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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论的学科意义上的研究从1927年陈钟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算起至少已有七十余年了，但是人们对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少数民族古代文论却一直缺乏应有的关注。这种状态一直到了20世纪80年代才引起有识之士的反思，一部分研究者开始把目光投向少数民族古代文论这片被漠视的原野。如果说郭绍虞先生在《建立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1980年11月5日《人民日报》）一文中阐述的“过去较多注意汉族的理论，较少注意兄弟的民族的理论”的认识，萌动着建立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研究的学科构想，那么以王佑夫为代表的一批长期耕耘在少数民族文论研究领域的学者则把这种构想化为了现实。 王佑夫在中国少数民族文论领域辛勤耕耘了二十余年，是这一学科的开创者之一。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他积极组织参与了少数民族文论资料的发掘与整理工作。1985年，他任《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文论选》一书的副主编，负责筹备组织工作，制定编选原则与注析体例并最后统稿。1990年他又主编了《少数民族古代文论选释》。上述两书在1987年、1994年先后问世，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被认为是“填补了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研究的空白”（张海明《回顾与反思：古代文论研究七十年》，北京师范大学1997年5月出版）。如果说，此前的资料发掘与整理还只是使中国少数民族古代文论具备了由潜学科向显学科转化的可能性，那么王佑夫1992年主编的具有史论性质的《中国古代民族文论概述》则把中国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研究的学科自觉由可能变为了现实。 当然，处于草创期的少数民族古代文论学科，还有一系列的问题尚待解决，如学科发展的宏观走向、学术研究的路径探索、族别文论具体清理等，还需要更多的沉潜到深处的拓展研究。缘于此，王佑夫于2002年又推出了《中国古代民族诗学初探》（以下简称《初探》）一书。书名虽曰“初探”，但这实际是王先生积其廿年之功的成果，无论是对王先生自己还是对中国少数民族古代文论这一学科，都可以说是一次向着更新的深度与广度发展的勇敢尝试。总的说来，《初探》体现了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 （一）强烈的学科建设意识。《初探》第一部分有三篇文章，记录的是王先生对于少数民族古代文论学科发展的宏观性的思考。中国少数民族文论研究起步较晚，并且一起步就有淹没在古代文论研究的汪洋大海中的危险。王佑夫先生显然意识到了这种危机的存在，因此在《中国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研究的回顾与前瞻》一文中他提出了少数民族文论研究的两条原则：“一是不能简单地把少数民族文论看作汉民族的特殊表现形态或附属物，在看到彼此共性一面的同时，更重视少数民族文论的特异性”（第4页）。这是要求少数民族文论研究坚持民族特性，防止出现理论“失语”。“二是不能割裂彼此的联系，孤立地研究少数民族文论”。这是要求少数民族文论研究要打破族域樊篱，避免自话自说式的“独语”。上述两个原则的辩证统一，实则反映了王先生对于少数民族文论的学科定位。《中国少数民族古代文论学科的形成与发展》一文，则从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研究史中把握这一学科发展的律动与趋向。《民汉比较诗学的总体思考》在中国古代民族文论的总体格局中思考民汉诗学比较，则可以看作是对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的学科拓展。 （二）深入的方法论探寻。如果说第一部分是对于少数民族文论学科发展的宏观性思考，那么第二部分则是对于学科形成的方法论探讨。第二部分共4篇文章，分别分析了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的存在形态，明确了其研究的对象与方法，回顾了其发展简史，并评估了其价值地位，从而也就为少数民族文论研究作出了路径提示。如《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的多样化存在形态》一文，指出少数民族古代文论多样化的三个标志：“文体样式的多样化”、“理论语言载体的种类繁多”、“书面文论与口头文论并存”（第42-53页）。这一研究回应了第一部分提出的“重视少数民族文论的特异性”的原则，并且能够有效地保证这一原则得到落实。《初探》各部分的作用是相辅相成的：没有第一部分关于学科建设的宏观思考，则具体的研究无法上升到学科建设的层面，仿佛只是一群散兵游勇，找不到自己的家园；没有第二部分的方法论探讨，则学科建设的构想只能停留在纸上谈兵的阶段，无法变为具体生动的现实。这一点，我们从王佑夫对于各民族的古代文论的个案研究中也可以看得十分清楚。如第三部分《它并非一片荒漠———维吾尔诗学简论》一文中，王先生根据“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的多样化存在形态”理论分析了维吾尔族诗学的三个构成部分，分别挖掘出其诗学精华，从而也就超越了一般“研究家们在考察无论狭义与广义的诗学时，都不同程度地忽略了口头文学的理论批评部分”的方法局限。由于有了方法论的自觉，王先生能够见人之所未见，如对维吾尔笑话等口头诗学材料蕴含的文学理论的清理，从他人不经意处着手，因而能在被漠视的荒原上开发出绚丽的景观。 （三）坚实的个案研究。对于各民族古代文论的深入的个案研究，是推动学科深入发展的有效保障；没有具体个案的研究，则宏观的思考和方法论的探寻中不过是海市蜃楼。缘于此，《初探》第三部分具体探讨了彝族、鲜卑族、维吾尔族、满族等民族文论的情状、特点及其对中国古代文论的贡献。为了保证研究的准确深入，王先生作了种种富有范型意义的探索。首先，王先生十分注意在民汉比较的基础上突出各族文论的民族特征。如论彝族文论，在阐述了其中能和通用理论体系中兼容的部分后，他特别指出“彝族的文学和文论是在特殊的民族土壤中和文化背景下产生和发展的，因而它是别具一格，自成一体的”（第92页）。接着他分析了彝族文论中一系列特殊的概念术语，然后在民汉文论比较的基础上指出彝族文论以诗歌为载体的特殊存在形态和文人与民间并行的传播途径，并将这一存在的形态的形成追溯到彝族的思维和文化的根源。其次，对具体的文论家个人来说，王先生比较注重结合他们的民族身份考察其文论思想。如唐代元结、元稹、刘禹锡等人的文论，学界虽已有了比较详尽的探讨，但王先生却从民族学的角度结合他们鲜卑、匈奴的族裔身份探讨他们的文论思想的共性与个性，以这一个案为我们深入研究唐代汉语诗学提供了新鲜和富有开拓意义的视角。再次，在客观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王先生把史的意识贯彻到民族诗学的研究中，努力揭示一个民族诗学的发展历程、本质特征和主要贡献。如清代满族曾在中国占据统治地位达300年之久，文论发展较充分，王先生则将其发展分为三个时期来论述，比较细致地勾勒出了满族诗学发展的轨迹，概括出了其“开放性”“民族性”等基本特征。 综上所述，《初探》使少数民族古代文论重新显露出与汉语文论对话的能力。这与研究者重视学科建设意识的自省或许不无关系；而王先生“带着自觉的学科意识勉力而为”（《后记》），其意义也自然更为重大。 原载：《中国图书评论》2005-1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