化融合；第二次是佛教传入中国后中外文化的第一次大融合，宋明理学就是儒道佛三教的融合；第三次是近代西方文化传入中国后形成的中西文化的冲突和融合。儒学在这三次文化大变革中都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体现出其巨大的包容性和极强的适应性。不管是哪一个历史阶段的儒家文艺美学，都是对原始儒家思想进行创造性诠释的成果，“中华文化生命的源远流长，即在于这种一以贯之而又兼收并蓄的思想传承中。”（1页）这是切中肯綮的认识。 正像儒学本身的不断承传一样，对儒家文艺思想的研究自20世纪初开始也从未停息过。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美学热”、“古代文论热”的合力推动，儒学文艺美学研究更是逐步走向深入和成熟，可谓成果丰硕。然而，综观以往的儒家文艺美学研究，研究者们往往拘于一隅，关注的是儒学的某一阶段，或汲汲于某一阶段儒家美学的重要概念、范畴的梳理、阐释，很少将从原始儒家到现代新儒家的发展通而观之。但现代新儒学毕竟是儒学发展的“近期”阶段，忽视了这一阶段，何谈完整的研究呢？所谓“儒家文艺美学”，应该是“通古今而观之”，以见它的生生不息和与时俱进。 立足于现代新儒家思考儒家文艺美学的发展，以现代人的眼光激活传统，成为“张著”的又一特色。由于是立足于现代新儒学来探讨问题，作者阐释儒家文艺思想就有了侧重点和一以贯之的线索，即中国人的心性文化与生命精神。早在周秦时代，孔子就已经体认到道德的根源乃在于人的生命之中，孟子则明确陈述了“仁义礼智根于心”的内在体验；至宋明理学更是对人之心性有了更加明确的意识和深入的探讨，现代新儒家则干脆标榜中国文化乃富于生命精神之心文化并大力弘扬之。可见，心性之学与生命精神是自始至终渗透于儒家思想之中的。关注中国文化和儒家思想之生命精神的研究，不仅具有学术史的意义，也是现实的需要。作者在历史中寻求当代的把握，更在当代中捕捉未来的萌芽，其最终的目的是探讨如何使我们的思想进一步适应现代化的需要。从“天人合一”、“体用一源”到“智的直觉”，不仅是“贯穿儒家文艺美学发展的内在理路和思维方式”，也是“儒家思想能与时俱进而脱胎换骨的生机所在”（2页）。我们是否可以以此为理路，实现包括文艺美学在内的整个思想文化的与时俱进和脱胎换骨呢？ 悠久的历史透露出来的顽强的生命精神，乃中国传统文化所独具的人文特质，不管是儒家、道家，还是中国化的佛学，都是贴近现实人生的。尤其是儒家，自始至终立足人的现实生命存在，而不是立足观念性的存在，更不是立足神的存在。从孔孟以仁学为根本的善美合一的人文理想，到宋明理学一系列本于生命之理的基本概念如道、气、性、命等，再到现代新儒学自觉建构的体现中国文化生命精神的人生哲学和美学，“张著”为我们理出了儒家美学生命精神承传、发展的总脉络，此间儒家对生命价值和人生意义的苦苦求索清晰可见。彰显儒家美学的生命精神是“张著”的宗旨，所以在梳理儒家文艺美学思想的发展时，着重探讨它的生命精神及其现代意义，把洞察和分析夹在叙述之中，让思辨的力量由行文的内在逻辑自然表现出来。作者对于现代新儒家立足于中国传统的心性文化，吸收、融合西方思想文化所建构的生命哲学和美学，不惜花费甚多的笔墨加以详解，无疑有着极为现实的中华文化建设的思考。对生命和生存的关注是如今全世界的共同主题，生态学以及与之交叉产生的新学科如生态哲学等的兴起便是典型的例子。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人类物质生活的日趋发达，人的异化现象不是减轻了，反而加重了。人类在追求物质享受的同时面临着资源枯竭的危险，更承受着欲壑难填的精神迷失的痛苦，在此时重提生命精神并理性思考生存问题，无疑极具现实意义。现代新儒学的生命哲学与美学，以及对民族文化、精神生活的重新审视，就顺应了当今这一世界文化思潮。 要弘扬中国文化，肯定中国文化之活的生命精神之存在，就必须突出自身民族文化的特点。作者把生命精神作为一个重要命题提出来，是要“总结有关这一问题的历史经验，寻求解决的思路和方法”（2页），进而凸显中国艺术乃至中华文化的根本特点。中国文化是“一种追求内在超越的心文化（414页），它取消主、客体的二元对立而使两者贯通于生命”（368—369页），因而极富生命精神。生命因艺术而精彩，艺术因生命而美丽，现代新儒家探讨艺术、道德等问题时，都是从这一思想文化背景出发的。有别于徐复观先生阐释中国艺术精神一边倒的不合理倾向，作者有意将儒家为人生而艺术的精神和道家的纯艺术精神并重，似乎是想对徐氏的观点进行修正。在该书的最后一章，张毅教授重点论述现代新儒家视野中的中国艺术精神，将“智的直觉”与“中国心”联系起来进行探讨，强调中国艺术精神由儒家和道家共同成就，而不是仅以庄子之艺术精神为根本和正宗。事实上，抓住了这两者的联系，也就抓住了中国艺术精神的根本。 生命精神不仅是中华文化的生机所在，也使民族文化得以走向世界，是实现美学研究的资源由西方话语中心到东西方平等对话转变的关键。徐复观研究中国艺术精神以主体的心性为根本，与他把中国文化定位为“心的文化”的观点相一致，应该说有着一定的合理性；但当他追索艺术精神的落实时，却因为将主体之心纯而又纯化，从而导致除庄子和山水画之外，艺术精神所有其他方面的表现均被排除。他说只有庄子之艺术精神才是纯艺术精神，只有这种纯艺术精神才是正宗的中国艺术精神，显然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其实正如“张著”所言，不论是儒家艺术精神，还是道家艺术精神，都能代表中国艺术精神，因为它们都呈现出一种广大和谐的生命精神，这是两者的通性和共性所在。 “儒家”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概念，现代新儒家把“儒学”等同于“中国传统文化”，把儒家思想的新展开视为中国的文艺复兴；那么，该怎样把握、界定“儒家文艺美学”的内涵与外延呢？众所周知，现代新儒家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一个备受争议的学派，特别是其第一代和第二代的代表人物，都有着不同程度的文化保守主义立场。但作者在向我们展示他们的文艺思想的经典论说时，似乎表现出全盘接纳的欣赏态度，这可能难以得到所有人的认同。另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是，儒家文艺美学的“纯”与“杂”是很需要斟酌、认真对待的。尽管“童心”、“性灵”文学思潮与“心学”有关，可以追溯到重视心、性之辩的宋、明新儒学；但更为重要的是，“童心”、“性灵”最后却走向了儒家传统的异端和反面！还有徐复观的“中国艺术精神”，张毅教授对徐氏的这一思想非常重视并大加阐释，但徐氏却认为“中国艺术精神”主要是通过庄学及其受庄子影响的中国山水画而呈现出来！把上述内容置于“儒家文艺美学”的框架下进行论述，可能就需要更多的谨慎和说明。 原载：《中国图书评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