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来源于生活，众所周知。作家这个群体生活在各行各业，他们的文学创作与之生活息息相关。
    在赵树理文学奖出台之际，本报记者采访了省作协副主席杨占平以及我省三家地市期刊的主编，请他们谈谈作家和他们生活的一方水土，以及地方文学期刊对作家成长的重要意义。
    1 作家和他的一方水土
    不了解作家这行的人总觉得作家是拿起笔来就能写出文章的一群人。作家写文章就像拧开自来水龙头那么流畅，就算如此，这水龙头的管道它也得跟那水源连在一起吧，否则，就是一根铸铁管子，啥都流不出来。朱熹说，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作家们笔下的涓涓细流是从何而来呢，那源头的活水在哪里？一方水土养育了一方作家。省作协副主席杨占平给记者讲了我省老中青三代作家，与一方水土之间休戚相关的情感。他们用手中的笔讲述这方水土生生不息的日月，这方水土又绵绵不绝地滋润着他们的笔触。
    “知道喷雾器的故事吧。”杨占平开始讲起了一段赵树理的往事。新中国成立后，赵树理当了工人出版社社长，心中澎湃着一腔热情，他觉得自己作为工人出版社的社长应该写点关于工人生活的作品，于是就到出版社附近的一家生产喷雾器的小厂去体验生活。跟工人交朋友，学习操作机器，了解工人们的生活……可是工人们总是对他敬而远之，不肯交心，渐渐地赵树理的热情冷下来了，他明白了自己不是这个圈子的人，很难能与工人交心深谈，无法切身感受工人的感受，最终放弃了起初的想法。可是等他漫步天桥后，一切都不一样了，这是北京最接地气的地方，人们都以为他是进城农民，啥话都放心说给他听。赵树理看到了这里的各种表演需要有新健康的引导，生出了“占领天桥”的想法，随后为发展新中国的群众文艺而奔走努力。
    找到自己最熟悉的气息，才能写出最切入人心的作品。建国初期，马烽还年轻时刚到北京，经常听文艺界有人贬低解放区作家的作品土气，没有艺术技巧。年轻气盛的马烽也觉得既然进了城，观念也要改一改，不妨换一下创作思路，写写城里的生活。恰好北京市妇联邀请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的部分作家去采访以前做过妓女的妇女，希望作家们能写点反映她们生活的作品。马烽曾在晋绥边区写过小说《金宝娘》，妇联得知这点后，便点名要他去写。马烽也觉得恰好可以了解城市生活，改改写作风格。马烽参加了几次这些妇女的诉苦会，还单独找一些人进行了个别访问。这些女人肆无忌惮地对过去生活的描述让尚未成家的马烽总是替她们羞臊，而不好意思更多去了解。后来他写出了一个《红姑娘》的故事。发表后一些前辈作家友善地提出了批评，劝他还是应该写自己熟悉的农村生活。马烽也接受大家的意见，一生都没有忘记，从此，再不去写与自己生活无关的题材了。
    上世纪80年代，作家孙谦曾经领到一个写写煤矿工人的任务，他跑遍了山西大大小小的煤矿，抱回了一大堆的资料，可结果是一个字也写不出来。那不是他所熟悉的生活。作家也有一个字都写不出来的时候，听起来是奇闻，可这真的一点都不奇怪。
    如今我省很多中青年作家的作品也与这方水土紧密相连，像我省女作家葛水平，很多作品都是反映沁河两岸的，那里是她的故乡，那里飘荡的每一缕气息都能促发出灵感。女作家蒋韵的作品则多是反映龙城生活的，这与她是太原人有直接关系。其女儿笛安的龙城三部曲同样也是反映并州生活的作品，这与笛安生于此、长于此是分不开的。
    如果打个比喻说作家与一方水土的关系是什么，那就是鱼和水的关系，鱼儿离不开水，水也因鱼儿的游动而生动。
    2 文学是他们的真爱
    山西晚报：虎头山可以说威名赫赫，用这样一个响亮的名头作为地方文学刊物的名称，有没有起到突破地域限制的宣传效应。
    孔瑞平（昔阳县文联刊物《虎头山》执行主编）：虎头山重在它的政治海拔。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它曾经是一个响彻神州的名字。创刊的时候，几乎没有争议，一致同意用这个名字。说昔阳，没有几人知道，说大寨，那就影响力大了。一个刊物的起点，就是它的名字，既然可以站在历史的高崖上起飞，我们为何要在不为人见的低洼处拍打翅膀呢？文学有如生活，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咱就背靠大寨，脚踩虎头，尽力做到高点起飞。
    山西晚报：《虎头山》的出版情况如何？其影响力如何？
    孔瑞平：《虎头山》创刊于2005年6月，创刊初期为纯文学杂志，初期靠文联出面拉赞助不定期出版。2009年改为双月刊，县财政支持一定的印刷经费，刊物风格亦渐转换为综合性，以文学为主。
    值得高兴的是期刊在县内影响非常大，每期一出，一县争传，基本无库存，想做一些年度合订本都没货。目前这份刊物只有两个人编辑，供稿的作者近百人，12年来都是义务付出。刊物无法为作者及编者支付稿酬或是劳务费。
    他们对文学都是真爱啊。很希望这样的窘况能改善一下。
    山西晚报：有稿荒情况吗？这样一份文学刊物对于地方文化有什么积极意义？
    孔瑞平：说到这一点特别自豪，我们县内作者众多，已经形成成熟的创作群体。今年孔令贤老先生拿到了赵树理文学奖，这是昔阳首次获得此奖项。目前，基本形成了老、中、青三代结合的良好结构。《虎头山》从创刊至今未发生过稿荒。2005年《虎头山》创刊前，县里只有4位省作协会员，而且都是老将，基本很少动笔。自《虎头山》这一平台搭建以来，现在我们的省作协会员已经发展到15人，晋中市作协会员30多人，12年间正式出版图书21本。对于地方文化的挖掘整理和艺术包装，可以说《虎头山》居功至伟。创刊以来就长期搜集整理本县的历史掌故、民俗风情、人物轶事并集中展示，在全县引起了很大反响。懂得了昔阳的历史有多久远，有多厚重，一个人或是一个地方懂得内在的丰满时，便拥有了不竭的力量。这就是文化的力量。
    3 地方刊物的地域性正在消失中
    山西晚报：您能说说《太行文学》的历史吗？
    聂尔（《太行文学》主编）：《太行文学》的前身是原晋东南地区的《上党文艺》，创办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八十年代曾易名为《热流》，为公开发行的文学刊物，曾有过发行上百万册的纪录。九十年代初全国报刊整顿中被改为省内期刊，并改为现名《太行文学》。
    山西晚报：《太行文学》稿件的来源主要是哪里？现在热爱文学，热爱文学创作的年轻人多吗？文学创作人才的外流情况如何？
    聂尔：《太行文学》以发表晋城市当地作者的文学稿件为主，兼发少量外市和外省的优秀作品，有时也有极少量海外华人的作品。我们对刊物质量的把握以每期至少有“一个看点”为标准，每期争取在基本栏目扎实的前提下，至少有一篇我们眼中的上乘之作，或好看的作品。当地喜爱文学创作的青年确实不多，而且也确有优秀青年外流的现象，但最近几年似有人才回流的情况发生，同时也伴有多年来少见的文学回暖的迹象。这是令人欣喜的。
    我负责这份刊物的工作已有二十年时间。二十年间，风云暗换，有冷有热，在这个激烈变动的时代之中，需要文学的人总是有的，总有那么一个不变的群体存在。就像雾霾之上总有星光一样，云开雾散，自会重新显现。现在就有向好的迹象。
    山西晚报：这里有赵树理为代表的老一辈作家，老作家和现在的中青年作家有什么共同之处吗？刊物选择作品有什么变化吗？
    聂尔：赵树理曾经影响了一代作家，主要是改革开放初期成长起来的那一代作家，可以说这一影响至今还在。
    我们杂志选用稿件的标准，亦即我们心目中好文学的标准，也在变。读者或者说人民群众对文学的要求，最大的一个改变，就是变到以审美为主了，如果一篇作品不能使读者得到一份审美的愉悦，他断然是不会接受的。所以，对作品的文学品质的要求是越来越高了。
    山西晚报：在现代传播手段如此便捷的情况下，这样一份地域性文学刊物的存在有什么意义？
    聂尔：地域性文学刊物的“地域性”正在消失之中。以我们的标准选取的好作品被全国性的刊物选用或转载，并非因为这篇作品的地域性，而是因为它的非地域性。如果一定要说文学作品之间的差别，也许差别在于它的“个人性”，而不是它的地域性。各级各地的文学刊物是国家文化体系的组成部分，其意义在于它们在这一体系中的位置，而不在于它的自我意识是怎样的。
    山西晚报：在培养文学创作人才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未来有什么计划？
    聂尔：我们每年都搞各种文学活动、讲座、笔会若干次。力图使这些活动常态化，成为一种延续性、不间断的存在。没有这样的持久性，希望便无由产生。但是我们会受到整体的财政状况和其他外在条件的影响和制约。
    文学人才的生长与我们的工作并没有可见的因果关系。经常有人声称有这样的一种关系，但怎么能够证明精神的神秘和自由可以系锁于如此简单的一个因果链条上呢？事实上我们能做的只是保持一种氛围，也许在这样的氛围中产生了什么，或者什么也没有产生，这并非我们所能够知道的。
    在文学上，也许没有计划比有计划更好。精神上的激励和相互温暖是需要的。如果氛围存在，就会有温暖和相互之间的指望。单位的工作当然是有计划和有预算的，个人的创作则处于一种隐秘甚至神秘的状态。正是这样的神秘的状态，孕育着精神、艺术、思想和宗教。这样的神秘之地，不仅孕育，而且搁置。
    4 这里是作家队伍的根基
    山西晚报：《河东文学》的历史和读者群体如何？
    李云峰（《河东文学》主编）：《河东文学》创办于1980年。刊物的稿件来源，虽然有省内外知名作家的作品，但主要还是本地区城乡作家作者的创作作品，希望通过老中青作家的作品传帮带起一批又一批具有文学才华的文学新人涌现出来；刊物的读者，主要以本地区的大众为阅读对象，有较为稳定的阅读主体，并且随着不同的发展时期，存在着读者数量上的增减变化，现在保守估计，基本上稳定在两千名左右吧。
    山西晚报：杂志和作者之间的交流和互动多吗？
    李云峰：《河东文学》已经走过了由创刊摸索到发展创新再到渐趋成熟的不平凡的36年。《河东文学》的编辑们，在认真完成编辑出版刊物任务的同时，还通过组织系列讲座或参加作家作品研讨座谈会，进行文学创作的相关研讨，推动创作；并应邀或主动与学校、厂矿企事业单位联谊，联系文学作者，扩大创作队伍。使运城形成了一个老中青三代作家作者健康向上的创作环境和氛围。
    山西晚报：您觉得地方文学期刊的意义在哪里？
    李云峰：一份耕耘，必然有一份收获，自从山西省政府设立“赵树理文学奖”评选至今，运城市的作家已经在历届年度评奖当中先后有17人次作品获得这项殊荣。除了老作家之外，无一例外都是从《河东文学》这个平台上起步，振翅高飞的。
    树高千尺，根须为本。以《河东文学》为代表的诸多地市级乃至县一级基层文学期刊，正是为省级乃至全国级别的知名文学期刊发现、引导、培育、输送优秀作家作品的发达根须。若没有这些基层文学期刊的存在，省级、全国级别的刊物将会失去源源不断的稿源，中国的作家队伍也必将错失很多作家的生成。这不仅是《河东文学》的终极意义，应该也是很多地方文学期刊共同承载的文化责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