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中国学术文化史上，朱熹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钱宾四先生在论及朱熹的学术思想与学术追求时曾将其概述为“内外合一，本末兼尽，精粗俱举，体用皆备”。这样的学术追求，使得朱熹在多种领域取得了划时代的学术成就，美学即是朱子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研探朱熹美学的学者很多，研究成果十分丰富，邹其昌博士的《朱熹诗经诠释美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4年7月第1版）即是近年来有关朱熹美学思想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 邹著的新颖之处首先在其以朱熹的《诗经》诠释学为切入点来研探朱熹的美学，将人们带进了一片崭新的学术视域。诗教是中国传统所谓的五教之一，在中国传统典籍中，《诗经》为六经之首，孔子曾经认定“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把温柔敦厚作为诗教的特点。因此，注《诗经》者代不乏人。宋代以前，在诠释《诗经》的著作中就影响力而言当推《毛诗正义》，宋代以来可以媲美《毛诗正义》的注《诗》著作则要推朱熹的《诗集传》。这使得人们在重视《诗经》的同时，也十分重视朱熹的《诗集传》。但在繁富的《诗集传》研究成果中， 专探朱熹的诗经诠释学，并通过这种探讨解析朱熹的美学理论的认识成果却寥寥无几。邹著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问世的。 诠释学的概念源于西方。在西方，作为解释理论的诠释学有一个历史的演进过程，其含义也是多层面的。邹著吸纳并改造西方的诠释学概念，取其“普遍诠释学”与“本体诠释学”的意蕴，从方法论的角度定义诠释学，进而考察《诗》从一部诗歌集演变为儒家经典的历史，将后世研探、注校《诗经》的诗经学理解为诗经诠释学，并权衡诸家，在比较中考察朱熹的诗经诠释学。邹著认为，朱熹的诗经诠释学是在辨析传统的诗经诠释学基础上建构起来的。朱熹生活的时代，汉代盛极一时的《鲁诗》、《齐诗》、《韩诗》到唐代或失传或已经不再彰显，《毛诗》则由于所谓郑笺、孔疏的原因在诗学领域中占据了独尊地位。后来《诗经》诠释者多推崇毛亨为《诗经》所作的序，“以《序》解《诗》”成了《诗经》诠释学的重要方法和原则。朱熹正是通过辨析“以《序》解《诗》”这种传统的《诗经》诠释方法，“以《诗》说《诗》”，确立了自己在诗经诠释学中的重要地位。西方著名学者伽达二默尔认为，传统精神科学面临真理与方法的两难选择，方法与真理不能一致，对于真理来说，方法总是不到家，对于方法来说，真理总是处于迷雾之中。这种恶性循环的结果必然导致历史领域里真理被遮蔽的状态。走出困境的惟一途径就是彻底摧毁传统方法的城堡，寻找真理与方法的一致和融合。邹著这种考察，不仅系统勾画了《诗经》诠释学的历史发展行程，而且以实例向人们展示了这一真理：学术的进步有待于打破传统的束缚，以求方法的进步。朱熹正因其以《诗》说《诗》，才使得他对《诗经》的诠释注意“切于情性之自然”，更加接近文本的真实，将人们对《诗经》的诠释，由伦常教化升华到了情感与审美，而朱熹的美学思想在相对大的层面上也是通过诠释《诗经》表现出来的。邹著对朱熹《诗经》诠释学原则形成的这种考察与理解，不仅视角新颖，且合于实际，给人许多学理方面的启发。 邹著的另一可贵之处在于其全面地论释了朱熹对《诗经》的创造旨趣、品尝方式、审美品格的理解。邹著认为，朱熹解析《诗经》，反对以《诗经》为史，也不赞成视《诗经》为论，认定一部《诗经》所包容和展现的是人的性情与人的心灵。基于这种“《诗》本性情”的理解，朱熹将《诗经》的创作旨趣概括为“感物道情”，从而，形成了其诗经诠释学美学的基本范畴，发展和深化了中国古典美学中的“交感”理论与“言志”理论。“讽诵涵泳”则是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中的又一重要内容。邹著认为这种内容构成了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的核心，也标志着朱熹对中国古典审美接受理论最具原创性的贡献。因为，在中国美学史上，“讽诵涵泳”不仅“凸现了主体自由精神在审美活动中的特殊意义”，而且催生了“内游说”、“现量说”等多种审美学说。邹著将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的目标概括为“性情中和”。认为“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由‘以《诗》说《诗》’所开启，历经“感物道情”、“讽诵涵泳”之磨炼，旨在获得“性情中和”之境界。在这一“中和”境界中，‘以《序》解《诗》’和‘以《诗》说《诗》’走向了整合与提升。通过对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的基本内容的多层面辨析之后，邹著的结论是：“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成为了中国古典美学发展史上承上启下具有转折性意义的典范。诗经诠释学美学由此逐渐走出‘经学’，走向真正的审美！” 原载：《中国图书评论》2004年12期 (责任编辑：admin) |