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文学批评家利维斯在其名著《伟大的传统》中曾经指出：以简·奥斯汀、约瑟夫·康拉德和D.H.劳伦斯等为代表的英国小说的伟大传统是“小说家的难处就在于要勾勒出一部条理分明的作品，同时却也是一幅令人信服的生活画面”，意即“他们不仅是形式、手法和技巧上的创造性天才，更对道德关系和人性意识有着严肃的兴味关怀。”蓝石的中短篇小说集《朋友一场》或可被看作是对这一论断的一种诠释。
    无论是展示底层社会众生相的《露天小饭馆》，还是以下岗女工被生活所迫去充当伴舞女郎为题材的《穷鬼乐园》，抑或是《公园》里难以启齿的老年人的忧伤，蓝石通过普通人的故事带领我们走入一个容易被大多数人忽略的世界。由此带来的阅读感受，就像是在观看一部纪录片，镜头中的人物进进出出，奔走忙碌，演绎着大千世界的浮世悲欢，而作者的笔法却总是像摄像机镜头一样，超然记录着眼前的一切。透过那些看似波澜不惊的视听面和声色现场，尤其是那些别有韵味的眼角余光和细枝末节，带给我们不一样的人生况味以及创痛和沉思。
    从《露天小饭馆》和《穷鬼乐园》的主题、题材，到视角、结构，蓝石都在尝试进行某些自我更新和挑战，蓄意跳出之前几部长篇作品以及类似《朋友一场》、《亲爱的小熊》和《好日子》这些短篇作品的经验化叙述，力图将笔端延伸至更广阔的边缘群像世界。让小说成为时代的听诊器和秘密心脏。这不仅仅是人道主义同情的叙事伦理，也不仅仅是批判介入的现实主义锋芒，更有着人性洞察和超越社会历史维度的恒久眼光。
    《露天小饭馆》和《穷鬼乐园》都是以特定的空间来进行命名，这里表现出蓝石对当下中国社会百态抽样采撷的某种方法和意图。饭馆、舞厅和公园，既是封闭的舞台，又是敞开的某种中国社会的缩影隐喻，人物在这里共同构筑起一个隆起的现实肌体上的肿块，成为某种症候，可堪读者去查验和诊断。首先是公共空间的异己存在和个体疏离。田韶山和王彩霞们苟活于这热闹的人间，却是被遗忘的存在。他们置身闹市却一如置身荒原，所谓“原子化的个人”，在这里并非意指人性的局限，而是某种社会机能的溃散和真空使然。当他们从某种庞然大物的架构中被抛出和甩脱，就只能完全依赖于自身和似乎存在的某种凌驾于其上的无形的支配力量。
    与此同时，在这样一种人与世界的关系图谱中，人并未因其绝望而获得某种自觉的反叛意志和力量，而是更加沉溺于这一与舞台背景相撕裂隔离的无助无望，从而生发出某种类似“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式的自我奴役和捆绑。这方面最为典型地表现在《好日子》中的高健和老婆赵燕之间的关系，他被家暴却依然忍气吞声，老婆给他戴绿帽子并且被他抓了现行，他仍拒不离婚，理由是为孩子考虑，他心存幻想，幻想破灭以后居然又可以按照惯有的行为逻辑去继续自己“窝囊废”的人生。“他天生一副孔武有力的臂膀，究竟为何如此执念于被奴役的人生， 难道这么快就忘了那段不堪回首的生活了么？”蓝石在小说结尾处的发问，已经不仅仅关乎剧中人物自身，而是指向现实中“沉默的大多数”。
    所谓“性格决定命运”，于这篇小说而言不仅是指个体的天赋机能，而是一种更为内在的历史文化基因，也即鲁迅一直所致力于的“国民性批判”问题。这样一种社会意识和价值拷问，是我们在《朋友一场》这本小说集当中能够看到那种与伟大小说传统之间的一种深层呼应，即“对道德关系和人性意识有着严肃的兴味关怀”。
    另一方面，蓝石的创作与伟大小说传统之间的对话还表现在对于讲故事这门古老手艺的尊重和匠心。在讲故事的技艺方面，小说集中最为抢眼的作品我以为是《露天小饭馆》和《朋友一场》。前者以一种类似散点透视的笔法，在不疾不徐的展开和铺陈中娓娓道来，一切看似漫不经心，却颇有“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的妙趣。而《朋友一场》在一则日常生活的小概率事件中呈现出罕见的叙事张力，虽没有强烈的戏剧冲突和惊险刺激的情节，却有强劲的悬念效果和想象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