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瑜：关于我们的这次“交流”，我犹豫了很久。因为我不知道是做成“对话”的形式更好，还是“访谈”的形式更合适。这两者在表面上可能常被混为一谈，但它们还是有实质差别的。“对话”应该是双方或多方就某些问题或话题进行表达、互动与碰撞、沟通，“访谈”则倾向于一问一答，也更容易涉及私人层面的东西。我想，我们还是以半“对话”半“访谈”的形式进行好了，因为，坦白说，作为读者和评论者，我对作家，对你这样的文学写作者还是有许多关涉“私人空间”的好奇与疑惑的。我想用一个非常“老生常谈”但也很基础的问题开始我们的交流：是什么驱使你走上写作道路的？
    王威廉：真是没想到，我们作为这么好的朋友，你对我的私人写作还有兴趣，呵呵。当然，一个作家逢人便说自己是如何走上写作道路的，倒也是一件特别滑稽的事情。我觉得，一个作家走上写作之路，原因是特别复杂和多样的，也许，此刻我给你一个答案，在另外一个场合，我又给出了另外一个答案。这并非小说家的虚构病，而是意味着，我们对写作之路的回望，实际上就是对人生之路的回望，其中的丰富况味，随着时间与智慧的发酵，被赋予了一层又一层的神秘釉色。
    对我此刻来说，写作的最早兴趣，应该来源于那种自我表达的强烈冲动。我想每个人都会遭遇那样的时刻：他经历过人生的某个阶段，有了某种欲说还休的感受，便特别想用语言记录下来，而他自己却无能为力；然后，他遭遇了一个作家的作品，忽然觉得这就是自己当时想要表达的，那一瞬间，他肯定会把写作视为人生至高的艺术形式。
    如果说这是内在的原因，那么外在的原因是很简单的。比如从小作文写得好，被老师在课堂上当范文朗诵，这种荣誉感，也会让人对写作生出一种天然的好感。应该是马尔克斯说过：“我写作就是为了让朋友们喜欢我。”这样的动机，我身上也是存在的。
    但是，说真的，其实这些并不足以支撑一个人成为作家，尤其是支撑起一个人把写作视为终生的事业。因此，我自己也很好奇，支撑我孜孜不倦写下去的究竟是什么呢？它的力量来自何处？回顾过往，我只觉得自己是一步步自然走来的，随着自己对写作和文学的认识，便不断向前迈出脚步。现在的我，早已远离了单纯的修辞快乐，更看重语言的可能性，以及思想的可能性。即使世界变得再光怪陆离、再花里胡哨，我也依然坚信，语言的力量和符号的力量，能够抵达人类的某种深层本质。
    这和我受过的教育是息息相关的。你也知道，我曾经是一名理科生，考入中山大学物理系，后来又转入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博士阶段才读的中文。物理学是研究自然规律的科学，人类学是研究人类文化模式的学科，它们都让我对这个世界的本质更加感兴趣，因此我写作，也希望能够穿越浮华的表面，抵达一个更加深刻的、能够寄放精神内核的地方。
    此外，写作对生活滋养，对我也很重要。这种繁忙、芜杂的现代生活，对人的生命和精神损耗是很大的，假如一个人不读书、不写作、不思考，仅仅是每天扫眼新闻标题，看看电视，我觉得这样的生命是浅薄的。因此写作除了令我更深地进入生活，也给了我极大的精神给养，让我又能从具体的生活中脱身而出。写作的魔力，就像是神奇的莫比乌斯之路。
    以上说的这些，就是我至今还在写作，并把写作置于我生命中越来越核心位置的原因。
    任瑜：是的，“语言的力量和符号的力量，能够抵达人类的某种深层本质”，作为读者，我有同感。这种坚信可以支撑一个你这样的写作者写下去，也足以支撑一个我这样的读者读下去。我想知道你的写作坚持到现在，你自己最满意的作品是哪一篇呢？满意在哪里？
    王威廉：最讨巧的回答就是，我最满意的作品是下一部，但我不想这么搪塞你，估计你也不会答应。我觉得每个阶段，都有自己满意的作品。只不过这种满意，是仅限于个人能力范围内的一种满意，不是与其他优秀作家相比得来的。我刚开始写作的小说《非法入住》，还有后来写的《内脸》、《听盐生长的声音》，从某一个阶段来说，我觉得它们代表了我的某种写作倾向。正因为如此，我在出版小说集的时候，便毫不犹豫地把它们当做了小说集的书名。
    满意在哪里？应该说，在于它们比较好地贯彻了自己的审美趣味，并超出了前期的构思，让自己在小说的写作中找到了一种独特的声音。叙事的声音与某种风格的形成，是形成作家更多元风格的一个良好基础。因此，既要继承它们，又要警惕它们，甚至远离它们。
    任瑜：那么反过来，你自己最遗憾的又是哪一篇？为什么？
    王威廉：比起满意的，那留下的遗憾就太多了，几乎每一部作品都有不同程度的遗憾，这可不是什么客套话，而是写作的常态。我觉得，比如像某些中篇题材的选择，虽然比较有趣，但是由于自己能力的局限，展开得还远远不够。你看在经典作家那里，一个重要的题材，他会用长篇小说的形式，把它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那不是词语的堆砌，而是一种精密的剖析。但是我只能用一个中篇的篇幅，并且还显得捉襟现肘，这意味着，自己在艺术的探索上，对精神褶皱的打开上，大有不足，还需要更加强劲有力的推进与剖析。怎么样能更加自由地展开思辨，并且保持住故事本身的引人入胜程度，是我反复思考的事情。
    任瑜：看来，对作品的遗憾，作者会比读者感受的更多，也更深刻。你的写作时间虽然不算很长，但相对来说，成果还是比较丰富的，除了刊物上发表的作品，单行本就有长篇小说《获救者》、中短篇集《内脸》、《非法入住》和短篇集《听见盐生长的声音》等，好像台湾版的《北京一夜》也即将面世。作为一个具有如此经验的写作者，你在创作过程中所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又是怎么克服的？
    王威廉：其实我的创作量不算特别大的，我特别希望能保持一种匀速的创作状态。每一篇小说的创作过程，都有它独特的困难，但这些独特的困难汇聚在一起，也许还是有普遍性的。对我而言，难度最大的也许是如何处理好个人与历史之间的关系。作为一个中国人，必须面对自身漫长的历史文明，但在今天，我们又被纳入了现代文明的轨道当中，那么，个体的精神世界不免就会变得漂移不定，并成为深浅程度不同的分裂症患者。我们今天与新文化初期是非常不同的，那时候尽管内心有严酷的冲突，但价值的选择立场是确定的；今天，我们实际上没有一个确定的立场，因为现代文明的精神里边，就蕴含着犹疑与反思的成分。因此，你会发现完全无视历史维度的写作是常见的，完全只关注于某部断代史的各种“历史小说”，也是常见的，但唯独那种打通历史与我们个人存在之间的深层关系的小说，或用个人视角重新阐述历史奥妙的作品，在当代文学中是很罕见的。历史的维度并非来自时间的深处，它与我们眼下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仅仅是注视进入新世纪的这十五年，你都会惊讶地发现，我们的日常生活发生了多么巨大的改变。如果一个作家没有对人类过往历史的整体把握，没有对历史趋势的犀利判断，没有对日常生活的洞察力，没有对这种变化的捕捉和书写能力，那么他所写下的文字，是很快就会消亡的文字，尤其在这个混沌莫测却又生机勃勃的历史转型期。
    任瑜：从你的作品中也能够看出，你是一个“历史意识”与“现代省思”兼具的写作者，通过关注现代人、现代生活的境遇来进行和表达有关思想与精神的探索。这让你的写作有了厚度和锐度，也有了思辨的张力。这些都是可贵的书写品质。我想，你自己对此也是很明了的。但是，如果让你跳出自身之外，以读者的身份来审视自己的写作，你会觉得你最大的弱点是什么？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我很想知道，一个自觉的写作者能否对自己的写作有旁观者般的认知。
    王威廉：事实上，一个写作者，同时也具备读者的身份，他每写下一句话的时候，也是作为一个挑剔的读者在阅读，这种挑剔，无疑影响了接下来的写作方向。因此，你让我跳出自身之外成为一个读者，我也只能成为我自己这样的读者。
    读者是多种多样的，没有一个面目统一的读者，这就是作家需要批评家的原因。批评家作为不同的精神主体，他可以跟作家进行对话，进行交流，进行沟通，这非常有助于让作家打开封闭的自我，走向更广阔的艺术空间。这也是我特别希望你对我做的事情。
    作为读者的自己，肯定要比作为作者的自己要严苛得多，因为作者的身份是喜欢为自己的力所不逮寻找遁词的。实际上，作家的写作都是写给他的理想读者的，对于一个优秀的作家来说，这个理想读者首先在自己的心里。这个理想读者不厌其烦地告诉他，你还可以写得更好，你还可以写得更加深入，你还有更多的故事没有说出。
    任瑜：也许，没有比作者更挑剔的读者了。我们再回到写作的问题上，所有的写作者，都要处理或者说解决两个问题：写什么和怎么写。这两个问题既宏观，又非常具体，是文学创作的基本问题，也是不可回避的终极问题，虽然它们已经是“老生常谈”。你是怎么解决这两个问题的呢？比如，你是怎么确定自己要写些什么的？更具体地说，你怎么选择自己的主题的？为什么选择它们？我们这里讨论的是主题而不是题材。
    王威廉：据我所知，“怎么写”已经成为许多作家最重要的问题。我觉得这是对的，“怎么写”代表着作家在艺术创造上的特点，但是，随着写作的深入，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实际上“写什么”对一个作家来说或许才是最重要的。我们现在很少讨论“写什么”的问题，好像这是不言自明的事情，但深究起来，这并不是不言自明的事情，里面还是大有不同的。这个世界太丰富了，每个人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去看待这个世界，生活所呈现出来的面貌是非常不一样的。“写什么”就意味着首先要确定自己想要表现的内容。这个内容，便自然蕴含着作品的主题。我自己选择主题，特别喜欢选择那些恒古不变的母题，那样的主题让我觉得踏实。但同时，为了避免这种踏实带来的惰性，我积极去发掘现代以来，我们生活中涌现出的那些不同的新主题，一静一动，很多事物能够得到更多的烛照。因此，在选择主题上，首先体现的是一个作家的艺术感受力和思想能力。
    任瑜：再说说“怎么写”的问题。你的许多作品都具有偏魔幻的、超现实的成分。比如《内脸》、《非法入住》、《没有指纹的人》和《获救者》，它们的指向是现实的、反映的境况是现实的，但表达的风格或者说方式具有超现实色彩，这其实可以被视为你的特点之一吧。你为什么采用这样的写作手法？是你在解决“怎么写”的问题时所特意选定的一种表达方式吗？
    王威廉：在生活中有很多被我们忽视的东西，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但如何让那些被忽视的东西，放置于我们的眼前，便是现代艺术所思考的事情。因为，既然是被忽视的，那么便是隐匿的，细微的，视而不见的。只有用虚构条件的设定，放大、加重那些事物，才能让那些事物成为主角。这种艺术手法并不新鲜，早在20世纪初，西班牙重要的思想家奥尔特加在《艺术的去人性化》一书中，便提出现代艺术的重要方法，便是把最细微的事情当做大事，从而获得一种放大镜的视角。那么，加缪、萨特的存在主义荒诞也来源于此，对细节的放大或是对司空见惯的事物进行陌生化的处理，会让我们习焉不察的世界另一面，像高像素的大尺寸照片一般，在不断放大的过程中突然呈现出来。
    任瑜：由此再来谈一谈“风格”的问题。像你这样自觉而不是自发的写作者一定会有相应的叙事意识，而“风格”似乎是叙事意识在文本中的体现和结果之一。处于你目前所达到的创作阶段及水准，你会刻意追求自己的风格吗？或者说，你在具体的写作时会明确地有意识地去“造就”一种特点吗？
    王威廉：我个人觉得，作家是无法创造一种风格的。恰恰相反，是一种风格在创造一个作家。换句话说，也许一个作家的风格是他无从选择的艺术命运。因此，对我来说，风格也许是我所要逃避的东西。一个作家越能逃避自己的风格，也许他越能走得远。
    任瑜：逃避？是的，有时候，对自我特色和叙事特点的强化，一旦不能形成真正的与内容相得益彰的风格，就会变成文本的弱点和缺点。虽然你是一个非常重视“叙事”也具有强烈叙事意识的写作者，但是我感觉你对“自我”和“特色”的追求还没有达到愿冒如此风险的程度，因为，相较表达的形式和特征，你似乎更重视所表达的内容和深度。
    王威廉：就如我刚才说的，风格是我所要逃避的东西。这种逃避，不是要当逃兵，而是一种迂回的方式，以退为进，超越固有的风格局限性。风格是要为我所想要表达的内容服务的。我觉得，如果能恰如其分地表达出我所想要呈现的内容，该说的话都说了，不该说的话都憋住了，那么风格自然也就随之形成了。
    任瑜：从另一个角度看，所谓“风格”的形成，或者，某种自我特色的强化，往往是需要做出一定的“牺牲”，比如上面说到的《获救者》，你用了对长篇小说来说极为少见的第二人称叙述视角，这不仅对你造成了表达上的限制和技术性难度，也会对读者提出更高要求，一定程度上牺牲了“易读性”，这个得失你怎么看待？
    王威廉：正如我们之前聊的，一个作家同时也是自己的读者，这个理想读者对他是最重要的，所以说，在写作过程中，不是作者在对读者提出更高的要求，而是读者在对作者提出更高的要求。这个作者气喘吁吁，勉为其难，狼狈不堪。
    再者，我并不觉得用第二人称就会牺牲“易读性”，这只是一个阅读习惯的问题。我个人反而特别喜欢第二人称当中所蕴含的那种“交流性”，人类的一切关系，归根结底都是“你和我”的关系。
    我当然明白你说的是书的销量问题，但我从没见过哪个讨好读者的作者，书会卖得好。
    任瑜：写作者到了一定的阶段，都会面临一个瓶颈的问题。情况往往是，在你感觉最得心应手的阶段，也恰恰到了需要改变的时候。作品的数量一旦有所累积，就面临一个“程式化”或“同质化”趋向的问题，就得寻求所谓的突破，不管是题材、风格，还是形式、语言的突破。你已经写了不少的中短篇，也取得了相当不俗的成绩，那下一步打算怎么走？是不是也面临突破“惯性”的苦恼？
    王威廉：当然也会有瓶颈，因为每个作家都会有自己的瓶颈，谁能把这个瓶颈的位置往后推得更远，谁就能走得更远。我写的还不够，瓶子内部还没塞满。目前来说最困扰我的，并不是抵达了一个瓶颈期的那种痛苦，而是有太多的想法，还没有时间、缺乏能力去付诸实践。写作的行动力还要增强，要不然太多的灵光一现，就会在茫茫的时间雨雾中消失，再也不会回来。
    任瑜：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你写中短篇比较多，获奖的、引人注目的作品也是中短篇，比如短篇《当我看不见你目光的时候》和中篇《第二人》、《魂器》》。目前你只出版了一部长篇《获救者》，眼下你有写长篇的计划和准备吗？
    王威廉：写长篇最重要的就是生活经验的积淀，如果说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那么具体的施工条件，就是要有特别充裕的时间。这方面的条件我目前还不太具备，因此，就算写，也是很缓慢的渗透状态。像你所知道的，我当时写长篇《获救者》，也是处于一个非常紧张的状态，如果时间更为充裕，那部小说应该还能再丰富些。大部分作家，还是喜欢写长篇小说的，那样会更加从容一些，能够让命运在语言中徐徐展开。
    任瑜：期待你的下一部长篇。但是我们愿意等，等你有充裕的时间写出更为从容丰富的长篇。换一个话题吧。作为一个文学写作者，对你影响最大的国内和国外作家（或作品）分别是谁（什么）？
    王威廉：这也许是一个在作家访谈中最常见的问题。一般有两种情况，有些作家会告诉你，哪些作家对他有影响，但你会发现，实际上这些名单上的作家和他自己的创作相去甚远；另外一种作家，他会告诉你一大堆人所共知的名字，恨不得把文学史抄录一番。我们知道，一个作家肯定是置身文学传统中才能写作，那么从这个意义说，这样的回答也没什么不对。总而言之，你问的这个问题涉及的便是所谓“影响的焦虑”。我不知道我属于上述的哪种作家，但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伊姆雷，我非常喜欢他的作品。我正式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对他《英国旗》一书的评论。
    任瑜：这个回答有些出乎我的意料呢！凯尔泰斯·伊姆雷并不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外国作家。实际上，在我国文坛，不少著名的或者说被充分认可的作家，都承认自己在写作中对西方文学的借鉴和吸收，他们的作品中也多多少少会有西方经典的影子，比如谈起莫言的创作，就摆脱不了马尔克斯的话题。就你自己的写作而言，西方文学在哪个层面或意义上对你产生了影响？
    王威廉：西方文学对我从根本的存在意义上产生了影响。至今还记得高中时第一次读傅雷翻译的，罗曼罗兰四卷本《约翰·克里斯朵夫》，给我留下了非常强烈的印象。我觉得一个人的生命可以那么广阔，那么丰富，这种广阔和丰富不是帝王将相的那种复杂经历，那是常人无法抵达的，书中的丰富居然是出自主人公作为一个艺术家的那种广袤无边的内心世界。我第一次觉得，活着是那么令人向往的事情。中国古典文学我也读了很多，很多诗词现在还能背诵。但你会发现，中国文学在不同的历史时段，都有非常出色的文体类型，但这种文体类型的艺术高度无法持续。就像明清以后的诗歌，基本上都是一种干枯的“互文性”写作了，一种僵化的语言游戏，写作的人似乎没有自己的想象力与感受力，好像古人已经代替他们活完了。这是题外话。另外一个不能释怀的感受是，总觉得我们的古典文学中，人的生命是很悲凉的，读西方文学中容易让人荡漾出一种生而为人的喜悦感。也许这就是尼采所说的“酒神精神”。狂欢与放纵，在中国文学里少了点，当然，在庄子和李白那里，我们能感受到古人的另一种风貌，心向往之。
    任瑜：概括而言，中西方文学其实还是有着相异的精神品质和美学品质的。具体到个人，不同的写作者也会有不同侧重的美学追求，你个人喜欢什么样的美学品质？你最希望自己在作品中实践并达到什么样的美学品质呢？
    王威廉：我喜欢对这个世界作出独特描述和犀利判断的作品。我并没有特别的偏好，我并不觉得与自己写的这种类型贴近的小说，就是好的小说，与自己离得远的小说，就是不好的。只要是能创造出一个独立、有力的艺术世界，我觉得就抵达了我心中的那种美学品质。
    小说的世界，自然是语言的世界。在福柯那里，人是要在语言中体验自身的局限性，也就是说，要体验自身的无家可归感，这样才能把语言作为存在的家园。在我心底深处，这应当是一名作家的高度审美追求。
    任瑜：再往大里说，在所有的文学品质中，你最看重的是什么？不止于美学范畴。
    王威廉：我更看重的是基于世界和生活的艺术创造。我们总有一个幻象，似乎我们生活在一个给定的世界里边，就像是历史教科书里边的条条框框，或是电脑游戏里边的各种规则设定，但其实这些玩意是没有的，是人为概念塑造的。通过文学和写作我们能够对生活和世界有独特的发现，这种发现其实便是一种创造。
    任瑜：我很想知道你对自己“八零后作家”这一命名和归类有什么感受。
    王威廉：之所以用年龄来作为文学批评的话语，证明那些固有的批评概念，在面对这一代人的时候，已经失效了。这样的命名，怎么看都是无奈之举，再过些年头，没有人再问这个问题了。因为我的年龄，我被命名为“80后作家”，我还是深感庆幸的，因为我一些朋友生在79年、89年，都会被这样的划分所困扰。当然，这是一句开玩笑的话。我还是力求从这个概念当中，发掘出有别于另外代际的文学精神特质。这个概念是暂时性的，一个“80后”的作家，一定要尽快摆脱这个概念当中隐藏的青春稚嫩。这个概念是永久性的，“80后”的作家们正在用自己的作品去丰富这个概念的内涵。
    任瑜：现在“八零后”作家已在文坛已经“广”露头角，屡屡获奖。但是，像你、蔡东、文珍，还有颜歌等比较引人瞩目的青年写作者，都不是人们既定印象中的“八零后”作家。你作为其中一份子，对“八零后”这一代写作者的整体观感和认识是什么样的？
    王威廉：我觉得这一代的写作者，一登场就是令人惊艳的了。毫不夸张，但是这种惊艳，除了韩寒和郭敬明，社会效果似乎不大。这是因为前辈作家写出了许多优秀作品，夺目的光辉还在照耀四方；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文学的热潮在逐渐冷却，围观者正在逐渐走散。
    任瑜：再往宏大里说，你对当下文学创作的状况是怎样认知的？我作为一个读者，经常看到或听到有人批评当下的文学写作太浮躁、缺少厚重之作、大师不再，诸如此类的贬低和指责，但是作为一个文学评论者，我看到的却是堪称“繁荣”的创作景象，也时常遇到让人惊喜的作品，在不少的写作者身上看到了不俗的天赋和潜力，所以我对我们的文学创作发展是比较乐观的。你是什么看法？
    王威廉：在一次会议上，我听作家李洱提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说法，他说“现代文学”没有伟大的作品却有伟大的作家，而“当代文学”有伟大的作品却没有伟大的作家。他的解释是，因为现代作家有力地参与了现代汉语的形成与建构。我认为这是非常有道理的，正是那些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文学大师们，建立了我们现代汉语的方式，我们都觉得他们的伟大。但是，当代文学和社会生活之间的距离在变远，尤其是各种社会科学，在中国发展得特别快，变得很成熟了，这些社会科学对社会问题的发言，更直接，也更有效。这也导致了文学对于社会问题的隔膜，文学的社会学功能在萎缩。不过，这是文学的外部原因，单从艺术的角度来说，当代的确是有了很多了不起的文学作品，我们今天的写作是完全置身于一个世界文学的视野当中的。对于写作的艺术，这是最好的时代。
    任瑜：现在有一个隐隐的趋势就是，小有成就的年轻写作者“回归”到课堂之中进行专业性、针对性的深造，或者写作者本身就具有文学专业的高学历，然后出手不凡。比如，文珍是北大文学研究与创作专业的硕士，甫跃辉是复旦大学文学写作专业的硕士，现在张楚、郑小驴也去了人大读写作专业的硕士，你呢，是在中山大学中文系攻读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博士，而且还是广州外语外贸大学文学院特聘的创意写作的导师。就你自己的体会和感受而言，作家对文学和写作进行专业性、学术性的系统学习与训练，对自己的写作实践有什么样的帮助？回过头来说，现在我们的一些名校如复旦和北大、人大，像美国的高校如爱荷华大学一样，开设了创意写作或文学创作的高学历的专业课程，你觉得这是有必要有价值的吗？我们高校的写作专业会不会培养出自己的麦克尤恩和弗兰纳里·奥康纳？
    王威廉：我没去听过创意写作课，我不知道具体的情况，应该是有效果的，但我对此并不乐观，即便我偶尔还会去高校讲讲创意写作，我依然觉得创意是最难教授的。其实，没有创意的写作，还叫写作吗？我觉得，大学写作课的目标，也许还在于培养市场化的写作人才，而不是我们所指的那种作家。
    高学历的学习，实际上是一种学术化的训练，这和小说的思维方式是比较冲突的。我们知道，学术和思想也是两个非常不同的层面，曾经的20世纪80年代，人文学科非常强调思想，后来也变得开始强调学术性，强调学术规范，那套繁缛的东西，对写作是特别不利的。
    当然，话说回来，这还是存在着一个如何打通任督二脉的问题。如果说一个人能将学术、思想、写作这三者在精神深层贯通起来，那么，无论思想还是学术，都会对你的写作产生很大的助推力。像《哈扎尔辞典》那样的小说，无疑就贯通了这三点。
    任瑜：那你在写作上的“雄心”是什么呢？或者说你给自己设置的是什么样的标高，终极标高？不必谦虚，我认为成为自己的卡夫卡、博尔赫斯或卡尔维诺，是一个作家应该具有的理想。
    王威廉：我一开始觉得只要写出的作品能顺利发表就不错了，这个理想很卑微，却很实际。因为我知道自己写的东西，并不容易被接纳。我很喜欢卡夫卡、博尔赫斯或卡尔维诺，但我并不迷恋他们，他们的许多作品我至今无法进入，我也从不强迫自己进入。
    我的文学理想还是想通过写作，修复自我与历史的关系，并理解这个科技发达的日常世界。每个作家都在努力建构自己的文学世界，我希望我的文学世界，一定不能是那种高高挂起、供人赏玩的工艺品。我宁愿我的文学世界有着黑陶一样粗糙的质地，却能成为承载起我今生灵魂存在的一个容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